我仍然不吃任何东西，我回避谈论到那些神秘失踪了的食物，那个饭团只是一个开始，它不是我吃的，是我吃了，我不知道。我吃它的时候它就像橡皮和蜡烛，没有任何味道。
我什么也不敢吃，什么也不敢碰，但我睡着了以后，我违背了我的意愿，我拒不承认我吃过了什么。我像往常那样上班，下班。我的生活里没有恋爱，也没有婚姻。我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她死了；我曾经有过一个对手，现在我的对手也没有了。我麻木不仁地过着，不饿，也不渴。
我还要出来，我开冰箱，看看里面还有些什么，然后我吃点什么，比如饭团什么的。
我没有见过我的外公。他死的时候我四岁。在这以前，或许确实有过很多次的见面，作为一个婴儿与老人的见面，但我已经全然没有了这方面的记忆。我不知道一个人准确的回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什么时候起，混沌初开，云开雾霁。但我肯定不具有铁皮鼓里那个奥斯卡·马策拉特的非凡能力与智慧，不管愿不愿意，我长大成人，在这事物的运转过程之中，没有任何的奇迹发生，我是在完全长大并且基本符合了这社会给予人的某种规范，或者说某种准则之后——即成为一个具有知识、脱离无知与野蛮的文明人之后，才知道在一个奇妙的梦幻世界里，还有着一个长不大的，而且是自愿放弃长大的孩子：奥斯卡·马策拉特的。但在我具有这种感知的时候，却早已远离了孩童的世界。想像、蝴蝶、花仙子，这些单纯透明像玻璃一样的语言，是它们自愿地无可选择地放弃了我。我已经长大成人，想像则成了一个大胆的梦幻。
我突然地想起了我的外公，并且这种念头一旦产生，便一发不收，占据了我很大的个人空间，这就像一场热病，一次狂乱的恋爱，完全有着某种无可理喻的意志存在其中。这种情况让我很长时间不得其解。在我上辈的再上一辈中，外公是我最不熟悉的一个。他几乎与我现在的生活，与我家人的生活毫不相干。在我们怀念已逝的亲人，在那些忧伤而怀旧的清明季节里，他也显得如此遥远，不为人提起。在我母亲的家族里，存在着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他们就像天上的星星，彼此没有关联，没有呼应，淡漠而又冷峻，不像我的爷爷奶奶家，那些姑姑，大叔叔，二叔叔，小叔叔，虽然性格各异，却在社会的战场上各自出击，经常打出精彩纷呈的仗来。
据母亲回忆说，外公死的时候，正是冬至。天气很冷，很多年前的冬天确实要比现在冷上许多，我记得小时候放学回家，双手常常是冻僵的，钥匙捏在手里都无法自如的运用。屋檐上挂满了冰凌，给太阳晒融的那部分，滴滴答答地落下来。那水滴是脏的，掺着泥土的气息。
我对那一次的举家远行完全没有记忆。情节或许应该是这样的，母亲接到那个外公病亡的电报时，正在家里烧菜。那时虽然菜价比现在要便宜几倍甚至几十倍，但工资也是微薄的。因为是冬至，母亲提早回了家，她可能还买了一只鸡。吃鸡在那时常常是最典型的过节的象征。母亲杀那只鸡费了很大的功夫，但终于一切准备就绪，煤球炉上飘来鸡肉的阵阵香味。因为普遍一致的收入水平，七十年代初期很少有过节时举家上馆子的事，那时的节日，温馨而又简朴。那时的夜色，也没有怪诞喧哗的气息。普遍的贫困带来了一种和平安宁的空气。人们习惯于关上房门轻声的讲话，对政局不发表太多的见解，人人脸上挂着谦虚与略带漠然的表情。人们好像都要比现在多关心一点别人的隐私，当然，那时的人也恰恰没有太多的隐私可言。母亲的加急电报成了冬至夜的一大新闻。我们住在三楼，邮递员的喊叫传遍了整个大院，在每一扇窗户后面一定都有几只耳朵，几只眼睛在侧耳谛听、偷偷窥望，窗帘很厚，拉得密密层层，只有邮递员的声音到处回荡。
母亲一定没有悲痛欲绝的大声痛哭。不像外婆死的时候，那时我已经读小学，性格内向而又孤僻。外婆死的时候母亲痛不欲生，整个脱了一层皮，并且这样的心境整整持续了一到两年的时间。母亲接到电报的第二天早上，我们全家去了火车站，登上了开往外公老家的列车。母亲是在与父亲结婚以后才来到这个城市的，作为一个异乡人，她的心态微妙而又复杂。这种心态常常导致患得患失的结果，工作调动的不顺，人际关系的复杂，种种因素，令她忧心忡忡。对于外公的死，母亲的反应必定是震惊而又漠然，谈起外公，母亲至今带有某种隐隐的忧愤，就如同外婆晚年的照片，没有一般老年妇女的那种慈祥和协调。她脸上的表情是不协调的，眉头紧蹙，淡漠而严峻。我想这一定与外公有关。女人的一生都会受到某个男人无可分割的影响，无论是主观上或是潜意识的，像外婆那样的旧式妇女与母亲这种善良的女人，更是难以脱俗。她们固执地认为男人自私而又无情，自然，外公对于她们这一观念的形成具有某种无可推卸的责任。他以一个浪荡子的形象出现在一群古老守旧的女人之中。他成为她们的希望，继而失望，最后为她们所咬牙切齿。
车站杂乱无章，我们登上了火车。车站的杂乱无章中，因为景物的单调与人们衣着的基本统一，又显出了一种奇特的秩序来。这种秩序令人产生前途渺茫的心态。父亲和母亲在路上都没有讲话，他们沉默无语，各自想着心事。在我小的时候，我是一个沉默的孩子，大人们经常误认为我对周围的事物漠不关心，或者是缺少自己的看法，但实际上，很多感想我烂熟于心，有时是羞于表现，还有时一种莫名的孤独感席卷全身，我想自己应该算是个早熟的孩子。那次的奔丧没有给我留下任何的记忆，我才四岁，不可能对周围事物有选择的加以整理归纳，并把它们珍藏在头脑之中。奔丧的过程，与过程中的形象完全来自于母亲零星的话语，并且这话语稍瞬即逝，仿佛思考过多就会勾起更为惨痛的回忆似的。母亲不愿意过多的谈论外公，那会让她产生一种身世沧桑之感，过去种种顿时涌上心头，母亲基本上是个传统意义上的良善女人，只有在与父亲的婚姻上，她表现出惊人的勇气与决断，毅然奔赴他乡，我经常翻看母亲年轻时的黑白照片，秀气纯净，还带有一种属于上海外滩万国建筑的典雅气息。我总以为，在外公的那些子女中，母亲无疑是最美丽的一个，但家道的败落与时事的动荡，让母亲的一生总是处在劳累奔波之中，她没有过上真正的好日子。母亲对于外公的怨愤或许也有着这样的因素，有个朋友对我说过，你母亲如果能有一个全然无忧、尊贵超然的环境，她的美与高贵，要再上十倍。一个精致的灵魂与躯壳，被某种看不见的事物长年磨，无可避免的会显出些许粗糙与暴烈来，母亲或许觉察到了这点，但她得出的结论是，这一切仅仅是因为家道败落，因为背井离乡，因为那个浪荡自私的外公。
我出生以后随了母亲离开上海，来到我们现在居住的城市。后来每次重回上海，我多数就住在大姨妈家。我的头脑里常常会出现这样的形象，那就是大姨妈家门前的几级石阶。那是一座老式的公寓房子，很容易令人回忆起旧上海的那种。无论是出租车还是双层大巴，都能够直接停靠在它的门前。所以，我一下车，稍走几步，就进入了公寓的大院。而在大院与街市之间，有个高出地面的平台，奇怪的是，那走上平台的几级石阶总是如此清晰的出现在我的面前。仿佛，我的每次上海之行都以触摸它作为真正的开始。我对它熟视无睹，既厌倦又确实存在无法摆脱的依赖。一切都具有某种程式，无论是作为最为熟悉或者最为陌生的过程。程式是一个人无法逃避的命运。终于，有一天，我自己解释了形象出现的原因，那高出地面的平台让我想起了岛屿。我总是乘了车，车子就停靠在公寓的对面，我站在斑马线上，等车流走过，就穿越马路，然后走上那些平台……
没有办法，我发现自己对于某种故事的陈述，常常必须在某种时刻远离那故事的情节，情节在我的头脑里是枯燥无味的，即使有人告诉我，一个人死了，或是一个人爱上了人们中的另一个。其实情节往往无关紧要。我感兴趣的倒是其中的一些气息。比如说那个平台，现在我又清晰准确地看到了它。我已经说过，它让我想起了岛屿。自从我与母亲离开上海后，我就与这个城市失去了任何的关联。它不过只是我的出生地。出生地这个概念是单薄的，其实我将永远作为一个异乡人，走入这个城市，然后寻找某个栖息之地，再小心翼翼地步入这座城市的边缘。好了，现在我将用一种直接却仍旧虚幻的语言，来陈述萦绕在我头脑里的这个形象：那平台，那由平台代表着的大姨妈家，成了城中之岛，而城市的本身，则演变为海。我的外公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离开故乡，投奔了这座城市。那次投奔不同于现在流行的移民，对于外公，投奔完全取决于他的喜恶，几乎类似于某种兴之所致。但投奔的结果却无可更改，家族的繁衍生息改变了地域，而外公则一辈子再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市，直到他死。我猜想，外公其实也并没有真正进入到这座城市的核心中去。他一辈子只是一只候鸟，或者说，他永远只存在一种岛屿的性格，漂泊无定。
我在突然想陈述外公的故事时，曾经询问过两个人。一个是母亲，另一个就是大姨妈，外公的长女。我希望她们能够给我提供某些情节。那些情节来源于她们的记忆，遥远而绵长，它们将符合我一贯的叙事风格，并且补充和丰满这故事的本身。但我终于发现这种希望很难实现。大姨妈坐在公寓的大沙发上，外公？
她似乎对于我的提问大吃一惊，似乎我说的不是她亲生的父亲，而是整个世界的局外人。外公？她再次瞪大了眼睛，看着我，眼神迷惑不解，充满了疑虑。你要写外公？她再次提问。
我不知道她是否真的忘记了整个事件的全过程，只是她的回避与厌恶感真正吸引了我。我发现人们在对于往事的回忆之中，充满了某种不确定性，比如说，我向大姨妈提出要到以前的老房子，外公外婆曾经住过，后来大姨妈一家又住过很久的老房子去看看。大姨妈那时正在穿外套，我们准备出门去淮海路或是南京路。我提出去老房子的要求后，大姨妈又愣了一下，她想了想，犹豫不决地说，有什么好看的，就是一座普通公房，有什么好看的。她说这话的时候，我从包里拿出一支唇膏，你涂一点，我对大姨妈说，脸色会很好看的。大姨妈就对着镜子涂了起来，这微妙精细的生活情节显然让她一下子快活了来，她再没提老房子的事情。而在我的记忆里，那老房子却是那样的生动，四周是铜色的围栏，还有树，出奇的绿。那时马路上没有什么人，大家也没什么钱，生活像树一样的清洁。我与父母来到上海，总是远远地看见大表哥从围栏那儿走出来。大表哥很漂亮，长着一头卷发。
那天我们在去淮海路的途中，大姨妈忽然在车上叫了起来：快看快看，老房子，那里，看到了吗？我朝窗外看去，一排房子飞速地向后退去，灰色的外观，方的形状，没有围栏，也没有树。这些形象，我无法对它们加以选择，它们各自占领了我记忆的一些空间，不存在失望，也没有任何确定可言。
我终于放弃了寻找情节的努力。这一方面来自于无可奈何的事实，另一方面，我发现情节与回忆一样，其实也是不确定的。它在陈述或者证明了事物某个方面的同时，往往甚至是必定回避了它的另一面，对于情节的陈述最终将成为永久的遗憾。在某一天的瞬间里，我忽然想清楚了一个道理：当小说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正是谎言的悄然登场。没有人能够回避谎言。即使我寻求到事情真正的原委。面对那些活着的亲人，我将仍然只能徘徊在事实的周围，而无法直接破笔其中的底细。所以我将用谎言来开始我的故事，我将用撒谎的方式来说出某种真理。
我没有见过我的外公。在我拥有记忆之前，他就从我的生活里悄然消失，毫无踪影。我只在母亲的旧相册里看到过一个模糊的背影，这是你外公。母亲说。那张照片里外婆面向镜头，旁边站着大姨妈、二姨妈、四舅和我母亲。照片不知道为什么会拍成现在这种样子，外公侧身向后，是他偶然而突变的动作？还是摄影师故意的安排？那是四十年代的上海，风云突变的前夕，那时外公早已离开老家，他离开老家以后就几乎再没回去，惟一的两次例外，一次是为了逃难，另一次则是迎娶他的第三房老婆。外公认识外婆的时候，她在上海开着一个典当行，生意兴旺而又稳定。1936年的上海，充满了优雅、绮丽和懒散，女人穿着开衩很高的旗袍，坐在黄包车上，线条优美的小腿裹在半透明的丝袜里面，鞋跟很细，曲线充满了暧昧。到处是昏黄的色调，灰白的鸽子落在外滩上。街上走着神秘的女子，慵懒的卷发垂落于肩，行人稀少，街与街、楼与楼之间隔着雕花的泛着铜色的栏杆。那是盛行着爵士乐的时代，在古典与忧伤中充满了色情，但那色情也是美的，要供回味的，是女人的旗袍被风撩到高处的那种色情，是迷醉死人的那种糜烂，是不负责任也没有责任可负的大艳情。那种时代专供男女制造故事，专供一个懒惰的社会在醉眼惺忪的眼风中抓住一夜的快乐。外公带着行李一脚跨上码头的那一刻，就感受到了空气中的那种气息。他深吸了一口气。外公遇到外婆的时候，他在老家已经有了一房太太，并且是三个孩子的父亲，那一年，他四十岁，比外婆整整大了十五岁。他们相遇在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年代，但我不能肯定，他们的结合是否具有那个时代的浪漫与艳情，只是据母亲说，外婆在她的晚年，经常在儿女面前唠唠叨叨地讲这样的话：要不是你们那个败家精的父亲，我的钱你们几辈子都花不完。
外公到上海是来做生意的。外公的老家山清水秀，并且盛产一种竹器。他是家族中最小的幼子。那是一个后来被划分为地主一类的家族，在当地具有相当高的名声。外公的童年与少年时代，富足而又优裕。他的一些高雅的、后来在穷困潦倒之时成为穷酸的起居习惯，很可能就是在那个阶段形成的。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说明他在年轻时受过沧桑，但我总是隐隐觉得，早在他踏入上海滩之前，就发生过一些事情。后来我长大以后去过外公的老家，我最小的一个姨妈仍旧住在那里。她的智力有点问题，傻兮兮的。她的丈夫经常要打骂她，他拿了一根棍子之类的东西，她就满屋子地逃，嘴里发出吓人的尖叫。从这个傻姨妈家里的窗户那儿可以看见外面的大山，我是在夏天去那里的。每天很早我就到山上去散步，因为太阳一出来，满山就像个蒸笼一样，树叶也在向外冒着热气。
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为什么外公要背井离乡，来到上海。外公是他们家乡中最早一个出门闯荡的年轻人，在他之后，好多人带着家乡制造竹器的绝技出来了。在外乡，更多的是在上海驻留并且发展着他们的产业。他们中间，好多人凭借着这门竹器买卖立住了脚，发了财，成了大资本家，而外公的生意则永远是这么大，渐渐地开始走下坡路。他在做生意上永远是个败家，不精明，没有手段，喜爱为所欲为。这些生意场上的大忌在他身上样样具备。我常常在想，其实外公来到上海，可能只是被那种气息所吸引，远远的在那些山清水秀之间，他就闻到了它们。他天生与它们息息相通，纵然相隔了千山万水，他也会赶来与之相聚。生意只是一个借口，它是与外公最格格不入的一个词。一踏入上海滩的码头，外公就知道，他这一辈子将永不会再离开这个城市，事实也确实如此。几十年后，社会制度变了，上海变了，一切都成为沧海桑田，外公却仍然住在这城市的某个破旧角落里，又老又穷，直至死去。
外公遇见外婆的时候，他在生意上已经惨败过几次。不管外公是否意识到他来上海的潜意识般的动机如何，他终究是在做生意，终究希望能够发一点财。生意上的失败使他心灰意懒，其实外公在遇上外婆以前，就开始频频地光顾一些比较高档的妓院。在女人方面，他要求甚高，并且具有自己独特的品位。外婆在与外公生儿育女之后，终于发现了他的艳遇，外婆大为震惊，后来儿女们的种种异样把这种震惊推向了极致。我已经说过，我最小的一个姨妈是个弱智患者，二姨妈患有先天性的眼部肌肉瘫痪，我母亲从小体弱，惟一的男孩四舅则脾性怪异，具有某种极端的性格，这性格最终把他推向了毁灭。这就是说，从大姨妈之后，外婆所生的子女在遗传基因上都出了点问题，根子来自于外公，他得了梅毒——他那些风流韵事、男欢女爱的后遗症。在晚年，外公与外婆长期分居，在我们这个家族中，很少产生那种美满的婚姻，就是奇遇艳情也丝毫不解决问题，外公把这个城市中的一夜狂欢、醉生梦死发展到了我们这些平庸之辈瞠目结舌的地步。首先感受到绝望的是外婆，然后这种丧失信心的毛病扩展到整个家族的成员。大姨妈、二姨妈、我母亲，还有傻姨妈一见到外公，就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她们完全不像是外公的后代，仿佛与他丝毫都不存在着联系。她们只是怕他，被他的浪荡吓怕了。只有四舅是个例外，他当面顶撞那个不可一世的父亲，指责他对家庭的不负责任，这样的冲突经常会发生在饭桌上。外公在那时已经开始彻夜不归，有时候他突然推门进来，把他那些孩子吓了一跳。傻姨妈有一次脸孔煞白，像只半死的猫一样钻入桌底，任凭她的兄姐怎样叫她，都不肯出来。外公坐在了饭桌上，外婆正在厨房里，对于外公的归来，她无动于衷。饭菜终于端了上来，孩子们战战兢兢地把小一半的屁股挪上凳子，眼睛只看着面前的饭碗。没有人想到四舅会突然讲话，其实只有傻姨妈注意到了这一点，四舅的眼睛一直像鹰一样地盯着外公，凶狠而又严厉。很可能四舅在很小的时候就有了精神分裂的征兆。据母亲回忆说，四舅从小就极为孤僻，脸上布满愁云，喜欢在家门前的林阴路上像幽灵般独自游荡。林阿姨经常为了寻找他花费上整整几个小时的时间。四舅躲在树上，密密层层的树叶把他藏了起来，他在树叶之间向下窥望。四舅对于林阿姨呼唤他的声音完全不加理睬。后来有一段时间，外婆把他反锁在家里的一间黑屋子里，窗是用铁栅栏钉死的。四舅有时候在里面大喊大叫，有时又一连几天地默不作声，以至于傻姨妈以为他已经死在了里面。但更多的时候，四舅是个完全正常的孩子，其实外公在他所有的儿女中，最宠爱四舅，除了他是这个家族中惟一的男孩之外，四舅的身上有着一种非同寻常的高傲与冷漠。外公从来都不承认他的小儿子是个精神病患者，他觉得惟有四舅继承了他身上的某些禀性，只有四舅与他一脉相承，所以说当四舅在饭桌上与他顶撞冲突时，外公虽然像一只愤怒的公牛一样大发脾气，粗暴得令人浑身发抖，但心里却是暗自窃喜，为自己拥有一个对手般的儿子得意非凡。
母亲很小的时候，外婆为她请了一个奶娘，请奶娘是这个家族的一个习惯，女人们为了保持自己的体形，把喂奶这件天伦之事转借他人。所以在我出生之后，虽然那时家境贫寒，生活拮据，母亲也为我请了个干净清秀的女人作我的奶娘。我在照片上看到过她，她的头上戴着一顶奇怪的四周充满了荷叶边的白帽子，就像是外国电影里某些古堡中的女管家。那顶帽子让我立刻喜欢上了她。母亲的奶娘是杭州人，她在外婆家住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母亲断奶以后她仍然以保姆的身份继续留住。外公与这位奶娘的风流韵事我是从傻姨妈那里听来的。傻姨妈在喝了一点酒以后会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洞察能力。她生了第一个孩子后变得嗜酒如命，这也是她那丈夫经常要打骂她的原因之一。她在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里、瓶瓶罐罐、碗橱甚至于床底下找酒喝，酒后的傻姨妈判若两人。那一年夏天我在她家住了一个礼拜，每天早上我被他们夫妻两个的打骂声吵醒，他们那个地方房子的窗很有意思，四个方向都有窗，到处都是窗，窗上挡风的好像不是玻璃，因为这个原因那些窗远远地望过去就像是一个个的洞。从洞里可以看见外面的石板街，街上仿佛总是有着淡蓝色的晨烟。那些烟不是从远处的山上飘过来的，而是长年不散，不论刮风落雨。这就是外公的老家，外公的儿女在他们的父亲远离故乡几十年后，又一一地被送回到这里。其中傻姨妈永远地留下了，她变得对于外面的世界恐惧异常。她总是缩在那一个个的洞口后面，心里充满了忧伤。那天傻姨妈一个人在家里，她已经偷喝了一瓶酒。我从山上散步回来，傻姨妈拉住了我，好像很想和我说话。街上有一种奇怪的声音，所有的窗因为没有玻璃，就像是完全洞开。傻姨妈说话的口音已经全然不像一个在上海出生的人，在每个字的结尾那里都有着一个回旋，仿佛要激昂上去似的，结果却是怪腔怪调，令人忍俊不禁。傻姨妈让我在她面前坐下以后，就笑嘻嘻地朝我看，然后她对我说，你长得可真像你外公。
母亲的奶娘姓林，大家都叫她林阿姨。林阿姨会做很好的针线活，我的几个姨妈即使在外婆无力为她的子女添置新衣的时候，衣着仍然别致可人，不用担心会让人窥探出家境的败落潦倒，这里面的功劳当之无愧的属于林阿姨。这个家族里有一种打落牙齿往肚子咽的习俗，面子是要的，必要的排场是要的，即使外公与外婆刚刚有过一次恶吵，走到人前，他们仍然可以做得滴水不漏。林阿姨是个沉默的女人，外公在用他的方式引诱了她之后，林阿姨仍然保持了她的那种沉默。她终日陪伴在外婆的身边，后来当外婆无力偿付她的工钱，婉转提出让她暂时离开的时候，林阿姨还是没有走。她之所以对我们家有着如此深刻的眷恋，很多人都猜想那是因为外公的缘故。但其实林阿姨对于外公完全没有感情，每次外公回家，她都躲避得很远，在厨房里悄无声息地吃饭，在姨妈她们的裙子上绣花。她完全不属于外公钟爱的那一类女人，她与我那个高傲的外婆一样可怜，虽然外婆经常对林阿姨高声训斥，在心境极差时，甚至暴跳如雷，但林阿姨似乎对此毫不在乎。她从桌子底下找出吓得缩成一团的傻姨妈，开了门，搀着傻姨妈的手，在林阴道上呼唤我四舅的名字。
我终于知道，我出生在一个陈腐的落日般的家族。这个家族虽然无法逃避时代的变迁，但它的陈腐与旧色却令人不可思议地得到了保存。那是五十年代的某一天，外婆一家已经迁至我前面提起过的老房子里居住。外婆在中年以后开始迅速的发胖，但渐渐发福的体形却给人一种定力十足、非常平静的感觉。她是个隐藏力很深的女人，别人很难从脸上发现到她内心的起伏跌宕。每到下午，她总是坐在两楼朝南的窗户那儿晒晒太阳，并且永远穿着深藏青色的衣服。外婆真实的内心几乎无人知晓，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外公，外公其实是她一生中惟一爱过的男人。但这个男人把她辛苦积攒的家产败了个精光，让她后来的晚年生活凄惨无比。这实质性的结果，把曾经肯定存在过的浪漫时光冲刷得干干净净。外婆在那些个凭窗的下午一定回忆过那座小洋房。在外滩附近的一个僻静之处，四周都是白色的栏杆，门前有一小块草坪。她和外公就是在栏杆与草坪之间相识的。她很精明，一眼看出他是个有钱的世家子弟。她从来都不是个彻底浪漫的女人，但他身上的某种气息确实也吸引了她。这个家族中的女人，只要一旦丰裕稳定，骨子里的优雅灵动、浪漫风骚便会脱颖而出。她朝他粲然一笑。外滩的钟声悄然响起，外婆的旗袍就如同某种暗示性质的记号，外公在漂泊生涯的栖息地——上海，终于有了一个家。外公住进了外婆的那幢小洋楼，孩子们开始接连不断地出生。外婆总是在怀孕，挺了个大肚子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她的典当行连同她所有的希望，一股脑地全都交给了外公，等到她终于从产床上下来，得以稍事休息的时候，才忽然发现，她和她的孩子几乎已经一无所有，典当行已经被外公在赌台上输给了别人，就连这座小楼也早已作了抵押。她成了个穷光蛋，更糟糕的是，这样的情况才只是刚刚开了个头。
有一天，我在大姨妈家，我忽然问了她这样一个问题，我说，外公喜欢你们吗？话问出了口，我就觉得相当尴尬。这问题看似简单，其实里面包含了相当微妙的成分。我记得大姨妈稍稍愣了一下，然后说，自己生的孩子，怎么会不喜欢。我暗暗舒了口气，尴尬的场面终于得以回避，但我心中思忖，大姨妈她其实正是在闪烁其词，她用一个普遍的真理躲闪了我正面的提问。她心里应该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
母亲和我的那些姨妈们，在少年时代，都有很长一段时间被外公送回了他的老家。外公让他们下乡务农。多学点东西回来！他对他的那些儿女们说。那是外公一手制造的一起上山下乡运动。我的那些单纯胆怯的姨妈们莫名其妙地就远离了她们的出生地，来到那个人地生疏的地方。这是不是就如同外公当年的背井离乡一样，又是他的一次兴之所至呢？不得而知。这行为有点像李白醉酒后的诗篇，月夜里的醉态，不能用正常的逻辑来推断。母亲与姨妈在那里待的时间有长有短，二姨妈住的地方是当地一位知名人士的大老婆家。二姨妈一次也没有见过那个知名人士，她和那位整日伤心落泪、独守空房的女人终日相伴。屋子潮湿阴冷，院里长满青苔，时间在那里已经停滞不前。二姨妈后来回忆说，那女人简朴到了几乎是吝惜的地步，而且怕黑，怕日光的影子，怕细碎的声音。她经常在晚上叫二姨妈陪她一起睡觉，还经常在梦中惊醒，说着梦呓，讲着胡话。弃家远行的男人再也没有回来，作为那个可怜女人的亲眷，外公同样也抛弃了家乡的结发妻子，远走他乡。奇怪的是，他把他的儿女们一股脑地扔了回来，像几只小狗小猫。她们被那个伟大的父亲弄得完全不知所措，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也不敢问。她们拿了行李乘上轮渡，就离开了家，只有林阿姨在岸边不住的挥着手绢，用手背擦着眼泪。
在这期间，外公回过一次老家。因为那时我母亲得了一场重病，病得人事不知，乡里的医生都连连摇头，觉得这个秀气瘦弱的女孩凶多吉少。外婆那时也生着重病，卧床不起，对远方儿女的思念和对外公的绝望，折磨着这个可怜而又倔强的女人。不知是谁告知了外公这个消息，他竟然连夜搭乘夜航的班船，赶赴家乡。班船是在第二天早上到岸的，上岸以后，还要坐一个多小时的车。车路崎岖，又刚下过雨，冬天的雨日湿兮兮的，冷风直往衣服的每条夹缝里钻。碰巧车子又脱班了，等车的人都在说这一脱班，起码要再等上二三个小时，甚至更长。外公在车站的雨篷下面不断地徘徊，他心急如焚，就在忽然之间，他作出了一个决定：步行回去。说走就走，细雨已经变成了雨夹雪，路上只有他一个人，泥地不断地使他脚下打滑，好几次都差点摔了下去。当姨妈们看见外公像个泥人似的出现在她们面前时，惊讶得一个个张大了嘴，仿佛再也合不拢似的，她们瞪大了眼睛望着他，几乎觉得这个父亲可能是个冒牌的货色。外公去乡下探望重病的女儿，在家族中被公认为一次意外，或者是一次例外，似乎外公的到来给母亲带来了好运，她奇迹般的日益康复，面色也渐渐红润起来。过了不久，外婆也来了乡下，同来的还有林阿姨。在这件事情上，外婆好像在外公身上又看到了一点希望，她的眼睛里又闪出光来。姨妈们有几次亲眼看到他俩在河边紧紧依偎，说着悄悄话。那是一段如同闪电般的甜蜜时光，和谐与温情又光顾了这个家庭。姨妈们在河边捉鱼，她们还钓来了很多小虾。林阿姨从上海带来了干净好看的花布，为她们缝制新的衣裳。一切都如同田园诗，恬静，安逸，外婆幸福得都快要昏过去了。她觉得可能是这里的风水改变了外公的劣性。很多次她与林阿姨偷偷商量，一再推迟着回去的日程。每个人在内心深处其实都在盼望着奇迹发生，有时候好像真的看到它了，心中惊喜着自己的真诚与愿望终于感动了上苍，而当终于发现这一切，其实也不过是一次梦幻、一场单相思之后。这时的失望，将比从来不存在希望时更能彻底地打垮一个人。
外公在乡下的那段时间里，一次也没去看望过他的那位结发妻子。他仿佛再也不能意识到还有这样一个人的存在。但那时他确实表现出了好父亲的一切禀性。他带了姨妈们到田野里去，她们像一群安静的羚羊，跟随在令人畏惧的父亲身后。她们怕他，他再坏，再没有出息，再胡闹，她们也仍然怕他。这种畏惧来自于骨髓，像所有的血缘关系一样无法更改。但田野里的那些时光，如同梦境一般，他是那样的慈祥，浑身充满了活力。他教她们许多游戏，让她们坐在小树林里，等待着日落时分暮色划过树梢时的神奇景象。有些营养不良的姨妈们跟在高大的外公后面，山坡上满是枯草，草叶的梢尖是白的。她们不敢走得太近，她们仍然怕他，她们玩得高兴时会像麻雀一样尖声叫喊起来，但只要他一走近，她们立刻变得鸦雀无声，低眉顺目。
外公与外婆在我母亲病愈之后终于回到了上海。第一个晚上，外公就劣性难改，彻夜不归，全然不知去向。屋子里只有外婆、林阿姨和我四舅。外婆脸色铁青，心里的愤怒不知向谁宣泄。过来，外婆对四舅说，过来，坐在我的身边。林阿姨对四舅使了个眼色，四舅就乖乖地走了过去。你长大了也像你父亲那样吗？四舅使劲地摇头。你们这些男人，没一个好货。外婆忽然说了句很不得体的话，她的脸因为深深压抑着的愤怒，显得有些变形。是的，外婆的脸到了晚年是变形的，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词来形容我对那个形象的感觉。那是一张比例失调的脸，线条被拉长了延伸了，但其中有某个例外，一般老年人的嘴形，都有那么一种惊愕的神情，向前突出，配上眼睛里不满和惊讶的眼光，仿佛对面前这个日益令人费解的世界既提防又好奇。但外婆不是，她的嘴在形状上虽然失去了年轻时优美的线条，但那苍老古板的嘴唇却是那样高傲地紧闭着，并且略微向下垂落，就像一个刚刚撕心裂肺大哭一场的人，凭了顽强的毅力，终于忍住了悲伤。外婆在我的印象里，一直是那副强忍悲伤的脸。
就是我的这位外婆，后来，在外公死了四年之后，也是个冬天，她在一个独自一人的下午打开了管道煤气的开关。所有的门窗都紧闭着，外婆安静地躺在床上，肉眼看不见的气体像幽灵般悄然潜入，没有声息，却又无孔不入。因为是冬天，很少有鸟的啁啾，天气很好，花园里许多老人安详地散着步，晒着太阳，他们的嘴形都是向前突出的。外婆那时与大姨妈住在一起，中午的时候，倔强的外婆与性急的大姨妈刚吵了一架，大姨妈摔门而出的声音略响了些，那咣当的响声传出很远。房子很挤，这是上海根子里的一个问题，已经一无所有的外婆当时是在几个女儿家轮流居住的。为了房子，大姨妈和二姨妈终于反目，而移居他乡的我母亲，也因为房子太小，外婆在住了将近一年之后，还是提早离去了。善良的母亲至今仍为此事长久地悲哀，因为她认为如果我们家的房子可以大一点的话，外婆可以住得好的话，她就不会这么快就回上海，她不会想不通，也就不会去死。
外公当然不知道这些事情，他早已安眠于九泉之下，我相信外公是能够安眠的，虽然人们都说他做了那么多缺德的事，他不会死得那样安稳。外公的三个老婆中，有两个是自杀，除了我外婆，另一个就是他老家的结发之妻。这是家族中避而不谈的事情，是大忌。外公死的时候已经八十高龄，据说他死得没有多少痛苦，躺在床上，吃着东西，说说话，就死了。他经常把家里惟一的一点钱拿去换了蜂蜜、奶粉和其他营养品。自然灾害那几年中还瞒了外婆，把她仅有的首饰偷偷带了出去。晚饭的时候，外公笑嘻嘻地拎了几只鸡蛋回来，说今天有鸡蛋吃了，这日子他妈的过得还真不赖！外婆气得浑身发抖，家里米也没有了，饭也没有吃，还吃什么蛋！这几句话是我说的，外婆已经只顾哆嗦，说不出话来了。但外公很可能一点儿都不知道他究竟错在了哪里，他生来是要享福的，除了享福，还要自由，只要有了这两样东西，就是天塌下来，地陷进去，他也可以视而不见。
现在让我们来讲讲四舅，这个惟一的男孩，这个性格偏激怪戾的男孩。四舅是外公惟一的对手，这首先因为他们彼此相像。对于外公的种种劣行，外婆和姨妈们是从最初的惊愕不已、认为无可理喻，渐渐地看得多了才变得麻木不仁的。但四舅不是，从一开始，四舅就以他那种年龄绝对罕见的轻蔑态度直视他的父亲。母亲后来回想说，四舅的眼睛里是有那样一种疯子般的冷峻，他直愣愣盯着你的时候，眼球向外突出，仿佛要越出眼眶似的。只有林阿姨对此具有不同的见解，林阿姨说，那是因为四舅经常游荡在树阴之中。他躲在里面，看着街上来去的人群，白天是这样，晚上也是如此，时间长了，他就有了这样一双鹰一样地洞察一切的眼睛。这个有着鹰一样眼睛的四舅对外婆却是特别的温柔。外婆在心境不好的时候，不论怎样打他，用恶毒的语言咒骂他。他总是默默承受，毫无声息，每一次的结果都是外婆突然地停止了她疯狂的举动，奔回房里独自抽泣。她把四舅猛地一推，就向房里冲去，房门被很重地关上，或者干脆就是洞开着。大家站在外面的客厅里，听不见房里的声音。外婆总是脸朝着窗外，从客厅望过去，只有一个穿着藏青衣服的背影，没有那种情理之中的，压抑到极点时的痛哭声。她从不在人前哭，从不。四舅这时从地上爬起来，拍拍裤子上的尘土。这个男孩子对他的母亲，具有一种无可理喻的深厚的情感，对于这种情感的表达，四舅具有他自己的方式。他很少与她说话，看上去他似乎浑身都充满了冷漠与骄傲，他有时候甚至故意惹她生气。他把她气得浑身发抖，连连骂道，我怎么会生出你这样的儿子！然后她就打他，四舅从来不逃，好像挨打能给他带来快感似的。但母亲说，有一次，她看到外婆打了四舅后，四舅开了门走到街上去了，那天气温很低，又刮着西北风，林阿姨怕四舅着凉，怯生生地叫了他一声，四舅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母亲拿了一件四舅的棉衣追了出去，追了好远，才看到他。他回过头，像不认识似的望着母亲。母亲回忆说，那次，四舅的眼里满是泪水，脸是掣动的，他由着眼泪滔滔地流下来，止也止不住。
外婆可能从来都不知道，她有个儿子，对她怀着一种病态的爱。她的心里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外公。从遇到外公的那一刻起，她的一辈子其实就已经结束了。规范化的成人世界，是很难理解到属于孩子的东西的，那种执着和疯狂，那种铭心刻骨与不顾一切。儿童们经常会使用某种方式来引起大人们的注意，调皮，闹事，装病，与人与事的格格不入，甚至于自残。外婆太沉浸于自己的绝望之中了，她常常忘了她的那个儿子，那个敏感、孤独、具有某种毁灭性格的四舅，她忘了，这个儿子，不管他长得多大，他都将永远只是个孩子。
有几次，我到上海，住在大姨妈家。好像纯粹的，就是为了来到这城市的某个角落，然后栖身其中。这房子的四周，这窗户的外面，都充满了市声。电车声，街市的喧哗，海上的风吹过这个城市——这一切都写着两个字，上海。我睡在窗前的大沙发上，刚闭上眼睛，有电车驶过的车灯光，颤动着在眼前一闪而过。大姨妈的声音也是断断续续，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她在讲小时候的逃难，逃避战乱、饥荒，一路上是饥饿的人群与漫天的尘土。我闭着眼睛，有睡意袭来，眼前不时摇动着的电车的光影，让我心里升起一种奇特的安逸与感动。那些饥饿的瘦骨嶙峋的身影，像鬼影一般浮现出来；还有外公，一个模糊又神秘的影子，背景是霓虹闪烁的上海外滩。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荒凉与繁华，灰烬与糜烂，在我眼前交替出现，就如同街井闹市之中，忽然闻到了带着海腥的季候风，和某种森林的味道。
我睡在沙发上，听大姨妈讲那些逃难的故事。寒流刚刚开始袭击这个城市，耳边不时传来风声。我盖了一条厚被，我觉得在温暖之中袭来阵阵疲惫，这疲惫是我的外公带来的，在叙述他的故事时，我经常遇到几乎无法逾越的阻碍，因为如果照本宣科，按照事情本来的面目与顺序一一写来，他无疑是个浪荡子，一个败家精，弄不好还会成了个无赖。但我又是那样深刻的、在半睡半醒之中，忽然感知了他，那是一种奇异的状态。因此我只好尽可能尝试着某种方式，比如说，在那些糖炒栗子、木炭灰、烧焦的煎鸡蛋味道中，清醒地仔细地辨别着。我已经说过，我知道。我有时候突然地有些悲凉的感知着。这一切的气味里面，其实都有着海与森林的气息。
我的四舅是从楼梯上摔下来摔死的。楼梯并不高，但是他像一只皮球一样翻滚着摔了下来，后脑勺着了地。大家在慌乱之中把他送到医院时，四舅已经口吐白沫，医生看了看，摇摇头，说节哀吧。
那是一个春天的早晨，林阿姨到菜场买了条新鲜的鳊鱼，正在厨房里刮鱼鳞，鱼是活的，身体还在翻动，鱼尾巴像拨浪鼓似的扑腾着。阳光灿烂，那是好几天春日淫雨后的一个晴天，全家人都起得很早。阳光总是容易给人带来好心情。外婆到阳台上去翻晒冬天的衣物，她从衣柜里拿出了几件夹的外套，在身上比试了一下，外婆忽然格格地笑了起来，说再这样胖下去，明年恐怕就只能穿麻袋了。外婆的笑声像阳光一样在屋子里弥漫开来，她是难得笑的，母亲的照相册里有几张外婆的照片，每一张她都不笑。她太忧伤了，她一笑，反而就给人一种虚假的感觉，好像那种笑是假的，是装出来的。但是那天外婆其实真的很开心，就像一条绝望的被抛到岸上来的鱼忽然又闻见了河水的气息。那天家里有四个人，外婆，林阿姨，大姨妈，还有四舅。外公出门去了，他在政府实行公私合营后，得到了一个月薪很高的职位，这是他第一天上班。外婆一直把外公送到楼下，窗是开着的，外婆叽叽咕咕的说话声传得很远。四舅趴在窗台上，望着楼下，可能林阿姨在这时叫了他一声，让他去拿只放鱼的盆子，四舅最后又向楼下看了一眼，就走开了。外婆再次上楼时，嘴里哼着一只曲子，是宝玉哭灵时紫鹃的一段唱。想当初，这里的女人们都会来几句越剧唱腔，温婉，又带着点幽怨，充满了后花园的情调。但外公在的时候，她们是不唱的，他不爱听这个，他整个的生活就是一座后花园，但他觉得那种唱腔拖泥带水，有一种小家子气十足的暧昧。
上午平静地过去了。碗碟已经放好在餐桌上。鱼是清蒸的，搁了葱姜，嘴巴和肚皮里还被塞进了盐巴。大姨妈把它端上了桌，鱼香随着热气跟进屋来，白花花的鱼和盆子，给人一种慵懒的感觉。林阿姨又炒了个菠菜，沾着水滴的菜叶刚“哗”的一声倒进油锅，屋里弥漫开一股油烟味时，门开了，外公走了进来。
我不干了。外公往桌前一坐，拿起筷子，夹了一块鱼肉。去，给我倒杯酒来。然后他回过头，冲着林阿姨说。
外公的上班史，只延续了一个上午的时间，便宣告正式结束。原因很简单：他们要管他，他不能忍受没有自由的生活。外公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就逃离了那个地方，并且在饭桌上向全家人宣布，他再也不去那里了。当外公把这一切交待明白时，那条清蒸鳊鱼已经接近于一副骨骸了。大姨妈和林阿姨默不做声地吃着饭，四舅已经吃好了，正用一根鱼刺剔着牙齿。那时谁也没有注意到外婆的脸色，因为在这个家庭里，外公经常有着惊人的、无可理喻的举动，大家觉得这一次无非也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大不了。但那天外婆却终于愤怒了，谁也不曾听到她用那么高的音量说话。她语调尖利，嚷着怎么那时候会瞎了眼睛，千挑万挑，偏偏嫁了这样一个男人，把家产败光了还不算，到了这种地步，还要摆臭架子当老爷，真不知道自己前世里作了什么孽。外婆说着说着眼泪就下来了，外公看了她一眼，没有做声。外婆一边哭，一边说也不看看自己有什么本事，连老婆孩子都养不活，还以为有多了不起，光知道去赌，去玩女人。你去赌啊，去玩女人啊，还回什么家，有本事再也不要回来。
往往女人的软弱就在于，把一些看似坚不可摧的语言外壳，像扔炸弹一样地抛出去，暂时抵挡一下冷漠如冰、她们无力承受的残酷现实。炸弹是爆炸了，烟和火，光与微弱的热都过去后，冰还是冰，现实还是现实，她们却连盔甲也没有了，赤身裸体，千疮百孔。所以，当外公终于被她激怒，甩掉酒杯，愤然离去时，外婆就像一只绝望的母兽，大喊大叫着，疯一样地朝已经走到楼梯口的外公扑去，用她的拳头使劲地捶他，拉住他的衣服，把她的头往他身上顶。她已经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她说着一些最难听最不堪的话，诅咒着这个男人。外公被她拖来拖去，动弹不得，胳膊上猛一用力，外婆惨叫一声，往后连退几步，跌倒在地上。
林阿姨吓得面色雪白，连忙上去要把外婆搀起来，这时四舅却像一头愤怒的小公牛，向他的父亲直扑过去，他的眼睛是血红的，非常怕人。外公愣了愣，就在四舅扑向他的那个瞬间，他本能地向旁边躲闪了一下。四舅就如同一只腾空跃起的海豚，一点声息也没有的，掉下楼去了。
在我们生活着的这个空间里，往往凭借死亡的方式来猜测某些更为微妙的东西。至少，它常常成为一种标准。自杀是不名誉的，就如同一切脱离于常规的举动，比如说小偷与强盗，自杀好像就更接近于小偷，接近于离婚，婚外恋和私生子，它们都具有某种隐秘性，是大众喜好窥望的黑暗角落，它们引人联想，它们本身就告知人们背后隐藏着珍闻秘事，可供茶余饭后咀嚼再三，回味无穷。人们不会去谈论一棵树，因为它只能承受，发芽，开花，落叶，或者凋败。它无法选择，无论是生，还是死。对于一棵树，人们是多么的宽容啊。
非常遗憾，如果按照社会公认的标准，我们家有两个人死得很不名誉，其中的过程将被一些生活空虚，或者行为极为规范，绝无半点出轨的良好的社会人拿去再三地品味与渲染。他们将乐于此道，他们将完成对于死者的猜测，和对于生者的总结。他们将凌驾于死难者的悲哀之上，因为他们自信，他们拥有千古不败的衡量的标准。
我经常会在上海的街头观察这个城市。有时候是在出租车里，在公车中，在姨妈家充满着市声与海腥味的晒台上，还有那些林阴浓密的公园深处，摩天楼的下面，天桥，超市，斑斓的霓虹夜色，漠然的而又各自欢喜着的人群之中，我悄然驻立。我的外公、外婆，我的许多亲人都生长在这里。我对它有着一种十分复杂的感情。这个东方的都市，这个在纸醉金迷、穷奢极欲之中孕育出奇特结晶的东方都市，这种结晶所体现的顶峰：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已经永远逝去，多年以后，人们在几经坎坷迂回之后重又发现了它，人们又看到了暮色中的灰鸽子，穿旗袍的女人，并且把它们叫做怀旧。
无与伦比的奇迹。当一个临海的都市，它的物质追求达到高峰的时候，当自然、人文和醉生梦死奇妙的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在瞬间之中，物质演变成为一种精神。但这个契机只有一次，因为它是病态的，要么恢复健康，要么走向死亡。今天的上海是健康的，更体现出一个工业化都市的勃勃生机，只有细微之处，那些细节和皱褶，那些流光溢彩的街市，那些浓墨重彩的繁华背景，仍然恍如昨日。
在对于事情的叙述渐渐深入之后，我终于发现自己慢慢地走近外公了。开始时那种无可理喻的冲动，被理性的感知悄然替代。这个常人所唾弃，所不能容忍的人，其实他是病态的，他只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是那个病态社会的结晶，他置身于那个时代，就如同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置身于更为广大的空间一样。他采用的生存的方式，就如同有些人采用自杀作为死亡的方式一样。作为有生存限制的人类，外公死去了，作为具有更长生存期限的地球一角，上海仍然存在着，但那个真正拥有那种唯美气息的病态的上海，其实也像外公一样，早已死去了。
外婆是在一个风雨之夜来到我们家的。父亲和母亲都到车站去接她了。我一个人留在家里。那时我们住的是一栋老式公房，楼下有个大院，足足有半个足球场那样大，大院里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隐私可言，顶楼到底楼的每一家，男女主人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工作，晚饭吃了几个荤菜，是大荤还是小荤，咸鸭蛋一分为几，全都无所不知。甚至有一次，二楼的一对夫妻吵架，胖女人把那个窝囊丈夫的内衣裤全都扔出了门外，然后叉着腰，站在楼道的交接处破口大骂。一楼二楼各委派了一个调解人员去做工作，谁知人员刚选定，小夫妻两个已经勾肩搭背下楼去了。大家看得目瞪口呆。但冬天的晚上，院子里仍然还是寂寞的。特别是雨雪天。因为天冷，七八点钟大家就上床睡觉了。那种房子是没有阳台的，南面的窗台上放满了大盆小盆的花木，雨点经过屋檐滴落在叶片上……
现在我好像又看到了那个窗台，我站在玻璃窗的后面。窗帘在上午总是被拉开，阳光长驱直入。我们家有一只用了很长时间的藤椅，椅背那儿被我抽掉了几根藤条，可以同时伸进去几只手指。藤椅上放了只垫子，外婆就坐在那里听收音机，除了听收音机和买菜烧饭，她无事可做。寒假的时候，只有我和外婆在家里，满屋子都是圆形和棱形的太阳光。我们只有两间屋子，小间是吃饭的，里间就睡觉，休息，我做功课，父亲母亲看报写字，养花和金鱼。全家人的活动空间都在那里，放了少得可怜的几件家具，容身之处就更为窘迫。还有，房间里是没有卫生设备的，在里间的一个角落里，隔着只小箱子，放了一只红漆马桶。
我在读小学一年级以前，都是与父母睡一张床。后来外婆来了，为了让她舒服一点，那张大床就让给了她。外婆晚年的时候变得很胖，她一睡上去，那张床就占去了很多，而且她旁边要是再躺了一个人，她就会整个晚上都睡不着。所以我们全家就撤退到阁楼上去了，因为是顶楼，就有一个小隔层，人在上面，不能完全站直身子，但空间还不算太小。上阁楼的木梯子一直就搁在外屋的墙上，我们每天就像建筑工人一样的在上面爬上爬下，除了有种悬空的恐惧，我的心里充满了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