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的契友
有的人并没有一往无前的资本却硬要往前冲，如晁错，有的人功高盖世却依然谨慎自守，如东汉的邓禹。
邓禹投奔刘秀时，正是刘秀开创自己势力的开始。面对其他兵强马壮的群雄，刘秀几乎什么也没有。邓禹冷静地给刘秀分析了形势，从长远考虑提出了发展自己势力、延揽人才、争取民心的政治主张。这些都成为以后刘秀夺取天下的根本策略。
邓禹是南阳郡新野人，在长安从师学习时认识刘秀。两人都有才学见识，脾胃相投，成为契友。
王莽纂汉建立新朝以后，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王莽的“托古改制”违反了经济规律，给社会经济造成极大混乱，“农商失业，食货俱废”，加上连年灾荒，百姓纷纷揭竿而起。新莽天凤四年（公元17年），在距刘秀家乡不远的绿林山（今湖北随州大洪山）就爆发了王匡、王凤领导的饥民起义，号称“绿林军”。次年，在今山东境内则爆发了樊崇等领导的“赤眉军”起义。天下大乱，仕途无望，刘秀、邓禹等人便自长安返归故里——南阳郡。
当各地义兵纷起，有才干的人都乘机一试身手，施展报负时，蛰伏家乡的奇士邓禹却没有贸然行动。这时，他年方20岁，心中暗思：大丈夫相时而动，如果所托非人，满腹的才华谋略就会付诸东流、无从施展。刘玄称帝后，绿林军势力发展很快，邓禹的家乡新野也为其所占据。许多了解邓禹学识的人都劝他加入绿林军，一展宏图。但邓禹见刘玄乃平庸之辈，绿林军诸将胸无大志，散漫放纵，像一群乌合之众。他认为，这样的帝王和将士无法承担平定天下的大任。昆阳之战，刘秀初露锋芒，邓禹得知后，觉得自己没有看错人，但他仍没有投奔这位契友，因为刘秀尚在刘玄手下，受制于人，也难有一番作为。直到听说刘秀任破虏将军兼行大司马事去了河北，邓禹觉得施展抱负的机会到了，这才急速赶来与刘秀相会。
刘秀面对多年未见的朋友，对他的突然光临难免心存疑惑，便激将他说：“我现在有专封专任之权，你远道而来，难道是想做官吗？”邓禹摇摇头，微笑地说：“否。”刘秀很奇怪，于是又问道：“你既不想为官，那么风尘仆仆到我这支孤军里来，难道只为了叙旧？”邓禹面色庄重地回答：“我来这里，只希望你的威信恩德能够遍于四海，我可以尽我微薄之力，使你的功名留传于史册。”刘秀颓丧地说：“当初起兵，尚想有一番作为，如今我效命于更始皇帝，势力微弱，会成什么气候？”胸有成竹的邓禹见刘秀有些气馁，沉默片刻，便带着笑容为他打气，冷静地给他分析形势，希望他撇开刘玄的旗号，独立发展自己的势力。他向刘秀陈以利害，说：“刘玄虽然在洛阳定都，并攻下了长安，但现今广大东部地区尚未平定。各路群雄，占城据地，刘玄内部不稳，他是庸才一个，根本控制不了大局。其部下只知道掠夺钱财，寻欢作乐，刘玄身边没有一个是深谋远虑、忠良明智之人，更谈不上安定四方。你如今不如乘势而起，如果老是在刘玄的辖制下，辅佐这样一个无能皇帝，会有什么作为呢？”
接着，邓禹向刘秀陈述方略：“中兴大业，不是一般人所能胜任的。你是非凡之人，要成就大业，不如现在就作打算，广泛延揽英雄，尽力取悦民心，建立像汉高祖那样的功业，拯救万民于水火。你的德才，足以谋取天下。”
刘秀听了邓禹的建议，恍然觉悟，连连称是。他感到有深谋远虑的邓禹辅助他，是天佑于己。随即，他命左右称邓禹为“将军”，把他当作军师看待，常留他同宿，商讨军情，制定谋略。从此，刘秀决心参与群雄逐鹿，争夺天下，并把“延揽英雄，务悦民心”作为他夺取天下的根本策略。
在以后的征战中，邓禹作为统帅为东汉政权的建立上立下了汗马功劳，应该说，邓禹成为最有资格在新政权里享受这些功劳的人。
恬然自守的开国元勋
东汉政权一统天下后，邓禹作为一名从一开始就扶助刘秀的重臣，位高权重。他从前朝汉高祖杀戮功臣中吸取教训，深知“功高震主者危”的道理。没有将自己沉浸在开国元勋第一功臣的盛名中，而是居安思危，退避名位，收敛锋芒。将自己的政治天赋和日臻成熟的政治经验与自己一起隐藏。在东汉初年的政治舞台上不做任何建树，以避免刘秀的猜忌。同时，他还教养子孙，整饬家规，恬然自守。这种明智的姿态使上无猜忌，同僚不嫉妒，小人无可乘之隙。不仅明哲保身，而且惠及子孙后代，可谓智者。成为后人效仿的榜样。
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自王莽后期就纷乱的天下终于沉寂了下来。为了表彰那些南征北战、佐定江山的功勋之臣，刘秀大加封赏，增其食邑。邓禹以佐命元勋改封高密侯，食邑4个县。
但刘秀为了堵塞少数位尊权重的大臣把持朝政的前朝弊端，加强皇帝个人的权力，对功臣实行以列侯奉朝请的政策，即让他们享受优厚的待遇，而不参予政治。当时功臣能够参议国家大事的仅邓禹等3人。这说明刘秀对邓禹的钟爱和对其才干学识的借重。但邓禹并不以位极人臣、功成名就自喜，从不居功自傲。邓禹深知刘秀不愿让这些功臣拥众京师，高居官位，威胁他的皇权，便主动辞去右将军职位。尽管刘秀令他参予朝政，还常召他入宫中参议国家大事，但邓禹尽量少言多听，收敛锋芒，自我谦抑。他退避名位，在府中悉心读儒学经书，借以自娱。其时，邓禹正当壮年，在政治生涯中却这样过早萎谢了，以至在东汉初年的政治舞台上没有任何建树，这与他的政治天赋和日臻成熟的政治经验形成强烈的反差。
邓禹生活远避奢华，从不倚仗权势搜刮钱财。他在家中的一切用度都取之于封地，从不经营财利和田地以聚敛财富。
在君王和同僚面前，邓禹从不提往年的功劳，保持谦虚的态度。一次朝宴，刘秀大会功臣，问他们：“你们如果没有遇到我，爵位会不会像今天这样高？”邓禹回答说：“我在少年时代曾读诗书，可以当州郡的文学博士。”刘秀笑笑对其他人说：“邓禹未免太谦虚了。”正因为邓禹的谦逊态度和仁厚淳朴，或者说明哲保身，他赢得了刘秀的信赖和敬重。中元元年（公元56年），刘秀打破不让功臣担任宰相的惯例，以邓禹出任代理大司徒之职。
邓禹不仅自己远避名位，深居简出，还悉心教养子孙，整饬家规，不让他们以功臣之子孙自居，躺在前辈的功劳簿上坐享其成。邓禹有子女13人，他都让他们每人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并教育子孙后代，男儿必须读书，女子则操作家事，邓禹的这些做法被后世的士大夫认为是可以效仿的榜样。邓禹的后代在东汉累世贵宠，家族中共出了侯29人，公2人，大将军13人，中二千石者14人，列校22人，州牧、郡守48人，其余像侍中、将、大夫、郎等官职者不计其数。这恐怕与邓禹的教育不无关系。这似乎给后人这样一个启示：对富贵能谨守者，富贵反而更长远。
中元二年（公元57年），刘秀死，其子刘庄立。因邓禹是东汉开国元勋，遂被刘庄封为太傅，位居郡国上公，倍受尊重。其他大臣都面北朝见天子，而刘庄对邓禹尊如宾客，让他面东站立，不需行君臣大礼。水平元年（公元58年）五月，57岁的邓禹病逝，谥为“元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