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乱反正，安定皇储
唐朝时，随着一代女皇武则天步入暮年，姚崇选择扶助李氏皇族东山再起作为自己的政治方向。在推翻武周势力重建李唐王朝的斗争中，他事先把敢于斗争的张谏之扶上前台，让他代自己为相，使政变一举成功。
为了进一步巩固李氏王朝正统李隆基的地位，姚崇不惜开罪权倾一时的太平公主，以至成为李隆基丢弃的过河小卒。但有耕耘必然有收获，当李隆基皇权巩固之后，姚崇立即得到重用。姚崇安定了李唐的江山社稷，为纷乱的政局划上句号。
在武则天大周王朝，有一股影响政局稳定的势力是以张易之、张昌宗为首的二张集团。这兄弟俩作为武则天的面首而被委以政事，当时“贵宠逾分”，“势倾朝野”，贪赃枉法，秽声载道。长安四年（公元704年）八月，姚崇兼职礼部尚书。张易之在定州私自修建寺庙，要把京城大寺中的僧尼配送到那里去。僧人们不愿前去，向主管礼部事务的姚崇作了报告，希望他能主持公道。果然，姚崇立即依法“断停”，制止了张氏的非法活动。但张易之并不善罢甘休，“屡以为言”，姚崇不肯通融，张易之恼羞成怒，在武则天面前进了谗言，姚崇因此被贬官，不久又被任命为灵武道安抚大使，派了外差。在同张氏的较量中，姚崇似乎是输了，但事情并非如此。
姚崇出行前，向武则天推荐张柬之做宰相，请求“急用之”。十月，张柬之即得到任命，这其实是姚崇为自己找了个指挥反二张斗争的代理人，对此，张氏兄弟和武则天全然不明就里。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张柬之、桓彦范等五位大臣趁武则天病卧在床，发起了诛除二张的军事政变。政变一举成功，武则天被迫移居上阳宫，李唐王朝重见天日，中宗在大家的拥护下再度登基。应该说，这也是姚崇假张柬之之手诛除二张集团的胜利，他应该高兴了。然而，在一片欢呼雀跃声中，大家却看到他在一旁暗自垂泪（此时他恰好在京师）。张柬之等人大惑不解：“现在是你哭的时候吗？你这样做要受处分的！”姚祟呜咽着说：“我跟随武后这么多年，乍一分开，难免悲伤。昨天跟大家铲除奸恶，是作为人臣应该做的；今天告别旧主，心里难过，也是人之常情。如果因此受处分，我心甘情愿。”没过不久，姚崇果然被贬到亳州做了刺史，后又转任常州刺史。但是，后来当武氏残余势力卷土重来，张柬之等绝大多数功臣被杀害，姚崇却因他那一掬泪水而幸免于难。这就是姚崇的聪明和善于应变，也是他的圆滑，谋于深算。
李唐复辟，统治集团内部新的矛盾又层出不穷，政局更加混乱。中宗李显懦弱无能，韦后便仿效婆母武则天，干预朝政，其女儿安乐公主一心图谋“皇太女”之位，母女二人竟联手于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六月毒死中宗。随后，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发动兵变诛除韦武集团，拥戴自己的父亲睿宗即位。姚崇的宰相生涯也随之梅开二度。他与宋璟“协心革中宗弊政，进忠良，退不肖，赏罚尽公，请托不行，纲纪修举，当时翕然以为复有贞观、永徽之风”。这也是姚、宋二人第一次联袂任相，当时堪称“黄金搭档”。然而，旧的矛盾还未消除，新的挑战又在等待着他们。
太平公主是武则天的爱女，她秉承了母亲的聪明过人和善谋能断的秉性，而且还是一个不凡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在将哥哥李旦（睿宗）扶上龙位后，她便开始了更进一步的策划，李隆基的太子之位受到威胁。
景云二年（公元711年）正月，姚、宋联名向睿宗提出了安定皇储的政策，内容大致是：一、是让宋王李成器和邠王李守礼出为刺史，二、罢岐王李隆范、薛王李隆业掌管禁军的权力；三、将太平公主安置到东都洛阳。这三条建议是姚崇、宋璟针对太平公主乱政、亲王掌握兵权的情况，为了太子李隆基的利益，更为了唐廷的安定提出的。对于前两条，睿宗还能勉强采纳，但在考虑到第三条时，他坚决不干：“太平公主是我惟一的亲妹妹，我不想让她离开我远去东都。”不久，太平公主得知姚宋的密谋，怒火中烧；太子李隆基为了避免触怒姑妈，从而能按计划完成自己的登基大业，便舍卒保帅，竟上疏以“离间姑、兄”的罪名要朝廷处姚宋以“极法”，姚、宋二人后来分别被贬作申州刺史和楚州刺史，“自是纲纪紊乱，复如景龙之世”。
在随后的时间里，太平公主与太子李隆基两大集团之间的斗争进入到白热化阶段，可怜的睿宗顶着皇帝的虚名却无法控制局势。延和元年（公元712年）八月三日，武德殿中举行了盛大的加冕仪式，父亲让出了皇冠，李隆基终于等到了君临天下的这一天，从这一天起，他开始了长达四十四年的皇帝生涯。然而皇冠到手，并不意味着玄宗皇权的巩固，太平公主仍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开元元年（公元713年）七月，太平公主阴谋作乱，反被玄宗抢先一步，将其集团一网打尽，她本人也接到了赐死的诏令。不久，姚崇被年轻的玄宗请回朝廷，第三次担任宰相。为了巩固玄宗的皇位，他在原来提出的亲王外任建议之外，还提出斥逐功臣一条。于是，睿宗的长子李成器、高宗的长孙李守礼等可能威胁玄宗帝位的亲王均被分派到外地当挂名刺史；刘幽求、钟绍京、张说、魏知古、王琚等帮助玄宗诛除韦武、太平公主集团的功臣在姚崇任相期间也都落到了可悲的下场，他们好像都与姚崇不合，受到了姚崇的“嫉忌”或“构陷”，最后不是被罢相，便是被贬谪，还有的被流放。姚崇利用玄宗忌惮大臣的心理（当时有宗室勾结大臣发动政变的风气）来排除异己，而玄宗也利用了姚崇的谏议来斥逐功臣，巩固自己的帝位。而历史的机遇却让这君臣二人的相互利用收到了安邦定国的良效。
十事要说，整顿时局
一个政治家不管多大的才能，都需要机遇的帮助，对于姚崇来说，他的真正机遇是在开元初期进献“十事要说”开始的。他的“十事要说”是对唐朝建立以来各种弊病的总结，也是对当时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和潜在危机的汇总。他所提出的都是唐玄宗所想要解决的问题。
从错综复杂、险恶多端的宫廷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唐玄宗很清楚地认识到，治理天下尤其是治理目前一团乱麻的天下，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姚崇是个在官场上拾阶而上的人物，他在政治领域、军事系统、经济部门都曾供过职，丰富的阅历使他熟谙国情民风，从而积累了丰富的治理经验，锻炼了超人的胆识和能力。他最大的特点是“尚通”，能在纷繁多变的政治斗争中随机应变，挽救时局。他的文章写得好，在文才济济的群臣中出类拔萃。所以，拜姚崇为相，是玄宗的英明抉择。
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十月，唐玄宗带领官员们到渭川（今陕西临潼东北新丰镇）打猎，顺便想召回正任同州刺史的姚崇回京任相。宰相张说本来与姚崇不和，听说消息，便让殿中监姜皎对玄宗说：“陛下早就准备任命河东道总管，但是却没有合适的人选。现在我可推荐一人，不知陛下怎么奖赏我？”玄宗问他此人是谁，他答说：“姚崇文武全才，是最合适的人选。”明皇一听便明白这是张说的意思，并未搭理，反而更坚定了他任姚崇为相的决心。
姚崇被人领到玄宗跟前时，玄宗正兴致勃勃地在渭水边上打猎。君臣阔别多时，相聚自是欢喜，玄宗问姚崇可会打猎，姚崇说：“我从小失去父亲，住在广成泽（今河南临汝西）边的一个小乡村，每天以交游猎射为乐，到了30多岁，还只知呼鹰逐兔，直到碰到张憬藏，才接受他的建议用心攻读。别看我如今岁数大了，但还能骑马，射箭。”玄宗听说，很高兴，便和姚崇纵马齐驱，挽弓射猎，尽兴而归。
就在这一天，玄宗郑重宣布：任命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但是姚崇却并不拜谢。玄宗当时好生纳闷，但又不好问什么。到了晚上，在烛光通明的临时营帐，姚崇当着其他宰相的面，跪拜在玄宗座下，他说：“白天陛下任我做宰相，我没有拜谢，是因为有话要说，我想建议十件大事，如果陛下不能实行这十件事，那我就不敢接受任命。”玄宗让他说说看，于是姚崇便奏陈了历史上著名的“十事要说”，其基本内容是：
（一）实行仁政；（二）几十年不求边功；（三）不许宦官干预政事；（四）杜绝非正式的入仕途径；（五）确立法纲纪网；（六）严禁贿赂风气；（七）停止建造寺观宫殿；（八）要以礼法对待大臣；（九）允许直言谏诤；（十）限制后妃、外戚干政。
对于这十件事，唐玄宗一一痛快答应，他深深地认识到，他让姚崇任相是找对了人。这十件大事他以前也曾考虑过，但他毕竟还年轻，才干和经验远远不如姚崇，不如姚崇想得那么具体、全面、系统。姚崇的“十事要说”是针对武则天晚年以来存在的严重弊政而进行的改革：第一件大事，针对酷吏横行；第二件针对贪求边功；第三件针对宦官干政；第四件针对任人唯亲、冗官众多；第五件针对徇私枉法；第六件针对滥收杂税，贿赂公行；第七件针对大建佛寺和奢侈浪费；第八件针对奸臣弄权；第九件针对饰非拒谏；第十件针对后妃、外戚专权。他的十条建议是囊括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一整套施政纲领。姚崇作为一个优秀的“设计师”，为玄宗的政治目标描绘了一幅蓝图。紧接着，这位具有实干精神的杰出政治家又帮助玄宗逐步落实施行这一套纲领，开始了拨乱反正、振兴唐朝的宏伟事业。可以说，没有“十事要说”，就没有“开元之治”。
玄宗对姚崇十分信任，但善于快刀斩乱麻的姚崇起初对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还是抱有难以言喻的畏惧心理，在办事时有点瞻前顾后，缩手缩脚，曾在官员升迁问题上多次征询玄宗的意见。有一次，他又前去请示，玄宗却仰视殿顶，充耳不闻。姚崇无奈，只好忐忑不安地告退。侍立一旁的高力士满腹狐疑，便问玄宗原由。得到的回答是：“我委托姚崇处理庶政，大事理当共议，小事岂有必要一一相烦。”经高力士中转解释，姚崇才明白了玄宗的良苦用心，从此大刀阔斧，当断即断，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开元二年正月，薛王李隆业的舅父王仙童，倚仗权势，骄横不法，“侵暴百姓”，被御史弹劾。薛王马上到他兄长玄宗那里求情，玄宗也念舅甥之情，便下令重新审查，示意要宽免。姚崇等人知道后，立即上奏玄宗：“仙童罪状明白，御史所言并不冤枉他，不能赦免。”姚崇坚持原则，绝不妥协，玄宗只好同意依法惩办。“由是贵戚束手”。这正是按姚崇“十事要说”中的第五条办事。
同年五月，因为饥荒，玄宗下令罢免员外、会试、检校等冗官，而且规定，今后这三种官除非有战功都由他亲自任命，吏部和兵部均不准委任。在此之前，申王李成义未经有关部门批准，私自奏请玄宗，把他府中的阎楚硅由录事（从九品）破格提拔为参军（正七品上）。这种私自请托而任官的做法，实际上是中宗时卖官鬻爵、“斜封官”的故伎重演。姚崇得知此事，非常生气，立即奏明玄宗：“臣窃认为量材授官，一定要经过有关部门，如果因为亲故便施以官爵，以示恩惠，那么以前的故事又要重演，纲纪又要大乱。”他据理力争，终于使玄宗收回敕命。从此，私自请托的歪风为之一扫，他的第四条建议也得到了落实。
在姚崇辅政期间，他大力整顿吏治，做到任人唯贤，量材授职，严格铨叙制度，罢免以前的“斜封官”，大批冗官纷纷卷起了铺盖卷，从中央朝廷到地方，政府机器高效率地运转起来；在他的身体力行下，言路广开，朝廷中充满着开明风气。
姚崇帮助玄宗刷新了政治，也获得了一个臣子所能得到的最高礼遇。每当入宫议事，玄宗总是起立相迎，离开时送到殿门。在群臣羡慕的目光中，他享受了旷古少有的荣耀，而此时的玄宗也沉浸在如鱼得水般的欢乐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