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16日，丁默邨、李士群公开以“中国国民党铲共救国特工总指挥部”的名义，分别向上海各抗日报刊负责人和编辑、记者发出了恐吓信，威胁他们说：“如再发现有反汪拥共反日之记载，无论是否中央社之稿件，均认为台端为共党之爪牙”，“决不再作任何警告与通知，即派员执行死刑，以昭炯戒”。同时公开发表了一张83人的所谓“通缉令”，把一大批新闻从业人员都罗列进去，连普通的外勤记者也名列其中，甚至把已投靠汪精卫集团的人也列入了“通缉令”。大开杀戒，造成一片恐怖气氛。后来汪曼云看这样杀下去不是办法，便向周佛海献策，要拉拢一些人，因汪是上海报界的老人，便由他引荐一些记者和报馆人员与周佛海见面，周对他们说：“你们对日本人尽管骂，但我们有我们的苦衷，对政府，希望彼此精神能获得谅解，不要出以过分的攻击。”这就是周佛海玩弄圆滑的汉奸策略，以缓和抗日人民与他们的矛盾。
由于一些报纸仍然坚持抗日反汪，丁默邨、李士群便指示“76号”的警卫大队长吴四宝指挥大批特务去冲击《中美日报》和《大晚报》，结果把《大晚报》排字房捣毁、打死打伤各一人。后来又抢去《中美日报》7000余份，还向报社投掷两枚手榴弹（未爆），该报仍坚持出版，直至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英、法租界，《中美日报》才被汪伪封闭。
汪伪特务对新闻界人士残杀影响最大的一次是对《大美晚报》副刊编辑朱惺光（亦称朱惺公）的暗杀。该报虽遭受“76号”特务的捣乱，仍坚持抗日，特别朱惺光面对敌人的枪口，坚强不屈，在副刊上连出四期《菊花专辑》，以菊花比喻抗日战士的气节，接着又发表了《民族正气——中华民族英雄专辑》和《汉奸史话》，歌颂了文天祥等民族英雄，鞭挞了秦桧等历代汉奸。在清明节他发表了《祭抗战阵亡将士》的长诗，歌颂英勇牺牲的抗日战士，鼓舞了人民抗战必胜日本必败的信心。丁默邨、李士群以“铲共救国特工总部”名义给他寄去了恐吓信。朱惺光铮铮铁骨，面对死亡无所畏惧，他对特工总部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说：“这年头，到死能挺直脊梁，是难能可贵的。贵‘部’即能杀余一人，其如中国尚有四万万五千万人何？余不屈服，亦不乞怜，余之所为，必为内心之所安、社会之同情、天理之可容！如天道不灭，正气犹存，余生为庸人，死为鬼雄，死于此时此地，诚甘之如饴矣。”这真可谓一首民族的正气歌！汪精卫们看了岂不汗颜！但也有人认为朱乃“狂士”，不应如此硬碰。岂知壮上之志生当如此。凶残的“76号”特务，终于在1939年8月30日下午4时20分，当朱惺光行经天后宫桥堍时，将其杀害了，时年仅39岁。
朱惺光被害，激起了上海人民的义愤，9月1日各界人士前往殡仪馆吊唁，中共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发表文章表示悼念。《大美晚报》为此对汪伪集团发起更猛烈的攻击，刊登了致汪精卫的公开信，要求汪对朱惺光被害公开表明态度。但得到的回答是“76号”寄来附有子弹的恐吓信，还要求“更正”对朱惺光事件的宣传，交出撰稿人的姓名和住址，否则将以“附物奉飨”。但《大美晚报》同仁并没有被吓倒，反而将他们这种丑恶行径公诸报端。“76号”对此怀恨在心，但没有马上行动，直至1940年7月19日，《大美晚报》总编辑张似旭终于被汪伪特务暗杀于静安寺路的起士林咖啡馆内。没过几天，总经理李骏英又在四川路被杀。8月1日，守卫报馆的白俄巡捕突然失踪，同时在机器房内发现了一枚炸弹。10天之后，国际新闻编辑、记者程振章又在法租界金神父路口遭“76号”特务杀死。接二连三的血腥的罪恶镇压，《大美晚报》没有被压垮，这反映了抗日人民顽强的意志，他们一直坚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租界时才关闭。
在“76号”制造的无数罪恶之中，规模最大、情况最惨烈的要数“银行血案”。汪伪中央政府成立以后，伪财政部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成立一个“中央储备银行”作为汪伪政权的国家银行。周佛海担任伪财政部长，日本前藏相青木一男为最高经济顾问，他们企图掌握整个沦陷区的财政经济命脉。1940年5月1日，就宣布成立以周佛海为主任的伪中央储备银行筹备委员会，并公布了筹委会章程，要在各省市县成立相应的机构，形成网点。
当时在上海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有4种：一种是抗战前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一种是日本占领军发行的“军用票”；一种是伪维新政府发行的“兴华券”；还有一种是伪临时政府发行的“联银券”，主要在华北沦陷区流通。现在汪伪政府要发行的“中储券”是作为取代上述四种货币的统一流通手段。
但中储券的发行，一开始就遭到了上海银行钱业公会和各大公司和商店的抵制，他们拒绝使用。伪中储银行总裁周佛海十分恼火，便指使“76号”特务手持大量中储券到各大公司去购物，强行推行中储券，如有拒绝使用，便大声恐吓，拔枪威胁。而重庆方面为了保持“法币”的地位，则命令军统特务采取行动，首先袭击上海伪中储分行，杀害该行工作人员。1941年1月30日，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专员兼推销主任季翔卿在法租界自家门前被埋伏的特务开枪杀死；不到一个月，伪中储上海分行，又遭军统特务投掷手榴弹，银行职员纷纷伏倒，保镖赵某与特务相遇，遭枪击伤滚落楼梯；一个月后，即3月21日，伪中储上海分行设计科科长楼侗又遭暗杀。周佛海对此大为震怒，命令李士群的“76号”特务总部进行报复。
于是，上海滩上蒋、汪特工展开了一场大混战，但受杀害的绝大多数是无辜的职员。就在楼侗被杀的当天晚上和次日凌晨，“76号”特务就制造了一起震惊中外的惨无人道的大血案。即当天深夜11时50分，“76号”派出一批武装特务分乘两部汽车来到霞飞路1411弄口，将车横放在那里，架起机枪，然后跑到该弄10号江苏农民银行宿舍，猛按电铃，住在门房的值班人员起身问话，门外回答：“查看房间。”值班的以为是巡捕房来人，便将铁门打开。特务们进门后便拔出盒子枪，命令值班的引导上楼，将睡在二楼的人全部轰醒，然后再上三四楼，将上面的5个职员推到二楼集中，并喝令11人排列成行，3名特务立即用快慢机枪向他们扫射，惨叫连天，血花四溅，无一幸免。特务们行事后立即登车逸去。
次日凌晨，吴四宝、万里浪等又带领大批“76号”特务，乘车直驶极司菲尔路96号的“中行别业”，这里是上海中国银行职员的宿舍，连同家眷一起有四五百户，约3000多人。“76号”特务包围中行别业后，即破门而人，将108名职员抓起，两人合锁一副手铐，集中在大厅里，按照黑名单逐一点名，然后分批押上汽车，带回“76号”总部，接着又派第二批人员往该处，再抓走70余人。后来，中国银行通过各界人士多方营救，几经斡旋，“76号”才终于允许他们具结连保释放。
这两件大案已经够骇人听闻，影响还没有过去，“76号”又于3月24日袭击了“中央银行”上海驻地。该行驻地上海沦陷后，一分为二：一部分设在法租界亚尔培路逸园跑狗场；一部分设在公共租界的白克路一家汽车行里。李士群命令“76号”特制了两颗定时炸弹，其中一颗由几个特务偷偷安置在逸园办事处的水泥楼梯下黑暗处；另一颗装在木箱内由一特务扮作邮差送到白克路“中央银行”办事处收发柜前，谎称香港寄来的货物。两颗炸弹先后轰然爆炸，跑狗场那一颗威力很大，弹片、碎石横飞，像遭到空袭一样，房屋震塌，人员7死1伤；另一颗炸毁了旁边的电梯墙壁。震坍了二楼的亭子间，该行庶务主任陈宗广当场被炸死，另外还炸死、压死7人。
重庆军统特务为了报复“76号”对蒋方银行职员的集体绑架和屠杀，侦知伪中储上海分行有一个会计副主任张永钢正在大华医院治伤，便派人前去用刀将其劈死在病房里。“76号”得悉后怒恼异常，声言“要以血还血”、“人命要一抵三”，当夜又把“中行别业”的一些高级职员抓走，并把其中三人枪毙（一个伤后未死）。对此，周佛海竞说：“杀以止杀，情非得已，虽心有所不安，而势不能不行，未知本晚能否成功也。”原来此事是周佛海下令干的。接着还发生了江苏农民银行被炸，交通银行三职员被绑架等事件。
汪、蒋特务把上海金融界搅得血雨腥风，关门闭户。再这样混战下去，两败俱伤，不是办法，是该有个了结的时候了。戴笠示意在香港的杜月笙出面斡旋，杜立即发电报到上海，让门徒高兰生去找“76号”警卫大队长吴四宝协商“停战”问题。吴觉得杜月笙肯派人前来要求停战，自己脸上感到光彩，立即汇报给李十群，李也乐得给杜月笙一点面子，好给自己留条后路。于是使让吴四宝派人到香港，给杜月笙回话，表示愿意接受“调停”。上海的军统组织也接到了戴笠的指示。于是蒋、汪双方特工到此罢战，结束了两三个月来互相厮杀的局面。
二“伟大”的“表演”
汪精卫自1939年6月底自日本回上海后，7、8两月就是忙着为伪国民党“六全大会”的召开作准备工作。这也是汪精卫不同于其他傀儡组织的地方。因为他是一个大党棍，特别强调“党统”，他搞“和平运动”（即投降活动），也要打着“合法”旗号，即打着国民党的旗帜，以便迷惑群众和拉人下水。除了拉拢国民党人士外，还要拼凑所谓各党各派人士。所谓各党各派，主要是老牌汉奸“临时”、“维新”两个伪政府的头面人物，还有所谓“国家社会党”和“青年党”。但是“临时”、“维新”两个伪政府并不买汪精卫的账：王克敏以具体情况没有听到日方说起为理由，谈话推进不下去。“维新”政府也采取同样见解，陷会谈于无法促进的状态。
在日本主子的指使和撮合下，从6月以来，“临时”、“维新”两政府以外的各种人物聚集到汪精卫的阵营里来的逐渐增多。其中有真正对“和平”具有热情而参加的，也有为了求职而希望参加的，很是复杂。以求职为目的的人，如果约定给予地位，立刻成为“和平主义者”；如果没有给他适当职位，有不少人立刻改变，采取对汪精卫诽谤的态度。这是一幕在日本主子导演下一群奴才争抢残羹剩饭的闹剧。在没有基层组织的情况下，汪精卫召开伪国民党六大，首先碰到的就是如何拼凑代表的问题。汪精卫密遣周化人（旧改组派）潜赴重庆想拉几个人来凑数，但只拉来了’刘仰山、金家凤、胡泽吾等数人。再遣周化人北上拉人，应者更少，乃不得不让CC系的周佛海、梅思平、丁默邨从江、浙就地取材，充实数字。适逢上海CC系市党部、市区各级委员等36名联名发表反蒋拥汪宣言，老CC系就在党务方面又占了优势。丁默邨在周佛海支持下包办了上海市，江苏省两个党部人选，还想染指南京及安徽、浙江三省市。汪精卫急起抵制。陈璧君让弟弟陈耀祖、陈昌祖，侄儿陈春圃、陈国琦、陈国强、陈国丰一齐与会，李圣五把老婆、妻舅、表弟、表侄同时带进；林柏生则发动《南华日报》、《中华日报》伙计参加。结果在200多名大会代表中，与周佛海、梅思平、丁默邨有关系的人仍占多数，据当事人回忆，代表名单如下：
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丁默邨，曾醒（女），李士群，焦莹，刘仰山，金家凤，林柏生，陈春圃，周化人，陈昌祖，陈耀祖，夏奇峰，胡兰成，苏成德，马啸天，杨惺华，金雄白，汪曼云，罗君强，沈尔乔，戴英夫，巫兰溪，马典如，张永福，王敏中，朱朴之，林之江，王天木，蔡洪田，任援道，陈群，胡泽吾，叶蓬，杨揆一，张仲环，章正范，顾继武，凌宪文，黄香谷，褚民谊，戴策，周学昌，周隆庠，陈君慧，何炳贤，陈之硕，李文滨，萧叔萱，鲍文樾，陈次溥，溥侗，茅子明，李志云，陈允文，翦建午，恩克巴图，卢英，唐蟒，彭年，陈济成，颜加保，傅式悦，凌霄，李讴一，樊仲云，李凯臣，李圣五，徐苏中，顾忠琛，奚则文，张克昌，孙鸣岐，黄庆中，吴颂皋。
这次汪记“六全大会”的基调是：“反共、反蒋、亲日。”为了寻找“党统”根据，“六全大会”引用了国民党1938年4月所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片断，断章取义并加以歪曲说：“吾人之本愿在和平，吾人之最终希望仍在和平，惟吾人所谓和平，仍合乎正义之和平，必如是，然后对内得以自言，对外得以共存。”还说什么：“必使日本了然于中国之目的，知中国终不可以暴力屈服，幡然变计，放弃其侵略主义，更与中国谋合于正义之和平，然后中日共存之希望始达，太平洋之危机始息，世界和平始得到真实之保障。”汪精卫口念和平经，在引用此宣言时，毫不顾及起码的事实。事实是日本侵略者直到所谓汪记“六全大会”召开时，没有一丝一毫放弃其侵略野心，何以能“谋合乎正义之和平”呢！
1939年9月28日至30日，汪精卫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召开汪记“六全大会”。9月28日举行了开幕典礼及预备会议。
为了表示汪记“六全大会”是继承了国民党的“党统”而又区别于在重庆的国民党起见，9月29日上午举行了第一次大会，由周佛海主持通过整理党务案，其主要内容有：修改党章，废除总裁制，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一人。由本届大会增选中央执行委员38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0人，中央监察委员26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6人。
会议进行过程中，由代表84人，提出临时协议两件，肉麻地吹捧汪精卫，说什么：“（一）汪副总裁倡导和平，艰苦奋斗，挽救危亡，解民倒悬，大会全体应致敬意，以示尊崇。当由主席团及全体代表起立向汪副总裁鞠躬致敬；（二）依据整理党务案之决议，推选汪兆铭同志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当经全体一致通过，掌声雷动。”汪精卫梦寐以求的伪国民党主席欲望，总算如愿以偿了。
29日下午，举行第二次大会，汪精卫走马上任，担任会议主席，通过如下要案：（一）修订国民党政纲案；（二）决定以反共为国民党基本政策案；（三）根本调整中日关系并尽速恢复邦交案；（四）授权伪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指派伪中央执、监委员，连同党外人士，组织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案；（五）尽速召集伪国民大会实施宪政案。30日上午，举行第三次大会，选举伪中央执、监委员，并通过大会宣言。
汪记“六全大会”宣言不遗余力地攻击中国共产党，胡说什么共产党“假借抗战，以削弱国民政府之力量，使之继续不断丧师失地，以促成其崩溃之势，假借抗战，以实行愚民政策，剥夺所谓知识阶级之一切自由，使全国陷于精神破产，不识不知随而盲动；假借抗战，以扩大边区政府之势力，谋于相当时机取国民政府而代之，夷中华民国为中华苏维埃，使永为苏联之附庸；假借抗战……使中、日兵连祸结，苏联得安坐而乘其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