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一派反苏反共的谰言，把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华民族在抗日旗帜下团结抗日的大好形势，描绘得一团漆黑，说得一无是处，离间抗日力量间的关系，挑拨中国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等等，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汪精卫们媚日降日的最大障碍。可笑的足，江精卫把国民党军队的丧师失地，也归咎于共产党的坚持抗战；其实，正是由于国民党的逐渐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才导致丧师失地的恶果。
汪精卫对蒋介石被迫实行联共抗日政策余恨未消地说：“所可怪者，蒋同志（蒋介石）阳则受其（指中国共产党）拥护，阴则供其利用……当此国家存亡系于一发之际，置一切同志之忠言于不听，惟共匪之所左右，一切同志不见容于共匪者，即不见容于蒋同志。驯至关系国家存亡之和战问题，不取决于大会所明示之方针，不取决于同志之建议，而取决于共匪之颐指气使，以是之故，使和平运动横受挫折，战争依然继续。”
实际上，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之所以被迫抗日，是因为不这样他将被淹没在人民抗日的怒潮中。不过，人们在这里倒是看到汪精卫这个汉奸头子、反共老手，是如何地颠倒黑白和对坚持抗日的中国共产党的切齿痛恨。
至此，汪精卫继续自拉自唱地说：本届大会爰以一致之决议，解除蒋同志总裁之职权，并废除总裁制，更授权汪同志，使本于上届及本届大会所定方针，领导同志积极进行。
决定以反共为基本政策，修订国民党党纲，将国民党的联共抗日政策改为媚日降日政策；改国民党的总裁制为主席制，从而使汪精卫“合法”地登上伪国民党主席的宝座，是汪记“六全大会”的既定方针。从此，汪精卫更可以“合法”身份放手卖国了。下午举行闭幕典礼，这出上演的汪记国民党“六大”丑剧，才算收场。
这次“大会”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举行的，会议内容对“代表”都严密封锁。丁默邮、李士群为了汪精卫的安全，作了精心安排：为了迷惑外人起见，特在“76号”的大门外，高高搭起一座彩牌坊，中间缀了一个用电灯组成的寿字，伪装这房子里有人在做寿。在开会的那天，“76号”的大门始终紧闭着，代表的出入分两路：有汽车的绕开纳路（即现在的武定路）进极司菲尔路口，而入“76号”后门；没有汽车的，则由“76号”西首华邮，转入“76号”，也可不经过大门。
汪精卫住在愚园路1136弄一座花园式洋房，与“76号”距离很近，丁默邨、李士群认为汪精卫的目标太大，生怕出问题；要汪早一天到“76号”，迟一天回1136弄，汪精卫只好迁就应允。开会前一天他偕陈春圃住进李士群的房里。汪精卫对李士群也并不那么信任，为了防止意外，汪就让陈春圃临时搭起铺位，与陈睡在一起，还带去了几个保镖，睡在门外，以防万一。汪精卫就是这样鼠窃狗偷地演出了这幕丑剧。
会议过程中还发生一件趣闻。有人在职员名单中看到了卢英的名字，于是在中午休息时，推出代表蔡洪田、汪曼云、沈尔乔、王敏中、章正范、戴策等，要求面见汪精卫，由周佛海代为接见。有人提出：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大会中，于职员名单里竟会列入一个汉奸卢英？周佛海厉声地说：卢英是否汉奸，后世自有定论，可是汪先生到了上海，最先响应和平运动的就是卢英。且卢英为迎接汪先生翻了车，几乎连性命都丢掉，他对和平运动，可说比谁多（都）热心。再说现在汪先生的警卫人员，都是卢英派来的，万一因此而发生误会，汪先生的安全谁负责任？
周佛海这番话妙不可言，那意思清楚不过地说，论起汉奸资格，你们比卢英还差一大截呢？凭什么瞧卢英不起。而且周佛海还提出汪精卫的安全问题，其意思无非是说你们谁负得起这个责任。弄得这几个代表面面相觑，无话可说。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当天下午当汪精卫介绍伪中央委员名单时，不仅卢英当了伪候补中央委员，连老牌汉奸温宗尧、陈群、任援道等，竟都是伪中央委员的成员，而且名列前茅，赫然在目。于是会场引起了一阵骚动，有一个名叫胡志宁的代表，站起来准备发言，这时李士群身挂手枪，带着荷枪实弹的张国震、顾宝林等，站到胡志宁身边，丁默邨也朝胡志宁使眼色，让他识相些，弄得胡志宁张口结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汪精卫见此尴尬情景，马上站起来打圆场说：代表们有什么意见，会后可与我个人来谈，现在宣读大会宣言。接着汪精卫致了闭幕词，在闭幕词中汪还打肿脸充胖子说：外面有人对我们造谣污蔑，说我们是日本人的傀儡，请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会场里有没有日本人。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这幕汉奸群中狗咬狗的把戏，使人们大开眼界，汪精卫不愧是演傀儡戏的一把好手。
会后，汪精卫于9月1日在《致海内外诸同志通电》中强调说：综括宣言所示，非根绝赤祸，无以维持国内和平；非与日本协力，无以维持东亚之和平；非与各国增进友谊，无以维持东亚之和平。说来说去，还是反共降日的旧调重弹。汪精卫深知这次大会尽管表面上热热闹闹，但不会发生实际影响，他居心险恶地想拉走一部分抗日武装力量，来为他支撑门面。他说：“惟有一比较简易可行之方法，如前方之武装同志能揭示和平、反共、建国之主张，则既可保其原有之兵力与未失之土地，又可外与吾人之和平运动相呼应，内以促独裁势力与共产势力之没落，为效之捷，莫逾于此。”汪精卫搞的是一石二鸟之计，以为这样既打击了蒋介石政权，同时又削弱了共产党的势力，但当人们看清了汪精卫的所作所为，完全是日寇卵翼下的这一套傀儡把戏时，无不嗤之以鼻。
汪精卫进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涂脂抹粉说：“兆铭六月间曾赴东京，与日本当局交换意见。平沼首相为兆铭言……日本此次对于和平条件，则以道义观念代功利思想，对于中国不惟无胜败之成见，且具有同忧患共安乐之诚意；必如是，东亚永久之和平始能巩固其基础，云云。其言至诚恳而真挚。自近卫声明以来，内阁虽屡有更迭，而已定之国策不因之而变易，此实有其必然性。”
当然，日本的确有其既定的国策，不因内阁更迭而改变，这就是永远奴役剥削中国人民，把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只是汪精卫不愿看到或不敢正视这个铁的事实，把豺狼成性的日本帝国主义美化成爱好和平的天使罢了。
汪记“六全大会”草草终场，建立伪政权的工作已逐渐提上日程，但是汪精卫和王克敏、梁鸿志的谈判却不怎么顺利。
三三巨奸的约会
汪记“六全大会”开过后，汪精卫认为在此基础上由他来组织“国民政府”，于法有据了。在日本机关长影佐祯昭的怂恿下，在日军的戒备下，汪精卫率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等，由上海到南京与梁鸿志、王克敏就组织“国民政府”问题进行磋商。1939年9月21日，汪精卫发表声明，对梁鸿志、王克敏着实夸奖了一番，他说，王叔鲁、梁众异诸先生等挺身乱离之际，相继组织政卡义，以与日本为和平的调旋，使人民于流离颠沛之余，得所喘息，苦心孤诣，世多共见。接着汪精卫板着国民党正统的面孔说：最近中国国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指汪伪国民党六大）宣言，以“和平、反共、建国”昭示国人，并郑重声明，“本党愿以至诚联合全国有志之七，不分派别，共同担负收拾时局之责任”。本党为完成此重大使命计，对于既成政权，消除成见，更谋群策群力，共济艰难，实为事理所当然。而既成政权，如三叔鲁先生等，从前曾服官国民政府，投艰遗大，休戚相关；如梁众异先生等，从前虽处于超然在野地位，然以段芝泉先生对于中华民国之勋劳，及对于国民政府之爱护，知必能继其遗志，使国家民族得以转危为安。
虽然汪精卫对梁鸿志、王克敏极力拉拢，但王、梁等态度却十分冷漠。王克敏干脆对汪说：这件事（指组成统一伪政府）我们三个人商量没有用。这件事要他们协商好了，也就可以做了。梁鸿志说得稍为客气一点：这件事要让我们商量之后，才能答复。原来王、梁所说的“他们”，即他们背后的日本主子，那就是汪精卫背后的影佐梅机关，梁鸿志背后的原田机关和王克敏背后的喜多机关。事后，陶希圣和周佛海、梅思平等闲谈时，说到一个比喻：好比四个人打麻将牌，每一人的背后有一参谋，打到两圈以后，四个参谋都伸出手来，直接地打了起来，那座位上的四个打牌者反而无事可做。这个比喻生动地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都同样是日本侵略者手中的傀儡。
在影佐、原田、喜多等人幕后协商后，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终于作出如下的决定事项：
（一）首先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负责筹备建立伪政府。
（二）建立伪政府后，设伪中央政治委员会负责议政。
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以汪精卫准备的条例为草案，竭力使王克敏和梁鸿志在伪中央政治会议中同意原案通过。
（三）中央政治会议人员的分配，汪记国民党占1/3，临时和维新政府占1/3，余下的1/3分配给蒙疆政府及其他各类人士。
（四）伪中央政治会议的议决方法，重要的事项，须经全体或3/4以上委员决定。
（五）在伪中央政治会议中应讨论事项，是伪政府的名称、伪首都的位置等重要事项。因此，事前须充分协商，以便会议中全体一致通过。
这次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会晤的唯一结果，是他们各自发表了一通声明，表面上赞成汪精卫成立所谓伪“中央政府”的工作。
于是，临时、维新政府联合委员会发表声明说：“中华民族政府”联合委员会，根据本会成立之使命，此时愿以全力协助汪精卫先生成立“中央政府”。
“维新”政府的声明则谓：
“曩者汪精卫先生脱身渝府，一再发表和平救国之宣言，且愿与海内贤达，不分派别，共济艰危，披沥至诚，商榷国是，四方响应，翕然同风。同人等本救国之初衷，声应气求，未敢稍后，努力协进，以完成中国复兴之大业，不特吾人年来披荆斩棘之苦心，得以稍慰，即维新政府揭橥和平之素志，亦如愿以偿矣。特此宣言，敬告有众。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温宗尧、‘外交部长’夏奇峰、‘内政部长’陈群、‘财政部长’严家炽、‘绥靖部长，任援道、‘司法行政部长’胡祁泰、‘教育部长’顾澄、‘实业部长’廉隅、‘交通部长’江洪杰。”
“临时”政府的声明则说：
“兹读汪精卫先生发表大文，对本政府奖饰过多，渐惶无似，但于国事民生有所裨益，定当追随先生之后，以底于成。同人等忧患余年，倘得重见和平，于愿已足，决无异议。用布心腹。临时政府委员王克敏、汤尔和、董康、王揖唐、齐燮元、朱深、江朝宗、高凌蔚、潘毓桂、王荫泰、汪时碌、马良、苏体仁、赵琪。”
这两个伪政府的声明，虽都是官样文章，表面上都答应替汪精卫捧场，骨子里却在那里向汪精卫摆汉奸的老资格。维新政府把群奸的官衔都一一列上，临时政府也把全体委员名单摆出来，这个架势就是准备在将来组织伪中央政府时，向汪精卫讨价还价，多争得几个席位。
当然，汪精卫能否组成伪国民政府，主要还要取决于日本的态度，因此“日华密约”的谈判，就成为汪精卫汉奸集团面临的首要任务。
四“日华”谁父谁子
1938年12月近卫第三次声明和1939年8月汪精卫赴日谈判，还仅是停留在一些原则性的声明上，日、汪双方都感到需要调整“国交”，特别是日方更有使其具体化的必要，从而为独占中国披上“合法”的外衣。为此，双方派出代表于1939年11月1日至11月12日举行了七次会议。汪方代表为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周隆庠，后加派林柏生；日方代表为影佐少将、须贺大佐、犬养健、谷荻大佐、矢野书记官、清水书记官。稍后，须贺与陈公博又单独就厦门及海南岛问题举行了六个会谈。
在日、汪双方会谈之前，日本兴亚院已为此定下基调，从内政、军事、经济等方面提出相当苛刻的条件。其口吻的严厉和态度的蛮横，使汪方代表只能俯首帖耳，连讨价还价的勇气也消失了。日本“兴亚院联络委员会”的决定直截了当地说：“日本希望日、‘满’、中三国以在东亚建设新秩序，结成善邻友好、保持东亚和平为共同目标。”这就是说，日本要使汪精卫即将建立的伪政权，与伪满置于同等地位。
关于内政方面，日本强调从伪“中央政府”到地方基层政府设置政治顾问、技术顾问或日本职员，以便日本的监督控制。
“日本在政治方面需要和‘中央政府’商议的事项，通过日本驻‘中华民国’大使馆，根据本协议精神，考虑在‘中央政府’设置政治顾问，同时也考虑在中央政府各院、部采用日本职员。”
“关于日中互相帮助，不仅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就在财政、经济方面，‘中央政府，亦应聘请日本专家当顾问。同时‘中央政府’直属机关可任用日本教授、教官、关税官吏及技术员等。”
“各省政府、特别市政府（直辖市）所属的各厅局以及各县也可考虑设置日本政治顾问。日中两国特别需要加强合作的地带或其他特别区域，需要两国密切合作和协商。在该区域所必要的机关内，也应任用日本顾问或职员。”
“为了与日本军队协商有关事项，中国方面在各当地政府内，应设置交涉专员。”
“县政府及普通市政府不采用日本职员……但是在事变中特殊区域或遇特殊情况时，中国方面似乎也应考虑任用日本职员。”
由此可见，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不仅伸向伪“中央政府”、省政府，甚至连县政府和普通市政府这样的基层组织，也要以“特殊情况”为口实，毫不放松地加以控制。
关于军事方面：“为适应日中两国新关系的调整，商议有关两国军事合作事项，应设置日本军事顾问。关于中日军事合作，不得使第三国介入。”
“为了日中军事合作，特别是在必要的地区，特殊的军队，有必要配备日本军事专家。”
在汪精卫手中无一兵一卒的情况下，所谓军事合作和设置军事顾问，只是日本实行军事占领的又一说法而已。
关于经济方面，“为适应日中新关系调整的原则，主要应体现加强日中经济的合作的地区，尤其对该地区与国防有关事业，需要采取特别措施”。
所谓“经济合作”、“特别措施”云云，即都是日本独占的代名词。
汪精卫希望日本解决财政方面的有关问题，对此，日本兴亚院对于关税收入、统税、盐税等都作了回答。
这些回答表明，日本对关税、统税、盐税等收入，无不以“保管”或“战争中的特殊情况”为理由，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在汪伪政府成立前借款4000万元，日方还是以“最大的诚意”通融的。而关税的一部分，还得分给“蒙疆和华北”。
对于汪精卫要求“开放长江”的问题，日本以“按现在的情况，尚非其时”，干脆加以拒绝。
至于“发给京沪铁路通行证及首都（南京）车站检查等事项”，日本也以“鉴于实际情况，为整顿秩序，维护治安，应适合当地客观实际”为理由，以“协商处理”推脱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