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个回合，李士群终于把丁默邨击败了。除了李手段奸狡外，主要是他与日本人关系比丁默邨深，得到了日本人的支持，特别是晴气庆胤和影佐祯昭的支持；同时汪精卫、周佛海也偏向他。所以丁默邨曾经有一段时间显得消极。李士群在汪精卫汉奸集团中的势力不断膨胀，地位步步高升，头脑也有点发胀了。尤其是参加清乡工作以后，李士群特务势力在上海、南京、江浙地区大大扩展了。当时成立的“清乡委员会”是以伪行政院长、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和立法院长陈公博、伪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分别担任委员长和副委员长的。李士群当了执掌实权的秘书长，来头是很不小的。1941年5月，汪伪清乡委员会在南京马台街宣告成立，下设四处两室和四个设计委员会。整个机构人数在1000人以上，成员多数从伪行政院、伪军委会抽调来的。李士群趁机把警政部和“76号”大批亲信安插进去，在清乡委员会扩张自己的势力。7月问清乡委员会在苏州设立办事处，李士群兼任处长，农矿部政务次长汪曼云兼副处长。江苏是富饶之地，苏州是当时的省府所在地，是伪江苏省主席高冠吾的禁脔之地，李士群对此垂涎欲滴，于是暗中设法想把高冠吾取而代之。不久，恰好出现了一件贪污案，事情闹开后，汪精卫听了大为震怒，为了树立汪伪政府的“肃贪”形象，汪精卫命李士群查办此案，意外地给李士群创造了一个驱逐高冠吾的机会。于是李很快便把那个贪污勒索的科长抓了起来。汪精卫认为一个小小的科长决不敢如此大胆去敲诈一个县长，肯定是厅长所为。李土群又把这科长的上司民政厅长蔡洪田扣押在自己住的鹤园内。这蔡洪田原是蒋介石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书记长，投靠汪精卫以后当了汪伪党中央委员。此次李士群到江苏搞清乡，本来想拉他担任“清乡委员会行政设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兼苏州地区清乡督办专员。但蔡看不起李士群，不愿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因此和他结了怨，李士群也正好借此把蔡整一下。
既然把省政府的厅长关起来，李士群便剑处散布“江苏省政府贪污腐败”的流言蜚语，把事态闹得沸沸扬扬，矛头直指省府主席高冠吾。高实在有点坐不住了，他原是伪维新政府合并过来，在汪伪这边没有什么后台。李士群通过自己的后台晴气向其施加压力。高知道抵抗不住只好另谋出路，由汪伪行政院调到安徽去当伪省主席。过后，李士群给汪精卫打了个报告，把敲诈勒索的罪责全归到那个科长身上，给蔡洪田恢复了自由便算了事。其实，后来在蔡洪田一再活动的汪曼云的支持下，连那个科长也被释放了。汪精卫、李士群这场“反贪污腐败”事件的结果是把高冠吾赶出了江苏，李士群如愿以偿地当了伪江苏省主席，接着还兼任了江苏省的伪保安司令。于是李士群把省府厅级官员进行大换班，安插亲信，成了很有实力的地头蛇。
势力发展顺利，使李士群飘飘然，忘乎所以，连日本主子的利益竟也侵犯了。他以晴气为后台组织了一个“东南贸易公司”专门从事与国民党控制区地区的物资交换，这种交换是属于走私性质的。李士群为日本军队提供了许多战略物资，又为“76号”捞了不少钱。后来他又与汪曼云等合资办了个“永兴隆公司”和日商争利益，引起了日本人的不满，有一次永兴隆为了多捞钱，急运5000担棉花供纱厂用，没有领取日军登睦部队的许可证，被检验所日本宪兵扣留。事情闹到晴气那里，李士群遭到晴气的指责，只好把永兴隆及其各地的分公司关闭。但他并不吸取教训，后来又在粮食运输、倒卖方面，触怒了日本兴亚院。1942年冬，李士群的后台日本军部代表晴气庆胤调往华北，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影佐祯昭已准备整治他。
李士群的势力膨胀和胡作非为，进一步引起汪伪集团内部的不满。特别是和周佛海的关系逐渐恶化，首先是和周手下大将罗君强争夺税警团团长一职开始的。关于建立税警团一事，最早是李士群为讨好周佛海而建议的，在得到周的赞同后，李士群很卖力地招兵买马，着手组织一支相当于三个师兵力的税警总团，他很想兼这个团的团长，但罗君强也看中了这支即将成立的部队，再三对周佛海说，不能将此重任交给关系不深的李士群。于是，周佛海又亲自兼任税警总团团长，让罗君强为副总团长，把李士群踢开了。李士群心里当然很不高兴，但抗不过周佛海。
过不久，在罗君强的推荐下，周佛海任命熊剑东为税警总团的副总团长，这又加深了李士群的不满。这熊剑东原是苏州、常熟一带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的一个头目，1939年被捕关押一年多，被李士群救出，投靠“76号”，但又未被李士群重用，曾到湖北去当过一段“皇协军司令”。因他过去在苏州、常熟的部下已被编入税警团，加上他与李士群不合，罗君强便把他推荐给了周佛海，以加强反李力量。果然，在熊指挥下的税警团，不断与李士群的特务武装发生冲突。李对此十分恼火，于是便指使归附过来的熊的旧部、时任伪调查统计部次长的杨杰，派人在上海北站暗杀熊剑东，但没有成功，从此熊与李士群结下了深仇大恨。
为了寻找支持，李士群便积极向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的公馆派靠拢，每月从江苏省府拨出30万元孝敬陈璧君，名目为“公馆建筑费”。当时，汪精卫和陈璧君先后多次到江苏视察清乡工作，李士群趁机大献殷勤。但公馆派内部也是钩心斗角的，伪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是陈璧君的侄子，是公馆派的得力干将，李士群大力拉拢他。而陈春圃亦想利用李以削弱周佛海的势力。但公馆派的林柏生则认为不能让李士群独霸特务系统，他利用“76号”中与李有矛盾的苏成德办了个“东方通讯社”，实际上是个特务机关。后来林柏生又进一步支持苏德成在南京锏银巷6号暗中成立了一个“政治工作局”，下设情报、组织、训练、侦察、行动各股及看守所，俨然成了另一个“76号”，形成尖锐复杂的斗争。
1942年6月，日本在中途岛战败，这是日军败退的起点，以后的形势对日本越来越不利了。周佛海有感于形势，认为再跟汪精卫走下去是不行了。他曾在日记中哀叹：“晚与心叔闲谈，前途茫茫，无处是岸，未知何以了此残生也。”流露出极度悲观的情绪，在苦闷中寻求出路，其时，日本已失去制空权，东京、神户、名古屋屡遭美国飞机空袭。日本不可战胜的神话正濒于破产。周佛海意识到自己过去对形势判断的错误，为了寻求出路，决心想方设法打通与重庆直接联系的渠道。恰好这时，日本宪兵队破获了军统局在上海的地下组织，站长程克祥、副站长彭寿原来是“还都”初期就打入伪府，分别在边疆委员会担任藏事处处长和侨务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以合法身份作掩护，设立电台，暗中向重庆提供日伪活动的情报。
周佛海决定抓住程克祥事件，打通与重庆的联系，于是他以“军委会副委员长”的名义，向日方保释了程、彭两人。到是年11月，又设法将他们俩秘密护送离沪返渝。周就是通过他们请戴笠转达蒋介石一份“效忠”重庆的名单，除周佛海、罗君强外，还有丁默邮、熊剑东。他们向重庆表示“忏悔”，愿在沦陷区为蒋效劳补过。戴笠获悉后非常高兴，立即向蒋介石汇报，蒋立即批准周等在沦陷区“戴罪立功”，仍派程、彭回到上海，继续从事联络工作。程克祥给周佛海带了一封戴笠的亲笔信，说他们几个人表示“效忠中央”的意向已呈达委员长，并得到许可。周为了掩护程克祥工作，在自己领导的财政部里安排了个秘书的公开职位给他，同时暗中送给他一本无限透支的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的支票簿，作为程、彭的活动经费。
其实，周佛海的活动瞒不过日本特务的耳目，只是把汪精卫瞒住了。当时日本人想摆脱太平洋战争后的不利局面，急于找寻与重庆政府“和平妥协”的途径，所以对周佛海的通蒋活动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因为其中的一些蛛丝马迹是很容易发现的。还有，后来周佛海与吴开先、刘百川的往来，日本人也不可能一无所知。
1943年初夏，周佛海突然从程克祥手中接到了戴笠拍来的电报，要他想方设法除掉李士群。因为李“甘助日寇为虐，迭次残害我地下工作人员”。本来，李士群也曾和军统建立了联系，为自己准备退路，但由于他杀害了不少中统和军统的地下人员，如处决上海市国民党党棍、特务骨干张小通，枪毙中统女特务郑蘋如，破坏了整个上海市、青岛市的特务组织，拘捕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特务头子吴开先、上海区长陈恭澍等，尽管后来他又把吴开先放回重庆，但由于他脚踏两条船，所以，蒋介石和戴笠对他是不信任的。
在接到戴笠的指示后，周佛海便召集罗君强、熊剑东秘密商量如何处置李士群的问题。他们深知李士群不好对付，若派一两个亲信人员去暗杀他不容易得手，因为李出入很谨慎，坐的是防弹保险车，贴身警卫不离左右。而且这种暗杀会引起汪精卫追查，搞下去不好交代。研究的结果是采用借刀杀人的办法，便不好追究。周佛海已经知道日本人对李士群很反感，特别是李的后台晴气庆胤调走以后，影佐祯昭就很想整治一下李士群，认为他狂妄自大，竟敢侵犯日本人的利益。周佛海决心把这个任务交给熊剑东去办，熊与李结怨最深，定能想办法完成。当时，熊剑东认识了日本宪兵队高级特工岗村中佐，于是常到岗村面前说李士群的坏话，搜集了李士群在清乡中不听日本人招呼，侵犯日本商人利益的材料交给岗村看，果然，岗村中了熊剑东的反问计。其实，很可能岗村已从影佐那里得到了信息，除掉李士群是为了扫除对华新政策的障碍，因为李的行为已妨碍了日军抢夺中国物资。
1943年9月7日晚上，由岗村出面，请李士群到他的寓所吃饭，名义上是为了调解他和熊剑东的纠纷，以便大家言归于好，共为“和运”出力。李怀疑他的好意，但又碍于情面，只好答应去。于是带了翻译夏仲明和几个保镖赴会去了。席上岗村和熊剑东殷勤劝酒，李以身体不适为由，一一谢绝了。起筷时也先看岗村下筷才吃。熊一再向李表示道歉，说过去误会的起因应全由他负责，接着对周佛海发了些牢骚以争取李士群的同情，并说他今后着意“开府浙东”，希望李能支援他500万，李很慷慨地给他1000万，熊故作激动，握住李的手千谢万谢，似乎前嫌尽弃。将要席终时，岗村的新夫人又端来一小碟冰淇淋给李士群，李推向熊剑东，说熊先生先请，熊又推回给李，说李先生是稀客先请。在推让间熊从岗村夫人手上接过另一碟，便不客气地吃起来了。他还盛赞女主人的手艺好，岗村执意让李品尝一下味道，李勉强地吃了一口，以示应酬，很快便告辞回家。到了愚园路住宅便赶快抠喉咙，想把东西吐出来，但又吐不出，另一说法是“呕吐殆尽”。据说熊剑东放进去这种毒药，是专门从日本陆战队军医那里买来的，只要吃进去一点，洗胃都没有用。但毒性又不马上发作，第二天早上李士群以为平安无事，便返回苏州上班去了。谁知下午毒性发作，浑身出大汗，连续高烧，李知道不妙，赶快叫他老婆通知伪省立医院院长储麟荪赶来抢救，但已无济于事，静脉连针水都推不进了。死后浑身青黑，都干缩了。一个作恶多端的大汉奸终于在他同伙的手中毙命。
李士群暴死，汪精卫从各方面情况获悉，很怀疑是熊剑东所为，本想追究一下，但此事是发生在日本高级特工岗村的家里，汪不便追问也不敢追究，怕追不出结果反惹来麻烦。由于李士群紧跟汪，为汪出了不少力，所以汪精卫亲给李写了篇《墓碑铭》，并拨出5万元，把李盛殓了事。
在蒋、汪特工战中，有件事是很值得思考的。在戴笠手下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陈恭澍，1939年初戴笠派他到河内带领一班人去刺杀汪精卫，但他却把汪的副手曾仲鸣杀死了。按说他是“失职”了，没有完成任务，而且“杀错”了人，但却没有受到处分。在河内血案后，他回到重庆，戴笠暂时让他在第三处代理处长，显然是让他在那里待命。5月，汪精卫逃到了上海，戴笠很快便任命陈恭澍为军统上海区区长，齐庆斌为书记长，在上海组织了上百人的特务队伍，任务是相机刺杀汪精卫。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除了指使下面搞些暗杀活动外，竟没有找到一次刺汪的机会，反而被汪精卫的特务机关把他捉住了。不知是陈恭澍特别倒霉，还是汪精卫格外走运，军统上海区在1年零4个月以后，陈恭澍与齐庆斌及其特务机关100多人被“76号”逮捕，并抄获木壳枪、新式左轮枪、其他手枪共76支，子弹近2000发、手榴弹8枚、炸药7包、化学药品4箱，还有无线电收发报机18部以及全部秘密档案文件6皮箱。陈恭澍被捕后，“76号”对他“仍加优遇”，他很快便表示愿率所属干部百余人参加汪精卫的“和平运动”、重新为“党国效力，以赎前愆”，并将秘密电台9部及枪支、弹药全部呈交，以表示其报效之忠诚。陈恭澍不但一再没有完成戴笠交给的“刺汪”任务，反为投靠汪精卫汉奸集团，如此严重的叛变投敌行为，戴笠对他却仍然“高抬贵手”，日本投降后并没有处置他，大陆解放时他还逃往台湾，悠哉悠哉地写其“回忆录”。其中内情外人不得而知，只留下一个难解的谜。
“76号”特工总部残害民众影响最大的事件就是对新闻界的迫害，还有残杀抗日志士和银行大血案等。
1939年5月，汪精卫汉奸集团到上海，接收了丁默邨、李士群的特务组后，为推行“和平运动”，组织伪中央政府，首先要控制舆论，打击抗战言论，压制民众的爱国意识，于是上海新闻界首当其冲。
日军占领上海后，有许多家报纸，如《申报》、《民国日报》、《大公报》、《时事新报》等宣布停刊；有的报纸则以外商名义在租界另行登记出版，继续宣传抗日，如《文汇报》、《中美日报》、《译报》、《导报》等。由于他们勇敢地揭露和批判敌伪阴谋和罪行，鼓励民众的抗日斗志，使侵略者和汉奸走狗感到如芒在背、如鲠在喉，必欲去之而后快。当时的英、法租界，日本军队还无法进入，于是便指使一些暴徒无赖对爱国报人进行恐吓，对那些挂名的外国发行人进行重金收买，要求改变办报宗旨，遭到爱国报人的抵制，有几家报纸被迫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