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家门，爱玲把打麻将的每个人介绍给杨飞，并且问候了他们。麻将摊散了，爱玲把他们送到大门口，刚转身，就听村中二叔说：“就这个男娃娃把爱玲拐走了？”爱玲听到后，无奈地摇摇头。她想，他们生活中的一切只有金钱来衡量、来维护，所以只能如此罢了。
父亲和母亲显得很高兴。父亲说：“初三、初四我想你们就会想办法来了，没想到，没车还把你们给挡住了。我以为爱玲就是走也要走来，结果没有等来。看来我这个女儿还是原来的懦弱样，没有变，到哪里就听哪里的话。”
母亲说：“来了就好。饿坏了吧。我去做饭，想吃啥？”
爱玲想也没想就说：“我想吃肉，咱家三十煮的那种，大块的肉。”
母亲说：“你们家过年没杀猪杀羊吗？”
爱玲看了杨飞一眼。杨飞生气地瞪着她。她才意识到，她已经不再仅仅代表自己了。她是杨家的儿媳妇，说话可不能伤到了杨家。但她很委屈，眼泪禁不住就流下来。
父亲问杨飞：“你爷爷奶奶身体都好吧？”
杨飞说：“都很好。”
母亲说爱玲：“你还不是嘴上说呢，能吃多点肉。你又不是一个爱吃肉的人。妈给你留的大块肉，怕你连一块都吃不完。”
爱玲说：“妈，我随便说说的，就是想吃你做的。”她努力地笑着，但哭的声调还是被母亲听了出来。母亲回头看她在擦眼泪，便说：“好好的又哭什么呢！”
杨飞半开玩笑半讥讽地说：“在我家受虐待了。”
父亲和母亲迟疑了一下。母亲说：“这娃娃说的，爱玲从小就爱哭，你知道的。有你呢谁还敢虐待她。”
话虽这么说，可大家的心里显然都不高兴了。
路世忠早就感觉到杨飞不会是一个平庸而无能的孩子，但他没有想到在这些小事情上他心眼会这么小。爱玲的泪水和强作欢颜，让路世忠十分心疼。他知道这个女儿，会把许多事情闷在心里。看来，她这次在婆家，即使谈不上受虐待，也一定受委屈了。
于是，路世忠对杨飞说：“他们姊妹中就数爱玲弱，有啥事不往出说，闷在心中自个儿难受着。她就是心多，有时就把别人的意思想歪了。不过，女人嘛，心眼小也很正常，你以后多开导开导她。这个男人嘛，就要心胸宽广些，小心眼的男人成不了大事……你们刚结婚，要想让她一下子适应一个家庭生活习惯不太可能，所以嘛，要给她时间。常言说家有十口，好不过两口，这就要男人心大些，把事情看开些，自个儿的老婆多关心些。”
爱玲在旁边听着。开始觉得父亲在指责她，但听着听着明白了，父亲是在开导杨飞，要他心胸开阔做个能成大事的男人。男人就应该护着自己的女人。父亲的关爱，让她的鼻子一酸，眼泪差点又要流了下来。
路惠玩回来了。他已经是个大小伙子了，一米七左右的个头，进门看到杨飞和爱玲，问候过后说：“哈哈，我以为三姐忘了我们，才回来，再不来呀，我就步行找你去了。”
杨飞说：“好呀，路惠，是在怨我吧！”
路惠笑着说：“没打就不错了。”
杨飞看着爱玲笑说：“以后还真的不敢欺负你，不然，你看路惠能饶了我？”
家的气氛活跃了。
母亲端上一盘大块肉，路惠找了饮料和酒，这些是父亲专门为他们留下的。杨飞说今天下午迟了，明天早上给父亲和母亲磕头。父亲说不用磕了，问候了就行了，磕啥头。
母亲拣了一块最好的肉放在杨飞的碗中，又挑了一块给了爱玲。爱玲就撒娇说妈妈偏心。
母亲说：“我就是看重女婿，女婿对女儿好我就放心了。”
爱玲逼妈妈问：“咋才叫好？”
母亲说：“我女儿不挨打受气就叫好。”
爱玲就故意跟母亲生气说：“就这么点标准，太低了吧。”
杨飞觉得爱玲家的这种气氛真好，那么，爱玲怎么会有那样的心理？她当初出走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难道完全是为了他吗？这样一想，他忽然感动于爱玲对他的一份痴情。
母亲不住地给杨飞夹肉、夹菜，慈祥而关爱地看着杨飞吃。杨飞感到很温暖。他想自己的母亲如果能这样关爱一次他或者这个丈母娘就是自己的亲妈该多好呀！此刻，暖融融的家的氛围让他十分轻松。他明白了，爱玲在他家为什么那样紧张，老想着回家。原来，爱、温暖对谁都有吸引力。
母亲同时也这样招呼着爱玲。爱玲对这种过分的客气实在不舒服。她以前在家中和现在的路惠一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没有人在意的。母亲今年这样特意一招呼，她感到自己已经不是这个家中的成员了。亲热的背后包含着什么？爱玲悲哀地想：“我现在没有家了吗？那家过分的冷让我时刻想要逃；这家过分的热，警告着我不再属于这个家中的成员了。那么，我的家呢？”她忽然没有了食欲，吃了几口就放下不吃了。
母亲说：“进门就嚷着吃肉，怎么吃了几口就不吃了？”
爱玲说：“你们吃吧，我大概是吃得太急了，胃里不舒服，想到外面转转。你们慢慢吃。”说完，笑了一下便走了。转到屋后，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
家在哪里？未来在哪里？希望又在哪里？
她在屋后站了很久，回来饭已经吃完了。路惠缠着杨飞喝了许多酒。爱玲看着杨飞微醉的样子，心中很高兴。
爱玲很自然地就要系上围裙洗锅。妈妈把她推到一边，说：“不用，先去缓一缓，我洗，洗完了咱们打麻将。”
爱玲呆呆地站了一阵。主人变客人让她一时真的适应不过来。哎，“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养女一门亲”，养女难道真的是一门亲吗？我真的是泼出去的一盆水吗？
路惠急着铺好桌布，热情地招呼杨飞和爱玲来打麻将。
杨飞说：“我不大会打。”
路惠说：“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像二姐夫那个赌精，我才不和他耍呢。你们今年应该有钱，我要多赢上点。”
爱玲说：“我们哪有钱呀！你没了爸爸妈妈会给你，我没钱谁给我呀，我自己又没有本事挣。”
“那咱们就联合起来赢爸爸妈妈的。”路惠说，“你们不是今年拜年收到很多钱嘛！”
母亲正好进来说：“噢，拜年你收了多少钱呀？”
爱玲说：“妈，那里拜年只给一点点钱，表示个意思。”
母亲说：“我知道，山里乡俗和咱这儿不一样。”
路惠急着插嘴问：“收了多少，够不够我赢？”
爱玲说：“连我们家给的，一共五十七块五毛钱。”
路惠说：“什么？五毛钱？什么年代了有人给五毛钱？”
杨飞急忙说：“我们那里亲戚少。”
爱玲想打断这个话题，对母亲说：“你和我爸谁上？”
母亲说：“让你爸爸打，我给杨飞看。”
路惠就撒娇说：“妈，你偏心呀，不想让我赢我姐夫呀。”
母亲笑着说：“你们都会打，他不会嘛。”
开始打麻将了。父亲一副忧虑的样子，爱玲感觉到了。她想：“爸爸想什么呢？会是担心我吗？”
玩了两圈都是爱玲和杨飞轮流着胡牌。路惠就嚷：“怎么回事，不会玩还成牌，是不是妈妈看了我的牌给他说了？妈，不许给我姐夫当参谋了。你心疼女婿不心疼儿子呀。”
在这和乐的气氛中，父亲开始说话了：“你们两个今年打算干什么？”
父亲看着杨飞，杨飞很局促，很窘迫。“去年我买了一台蛋糕机，回去我准备开始做蛋糕。”
父亲说：“好是好事，你干啥心细，技术上不会有问题。可销路，你们两个谁是卖东西的料呢？”
路惠插话到：“嘿，我上学有蛋糕吃了。这东西咱县城现在只有一家，卖得很贵，有钱人才能消费起，我长这么大还没有吃过呢。”接着又说：“卖东西不就成了商人了吗？我三姐不行，她不是经商的料，你看咱村口小卖部我三姨叔，同样的货，从一块能卖到五块，娃娃一个价，大人一个价，老人一个价，熟人一个价，生人又是一个价。来啥人啥价。为商要奸诈、狡猾、唯利是图，咱家人我看谁都不行。三姐夫，你能像三姨叔那样做事吗？”
杨飞摇摇头。在杨飞心目中，不能给商人这样定位。不排除一些小商贩奸诈、狡猾、唯利是图，但是能称得上商人的应该是以诚信为本的。商人在人们心中就是这个样子吗？难道农民没有唯利是图、奸诈狡猾的吗？那些贪官污吏不是奸诈狡猾、唯利是图吗？但此刻，他不知道如何把这些表达出来给大家听。
麻将还在继续，话题也在继续。
母亲说：“咱家几代人都老实巴交，睡下不知道翻身，可买卖要学会做。爱玲小时候还会说，现在不爱说话，胆小害羞也是不行的，做买卖要泼辣，脸皮厚，能说会道。你看那些买卖人，能把死的说成活的。你进去了说得你不买东西就走不了。那天我在路畔的小卖部等你们俩。你三姨叔卖东西给两个拜年的新人，明明算下来是十二块三毛钱，他却收了十八块六毛钱，那个新女婿只管掏钱，女的看人多，羞羞答答也没有算。两个娃娃走后，我们都指责你三姨叔卖多少价格不说了，账上不能哄人。他还说：‘你看那新女婿狗气的，再说了，刚结婚有钱。’你们两个恐怕谁也做不出这种事，我们也不希望你们这样做人、做事。哎，不管将来干啥，不能亏人。”
多少年来，父母从来没有和她如此轻松、心平气和地谈论如此深沉而严肃的话题。看来，今天父母真正把她当成大人了。
然而，他们不仅仅需要这种警世之言，更需要实质性的帮助，但父母都没有明确的表示。爱玲想也许他们现在没有这个能力。
第二天，爱玲和杨飞给本家几位亲人拜完年，就匆匆地离开父母，回到了他们租住的那间阴冷、孤寂的小房子。他们没打扫就到了大姐家。吃饭时，大姐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们都以为爱玲在那里待不住，会哭得像个水西瓜一样跑回来。结果还好，古人的话是对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别人都白担心了。这也好，能到哪个环境中就在哪个环境中安分守己地过日子也是幸福。”
“是呀，”马东接着说：“柴米油盐够用就行。”
爱玲听明白了，原来亲人对他们的婚姻并不乐观。步入婚姻殿堂，人们都会看重物质基础，而把爱情这个精神支柱就不当回事了，总认为那是空中楼阁、海市蜃楼，忽闪一下就完了的东西。现在，亲人们都看着这两个倔犟的、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
他们也许相信他俩能撞开南墙，也许相信他们不能撞开。总之，大家都疑虑重重。
爱玲和杨飞开始做蛋糕。他俩认真研究，细心操作，不放过每一个细节。色香味美的蛋糕出炉了，两人相拥欢呼。可做成又能怎样？宣传、包装、销售，每一个环节都断裂着，没有钱，怎么补救这些环节？
学，一切从头学起。他俩买了一把小锯条，一个电烙铁，一张玻璃纸，一些印有“蛋糕”的小食品袋。包装起来的东西太粗糙。于是从市场上买回邻省做的蛋糕，一看哑口无言。人家包装精美，零售价还没有他们的成本高。怎么回事呢？他们糊涂了。
打开这个蛋糕的包装一看，噢，明白了。扑面而来的是刺鼻的碳酸氢氨味道，吃一口，蓬松得像爆米花。显然是没按比例配料。恰当的比例有益于人体的健康，不按比例就会损害人体健康。这些人怎么可以不顾别人的健康和生命呢？但是这种事，他们绝对不会做！
拜年的这点钱全花费在了做蛋糕上，可销不出去。他们又试着做炉馍馍，向长辈请教，细心加工，配料按严格比例。果然，做出来的炉馍馍酥脆香甜。一层层的表皮用口可以吹起来，连做了多年炉馍馍的老人都夸他们做得好。可是，同样的问题，销售和包装困住了他们。
又一次失败了。
生活就是如此。你失败了，就得无条件接受别人的嘲笑和讥讽。
爱玲临产期到了。他俩身上只剩下几块钱了，能干什么？怎么办呢？面没了，米只剩下几十斤了。不过做出的蛋糕还在。他们每天只吃小米稀饭和蛋糕。在别人眼中，他们真是太幸福太奢侈了，谁家能天天吃上蛋糕！
两个人整日待在家中，生活的困境使他们变得烦闷而急躁。有时候两个人说着说着就争吵了起来。是呀，两个人马上就要变成三个人了，这怎么活下去！
双方父母亲也没有来看爱玲。杨飞不能再离开了。
这天上午他们又争吵了。杨飞又一次十分生气地对爱玲说：“是你硬要回来的，现在怎么活下去呀！”
爱玲也十分委屈。在外面安全得不到保障，家中一封封信深情呼唤他们回来。她哪里知道回到家中竟然会是这样的情景！她也恨自己当时回家心切，把后果想得太简单。
谁也不理谁。杨飞在看书，爱玲则在门口坐了很久，然后在外面提了一桶水倒进缸中。只觉得肚子一阵疼痛。
她蹲了很久，感觉身下有分泌物，但不是血。她没有对杨飞说，她生的信念又开始淡薄了。所有的一切都是她的错。也许，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错。
杨飞毕竟是一个男人，更准确地说还是一个大男孩。他还没有意识怎样去关爱自己的妻子，一个临产的女人。
阵痛持续了一个星期。有时疼得爱玲满头大汗。她跪在床上，倔犟地想：“疼痛证明我还活着，生命还在，疼吧！”嘴唇咬破了，但她不能去检查，因为只剩几元钱了。
这天下午，她的身下流了血，可能要生了吧，疼痛让她有种昏迷的感觉。杨飞害怕了，她叫来了大姐。
看到爱玲疼成这样，大姐心疼地流泪。杨飞也流泪了。可爱玲一滴眼泪也流不下来，只有不住地呻吟。爱玲觉得那呻吟声不是她发出的，而是来自天国。她觉得自己只有疼痛，没有痛苦，来自心灵的痛苦。
她已经无法行走，杨飞和大姐用架子车把她拉到了医院。
接生的大夫正好是大姐的好朋友，她没让办住院手续，说先待在她的宿舍，等到需要进产房时就直接进产房，但是要吃些东西，生产时有点精神。可爱玲一口也吃不下去。她已经痛了一个星期了，早就累坏了，即使间歇不太疼，她依然觉得很累。她跪在这位好心医生的床上，用头抵着墙。
医生说：“抓着你爱人吧，不要抵墙，会落下病的。”
爱玲抓住杨飞，却舍不得抵他。下午六点多，医生看疼痛的厉害，查了查决定进产房。
进了产房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三个钟头过去了。医生着急了，打催产素肚子更疼了，但无论怎样疼，爱玲一点点力气也没有了。
医生说：“你要用劲，不然孩子会窒息在肚中。”
护士生硬地说：“我们接生过多少产妇，没像你这样的。你怎么就不用劲呢？生孩子要靠你自己，我们谁也帮不上忙。”
杨飞说：“爱玲，坚强些，用劲。”
他们哪里知道，不是她不用劲，而是所有的劲都用完了。
又一个小时过去了，医生和护士急得满头大汗。爱玲一次比一次惨烈地呻吟着。艳玲晕了过去。护士准备扶她出去，艳玲刚走到门口，爱玲就揪心般地喊：“大姐，你不要走，不要走！”
艳玲又急忙返回。
医生开始抱怨：“你们怎么一点生理知识都不懂呀，浆水早就流干了，这样生孩子本来就危险，她又这样的身体……你们商量一下，保大人还是保孩子，签个字吧。”
艳玲说：“不不不，你是医生，你不要吓我。”
医生说：“我不是吓你，真的是难产，这种难产很少见的。”
爱玲的头脑此刻异常清醒。她已经不再徒劳地用她的那一点点别人感觉不到的力气了，也不再呻吟，紧闭着眼睛，静静地躺着，在别人看来仿佛是安静地睡着了。她此刻是平静地。朦胧派诗人顾城的一句诗在她耳畔回旋：
死亡不过是一个小手术
只切除了生命
是呀，切除一个生命比孕育、分娩一个生命容易得多了。
护士伸手在她的鼻子上试了试，说：“没事，应该不要紧。”
医生对旁边两个护士说：“你们两个从胸口往下压，只能让她这样受罪了。”
两个护士一人一下用力往下压。她们喘着粗气，流着汗水。爱玲感觉自己被撕碎了。
听到医生激动地说：“出来了，马上出来了，再压，再用劲压。”
爱玲此刻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仿佛她的灵魂就站在空中，审视着产床上这个受难的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