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玲出去后，杨飞放下书想：是该给家里去信了，这么久了，家不知道又怎样的担心了，他们怎么就不理解我呢？在家时他们百般挑剔，仿佛我一无是处；我要干什么事情，他们百般阻挠，而他们为我设计的生活也并不是让我通向幸福的路，至少在我心里不是。他们只为自己的名誉、利益！我在他们的眼中、心中，到底算什么？如今我好不容易逃离了，他们却又寻找我，逼我回去。又想把我拉回到他们为我设计的生活中去吗？唉，他们怎么会这样自私呢？唉，也许是我太自私了？可是，我若按照他们为我设计的路走下去，妈妈还不知道要怎样轻视我。如果那样活着，他们既要干涉我，又要看不起我。而我自己也会在他们如此的轻视之中麻木而自甘堕落。真的，因为我那一点点能力，会被压制而慢慢消失，我的强烈的自尊心会在他们不住的伤害之中腐蚀殆尽。也许，在他们的设计之中，我将活得还不如鲁迅笔下的润土。那样他们又会对他们的设计不满意，我也会活得麻木而失去自己。啊，不，我不能那样！
想到这里，杨飞痛苦地摇了摇头。
杨飞稍微平静了一下心情又想：与家的丝丝缕缕是永远割不断的，尽管这样，我依旧思念我的家，我的亲人。那土炕现在应该是热乎乎的，那煤油灯想起来也是那样的亲切，还有爷爷奶奶那慈祥而布满皱纹的脸。我想他们呀！梦里，我无数次躺在那热热的土炕上，和着那豆点大的煤油灯和爷爷奶奶聊天、说笑；还有无数次梦中趴在煤油灯下看书、写字。那一点点亮着的空间，把我的思想固定在我所干的事情上，不会像电灯的光线过于广阔而将我的思绪拉得很长很远。
我的根在那里，那里是牵着我这只风筝线的手。我该给他们写信了，不管他们什么反应，来找就来找吧。杨飞想到这里又愤怒了，刚才的柔情又渐去渐远。
他忽然想找个人说说。可是，爱玲不在，他才想起来她出去了。她生气了吗？杨飞忽然想起爱玲刚才看他的眼神。
杨飞想：这个爱玲怎么越来越不像她了呢？她本来是超凡脱俗的，可是现在是既世俗又庸俗！
杨飞想到这里又赶紧打住，不行，不能这样想她，毕竟，她也有自己的难处。
杨飞尽量不去想爱玲的不好，但是，事实该面对的东西终究要面对。
爱玲从川妹子那里回来，看到杨飞坐着发呆。她也不去理他，独自睡下了，她感到心中充满了痛苦。直到现在，她还不大清楚是在真实的生活中，还是在做梦。这半年以来，她在自己的人生答卷上写些什么呀。而杨飞，能给予她什么呢？但她赶快又驱除这种念头。本来她当初就没有想要杨飞给她什么，难道不是吗？她原本是想帮助他，可现在？爱玲不想这样想下去，太痛苦了，她希望自己赶快入睡。
杨飞看到爱玲这样，刚才对她怀有的柔情顷刻间烟消云散，非常生气地想：你不理我，我还不理你呢！怎么越来越俗不可耐！
爱玲本来想赶快睡着，可是越想越睡不着。她又想，杨飞也真是可怜。她当初是想帮助他，而现在反倒成了他的累赘。要是杨飞一个人，是不会落到这样的地步的。
爱玲从小在家中接受的教育就是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是呀，一个人从任何一件事情中要找自己的错误，自己就是错误的。要是实在找不到自身的错误，那么，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错误。比如别人平白无故打了你，这本身不是你的错，但是，也可以这么说，如果你不存在，别人怎么会打扰到你呢？生活的逻辑能这样解释吗？至少，爱玲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可以这样诠释的。
她再也装不住了，转过身，紧紧地抱住了杨飞。
杨飞僵了一会，转过身来搂住爱玲。他并没有从心里原谅爱玲，一个从小都没有感受到别人关心的人，不可能一下子感受到别人对他的关心。他搂着她，只是出于一种本能。
是的，是一种本能。对于十八九岁的男孩、女孩同居，人们预料的事情自然而然都要发生，这是所有动物的一种本能。
也许，这个年龄段正是他性欲强烈的时候，也许这个环境使得这成了他唯一的欢乐吧，杨飞几乎每天晚上都要。
爱玲心情低落极了。她怕。虽然她对于这方面的知识什么也不懂，但她知道会有孩子的，如果有了孩子该怎么办呢？而杨飞就不会考虑这么多。
多少年来，在中国，和性有关的事是不能放在桌面上谈的。在生理方面，多少人是什么都不懂，何止不懂，简直就是这方面的白痴。
他们连最起码的生理基础知识都不懂。
男士们往往是干完了，就满足地睡去了，他们哪里懂得性前爱抚自己的妻子，让两个人一同进入那种美妙的境界；完事后同样也不会去安抚她，只顾自己呼呼大睡。
性专家巴尔扎克说过：“丈夫永远无权先睡。丈夫应该克制自己的睡意，让妻子先入睡。丈夫不仅要后入睡，还要先睡醒，让妻子眼睛一睁开，就看到他的笑脸，唤起对昨夜性生活的回忆，又为下一次和谐的性生活播下‘爱的种子’。”
啊，知识，性知识，性文化，在中国大多数人的概念里，没有！
爱玲就是这方面的白痴，每当此时，她就紧张、害怕极了。然而，她却不想也不敢，甚至内心有种感觉是不能拒绝杨飞。
对于她，那是一种折磨，肉体和心灵同时的折磨。她感觉到的只有恐惧和疼痛！
当杨飞满足地睡去时，听着杨飞匀称的呼吸，她常常是泪流满面。她无数次地问自己：为什么？该怎么办？回答她的只有静夜池塘里单调的蛙叫声……
九
这天一大早上，是淅淅沥沥的小雨。爱玲早早起床，梳洗完毕。今天，她要和川妹子一起去其他地方找工作。
可她梳洗完毕，却发现两个川妹子还没有起床。她就静静地坐在床边，看着似乎还在酣睡的杨飞，心中就涌起无限的悲凉，还夹杂着失望。
她爱他，很爱很爱。可是，现在，她又如何去爱他？爱是一种无声的语言，也是一种有形的行动。她现在该怎么办呢？爱不能是束缚、捆绑。唉，爱玲叹口气，又摇了摇头，拭去眼角的泪水。她就这样静静地坐着、想着，目不转睛地盯着杨飞，直至两个川妹子在门口喊：“路大姐，走啦”是呀，无论真实的生活多么艰难，让她和杨飞产生怎样的矛盾，但她内心深处对杨飞的那片柔柔的情，一直不会被任何东西触动。或许，这份柔情会默默地保留一辈子，只有爱玲知道。
爱玲走后，杨飞睁开眼睛。其实，他早就醒来了。爱玲看着他，他全感觉到了，他之所以不睁开眼睛，是不想和爱玲再讨论现在的生活。
爱玲要出去找工作，杨飞心中并不愿意。他觉得即使她不干活，他一样可以维持两个人的生活。然而，他也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他不想干涉她。他现在内心深处的想法是，她是自由的。但是，他想到的这自由，本身就是不想为她负太多责任而找的理由。当然，杨飞并不知道自己内心深处的这种想法。从小他就一直拼命地想挣脱束缚，却不知道所有的束缚中，原来包含着许多爱。
他穿好衣服，洗漱完后，决定给家中写封信。
他依旧写了原来的客套话。第一次给家中写信，当写到“原谅”、“不孝”时，眼中充满了泪水，那是一种真心的痛。今天再写这些话时，已经没有了感觉，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格式，一种和家人说话的开场白，家人也许也不会介意了。
他问候了家中的每一个人，只写了自己又到了一个地方，又找了一份工作。一切都很好，只是需要证件。隐隐约约提了一下他爱上了一个女孩。因为外面太乱，他需要结婚证，看父亲能不能给办上，其他的一切事情等他回去以后慢慢向他们解释。
写完后，他没有等爱玲回来，也不想告诉她，就急着把它邮出去了。是呀，他也着急，也害怕，他也希望一切都好起来。可是，这些都得想好了慢慢来处理，许多迫在眉睫的事情不是他能力所及的，许多事情都是非常棘手的。在爱玲看来他平静的表面下，内心同样受着煎熬。他也明白爱玲的心，但他不喜欢她的抱怨，甚至是神态之中的抱怨。
他想，如果父亲能帮他办到这些证件，他将和爱玲到大城市进大工厂。他相信自己的能力，会干得很好的。这一切美好的想法，给了他一些安慰。寄走了信，他顺便又租了本书回来了。
回来后，看到爱玲在，她正把米泡好准备送到大灶上去蒸。
爱玲看到他手中的书，迟疑了一下，没有说话，但她的表情告诉他，她非常生气。
杨飞目送她出去，想：女人呀，真是麻烦。是的，当一个人不再设身处境为别人着想的时候，别人给他的感觉也就只剩下麻烦了。他又躺在床上看书。
爱玲回来，默默地坐在床边，依旧带着怨气，那表情像是要哭了。
杨飞忽然感到很心疼。有时候，爱是一种很纯很纯的东西，不掺杂生活中的任何杂质。杨飞这一刻的感觉就是这样。他扔下书，忽然扑过来，把爱玲紧紧地搂在怀中……一种爱、一种宽容、一种理解，顷刻间化解了这几日来在他们中间形成的那种似乎说不清的隔阂。爱玲默默地流着泪，杨飞的眼中也蓄满了泪水。是呀，相依为命的爱人，怎么可以再经得起相互隔阂的精神折磨。生活已经太苦了，不能再没有精神上的相互抚慰了。
过了许久，这种感情慢慢退去，面临的问题又展现在眼前了。
爱玲说：“我今天在一个纸箱厂找到了工作，每月工资是二百四十元。只是他们暂时吃住不管。工作时间算了一下每天是十一个小时。”
“离这里远吗？”杨飞问。
“不远，是一个个体企业。”
“活重吗？你在那里干些什么？”
“活不重，造纸箱。”爱玲忽然想把这个详细的过程讲给杨飞听。她于是接着说：“就是把一大卷牛皮纸，根据别人要的尺寸，在一个工作台上量好、裁好，然后转到另一台机器上，把其中的一张压成那凹凸不平的花纹，就是咱看到纸箱中间的那层。然后再在另外的两张纸上涂上胶，再放进另一台机器中压一压，就成了一张大纸被子。用另一台机器切开上下底，再用一张很厚的塑料纸打上纸箱上要印的漏空字，盖在纸箱上，刷上需要颜色的漆，漆从镂空中形成纸箱上的字，然后拿到外面晾干就好了。”
“这么简单？”
“是的。每道工序我都可以干。早上我量尺寸，裁纸，老板很满意。只是不想要亚梅和清明，说她俩太笨。她俩要是不干，我也就干不成了，晚上太迟了我一个人不敢回来。还有他们说这个砖厂的村支书管他们的企业，他要问清楚，不能挖村支书的墙脚。
爱玲说到这停住了，一切都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还需要再说下去吗？
两个人又沉默了，沉默了好一会儿，杨飞说：“我今天早上给家里去信了，看我爸爸能不能给我办来证件。”
爱玲迟疑了一下，问：“你已经把它寄走了？”
“嗯”杨飞回答。
是呀，证件早就应该办了。如果当初杨飞不是害怕家里人来找，早早办好，现在他们已经在那个中外合资的大厂子里做工了。至少，不会再一次经历如此的磨难和落到如今这样的地步。
家呀，这只拽着风筝线的手，不要舍不得放飞风筝，风筝本来就属于蓝天，只有飞在蓝天上才能展现它的价值，不能舍不得放飞它呀。否则，这风筝不就成了一个废品了吗？
爱玲一时不知道是高兴还是难过。高兴的是，杨飞终于给家中写信了，也许办到证件，生活就会有转机；难过的是，她也想家。
自从离开福州，他们两个谁都再没有提及家，谁也没有再给家中去信。爱玲最后终于明白了杨飞的惧怕，也终于从弟弟的信中相信了杨飞的预料——他们真的会来找他们的。所以，她再也不敢和家中取得联系。
然而，当提及家，这根思念的无形的线呀，明明确确拽着她的心。她感觉到它，感觉到心的疼痛。
是的，她也该给家中写一封信了。然而，现在，她比杨飞更害怕家人来找。她现在和杨飞这样同居着，要是家中人来看见了，何止用一个“伤风败俗”能说得过去，那不就是打家里人的脸吗？
家中传统的教育、传统的思想，不仅仅在家里人的心中而且在她的心中也一样根深蒂固。
她最近这样卖力地找工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要逃离这种同居的生活。生活所迫吗？无可奈何吗？她不想给自己找一个解脱的理由。她打消了给家中写信的念头。她得先找到工作，找到一个安身之所。这样，即使家人找来了，也不致于给家人、给自己过分的尴尬和难堪。
吃完饭，爱玲又和清明、亚梅到纸箱厂干活去。天就要黑时，老板把她们三人叫出去，说：“我不能雇用你们，砖厂的老板不允许，说你们在砖厂是码砖坯的熟手，说你们两个”，说着看着清明和亚梅，“学摞砖坯时损坏了他们许多砖坯。现在刚熟了就要走，不行。”的确，清明摞砖坯时坯子经常倒，是损失很多，这她们三个人也都知道。
“可是，他那里一下雨就没有啥子干呀，没啥子干我吃啥子呀！”清明嘟囔着。
“那我没有办法，”那个老板说，“我不想惹村支书。”
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走吧。三个人灰溜溜、垂头丧气地回到砖厂的那个工棚。
今天，老板给杨飞找了个活。砖窑的砖还在烧着。老板让杨飞糊窑门，清理出砖后窑内的垃圾。
对于打工在外的人，有活干了心里才会踏实。但是也并不是对于每个打工者都有这样的感受，比如这个砖厂的其他人。他们每逢下雨便高兴极了，因为可以赌博了，耍得热火朝天。他们大多都是没有文化的，来自落后、贫穷的山区，挣这点钱很不容易，家里对这点钱也是急需的。可他们并不会意识到。有的赌博欠了账，借下别人的钱，等着下个月用工资还。有的年轻人混上几年，挣点花点不攒钱，混到年龄大了，不想混了，回家娶个媳妇，这一生就如此而已了。
那些三四十岁或者更大年龄的男人出来打工，大多是不怎么算账，自己吃过、玩过，剩下的给家里寄点，没了便罢了。留守在家中的女人，老人，孩子，家，土地，生计……女人常常比外面的男人还要辛苦，肉体上的苦，精神上的苦，那是多么苦不堪言的苦呀！然而，在外面的男人，许多人吃喝嫖赌，谁去关爱留守在家的女人？甚至连社会也不去想她们，遗忘了她们。
当然也还有辛苦一年要不上工资的。人生呀，多大的苦难！
但一个人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境地，生活的路都是要靠自己走的，心的历程也只有靠自己把握。只有自己才是这条路的决策者。
第二天，阴沉了好几日的天终于放晴了。制砖机又轰隆隆地响了起来。冷清了几天的砖厂又变得热闹起来，拉大板车的小伙子跑得飞快。有人竟然放开喉咙大唱了起来。看来，劳动是最快乐的。
这天中午，亚梅同乡的一个女孩竟然来到这里看她。
她们开心地说说笑笑谈了很久。快上班的时间，清明来叫爱玲过去，说她们有事找她商量。爱玲看到一个十分清秀而漂亮的女孩。爱玲心头一亮，不由得想：“四川还有这样的美女！”只见她有一米六五左右的个头，亭亭玉立，皮肤白净，头发黑顺披过肩头。弯弯细细的眉毛，丹凤眼，小巧而笔直的鼻子下面是一张樱桃般的小口。瓜子脸，一笑起来，嘴角还露出两个小酒窝窝，眼睛也会跟着笑得弯弯的，并且那双小眼睛似乎会说话，十八九岁，真是一个美女。
她一点也不矜持，见了爱玲很热情地跟着叫路大姐。也许，漂泊生活使同一阶层的人之间更容易亲近，容易产生友谊。爱玲也热情地回应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