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玲出去后,杨飞放下书想:是该给家里去信了,这么久了,家不知道又怎样的担心了,他们怎么就不理解我呢?在家时他们百般挑剔,仿佛我一无是处;我要干什么事情,他们百般阻挠,而他们为我设计的生活也并不是让我通向幸福的路,至少在我心里不是。他们只为自己的名誉、利益!我在他们的眼中、心中,到底算什么?如今我好不容易逃离了,他们却又寻找我,逼我回去。又想把我拉回到他们为我设计的生活中去吗?唉,他们怎么会这样自私呢?唉,也许是我太自私了?可是,我若按照他们为我设计的路走下去,妈妈还不知道要怎样轻视我。如果那样活着,他们既要干涉我,又要看不起我。而我自己也会在他们如此的轻视之中麻木而自甘堕落。真的,因为我那一点点能力,会被压制而慢慢消失,我的强烈的自尊心会在他们不住的伤害之中腐蚀殆尽。也许,在他们的设计之中,我将活得还不如鲁迅笔下的润土。那样他们又会对他们的设计不满意,我也会活得麻木而失去自己。啊,不,我不能那样!
想到这里,杨飞痛苦地摇了摇头。
杨飞稍微平静了一下心情又想:与家的丝丝缕缕是永远割不断的,尽管这样,我依旧思念我的家,我的亲人。那土炕现在应该是热乎乎的,那煤油灯想起来也是那样的亲切,还有爷爷奶奶那慈祥而布满皱纹的脸。我想他们呀!梦里,我无数次躺在那热热的土炕上,和着那豆点大的煤油灯和爷爷奶奶聊天、说笑;还有无数次梦中趴在煤油灯下看书、写字。那一点点亮着的空间,把我的思想固定在我所干的事情上,不会像电灯的光线过于广阔而将我的思绪拉得很长很远。
我的根在那里,那里是牵着我这只风筝线的手。我该给他们写信了,不管他们什么反应,来找就来找吧。杨飞想到这里又愤怒了,刚才的柔情又渐去渐远。
他忽然想找个人说说。可是,爱玲不在,他才想起来她出去了。她生气了吗?杨飞忽然想起爱玲刚才看他的眼神。
杨飞想:这个爱玲怎么越来越不像她了呢?她本来是超凡脱俗的,可是现在是既世俗又庸俗!
杨飞想到这里又赶紧打住,不行,不能这样想她,毕竟,她也有自己的难处。
杨飞尽量不去想爱玲的不好,但是,事实该面对的东西终究要面对。
爱玲从川妹子那里回来,看到杨飞坐着发呆。她也不去理他,独自睡下了,她感到心中充满了痛苦。直到现在,她还不大清楚是在真实的生活中,还是在做梦。这半年以来,她在自己的人生答卷上写些什么呀。而杨飞,能给予她什么呢?但她赶快又驱除这种念头。本来她当初就没有想要杨飞给她什么,难道不是吗?她原本是想帮助他,可现在?爱玲不想这样想下去,太痛苦了,她希望自己赶快入睡。
杨飞看到爱玲这样,刚才对她怀有的柔情顷刻间烟消云散,非常生气地想:你不理我,我还不理你呢!怎么越来越俗不可耐!
爱玲本来想赶快睡着,可是越想越睡不着。她又想,杨飞也真是可怜。她当初是想帮助他,而现在反倒成了他的累赘。要是杨飞一个人,是不会落到这样的地步的。
爱玲从小在家中接受的教育就是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是呀,一个人从任何一件事情中要找自己的错误,自己就是错误的。要是实在找不到自身的错误,那么,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错误。比如别人平白无故打了你,这本身不是你的错,但是,也可以这么说,如果你不存在,别人怎么会打扰到你呢?生活的逻辑能这样解释吗?至少,爱玲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可以这样诠释的。
她再也装不住了,转过身,紧紧地抱住了杨飞。
杨飞僵了一会,转过身来搂住爱玲。他并没有从心里原谅爱玲,一个从小都没有感受到别人关心的人,不可能一下子感受到别人对他的关心。他搂着她,只是出于一种本能。
是的,是一种本能。对于十八九岁的男孩、女孩同居,人们预料的事情自然而然都要发生,这是所有动物的一种本能。
也许,这个年龄段正是他性欲强烈的时候,也许这个环境使得这成了他唯一的欢乐吧,杨飞几乎每天晚上都要。
爱玲心情低落极了。她怕。虽然她对于这方面的知识什么也不懂,但她知道会有孩子的,如果有了孩子该怎么办呢?而杨飞就不会考虑这么多。
多少年来,在中国,和性有关的事是不能放在桌面上谈的。在生理方面,多少人是什么都不懂,何止不懂,简直就是这方面的白痴。
他们连最起码的生理基础知识都不懂。
男士们往往是干完了,就满足地睡去了,他们哪里懂得性前爱抚自己的妻子,让两个人一同进入那种美妙的境界;完事后同样也不会去安抚她,只顾自己呼呼大睡。
性专家巴尔扎克说过:“丈夫永远无权先睡。丈夫应该克制自己的睡意,让妻子先入睡。丈夫不仅要后入睡,还要先睡醒,让妻子眼睛一睁开,就看到他的笑脸,唤起对昨夜性生活的回忆,又为下一次和谐的性生活播下‘爱的种子’。”
啊,知识,性知识,性文化,在中国大多数人的概念里,没有!
爱玲就是这方面的白痴,每当此时,她就紧张、害怕极了。然而,她却不想也不敢,甚至内心有种感觉是不能拒绝杨飞。
对于她,那是一种折磨,肉体和心灵同时的折磨。她感觉到的只有恐惧和疼痛!
当杨飞满足地睡去时,听着杨飞匀称的呼吸,她常常是泪流满面。她无数次地问自己:为什么?该怎么办?回答她的只有静夜池塘里单调的蛙叫声……
九
这天一大早上,是淅淅沥沥的小雨。爱玲早早起床,梳洗完毕。今天,她要和川妹子一起去其他地方找工作。
可她梳洗完毕,却发现两个川妹子还没有起床。她就静静地坐在床边,看着似乎还在酣睡的杨飞,心中就涌起无限的悲凉,还夹杂着失望。
她爱他,很爱很爱。可是,现在,她又如何去爱他?爱是一种无声的语言,也是一种有形的行动。她现在该怎么办呢?爱不能是束缚、捆绑。唉,爱玲叹口气,又摇了摇头,拭去眼角的泪水。她就这样静静地坐着、想着,目不转睛地盯着杨飞,直至两个川妹子在门口喊:“路大姐,走啦”是呀,无论真实的生活多么艰难,让她和杨飞产生怎样的矛盾,但她内心深处对杨飞的那片柔柔的情,一直不会被任何东西触动。或许,这份柔情会默默地保留一辈子,只有爱玲知道。
爱玲走后,杨飞睁开眼睛。其实,他早就醒来了。爱玲看着他,他全感觉到了,他之所以不睁开眼睛,是不想和爱玲再讨论现在的生活。
爱玲要出去找工作,杨飞心中并不愿意。他觉得即使她不干活,他一样可以维持两个人的生活。然而,他也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他不想干涉她。他现在内心深处的想法是,她是自由的。但是,他想到的这自由,本身就是不想为她负太多责任而找的理由。当然,杨飞并不知道自己内心深处的这种想法。从小他就一直拼命地想挣脱束缚,却不知道所有的束缚中,原来包含着许多爱。
他穿好衣服,洗漱完后,决定给家中写封信。
他依旧写了原来的客套话。第一次给家中写信,当写到“原谅”、“不孝”时,眼中充满了泪水,那是一种真心的痛。今天再写这些话时,已经没有了感觉,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格式,一种和家人说话的开场白,家人也许也不会介意了。
他问候了家中的每一个人,只写了自己又到了一个地方,又找了一份工作。一切都很好,只是需要证件。隐隐约约提了一下他爱上了一个女孩。因为外面太乱,他需要结婚证,看父亲能不能给办上,其他的一切事情等他回去以后慢慢向他们解释。
写完后,他没有等爱玲回来,也不想告诉她,就急着把它邮出去了。是呀,他也着急,也害怕,他也希望一切都好起来。可是,这些都得想好了慢慢来处理,许多迫在眉睫的事情不是他能力所及的,许多事情都是非常棘手的。在爱玲看来他平静的表面下,内心同样受着煎熬。他也明白爱玲的心,但他不喜欢她的抱怨,甚至是神态之中的抱怨。
他想,如果父亲能帮他办到这些证件,他将和爱玲到大城市进大工厂。他相信自己的能力,会干得很好的。这一切美好的想法,给了他一些安慰。寄走了信,他顺便又租了本书回来了。
回来后,看到爱玲在,她正把米泡好准备送到大灶上去蒸。
爱玲看到他手中的书,迟疑了一下,没有说话,但她的表情告诉他,她非常生气。
杨飞目送她出去,想:女人呀,真是麻烦。是的,当一个人不再设身处境为别人着想的时候,别人给他的感觉也就只剩下麻烦了。他又躺在床上看书。
爱玲回来,默默地坐在床边,依旧带着怨气,那表情像是要哭了。
杨飞忽然感到很心疼。有时候,爱是一种很纯很纯的东西,不掺杂生活中的任何杂质。杨飞这一刻的感觉就是这样。他扔下书,忽然扑过来,把爱玲紧紧地搂在怀中……一种爱、一种宽容、一种理解,顷刻间化解了这几日来在他们中间形成的那种似乎说不清的隔阂。爱玲默默地流着泪,杨飞的眼中也蓄满了泪水。是呀,相依为命的爱人,怎么可以再经得起相互隔阂的精神折磨。生活已经太苦了,不能再没有精神上的相互抚慰了。
过了许久,这种感情慢慢退去,面临的问题又展现在眼前了。
爱玲说:“我今天在一个纸箱厂找到了工作,每月工资是二百四十元。只是他们暂时吃住不管。工作时间算了一下每天是十一个小时。”
“离这里远吗?”杨飞问。
“不远,是一个个体企业。”
“活重吗?你在那里干些什么?”
“活不重,造纸箱。”爱玲忽然想把这个详细的过程讲给杨飞听。她于是接着说:“就是把一大卷牛皮纸,根据别人要的尺寸,在一个工作台上量好、裁好,然后转到另一台机器上,把其中的一张压成那凹凸不平的花纹,就是咱看到纸箱中间的那层。然后再在另外的两张纸上涂上胶,再放进另一台机器中压一压,就成了一张大纸被子。用另一台机器切开上下底,再用一张很厚的塑料纸打上纸箱上要印的漏空字,盖在纸箱上,刷上需要颜色的漆,漆从镂空中形成纸箱上的字,然后拿到外面晾干就好了。”
“这么简单?”
“是的。每道工序我都可以干。早上我量尺寸,裁纸,老板很满意。只是不想要亚梅和清明,说她俩太笨。她俩要是不干,我也就干不成了,晚上太迟了我一个人不敢回来。还有他们说这个砖厂的村支书管他们的企业,他要问清楚,不能挖村支书的墙脚。
爱玲说到这停住了,一切都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还需要再说下去吗?
两个人又沉默了,沉默了好一会儿,杨飞说:“我今天早上给家里去信了,看我爸爸能不能给我办来证件。”
爱玲迟疑了一下,问:“你已经把它寄走了?”
“嗯”杨飞回答。
是呀,证件早就应该办了。如果当初杨飞不是害怕家里人来找,早早办好,现在他们已经在那个中外合资的大厂子里做工了。至少,不会再一次经历如此的磨难和落到如今这样的地步。
家呀,这只拽着风筝线的手,不要舍不得放飞风筝,风筝本来就属于蓝天,只有飞在蓝天上才能展现它的价值,不能舍不得放飞它呀。否则,这风筝不就成了一个废品了吗?
爱玲一时不知道是高兴还是难过。高兴的是,杨飞终于给家中写信了,也许办到证件,生活就会有转机;难过的是,她也想家。
自从离开福州,他们两个谁都再没有提及家,谁也没有再给家中去信。爱玲最后终于明白了杨飞的惧怕,也终于从弟弟的信中相信了杨飞的预料——他们真的会来找他们的。所以,她再也不敢和家中取得联系。
然而,当提及家,这根思念的无形的线呀,明明确确拽着她的心。她感觉到它,感觉到心的疼痛。
是的,她也该给家中写一封信了。然而,现在,她比杨飞更害怕家人来找。她现在和杨飞这样同居着,要是家中人来看见了,何止用一个“伤风败俗”能说得过去,那不就是打家里人的脸吗?
家中传统的教育、传统的思想,不仅仅在家里人的心中而且在她的心中也一样根深蒂固。
她最近这样卖力地找工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要逃离这种同居的生活。生活所迫吗?无可奈何吗?她不想给自己找一个解脱的理由。她打消了给家中写信的念头。她得先找到工作,找到一个安身之所。这样,即使家人找来了,也不致于给家人、给自己过分的尴尬和难堪。
吃完饭,爱玲又和清明、亚梅到纸箱厂干活去。天就要黑时,老板把她们三人叫出去,说:“我不能雇用你们,砖厂的老板不允许,说你们在砖厂是码砖坯的熟手,说你们两个”,说着看着清明和亚梅,“学摞砖坯时损坏了他们许多砖坯。现在刚熟了就要走,不行。”的确,清明摞砖坯时坯子经常倒,是损失很多,这她们三个人也都知道。
“可是,他那里一下雨就没有啥子干呀,没啥子干我吃啥子呀!”清明嘟囔着。
“那我没有办法,”那个老板说,“我不想惹村支书。”
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走吧。三个人灰溜溜、垂头丧气地回到砖厂的那个工棚。
今天,老板给杨飞找了个活。砖窑的砖还在烧着。老板让杨飞糊窑门,清理出砖后窑内的垃圾。
对于打工在外的人,有活干了心里才会踏实。但是也并不是对于每个打工者都有这样的感受,比如这个砖厂的其他人。他们每逢下雨便高兴极了,因为可以赌博了,耍得热火朝天。他们大多都是没有文化的,来自落后、贫穷的山区,挣这点钱很不容易,家里对这点钱也是急需的。可他们并不会意识到。有的赌博欠了账,借下别人的钱,等着下个月用工资还。有的年轻人混上几年,挣点花点不攒钱,混到年龄大了,不想混了,回家娶个媳妇,这一生就如此而已了。
那些三四十岁或者更大年龄的男人出来打工,大多是不怎么算账,自己吃过、玩过,剩下的给家里寄点,没了便罢了。留守在家中的女人,老人,孩子,家,土地,生计……女人常常比外面的男人还要辛苦,肉体上的苦,精神上的苦,那是多么苦不堪言的苦呀!然而,在外面的男人,许多人吃喝嫖赌,谁去关爱留守在家的女人?甚至连社会也不去想她们,遗忘了她们。
当然也还有辛苦一年要不上工资的。人生呀,多大的苦难!
但一个人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境地,生活的路都是要靠自己走的,心的历程也只有靠自己把握。只有自己才是这条路的决策者。
第二天,阴沉了好几日的天终于放晴了。制砖机又轰隆隆地响了起来。冷清了几天的砖厂又变得热闹起来,拉大板车的小伙子跑得飞快。有人竟然放开喉咙大唱了起来。看来,劳动是最快乐的。
这天中午,亚梅同乡的一个女孩竟然来到这里看她。
她们开心地说说笑笑谈了很久。快上班的时间,清明来叫爱玲过去,说她们有事找她商量。爱玲看到一个十分清秀而漂亮的女孩。爱玲心头一亮,不由得想:“四川还有这样的美女!”只见她有一米六五左右的个头,亭亭玉立,皮肤白净,头发黑顺披过肩头。弯弯细细的眉毛,丹凤眼,小巧而笔直的鼻子下面是一张樱桃般的小口。瓜子脸,一笑起来,嘴角还露出两个小酒窝窝,眼睛也会跟着笑得弯弯的,并且那双小眼睛似乎会说话,十八九岁,真是一个美女。
她一点也不矜持,见了爱玲很热情地跟着叫路大姐。也许,漂泊生活使同一阶层的人之间更容易亲近,容易产生友谊。爱玲也热情地回应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