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中午，火一样的太阳毒极了。路爱玲忽然晕了过去。杨飞流着眼泪把她唤醒，跑到路边一户人家，告诉他们，他的同伴快要饿死了，求他们给她一点吃的。那个三十来岁的男主人为难了半天，才从地上一个竹筐里拿出一个生红薯，说：“拿去吧，我再没有别的什么东西能给你的同伴吃了。”
“这生着，能吃吗？”杨飞疑惑地问。
那人又从筐中拿起一个，在自己的裤子上擦了擦土，像杨飞在家乡从地里拔起的萝卜一样吃了起来，边吃边说：“这叫地瓜，能生吃。”
杨飞迟疑了一下，拿着这个红薯跑回爱玲躺着的地方，把红薯咬成小块，爱玲吃下去。过了很久，爱玲终于恢复了一点精力。
“再这样下去，我们会死的。”杨飞带着哭腔说。
爱玲虚弱地笑了笑，说：“死就死吧。”
此刻，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要向家里人求助，也许是因为家太远，爱莫能助，也许他们太自尊好强，现在这样觉得没有脸面向家人求助？也许家对他们伤害太深？也许没有也许。
杨飞痛心地想，要是只有他一个人，他就会去跳河。南方的水多，小湖小河到处都是，但是如果是他一个人，肯定不会到如此的地步，他可以找个体力活干。如今，怎么办呢？
路边有一所正在修建的房子，也许因为最近农忙，停了工。杨飞把爱玲抱进这所房子，在地上铺了些稻草让她躺下，他的心难过得要碎了。
其实，他们这样已经漂泊了半个多月了。半个月以来，只是零零星星下过些小雨，他们曾在雨中行走，有那么一夜竟然走了五十多公里路程。因为黑夜毕竟是可怕的，他们也不知道自己会走得那么快。今夜，却是一场狂风暴雨，这风雨猛烈地似乎要毁灭整个世界，要不是这所房子，他们肯定会被这样的暴风雨淋死在外面。
夜晚的那场暴风雨是那样的疯狂，早晨天气却是出奇得晴朗，仿佛昨夜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爱玲奇迹般退了烧，又好了起来。杨飞想，今天无论如何要找到工作，哪怕是不给工钱，只给饭吃，只要肯收留他俩。
他们继续步行，来到一个叫烟港的小镇。有一对三十来岁的夫妻开着一个小旅馆兼带食堂。杨飞看着虚弱的爱玲，终于决定求求他们。
“您的店里能留下我们吗？只要给饭吃，不要工钱。”杨飞说。
那个三十来岁的女人显然有些好奇，问：“为什么？”
“我和我姐姐出来打工，一时找不到工作。她病了，我要是再这样带她走下去，她会支撑不住的。”
生意人关心的是他们的收入，没有时间推理杨飞的故事，他们最近正需要人。男主人走过来说：“不要工钱不行，用你我会开工钱给你的。只是我现在需要一个男工，女的……”话还没有说完，一辆开往九江的班车停在了门口，下来好多人要吃饭，看来司机和他们很熟。于是，话题到这里只能暂时停止了。
杨飞急忙帮助他们倒茶端饭。
有一位五十来岁的大妈问老板娘：“请人帮忙了？”
老板娘回答：“还没有呢，自己找上门要干。”
男主人忽然问那位大妈：“你上次不是说你需要一个保姆吗？能不能把那女孩带走？”
那大妈认真地端详了一会儿爱玲说：“闺女不错，哪里人？”
“我也不知道。”那个男的回答，“外地来找工作的。”
那大妈问：“他们两个是？”
“男孩是她弟弟，很勤快。唉，可怜姐弟俩找不到工作。”男人这么说。
那位大妈又问：“她愿意跟我走吗？”
“你问她自己吧。”男人回答。
他们用的是很不标准的普通话说着，但爱玲还是听明白了。此刻，她还有选择吗？
那位大妈走到爱玲跟前问：“闺女，你乐意到我家做保姆吗？”
“嗯，乐意，”爱玲说。“但你能帮我弟弟找一份工作吗？”
大妈犹豫了一下说：“你先干一段时间，我再给你弟弟想办法。那里雇男保姆的也很多。他会做饭吗？”
“不会，但可以学。”爱玲看了看忙碌进出的杨飞回答。
这时那个男主人说话了：“我们都是好人，不会骗你姐弟俩的，你先去，让你弟弟在我这里帮我一段时间。”
“那我要问问我弟弟。”爱玲说。
爱玲叫过杨飞说：“怎么办呢？”
杨飞看着爱玲，眼中流露出无耐、不舍。
爱玲问：“他们不会是坏人，骗了我们吧？”
“看样子不像。咱们再这样毫无目的、毫无目标地走下去，真的会一事无成走到生命尽头的。你说怎么办呢？”
爱玲明白了杨飞的意思，说：“万一我们失散了怎么办呢？”说着眼泪就流了下来。这也正是杨飞担心的，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杨飞还是说：“你先去，不会失散的。如果长时间没有你的消息，我会去找你的，等我在这里挣到点钱，咱们再想办法，你说呢？”
“那我就跟那位大妈去，你一个人在这里要多小心。”
杨飞听了嗓子眼热辣辣的，这些话其实是他想叮嘱爱玲的。她一个女孩子，又如此柔弱。杨飞心中的难过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爱玲转过身对那位大妈说：“大妈，我跟您去。”
那位大妈说：“好吧，那你收拾一下，现在就跟我走吧。”
杨飞记下了那位大妈的地址。有了这个地址，心里多少踏实了一点。
客车启动了，杨飞呆呆地站在小店门口。爱玲眼中蓄满了泪水，但她没有让它流下来。她的手无力地举在玻璃窗上，怎么也做不出“再见”那摇动的动作……
车上枯燥极了。这里通向九江还有一百多公里的路程。路面极不好，大部分路段正在修理。一会柏油路，一会土路，车颠簸得厉害。
大妈的话很多，问路爱玲多大年龄了？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干过些什么？她的声音极大，不时引来车上人厌恶的目光。
爱玲只作简单的答复。她的心里难过极了，根本没有心思说话。这位大妈那样的问话，使她万分难过和恼火。后来，她想了一个办法，对大妈说：“大妈，我晕车，想睡一会儿。等到了您家，我再回答您的问题。”
大妈这才罢休，不太愉快地说：“那你先睡一会儿而吧，还远呢。”
爱玲赶紧闭住眼睛。其实，她并没有睡，也根本睡不着。她的思绪拉得绵长，仿佛一直思考她走过的十九个春秋。
她想，自己大概快要死了，人只有在临死的时候才会想到去总结自己的一生。而她此刻把自己的一生像放电影一样过了一遍。她不甘心，真的不甘心。她认为自己应该有所作为才对得起自己所受的苦难，对得起自己对亲人那样残忍的伤害。此刻，怎么能想到死呢？人这一生，本来就是风风雨雨，本来就是一场拼搏。已经吃过太多的苦了，何必半途而废呢？她记得自己曾经在哪里看过一句话：苦难才能造就一个人。她在心中默默为自己鼓劲——坚持住，也许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了。等生活有了保障，一定要多学知识，完成自己心中的愿望。
爱玲就这样闭着眼睛胡思乱想，倒是大妈在旁边呼呼地入睡了。
爱玲走后，杨飞忽然有了片刻的轻松。原来，爱玲真的是他的一个包袱。但这个念头一闪，他就又开始为她担心了。“那个大妈那样能说会道，会不会是个人贩子，卖了她？把她卖到深山老林做那些光棍老男人的媳妇，或者贩到国外做了奴隶，或者干脆是杀害了她，取走她身体中的某一个重要器官移植给有钱的人……”
杨飞越想越后悔，越想越害怕，他恨自己糊涂，即使是死也应该让她安静地死在自己的身边，怎么能那样让她孤独地去呢？杨飞实在不敢再想下去，他跑去问那个女主人：“那位大妈和你熟悉吗？”
“熟悉，我们认识好几年了，我厨房的这些案板都是她带来的。她是到一个地方买做案板的材料，路过我这里，她的家是在上海附近的一个什么地方。她爱人是个木匠，她到九江也十来年了吧，一直做那生意。”那女主人停了一下，看了一眼杨飞接着说，“你担心你姐吧，不用担心，那大妈虽说话多一些，但她不是个坏人。只是每月给你姐开六十元的工资，的确是太低了。”
杨飞这才放下心来。只要安全，钱不是他所考虑的。
车终于开进了九江市。
到那位大妈家的那一刻，爱玲告诫自己：“既然答应做别人家的保姆，一定要把活干好。”
这位大妈住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小巷，租住着一户人家两层楼的第一层，上面住着房主。大妈告诉爱玲：“那房东要问起你是谁，你就告诉他我是你大妈，你是我的侄女，专程来这里玩的，千万不可说是我雇的保姆，记住了吗？”
爱玲点了点头。她很想知道为什么，但她觉得现在不能问。
房间的结构是进门是半间房宽的类似过道的小空间，一直通到后面上二楼的楼梯。楼梯没有通到后墙根。从楼梯到后墙隔着一间小厨房，带着个小卫生间，平时洗漱也在这里。后面开着一个小窗户，使室内不是很暗。另外半间被隔成一个卧室。卧室里放着一张大床，一张小床，门口立着一张折叠床。
爱玲看到大妈家中共有四个人。大妈，她的爱人，还有两个孩子。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男主人看上去很老。他不说一句话，只叮叮当当做他的木活。做活的工具和材料就摆在空间不大的门口。
爱玲想：“这么大点空间，晚上怎么住呢？”
大妈进门后就骂骂咧咧地发着火。过了一会儿，才对她的爱人说：“这是我给咱家请的保姆，以后你有事就喊她。”
他的爱人还是一声不吭，继续他的工作，似乎根本就没有听见大妈的话。爱玲看到他一直也没有仔细看她，只是用目光扫视了她一下。爱玲明白，这是一个女的当家的家庭。
两个孩子对着爱玲指指戳戳，偷偷地说着什么。大妈喊过他们说：“以后叫她姐姐，衣服脏了叫她给你们洗。”两个孩子只是坏笑着看爱玲。
大妈架起小炉子，提到外面，夹了几块木炭（爱玲第一次见木炭），给自己和爱玲煮了点挂面。吃完后，爱玲洗了锅。大妈又吩咐她给每个人打了洗脚水。然后大妈和她的爱人睡在大床上，他们的儿子住在那个婴儿床似的小床上。然后打开门口的折叠床，就放在门口，让女儿和爱玲住在这张床上。大妈的女儿不愿意和爱玲一起住，但是又拗不过母亲，于是厌恶地怒视着爱玲。爱玲发现他们睡觉很有意思——两个人一张床打颠倒睡着。爱玲不明白，这样不是要闻着对方的脚臭味吗？
这天晚上，爱玲又失眠了。坐车的劳累并不能麻醉她那受刺激的神经。听着大妈一家人发出均匀的酣声，她想着杨飞，杨飞会怎么样呢？
杨飞呢，下午和男主人下地里收了一会儿稻子。晚上回来又收拾了晾在外面的苇子。此刻，正睡在小旅馆地下室的一间小房子中。旅馆房子很多，大多数都空着。于是杨飞就有了一个独处的空间。下午干活的劳累，同样麻痹不了他的神经，他此刻也醒着，也在想着爱玲。他想要是把她弄丢了，他这一辈可就难过死了。尽管他感觉到他们遇上的这些人不是坏人，但他的担心还是无法消除。他想等挣一点钱，就去找她。此刻他忽然有些恨爱玲，恨她那样没有头脑。为什么要出走呢？直到现在，杨飞还是不能确定，爱玲到底是为了他还是为了自己。她老是说她的出走和他没有关系，真的没有关系吗？她有些时候犟得让人恼怒。杨飞又想，无论如何，他都要保护她，好好待她。他默默地祈求神灵保佑，保佑她平安。
杨飞所在的这家人对他很好。下午收稻子，由于他从来没有干过这活，所以干得很不好，稻茬割得太高。但是男主人并没有为难他，耐心地教他，并且还说着许多轻松的话，仿佛是专门为让他开心。够了，出门在外，能遇上这样的好人的确是一种幸运了。杨飞想，先好好给他干一段时间再说吧。希望爱玲也能遇上这样的好人。他就这样默默地念着睡着了。
太阳还没有露出头，都市才刚刚有一点点骚动，大妈就起床了。孩子也起来了，因为要上学。大妈爱人也起来了，因为要做活。爱玲把家按昨天她看到的样子收拾好，很快洗漱完。就听大妈在门口喊：“闺女，快点，跟大妈卖案板去。”
爱玲急忙跑出来，看到大妈拉着一辆架子车，这架车和她家乡的架子车差不多，只是低了许多。车上放着大大小小的案板、圆木菜墩子。
爱玲拉着车，顺着大妈指的路走，大妈在后面帮她推着。一边说：“你记着路，一会儿自己回来做饭，把这些案板送到步行街那些摊点寄卖，剩下的我还要转街卖。以后，你要和我一起卖。”
爱玲一边听，一边努力地记着路边的标志。因为她知道自己是一个很容易迷路的人。如果说迷路能说明一个人独立生活能力的高低，那么，我们原谅她吧。她从小虽然有独立生活的意识，但是却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毕竟姊妹都很关心她，父母都很爱她，他们从来不给她独立的机会。她自己也总是胆战心惊地怕出错，怕别人笑话，不敢做任何有一点点冒险的尝试。今天，生活把她逼到了这个地步，她只能靠自己了。
她不知道拐了多少弯，也不知道走了多少路，爱玲只知道走了很远很远。汗水已经湿透了衣服，大妈也一样流着汗。好不容易才来到大妈说的步行街。爱玲看前面的一个大钟，啊，路上居然走了一个多小时。现在七点四十分了，九点钟步行街就不允许这个架子车进了。所以大妈让爱玲放快速度，这一个多小时要跑遍所有她寄卖的摊点。不时，路上会有人挡住他们要买。大妈便大声地和别人讨价还价。爱玲只盯紧案板不让别人不付钱就拿走，其余的什么也不会，甚至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
大妈斥责她：“你说话呀，哑巴了！”
爱玲感到心中很难过，但是她还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大妈很泼辣，步行街人很多，免不了有时相互碰一下，当然是架子车碰到别人。大妈于是先发制人破口大骂：“不长眼睛呀！”
被骂的人生气地说：“你碰了别人反倒有理了？”
大妈于是就大骂：“你上海人呀！”
那人就回敬：“你才上海人呢！”
爱玲就不明白，“上海人”在九江是骂人话吗？她记得杨飞曾经给她讲过，他们村子里有一位妇女，骂人最厉害的话就是：“美国人……美国人……”想到这里，爱玲忽然忍不住笑了。她的表情被大妈看见了大妈更生气了，说：“你上海人呀！你笑什么！不帮我骂架，还笑，笑什么！你笑……“大妈说完，生气得好久不理爱玲。
爱玲发现，这个繁华的大都市就是与家乡的小城市不同。尤其是做生意的，大多都是些小伙子。他们讨价还价胸有成竹、极其老练。而她所在的小城，这么大的小伙子还要父母养着，此刻，还睡在被窝里做梦呢。一个人的成长，该是受着多少事物的影响呀，大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尤其大。难怪“孟母三迁”被讲了上千年。
差几分钟就九点了，爱玲拉着架子车和大妈走出步行街。
大妈说：“你先和我到别处叫卖一会儿，十点钟你回去做饭，孩子们快放学了。你让你大叔教你怎么做，我再卖一会儿就回去。”爱玲点点头。大妈于是扯开嗓门喊：“案板儿——案板儿——。”这很大的叫卖声很快就淹没在都市其他的喧闹声中。大妈喊了一会儿喊累了，就让爱玲喊。爱玲张了张嘴，却怎么也喊不出口。
爱玲说：“我不会喊。”
大妈生气地说：“是你不想喊，只要会说话就能喊出来，怎么说不会喊呢？在这里，你放开喉咙喊，谁会认得你呢？你害羞什么！”
爱玲又试了试，已经憋出一身汗，还是喊不出口。这样，她又惹大妈十分生气。
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平淡的过程，一个人生活中的波澜只是如同平静的湖面投入一粒沙激起的那点波澜，湖面立即就重归平静。请允许作者用平淡的方式记叙吧，记叙我们的主人公充满波澜的人生历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