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有学者要从世界史上唯一一支延续长达5000年的中华文明本原中，从曾经长期领先世界的中华文明的持久活力中，去寻找她的文明创源，去探究之所以如此的缘由。这当然非我所长。我只知道，有这样的人民，这样的文化，邓小平比其他转型国家领导人都更幸运得多。而我所经历、所操办、所观察的一切，都让我义无反顾地坚决站在这些试错者与开路者的阵营一方，为他们以自身的身家性命和血肉之躯而开辟的路向轨迹，投下我浓重也沉重的一笔。
为了说明这一历史时期的特点，我选择了两个案例，其中每个企业家的经历，都有一番各不相同的悲情结局，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时期的改革大势及其变化过程，从领导意志到社会舆论，从仇富民情到恶人煽动，从地方政府争利到央企国进民退，改革大落的种种态势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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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发集团起落：企业家与愈挫愈勇创机会
龚家龙的传奇创业
龚家龙1988年在海南创业，经营石油天然气，成功地进入石油化工这一个多年来的垄断性行业，淘到了创业后的第一桶金。1992年以后，他所在的公司与原有的国企脱钩，以挂靠形式在荆州市物资局名下冠以国有“红帽子”，并与辽河油田、锦州炼油厂和锦州铁路局等单位联合经营石油贸易业务。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天发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并于1996年在深圳成功上市，创造了原始出资股东投资70倍增值的股市奇迹。上市后的天发石油投资于大型储油设施，建立跨省市的加油站网络，龚家龙也成为拥有上百家加油站的“民营石油第一人”。
1997年，龚家龙开国内产业基金发行之先河，在中央和地方政府支持下发行了“三峡后勤保障基金”，筹集到46亿元非国有性质的信托管理资金。为运作这笔资金，龚家龙再次用国有名义注册“红帽子”的天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发集团”），在政府没有任何资金投入的情况下，靠信托管理的46亿元资金投资菜子油生产厂，并收购天发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建立起拥有石油、农业两大板块的天发集团。
1999年到2000年，天发集团应荆州市政府的要求，收购资不抵债的活力28上市公司，解决了该国有企业的债务危机。随后在湖北境内收购另外几家菜子油生产厂，形成了150万吨的生产能力，并将农业板块资产重组后置换进上市公司活力28--天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中。这时的龚家龙，已经开始谈判引进德国技术，将菜子油转产生物柴油、打通农业与石油两大板块产业链、打造民营油品大公司的宏伟战略。
我认识龚家龙是通过并购公会会长王巍的介绍。龚家龙是民营石油商会的会长，我则在他的推荐下当了商会的副会长。我们的第一次合作是组建北京长联石油控股有限公司。当时，温家宝总理主持起草的民营企业36条政策文件，拟适当开放各种垄断权，我们想乘此机会打造一个承接政府政策的石油业平台，推动中国民营石油产业的健康发展。
龚家龙是一个极富激情的梦想主义者，但他又颇具福相，10年来多次将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办成办大，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有一次，他得知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在中国发表讲话，要把巴基斯坦建成阿拉伯石油国通向中国的石油走廊，马上就生出了承包瓜达尔港的泼天大梦。瓜达尔港是中国援建巴基斯坦的一个港口，地处巴基斯坦的西南角，是紧邻伊朗并卡在霍尔木斯海峡咽喉部位的战略重镇。龚家龙听我讲过朝鲜新义州的故事，从而产生了划出1000平方公里建特别行政区的宏伟计划，这充分表现出他作为一个企业家的超强商业想象力。而后，他全力推进这一在外人看来属于天方夜谭式的狂想实践，并委托我们做了一个立足巴基斯坦经济发展，面向中国、伊朗、印度和阿拉伯国家的全球招商引资，从而改变世界能源资源格局的大策划。没过多久，这一策划方案竟然奇迹般地变成了穆沙拉夫认可并推进的国策性方案。穆沙拉夫曾经通过巴基斯坦计划委员会转告我们，这个方案应该在10年前就开始推动。后来，胡锦涛总书记访巴，穆沙拉夫将这一方案列入谈判内容，双方最终把中国政府支持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开发瓜达尔港的意向写入了联合公报！
天发集团的大起大落
2001年，在我国改革之潮大起之时，荆州市政府曾经发红头文件承认天发集团不属国有，进而摘除了龚家龙头上的“红帽子”。但是，三年以后的2004年，郎咸平发动的反改革运动影响甚广，古城荆州同样受到干扰，马上出现了反改革声音。当时的市委领导，开始认为2001年的改制是违法的，是国有资产流失，意欲推翻原有的改制文件。
2004年，换届以后的荆州市委市政府居然真的推翻了上届政府批准改制的正式文件，不承认天发集团的民营性质，并强行派人进驻天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颐科技”），抢走企业的控制权。我们的调查发现，天发集团高管普遍认为这场产权纠纷背后有明显的腐败嫌疑。因为，政府抢走天颐科技后，把这家好端端的公司给了一个与个别市领导关系密切的房地产个体户，此人仅仅出资几千万元就拿走了整个上市公司。非常令人痛心的是，由于此人对农业一窍不通，又没能处理好与银行的关系，3个月后菜子油生产停产并使企业陷入困境，他居然又能全身而退撤走资金，将企业重新甩给了政府，致使这家本来生产与效益都很好的上市公司至今处于停产瘫痪状态。天颐科技的困境由此开始。
2004年和2005年，龚家龙基于企业产权无保障的现实，离开湖北来到北京创办民营石油商会，天发集团陷入四分五裂和无人负责的境地。这个乱局实际是反改革力量抢夺民营资产而一手造成的。
至2005年，荆州市政府接管下的天颐科技两年不向股民披露停产消息，28亿元债务全都变成烂账，上市公司大股东欠款和股权分置等一系列问题日益突出，股民、员工、银行等社会各界怨声载道，监管机构也因此焦头烂额。在此背景下，工商银行作为债权人委员会的主席单位，会同龚家龙引入美国的雷曼兄弟公司进行债务重组。这时，荆州市政府再次换届，新上任的荆州市领导下发第二个红头文件，将资不抵债的公司产权全部定性为民营产权（龚家龙占65%，工会占35%），并由市长签字向国际跨国公司--雷曼兄弟公司雷曼兄弟公司自1850年创立，已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了创造新颖产品、探索最新融资方式、提供最佳优质服务的良好声誉。2008年9月15日，在次贷危机加剧的情况下，雷曼兄弟公司出现巨额亏损，申请破产保护。明确声明：天发集团是与政府没有任何产权关系的民营企业。但是，由于市委与市政府之间意见不合，这些红头文件在正式下发后再次被否决，债务重组等工作又拖了一年仍无进展，整个天发集团损失巨大。
2006年，江平等七位著名法学家经过调查论证，出具了极其明确的法律意见：天发集团的产权与荆州市政府无关，应该执行2001年和2005年的市政府文件，马上将产权过户给龚家龙与天发工会（见中国法学会《关于湖北天发集团有限公司性质界定的专家法律意见书》，2006年7月28日）。2006年8月，荆州市委再次形成红头文件，同意法学家的意见，并于9月在工商部门办理了产权过户手续（见中共荆州市委专题会议纪要［2006］第3号《关于进一步加强湖北天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风险处置和资产重组工作的会议纪要》）。2006年10月，龚家龙正式重新接管天发集团的全部管理权，并会同雷曼兄弟公司邀请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开始进场调查，同时加速解决大股东欠款问题，天发集团的资产债务重组形势一片大好。
但是，2006年11月，省委省政府出面干预天发集团的产权改革，天发集团内部风传省领导已将天发集团的三块主要资产许给了中粮集团（农业部分）、中石化（石油部分）和武汉市（地产部分）。因此，荆州市委市政府在省级官员行政干预的强压之下，逼龚家龙退还产权。据天发集团顾问及石油商会的律师告诉我们，政府逼龚家龙的最后手段，是在大股东偿还占用上市公司资金问题上设置障碍，威胁龚家龙，若不退还产权就让证监会抓人。龚家龙在被迫之下做了让步，使第三次下发红头文件的摘“红帽子”改制，再次回到了国有原状。
光彩49集团与雷曼兄弟公司
在我们为天发集团咨询的过程中，和君创业的现任董事长向宏发起运作，成功组建起了中国民营企业联合组织--光彩49集团。光彩49集团的重要功能就在于帮助民营企业渡过危机，解决资金困难。所以我们从帮助天发集团改制之初，就推动天发集团与光彩49集团形成战略合作关系。在光彩49集团与天发集团战略结盟之后，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胡德平出面主持在湖北召开了工商联执委会，在开会期间，工商联有关领导与省里主要领导进行了全面沟通，制定了大家共同解决天发改制，以重新激活这个公司的全套方案，并最终促成了企业的改制。
为了落实上述方案，我们参与设计了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在整个石油价格不断上涨的形势下把两个上市公司合为一体，然后把油菜子种植和油菜子加工转向搞生物柴油，把100万吨生物柴油与民营企业的特许进口成品油权利相结合，形成两种油混合，沿长江共同进入下游地区各加油站，并重组民营加油站。最终把以湖北为中心的整个加油体系整合到一起，建立起一个民营化的石油大公司。同时我们也提出要把它在武汉的几块最好的土地进行置换、调整，以此来解决债务危机。雷曼兄弟公司看到我们整个重组方案以后，下决心全面介入，并制定了一套方案：由雷曼兄弟公司出面把28亿元银行债务打折购买，再重组整个石油产业，包装上市。此方案中，我们设想将两个上市公司空壳全部卖掉，集中全力打造一个能源主导的石油产业化大公司。方案制订后，我们带领雷曼兄弟公司开始与各方面谈判，已经基本打通了各家银行，整个重组的形势大好。
天发集团的风云突变
2006年12月21日，龚家龙突然被抓走。我们估计发生此举大体上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社会的仇富心态。2004年之后的天发集团乱局，不是龚家龙的所作所为所致，而是政府滥用行政权力抢夺民营产权带来的必然结果。按七位著名法学家的说法，政府多次下发确定民营产权的红头文件，又多次由自己随意推翻，这在中国产权改革历史上也算是绝无仅有的咄咄怪事。而产生这等怪事的社会背景，正是社会仇富心态的上升。因为，天发集团2006年9月改制时，资产债务被评为“资不抵债”。但是，如果28亿元银行负债可以四折清偿，如果武汉的一块土地按天发集团报价的8亿元成交，如果两个上市公司卖壳重组并再次上市，龚家龙又会成为身价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富豪。从荆州到省城，很多仇富者为此愤愤不平，眼红冒血。
第二个是地方政府的利益导向。如前所述，天发集团的产权2006年9月划归龚家龙后，有三方面看上天发集团的财产。中粮集团想要上市公司天颐科技，中石化想要上市公司天发石油，而武汉市政府则盯上了天发集团在武汉的1000多亩土地。于是国进民退的逆流再次出现，推出了这场国有企业伙同地方政府抢夺民营企业财产的滑稽剧。
龚家龙被抓以后，地方政府在没有权益人参与的状况下，单方面宣布天发集团是国有股占56%的国有控股企业。然后，完全不顾职工和产权人的权益，以违法程序清算天发集团。其资产处置中最荒唐的，是将一个上市公司仅以1000万元左右的价格卖给了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上海企业。在我国物权法刚刚实施之时，一个法制社会必应遵守的一切法律皆被一脚踢开，成了利欲熏心者手中任意玩耍的儿戏。
更为可笑的是，抓人者们耗时半年多、耗费大量警力却找不到像样的罪名，最后给龚家龙定的罪名居然是政府抢夺控制上市公司时期做的假账。辩护律师认为，这些假账与龚家龙不仅毫无关系，而且是地方政府对龚家龙权益的侵害。更为离谱的事情是，法院判决中明确采信当年做假账者的供述，明明是市政府指使的违法行为，但硬说成是龚家龙身为大股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想，这一定是法官们在政府施压下的良心发现，用最荒唐的“罪行”完成了政府交给他们的判决任务。
天发集团的反思
天发集团的离奇经历，正是90年代以来我国改革两次大起大落的真实写照。龚家龙在海南起家、创业，在经济过热之时发家、上市，并做起一支模拟性的产业基金，实现了整个企业的跳跃发展。正是在这一时期，这家公司遭遇到了经济政策的大落。在整个经济政策的紧缩中，国家又出文限制民营企业经营石油，使他的企业运营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难题。同时，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引发了改革进程的大起大落，90年代中后期，经济衰退加速了国企改革进程，天发集团不仅为此收购兼并了几十家国企，而且在国退民进的顶峰期，完成了改制。到了2004年，龚家龙又碰到了郎咸平的反改革运动，改制因改革的大落之势而再次翻车。
龚家龙被抓前后，正是中国惩治民营企业原罪的高潮期，众多著名企业家纷纷落马，民营企业家真是人人自危。为此，胡德平副部长站出来发表谈话，认为清算民企“第一桶金”就是否定改革。此语一出，激起巨大的舆论声讨，于是我又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应，在信中提出：
最近，面对迅速蔓延的社会仇富心态，尤其是颇为泛滥的追究“民企原罪”的思潮，一个又一个知名企业家先后落马入狱，我国民营企业深陷人人自危之境，很多人几乎到了惶惶不可终日的地步！在此背景下，中央统战部胡德平副部长提出“追究民企第一桶金就是否定改革成绩”的判断，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反响，我国第三次改革论争已渐露端倪。如果说８０年代第一次改革论争集中于要不要搞改革的“左派右派”之争，９０年代的第二次改革论争聚焦于限不限制改革的“姓社姓资”之争，２１世纪第三次改革论争已转到停不停止改革的“公平效率”之争上来。民企第一桶金的原罪问题牵涉到改革历史与改革主体的评价，关系到怎样用科学发展观继续深化改革，成为各阶层普遍关注的重要聚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