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第一个阶段，是一次由进至退、由涨而落的改革轮回。1991年，当我登上飞往美国的飞机时，内心充满伤感与惆怅，像在告别自己的一切一样。
1992年我从美国回国后，在财富大潮中迅速调整了思维坐标，及时转换了80年代的政治化偏好。从那时起，我在整个90年代都远离政治，专心埋首于企业改革，做管理咨询，干投资银行业务。但是，到了世纪之交，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对改革的大起之潮突然间横加质疑，反改革舆论之浪汹涌滔滔，先从理论界少数人开始，到了2005年，郎咸平甚至喊出了“中国已进入5000年来最黑暗时期”的怪论，全面否定改革，博得仇富民众的一片叫好之声。从中我看到，90年代中后期的改革大起之后，马上跟来了仇富心态的飙升，并造成了改革大落，这是中国根深蒂固的“民粹主义”思潮在作祟。为此，我开始重回思想理论的政治舞台，从批评郎咸平入手，又卷进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争论之中。
中国改革的第二阶段，大起大落的轮回一个接着一个，但每次轮回一过，我都会以更充沛的斗志去迎接新一轮的大起，去承受新一轮的大落。就好像黑格尔“绝对精神”正、反、合的三段论发展，90年代中国改革进入了看似不断自我否定，实际上是“否定之否定”的螺旋运动，每次大起大落都会引发更高层面上的大起大落。由此而来，人间活力的释放与发挥，似也呈现着以前想象不到的万般形态，推动社会一圈又一圈地螺旋式上升。
邓小平的一句“大胆去试，错了再改”的号召，在整个中国大地十多亿人中，掀起前所未见、所向披靡的市场经济之潮。人间才智一时间风起云涌，大潮之上推波助澜、泥沙俱下，多少人来了又去，多少事速起骤灭。真可谓：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这也是世界经济史上“试错”理念的一次最伟大展示。从表面上看，1992年，经济发展为大起，似乎进入了歧路纵横如织的偏离区，“一切向钱看”的拜金倾向大放“异”彩，原来的理想主义改革初衷隐而不彰，经济改革进入“问题多发时期”：海南风潮问题，房地产泡沫问题，股市畸形炒作问题，高达20%以上的通货膨胀率问题，成千上万推销大军“扰乱经济秩序”问题，以及各地政府为发展经济而出的奇门怪术问题……但是，这一轮大起重构了社会的意识形态，改变了一代人的价值观念，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的思想基础。这就是中国经济在全球领域中所向无敌、纵横天下的重大原因，甚至是最根本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我多年来一直倡导民营、一直认定国退民进方向的根本原因。经历了90年代的两次大起大落，我们的社会在“否定之否定”中成熟起来，我本人也在中国社会的大变革中领悟出许多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