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要求：“在工农群众实际争斗中勿存幻想（如手工业工人过高要求，工人纠察队执行一部政权，实行耕地农有等），以防止我们过于向‘左’。如此才能够停止‘左’右倾之距离日远的危险，才能够弄好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才能够巩固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这是目前最重要的策略。”
12月17日，毛泽东抵达长沙，带着中央“最重要的策略”，开始了考察湖南农民运动之行。当时湖南乡下的情况，与夏季相比，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暴力浪潮正席卷着四乡八镇。毛泽东对农村革命的理解，与中央相去无几，还停留在减租减息的层面上。12月20日，他在长沙幻灯场讲演时，对听众们说：“我们现在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一步，在国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减少租额，减少利息，增加雇农工资的时候。”
他保持着一种温和的立场与措辞，但当他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之后，看法完全改变了。在乡下，他见识了什么是真正的“革命”，目击耳闻，令他热血沸腾。
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从湖南全省农民协会会员的人数变化，可以看出农运发展之迅猛。9月时全省农会会员才40万，到11月已增至136万。按毛泽东所说，到1927年1月，达两百万人之多，“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因为农民入农会大多数每家只写一个人的名字，故会员二百万，群众便有约一千万。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 另一位湖南农运领袖柳直荀甚至说，这年春季，“有组织、有农协会员册可查的计518万”。
当时中共在湖南农村的力量，其实十分单薄。中共湖南区委在1927年2月的一份报告反映，虽然农会会员已发展到两百万人，但农民中的中共党员“仅1700余人”，乡农民协会几乎没有共产党员的直接领导。③
真正领头闹起来的，大多是好勇斗狠的三合会、三点会、大刀会、哥老会一类秘密会党组织。毛泽东在乡间看到的情况是：“会党加入了农会，在农会里公开地合法地逞英雄，吐怨气，‘山、堂、香、水’的秘密组织，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他们既有“革命”的系统，也有原来的帮会系统，双重系统资源，可资利用，轻易就把乡民鼓动起来，俨然成了农村暴动的主力军。
共产党十分重视利用会党在农村的势力，视他们为革命的同盟军。毛泽东考察农运之后，向中央提出建议：“洪会是一种势力，必须拉拢这种势力而不可采打击的方法。”
1927年初的湖南农民运动，利用“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把乡间旧有的秩序完全颠覆，把传统的绅权完全推翻粉碎了。和省港罢工委员会一样，农民协会成了乡间的“第二政府”。用柳直荀的话来说：“城市中的工会，乡村中的农民协会，简直是当时第二政府，政府的命令非经过工、农两会，简直无法执行。”在许多时候，它们俨然已经是第一政府，县政府反而沦为要看工会、农会脸色行事的第二政府。
“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那么，谁是土豪劣绅呢？谁在被打倒之列呢？革命的农民宣称，“有土必豪，无绅不劣”。所谓“劣绅”与“良绅”之争，可以休矣。
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
马日事变的发动者许克祥在其回忆录中说，农民“在每一个乡村，找到一两个有钱的，认为是‘土豪’（当时不叫地主），纠合、威胁群众，把他捆绑，戴着高帽子，上面写着‘土豪×××’游行示众，边走边打，还强迫被游行者自骂自喊。认为重大的，游行后即予处死。然后挤到其家，杀猪宰牲，名为‘吃排饭’。农民协会为乡县的权威机构，可以受理司法诉讼。各县政府和司法机关，也奈何他们不得。动辄发动许多人包围衙门。” ③
如果不因人废言，这番描述，基本可信，在毛泽东所写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也可得到印证。尽管他们处于敌对阵营，但对农村现状的描述，却大致相同。毛泽东有一段非常生动而准确的描写：
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毛泽东这篇文章，1927年3月28日在《中央副刊》第七号上发表时，在“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之间，还有这么几句话：“造出‘有土必豪，无绅不劣’的话，有些地方甚至五十亩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长褂子的也叫他劣绅。”
陈独秀并不喜欢这篇充满火药味的“农运檄文”，他只同意《向导》刊登部分章节，但自称因“历史的误会”而成为中共领袖的瞿秋白，时任中宣部长，却非常赞赏毛泽东此文，指示长江书局出版单行本，并亲自为之作序。他兴奋地说，每个革命者都应该读一读这篇文章。
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布哈林，对这篇文章，也是推崇备至，把毛泽东称之为“我们的鼓动家”。在一次国际执委会会议上，他兴致勃勃地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农民组织的领导人常常捆绑土豪劣绅，把他们关起来，有时还杀头。土豪劣绅如果反抗，人们就向他征税，惩罚他们；冲进他们的家，宰杀他们的猪，拿走他们的粮食，甚至还糟蹋他们的女儿妻子。” 布哈林的引用，对照原文，令人有啼笑皆非之感。
然而，这并没有影响这篇文章在中共历史上的深远意义，湖南农民运动，藉着这篇文章，为日后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群众运动，创造了一种经典的范式。
农民在政治上打击地主的方法，包括清算、罚款、捐款、小质问、大示威、戴高帽子游乡、关进县监狱、驱逐，直到枪毙；游斗时除了戴高帽，还有一些常用的方法，就是要地主自己辱骂自己，把地主平时收租用的斗挂在他脖子上，五花大绑，殴打，甚至挑脚筋、割耳朵等等。经济上的打击方法，包括不准谷米出境、不准高抬谷价、不准囤积居奇、不准加租加押、不准退佃、减租、减押、减息。
这种种反常行为，在土豪劣绅眼中，仿如世界末日降临，但在革命者眼中，本身便充满了形式化的美感，值得为之欢呼。“革命”为中国政治权力的更替和摧毁旧秩序提供了正当性的内涵。
按照革命的逻辑，如果地主阶级是注定要消灭的，那么我们提前把他消灭，就不是犯罪，而是推动历史的前进。农民对地主有生杀大权。政府组织起特别法庭，专门审理与农民运动有关的案件。柳直荀说：“省县之特别法庭乃大形忙碌，然而杀人并不多，五月之久经省特别法庭判决执行死刑者还不到二十人。其余多半是判徒刑或罚金。而民众自己动手惩办的为数更少，不过湘潭之晏容秋等二三人而已。”
然而，一位苏联顾问引用当时湖南的报纸，“湖南枪决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是常有的事”，“国民党湖南各报纸现在只是简要刊登被处决的反革命分子、土豪劣绅及地主等人的姓名”。诸如“湖南地主龚星伯、曾茂斋、王吉吾是农民运动的死敌，已被农民协会抓住处死”一类报道，时见报端。他列举了几个事例，“在湖南汉寿县，农民用石块砸死著名地主李泽堂，因为他勒索高额地租，百般欺压农民”。
许克祥在回忆录中，提及被处决的“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包括“长沙工商界巨子金裕华、军界闻人李佑文、以及素有文名久与章太炎齐名的叶德辉”。 除此之外，乡间未经判决，被农民直接打死的无名无姓者，则无法统计。在激烈的冲突中，农民也有被地主和流氓打死的。
毛泽东为之鼓掌助威，这是一场“好得很”的革命运动，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要发动农民，每个县至少要杀他几个土豪劣绅，毛泽东指出：“例如宁乡的杨致泽，岳阳的周嘉淦，华容的傅道南、孙伯助，是农民和各界人民督促政府枪毙的。湘潭的晏容秋，则是农民和各界人民强迫县长同意从监狱取出，由农民自己动手枪毙的。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爵、曹云，则正待‘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罪处决。这样的大劣绅、大土豪，枪毙一个，全县震动，于肃清封建余孽，极有效力。这样的大土豪劣绅，各县多的有几十个，少的也有几个，每县至少要把几个罪大恶极的处决了，才是镇压反动派的有效方法。”
湖南有七八十个县，得杀多少“土豪劣绅”，才能把“封建余孽”肃清？湖南农民运动的暴烈程度，后来居上，远远超过了广东。毛泽东在乡下找到了革命的伟大“象征物”——梭镖，—种类似长矛的单尖两刃刀，“单湘乡一县有十万枝。其他各县，如湘潭、衡山、醴陵、长沙等，七八万枝、五六万枝、三四万枝不等。”谁敢与革命为敌，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毛泽东把它称作“梭镖势力”，“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
农民用梭镖实践着马克思的论断：“暴力是新社会产生的催生婆”；列宁说过：革命是“被压迫阶级运用革命的暴力”。从此，革命与暴力结缘，赋予了暴力正当性。数十万支梭镖遍布乡间田野，指东打东，指西打西，蕴含着一种让人心惊目眩的暴力美学，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大长农民的志气，大灭地主的威风，它清晰地告诉人们：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中共中央对湖南的农民运动，甚为担忧，认为它太“过火”了，已经威胁到国共合作。张国焘说：“武汉时期，中共在农村中的活动，是自下而上的，燃起了农民斗争的烈火，其中以湖南的火势为最猛烈。中共因为缺乏这一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在发动之初，领导的步骤颇不一致，运动开展以后，也无力予以控制。因而农民运动，竟成了摧毁国共合作、瓦解武汉政权的一个主要因素。”
1927年初，张国焘在武汉和中共湖南区委委员夏曦、郭亮等人会谈。张氏表达了中央的忧虑：“现在唐生智的部下，因受着农运的威胁，日渐右倾，农运却在左倾，在这种各走极端的情势下，是会出乱子的。”
他已经嗅到了“乱子”的强烈气息，虽然还不敢肯定，“乱子”将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爆发出来，但那个令人不安的阴影，已高悬头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