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有一件事情，也不知道为什么，童莉莉没有告诉潘菊民。其实也不是什么很大很重要的事情，童莉莉突然想起了那天，那天下午报社开小组会，大家一个个介绍自己的时候，发言进行到中间部分童莉莉就悄悄溜出去了。她在附近的林荫道上走了走，又顺道拐进了一个公园。春天的太阳暖洋洋的，春天的柳枝绿油油的，同样暖洋洋的太阳照在她的身上，同样绿油油的柳枝拂在她的脸上……但那天下午的童莉莉却就是感到自己形影孤单，意冷心灰。甚至还不是形影孤单、心灰意冷那么简单--要知道，她的心里有很多很多的热望，她的心里有那么多那么多的热望呵，但是又有谁知道呢？又有谁能够懂得呢？她，年青而热情的童莉莉是多么希望挽起街上迎面走来的哪个人的手，汇入那浩浩荡荡的人流里面去。和大家在一起，和人民群众在一起，和大街小巷涌动着的那些简直无法解释的力量在一起--但是，那么多人从她身边兴高采烈地走过去了，他们的眼睛是明亮的，他们的歌声是嘹亮的，他们手里的红旗是鲜亮的，但是他们看都没有看她……
他们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她身边走过去了，把她一个人暧昧不清地丢在了那里。
那么，她究竟属于哪里呢？她到底又是谁呢？
带着这样的心情回家，月亮下面父亲童有源的箫声，她那么喜爱的箫声突然也变得面目模糊、暖昧不清起来。
幸亏，后来，潘菊民来了。
潘菊民来了以后，至少有一件事情是完全改变了，或者说，因为潘菊民的到来，童莉莉突然异常强烈地意识到了一件事情--她的这个奇怪的家，她又是爱又是恨的这个家，她的孤独、尴尬以及无奈，一切的一切，这些她都没有办法去改变了。但潘菊民的到来点燃了她的希望，现在，她只有一个希望，她渴望一种力量，和另一个人（现在是潘菊民），一起，去和这个硬得让她心痛的世界对抗的力量。她要拉着他的手，就像他那连体婴儿般的父母亲那样。他们要在一起，死也要在一起。一起去争取胜利，一起去承受失败，而不管是能成，还是不能成，这种手拉手的日子让她的生命有意义了。而生命一旦具有了意义，孤独也就随之死去了。
她曾经以为那个人就是潘菊民，就是他了，但是--再后来，潘菊民突然不见了，从她的生活里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她，扬起的手和心在半空中做着奇怪的姿式。
生活，给她送来了吴光荣。确实是给她送过来的，莫名其妙、死皮赖脸地就这样摆在了她的面前。吴光荣不好吗，不，吴光荣好，至少是对她好，不要说消失，她连狠命地甩都甩不掉他。吴光荣对她好，好得连坚定不移的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他，坚持辨证唯物主义的他，也在枕头旁边偷偷地对她说， 认识她真是一种缘份，是命。但吴光荣不是她的命。因为吴光荣的命把他放在了她的面前，她却看不到它，听不见它，所以吴光荣不是她的命。因为吴光荣没有让她产生拉起手来去对抗世界的力量，所以吴光荣不是她的命。而既然她看不到它，听不见它，那它就是没有意义的。就是不存在的。就不是她的生活应该展开的地方。那么，总有一天，她一定要想方设法地摆脱它。
是的，我们的好姑娘，我们的童莉莉从心底里不相信生活就这么停止了。她要追寻它。不顾一切地追寻它。当然，有一些瞬间她心里也是犹疑的。这句话是谁说的呢--在生活的巨浪面前，爱情，有时只是一堆狗屎。
真是这样吗，她在等待的，只是一堆狗屎？
这是一个显得特别漫长的夜晚。
季先生在窗口边的椅子上打起了瞌睡；柳春风把玩累了也快要打瞌睡的柳小妹带上楼去；过了一会儿，柳春风又下来了，这时季先生仍然在打瞌睡，于是柳春风就和看上去精神尚好的童有源聊了起来。
童有源问：“你们来的时候走的是陆路还是水路呢？”
柳春风说：“走了段陆路，后来又走了段水路。”
童有源说：“我们倒是坐船来的，以前我出门很多次都是坐船的，所以也就习惯了。”
“那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吗？”柳春风问。
“经常坐了，当然有时候也就会遇上。已经是很多年以前了，有一次我乘船去扬州，路上经过一个小镇，船停了一会儿，大家上岸放风的放风，买东西的买东西。我也上岸了，去吃点点心。我吃了馄饨和烧卖，刚要走，旁边来了个测字相面的人。他一把拉住我就要和我说话。我说我不要测字也不要相面，而且我也没有时间了，因为船马上就要开走了。那相面的狠狠地跺了跺脚说，难道你就不想知道你的命运吗！我就笑了，我说我想知道呵，不过不知道也没什么，因为它总有一天会来的，不管自己知道还是不知道……那相面的也不让我往下说了，他死死抓住我的手，把我按在点心店油腻腻的凳子上，然后探下身来，一边在我耳朵旁边哈热气，一边神秘兮兮地说：你知道不知道呵，你这个人，以后是要出家当和尚的呀！”
柳春风静静听着，不时咬着自己的手指甲，还稍稍地微笑一下。后来的事情她是不用问的，说的人自然会自己说下去。在这人世间活了三十年了，零零碎碎、断断续续的悬念从来就没有真正断过，看得多了，就知道它们自己总是会连起来的。这些天她和季先生在河对岸唱评弹，弹唱之间总要加进去一些小插曲。她和季先生便讲了讲地震。前一阵报纸上说，云南地震了，再前一阵报纸上也说过，广西也在地震，还有很多旱灾水灾虫灾鸟灾的。“新中国好呵！”季先生说。“是呵，还是新中国好呵！”柳春风紧跟着说。接下来，他们两个便你一言我一语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旧社会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地震过后，老百姓找不到东西吃，就互相吃呵！灾荒闹得厉害的时候，即便是最亲近的朋友，也不敢一起走到田野里去。小夫妻两个，平时恩恩爱爱，热热乎乎的，到了这个时候，每天早上从被窝里饿醒过来，就抱头痛哭，说现在我们两个里面只能活一个了，怎么办呵？到底是我先把你吃掉，还是你先把我吃掉呵？咱们新中国就是好呵！地震了，地震了怕什么！不就是有些房子的屋檐和烟囱掉了下来，有些墙壁裂开了一些缝吗？咱们有伟大的毛主席，咱们有伟大的党，咱们能让掉下来的烟囱回到屋顶上！也能让裂开来的墙壁重新严丝合缝！”
“你在听吗？”
“当然。”柳春风扭过头，冲着童有源嫣然一笑。
“还是那一年，还是那次坐着船去扬州。到了扬州住了一个礼拜我又坐船回来了。回来的路上那条船出了点故障，就在中途靠了岸。说来也巧，停靠的就是那个小镇的码头。我又上岸吃了馄饨和烧卖。但镇上人很少，我既没再次见到那个测字相面的人，几乎连居民也很少看到。走着走着，不知怎么就听到了诵经的声音。我跟着那声音走呵走呵，走着走着突然就飘起了雨来，很小很小的雨，但是很密，停呢是不会停的，下大呢也是不会下大的那种。我就带着一身湿腻腻的雨点走进了一个小小的寺庙。庙里有一个老和尚正在念经，底下坐着几十个人，垂着头，有几个好像都要睡着的样子。我就挨着他们坐了下来，一会儿听听窗外面的雨声，一会儿听听老和尚诵经的声音，有时还分神着码头上是否传来汽笛声。就在这时，我旁边有个穿黑衣服的人突然站了起来，他压低了声音对我说，能换个座位吗，太热，我想靠窗些。我想换就换吧，就起了身。大概又过了十来分钟的样子，黑衣服的人又站起来了。我想这个人怎么回事呵，都靠了窗了，难道还是热吗？所以我就格外地注意他。他的手一直放在上衣口袋里，这个细节我注意到了。但还没等到我多想，他的手突然从口袋里拿出来了。一只手，手里拿着一支枪。这支枪对准了前排一个胖子光光的后脑勺，一声枪响，一丝烟火，那个胖子立刻应声倒下了……”
童有源正想继续往下说点什么，他一定是想继续往下说点什么的。但这时楼梯上突然开始有了动静。不时的有人上楼去，又不停地有人下楼来。先是柳小妹噔噔噔地从楼上跑了下来，看上去还有点眼泪汪汪的，她说她刚做了个恶梦，真是吓人，真是太吓人了，说着说着她就扑到柳春风身上咬起了耳朵；这一来，半躺在椅子上打瞌睡的季先生就懵懵懂懂地醒了过来。他在窗前又站了会儿，就上楼去了，但过不了十来分钟，楼道里又响起了季先生的叹气声和垂头丧气的脚步声；柳春风第二次把柳小妹带上楼去哄她睡觉，但小姑娘一溜烟地跑了，跑到院子里的桂花树下去了；这一跑，大家才发现原来童莉莉一直在那儿，一直在绕着那棵桂花树一圈接着一圈地转圈……
大家重新坐了下来。都觉得这个晚上有些奇怪。
你的脸色很不好；你的也有些苍白；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总是这样的；以前也有过吗；是的，以前也有过，过一段时间就会这样；不要多想就会好些，想得多了自然就难以入眠；但这不是自己能掌握的事情呵，或许昨天睡得很好，今天就不行了，但或许明天又会转好，这种事情谁也说不准的……
是呵是呵，即便就是这几个看起来心神不宁的人，其中或许也有人看上去脸色特别的好，好像刚刚才从春梦里醒过来。但这种事情看了也就看了，说了也就说了罢，因为仅仅根据今天的脸色，其实完全无法判断明天究竟是会发生好事，或者还是糟糕透顶的灾难--
那你们就等着吧。
不要睡觉吧。
安安心心地、心惊胆战地、畏首畏尾地、无所畏惧地等着吧。
但是，不管怎样，这个晚上总是要以某一种方式得以结束。那就干脆大家都许一个愿吧。许个愿，也不要说出来。放在心里就可以了。
好不好？
这个世界上除了一些经常难以入眠、彻夜不睡的人，也还有另外一些脑袋粘上枕头就开始做梦的幸福者。这和每个人在白天遇到的高兴事、伤心事有点关系，也和每个人在夜晚回忆的积德事、缺德事有点关联，但其实也并不完全相关。主要还是取决于老天的一个秘密指令。所以睡得着的也别高兴得太早，至于睡不着的，你就绕着桂花树、桃花树、杏子树、李子树在那里绕圈子吧，没人救得了你的，《国际歌》里就是这么唱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没有救世主，所以也就不要寄希望于什么奇迹发生。而既然天上掉不下馅饼来；潘先生、潘太太神神道道去讲悄悄话的小教堂，已经彻底变成一览无余、整天弥漫着奶油香的大仓库；柳小妹把白纸放进帽子后变出的红玫瑰--老母鸡变成了鸭、老母鸡变成了鸭--但最终还是要露出原型，还原成苍白的纸片，那么，这个世界多少还是有些让人失望的。
所以说，除了不知天高地厚的疯子、得过且过的正常人，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类人，那就是悲观主义者。
所以说，虽然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世界，但是因为有疯子、正常人，以及悲观主义者，所以这个世界在每个人眼里都是各不相同的。
现在，就有一个人正站在开往常熟的轮渡上。他正面向大河，一脸忧郁地看着这个面前的世界。
这是一个在我们的故事里已经消失了很长时间的人。是的，就是他--潘先生、潘太太沉默优雅的儿子，潘小倩的好哥哥，童莉莉曾经的恋人，我们知道了一些、但或许并不那么了解、甚至可能一无所知的潘菊民先生。
是的，潘菊民回来了。但仅仅是回到了我们的故事当中。回到了我们的视线当中。至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他自然从未缺席过。只不过因为种种原因，如同一个事物的正面与侧部，如同明与暗、光线与阴影，我们暂时看不到他罢了。而这次他之所以重新出现，也只不过承担了一种隐秘的功用：有些人、有些事终于到了不得不交集的时候，需要通过一种途径，把他们、她们、他和她、他们和它们用另一种方式强烈而牢固地联系起来。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拍案惊奇、黯然神伤，我们说，这个世界真是戏剧性呵。 也有的时候，我们把这种东西称为命运。
潘菊民是从苏州轮船码头坐上轮渡的。是的，来常熟以前，他偷偷地回了一次老家。扳扳手指头，从他离开这里算起已经快要两年了。当然了，两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对于一个怀春的姑娘，两年几乎就是一辈子呵，而对于一个悲观主义者来说，两年，也就是一颗心往下沉了沉，还不够，于是再沉了沉。
潘菊民在苏州的那几天心也是往下沉着的。他带着一颗往下沉的心，像幽灵一样地穿过一些大街小巷。就这样看上去，他的气色倒还是不错，但也只是从那些裸露在外的皮肤判断，因为他脸上奇怪的戴了一只很大的口罩。还有些细节可以从身材判断，他瘦了些，穿衣服也很不讲究了，好像好几天没有洗，更不用说替换了。但这样的情况其实和大街上的人没有什么区别。区别还是在看不见的那颗心上。除了那颗心，现在的潘菊民和街上的其他人没有什么分别。
从上海到苏州的这段路程，潘菊民坐的是火车。火车站闹哄哄的，还多少有一点脏。有的地方不止一点脏，而有的地方简直就是脏极了。一眼望过去，望到的都是人，乱哄哄在车站里面、车站外面、总之是在地上挤来挤去的人。天上的鸟好像少了很多，它们好像有点焦虑，有些几乎是凶狠了，恨不得把对方咬上一口。很少数的地上的人有时候会突然抬起头看看天，看看天上的鸟。能飞上去吗？或许并不是这样想的。心里的事情总是很难猜到。
生活总是自己过自己的。每个人早餐吃了多少东西，午饭吃到荤菜没有，吃饱了吃撑了还是根本没有吃，昨晚睡得怎么样，做梦的时候说出了哪些平时想想都害怕的真心话，这些的事情原本就是自己知道。别人的生活看不大清楚，有时候还会看错了。所以也就不去看了。
火车晚点了。
而且晚点了很长时间。这样人正常的生理功能就会被打乱。有的人累了，干脆一屁股坐了下来，有的人坐下了就开始打瞌睡，有的人眼神涣散，有的人突然就像双脚上了发条，在站台上走过来走过去，走过去走过来……
但大多数人其实是觉得饿了。
同样感觉到了饥饿的，还有在站台上站了很久的潘菊民。所以他慢慢地站了起来，慢慢踱出站台来到了车站的出口处。潘菊民去买了一个馒头--可能是个肉馒头、菜馒头，甚至就简简单单的一个白馒头。馒头热腾腾的，拿在手里就像仙山仙水一样地往外冒着仙气。这种云蒸霞蔚的情致总是那样漫长而恒久，但实实在在馒头的烫手以致温热却是短暂的，因为从乱哄哄的人群里突然伸出了一只手--
“抢馒头了！抢馒头了！”
“抢馒头了！有人抢馒头了！”
有人喊了起来。接着很多人喊了起来。但潘菊民没喊也没动，虽然丢的是他捏在手里的仍然冒着热气的馒头。
然而抢馒头的那个人却突然跑了起来，他一边跑一边咬着手里的馒头--他跑得可真快呵，馒头从大变小也变得真快呵--但我们不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却是最快的--马路上突然开来了一辆卡车；卡车发出了一声惊叫；于是我们看到了抢馒头人的脑袋，我们就叫他张三吧，张三的脑袋和他的身体分开了，张三的脑袋在街上滚来滚去，嘴里还咬着半个馒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