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摩根的合伙人们终于看到了他们早就应该看到的“颜色”。1932年2月，拉蒙特收到了一份来自日本的电报，电文如下：“我以万分沉痛的心情通知您，井上先生遇刺身亡……这如同一颗巨星陨灭，我亲爱的祖国陷入了黑暗的深渊。”刺杀事件发生时，63岁的井上准之助正在参加竞选。在东京市郊的一所学校前，他刚刚走下汽车，就被一个从暗处闪出的脚穿木屐、头戴黑色遮檐帽的刺客一枪毙了命。这位名叫小沼正的刺客年仅22岁，是一个名叫“血盟会”的极端民族主义团体的成员。在警察局，这位神枪手丝毫没有惊慌，一边对自己的杀人手法大肆吹嘘，一边还不忘大骂井上的经济政策给乡村带来的穷困局面，完全是一副为民除害的大无畏姿态。在当时的日本，为巩固统治，统治阶层利用灾难的悲情效应刺激民族主义情绪，像小沼正这样被煽动的年轻人不在少数。他们几乎一无所有，对未来充满绝望。贫困带来偏执，偏执导致轻信。于是，一桩桩悲剧发生了。在这些悲剧中，井上们是牺牲品，小沼正们则作了陪葬品。在那段社团林立、黑暗血腥的日子里，军国主义分子敲锣打鼓地张贴出告示：重大利好，社团招新。诚邀各路豪杰，不满现状、愤世嫉俗、勇于拼命的“愤青”们优先。
无须担心专业对口问题，我们将提供各种社团供您挑选，有来自军部的国本社、行地社、王师会、天剑党、一夕会，还有来自民间的犹存社、血盟会、爱乡塾、爱国勤劳党等等，总有一款适合您，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在如此热情的召唤下，狂躁的日本“爱国”青年们找到了自己的广阔天地，而军国主义者则找到了大量的无须成本的“武器”。以军部的激进组织为先锋，以民间的激进组织为后援，日本的法西斯势力开始清除异己。很快，他们就杀红了眼。首先遭到攻击的是日本的亲洋派和自由派，前面提到过的滨口雄幸首相和井上准之助就这样成了“先烈”。死亡的阴影不久就延伸到了温和派的政府要员头上。1932年5月15日傍晚，一帮少壮派军官攻入首相府，准备刺杀当时的首相犬养毅。话说这位犬养首相不仅姓氏拉风，而且胆色过人，面对持枪歹徒面不改色心不跳，镇定地将他们邀入内室，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眼看局势就要被控制，这时，军官中跳出一名性急的大汉，大喊一声：“多说无益，动手吧！”众人如梦初醒，心说差点儿着了这老头儿的道行。一阵乱枪响过，侃侃而谈的首相倒在了血泊中，死状极惨。这就是著名的“五·一五”事件。
随后，犬养内阁全体辞职，日本自大正民主运动（1918年）以来就一直延续着的政党政治宣告结束了。此后直至二战结束，日本都由军部出身的人担任首相。惨剧却没有就此画上句号。四年后的初春，陆军皇道派的青年军官们在东京策划了一场军事武装政变，也就是更加著名的“二·二六”事件。这一天，在惨死的温和派政要名单中，赫然出现了高桥是清的名字。可怜这位被称作“日本的凯恩斯”的七任藏相，并没有因为自己更出色地拯救了日本经济而获得比井上更体面的下场。想来真是讽刺。井上的死给了拉蒙特极大的打击。这打击绝不仅仅来自于友情的丧失。
拉蒙特无比伤感地写了这样一封表示悼念的回信：“他具有那样一种慈悲的襟怀，更加令人难以解释，他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从拉蒙特所表现出的震惊中可以推测，随井上一起逝去的，是拉蒙特的信念——对于他的崇尚自由、开明的日本朋友能够遏制军国主义势力的信念。无论曾经犯过怎样的错误，井上确实代表了当时日本国内主张遏制军队扩张的反法西斯势力，拉蒙特的这一判断没有错。然而，他过分高估了这个势力。当已经对军部妥协的犬养毅、高桥是清等温和派人士也被激进分子踢出了局，日本向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演化，事实上已进入了最后的自由落体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