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一个问题出现了。那就是作为银行家的拉蒙特与华盛顿之间在日本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毕竟，在华盛顿的政客们看来，较之与美国的经济联系，日本国内军事力量的迅速壮大及其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势力扩张更为值得关注。“柳条湖事件”迅速激起了华盛顿的不满。胡佛总统将之痛斥为“野蛮的侵略行为”。鉴于“让世界充满爱”的嬉皮士运动当时尚未萌芽，胡佛总统这一番愤怒自然不是出于什么浪漫主义情怀，其背后的潜台词恐怕是：这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日本的军事行动等于公开撕毁了与欧美签订的关于在华利益“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约定，对此，精明而不可一世的美国人的感受可想而知。拉蒙特却在此时出面积极斡旋，很明显，他是在与华盛顿当局作对。然而，奇怪的是，这次分歧还没等闹大就消解于无形了。你可以认为，是拉蒙特那篇“假新闻”成功地混淆了视听，但考虑到华盛顿政治家们的智商，我宁愿相信是有着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使华盛顿与华尔街之间达成了某种共识。
是什么原因呢？事实上，有一种病症当时正像流感一样在美国上下肆虐，我们姑且称之为“颜色病”。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红色苏联如日中天。当时的斯大林年富力强、精力充沛。他几乎24小时不眠不休地领导着他的手下们和苏联老百姓们埋头苦干，而所干的事情无非两件：一是加快工业化生产，二是清理掉一切反对者和政治对手。成果是显而易见的。在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后期这十几年里，苏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业和军事力量迅速壮大。这期间苏联的工业产值增加了4倍多，重工业发展增加了9倍。到二战前，苏联已经成为工业总产值欧洲第一、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工业大国。这些成绩无一不叫杰克·摩根和拉蒙特等人有如芒刺在背、寝食难安，尤其是当他们想到苏联工业化建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正是建立在早期对银行、铁路、大工业收归国有的基础上的时候。物伤其类。一想到那些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甚至连脑袋也没保住的俄国同行们，摩根们对日益崛起的苏联就又恨又怕。与此同时，在世界各地兴起的共产主义思潮和工人运动加剧了金融资本家们的不安全感。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俄战争中日方的优势、日本的地理位置以及日本在一战后的迅速壮大，无疑使美国在考虑如何缓解红色苏维埃政权带来的烦恼时多了一条思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两害”相权，美国人自以为聪明地做出了“取其轻”的选择。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因此，在如何处理日本1931年在中国东北的野蛮行径的问题上，与其说华尔街与华盛顿之间发生了矛盾，不如说二者配合默契，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共同卖给了日本人一个人情。我们已经看到并且在后面的章节中还将继续看到，在整个20年代和30年代前半程，基于差不多相同的原因，美国的“影子政府”摩根银行和“实体政府”白宫一搭一唱地卖了许多这样的“人情”出去，而他们的主顾们个个声名显赫——希特勒、墨索里尼……诸位看到这些名字的时候估计心里已经有数了：这桩用“人情”换“和平”的买卖，摩根他们赔定了。房龙在他的《美国史纲》一书中讥讽说：“我们的外交官们看上去和他们的英国同行一样患上了色盲症，他们都宣布整个世界都处在红色的危险当中，却没有看到灰色和黑色，甚至还有更多的颜色。”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房老先生真是远见卓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