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瑗创立了分斋教学的方式培养学生。中国自隋唐实行科举以来，主要以经书诗赋取士，虽然间有医科、算科和制举，但不常设，且所取人数极少，所以学者多趋于诗赋，社会风尚尊崇浮华的声律词赋和对经书不厌其烦的注解，致使许多人把美好的青春和聪明才智耗费于科场之中，许多人皓首穷经而一事无成。唐宋之际出现了杂糅儒佛道三家学说而成的道学思想，使学术界、思想界日渐空虚，学校亦受影响而沉闷不振。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胡瑗并不随波逐流，他满腹经纶却不埋头故纸，也不进考场，而是在教学中主张学生要学好通经致用的“实学”。在他主持的学校中，除教授儒经外，还教给学生各种实际的专门技能，如农田、水利、算术、军事等知识。为了方便学生分门别类地学习这些知识和技能，胡瑗采用了“分斋教学”的体制，在学校里设立“经义斋”和“治事斋”（又名“治道斋”）。“经义（斋）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在胡瑗的指导下，学生分别进经义、治事二斋，根据自己的特点，集中精力学习，终有所成。其著名者有程颐、范纯祜、范纯仁、徐积、吕希哲、吕希纯、孙觉、钱藻、钱公辅、顾临、刘彝等。
胡瑗在分斋教学中，尤其注意因材施教，根据每个学生的特长和志趣进行教导。清代学者、文学家陈沣甚至将胡瑗与孔子相比拟，他说：“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皆圣人之学也。惟圣人能兼备之，诸贤则各为一科，所谓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也。惟诸贤各为一科，故合之而圣人之学乃全。朱子《名臣言行录》、黄东发《日钞》皆载胡瑗教授湖州，敦尚实学，置经义斋、治事斋。”又说：“其（胡瑗）在太学，有好尚经术者，好谈兵战者，好文艺者，好节义者，使各以类群居讲习。沣谓此乃四科之遗意。《学记》：‘教人不尽其材。’如胡安定之教，可谓尽其材者也。”的确，胡瑗教人能尽其材，其弟子相当一部分后来成了专家、学者和一代名人。如有长于经义之学的孙觉、朱临、倪天隐等；有长于政事的范纯仁、钱公辅等；有长于兵战的苗授、卢秉等；有长于文艺的钱藻、滕元发等；也有长于水利建设的刘彝等，他们都是宋代有名的人物。欧阳修曾称颂胡瑗道：“吴兴先生富道德，诜诜子弟皆贤才。”他的儿子欧阳发也是跟从胡瑗学习而成才的，据《宋史》记载：“（欧阳修）子发字伯和，少好学，师事安定胡瑗，得古乐钟律之说，不治科举文词，独探古始立论议。自书契以来，君臣世系，制度文物，旁及天文、地理，靡不悉究。”
胡瑗通过自己长期的教学实践，并继承古代教育经验，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主要有讲授法、直观法、游戏法、游历法四个方面，讲授法迄今为止依然是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据载，“（胡瑗）解经，至有要义，恳恳为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后治乎人者。学徒千数，日月刮劘，为文章，皆传经义，必以理胜。信其师说，敦尚行实”。胡瑗的学生丁宝书回忆道：“安定胡翼之，皇祐至和间，为国子直讲，朝廷命主太学。时千余士。日讲《易》，予执经在诸生列，先生每引当世之事明之。”由此可见胡瑗讲授的特点是循循善诱，以理服人，联系实际。
胡瑗在讲解《三礼》时，因其中所载礼仪器物久已失传，无实物供学生观摩，遂自制挂图，置于讲堂之上，供学生学习和欣赏，以直观形象帮助学生理解上古礼仪内容，使“人人得窥三代文物之懿，朝夕对之，皆若素习”，难解的内容就这样解决了，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就是直观法。
胡瑗为了增进学生的身心健康、陶冶学生的性情、联络师生感情，还注重开展游戏娱乐活动，寓教育于游戏。丁宝书记述道：“胡先生瑗判国子监，其教育诸生有法。先生语诸生食饱未可据案或久坐，皆于气血有伤，当习射、投壶、游息焉。”《宋史》也载他于每次考试后率领学生去首善堂（当时的礼堂）尽情奏乐歌诗的情形：“每公私试罢，掌仪率诸生会于首善，雅乐歌诗，乙夜乃散。”此举在当时的学校中是少见的，对后世教育家如明代王守仁等人大有影响。他采取的游历法更是将书本知识与客观实际相结合的一种良好的教学方式。丁宝书曾在《安定言行录》里记载：“胡先生翼之尝谓滕公（宗谅）曰：‘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尽见日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则为有益于学者矣。’一日，尝自吴兴率门弟子数人游关中，至潼关，路峻隘，舍车而步。既上至关门，与滕公诸人坐门塾。少憩，回顾黄河抱潼关，委蛇汹涌，而太华、中条环拥其前，一览数千里，形势雄张。慨然谓滕公曰：‘此可以言山川矣，学者其可不见之哉！’”由此可见胡瑗教学的开朗明通，表现了胡瑗要通过游历培养出一批真正学者的抱负。
◎故事感悟
胡瑗的教育方法适应时代要求，创造性地实行分斋教学、因材施教，并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最终成为我国教育史上的一位杰出人物。
◎史海撷英
胡瑗实行太学“寄宿制”
宋代起初，规定太学学生不能住宿，主要因为太学右侧是御书阁，消防工作特别重要，每到夜半时分，宿舍里的灯烛要全部熄灭，实行“火禁”。嘉祐元年（1056年），胡瑗与孙复主持太学，他们为了让学生有较多的时间过集体生活，请求有关部门放宽火禁，如发生意外，概由他俩负责。此后，太学就实行“寄宿制”，每晚由师生轮流值班，督促火烛小心。同时规定学生每月放假四次，其余时间皆留校住宿。每日起身、就寝以鸣鼓为号，进出校门必须请假，平时也不准随意会客和离校。这种寄宿生制度在有条件的地方延伸到州、县之学，在今日的学校中还直沿袭使用，且日臻完备。
◎文苑拾萃
睢阳五老图
胡 瑗
始同优烈晚同间，五福俱全戴角冠。
典午山河遵大道，调元宗社对穷桓。
羌夷谁敢窥中夏，朝士猜疑畏岁寒。
肱股赓歌遗韵在，惟吾后进祗膺看。
王艮自立门户创学派
◎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孟子》
王艮（生卒年不详），明朝哲学家。王艮初名银，王阳明替他改名为艮，王艮字汝止，号心斋，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人，是思想家王阳明的弟子，泰州学派创始人。
王艮是我国著名的平民教育家，由他创立的泰州学派，在明朝中后期诸学派中可谓是独树一帜、异军突起的一大流派，它把明中叶兴起的阳明学不仅在传播中加以民俗化，而且还予以重大的改造和发展，以致形成了“异端”特色的新学派。
王艮出生于黄海之滨的一个世代灶户之家，他从小跟着父兄“拮手裸体，劳筋苦骨”，从海水中提炼食盐。贫寒的困境使得他从小没有机会读书识字。据说，他30岁以前仍“目不识丁”。但是，这并没有使他甘居人下，或成为终生的灶丁。相反，正因为如此，促使他克服了种种困难，努力向学，以成圣成贤作为学习的奋斗目标，终于成为一个著名学派的创始人。
从一名灶丁成为一个学派的创始人，其治学道路的曲折艰难是可想而知的。王艮稍年长时，曾冒死做些贩盐生意，往来于淮鲁之间。25岁时，王艮客山东过阙里，谒孔庙，“奋然有任道之志，归则日诵《孝经》、《论语》、《大学》，置其书袖中，逢人质义”。所谓“逢人质义”，就是见到读书识字之人即求教，以途人为师，这使得他开始识字明义。他自己说：“涂之人，皆明师也。得深省。”32岁时，他已粗识得《论语》、《孝经》章句。在这一巨大的进步面前，他不仅没有满足于已有的收获，而是有志于通过对经书的学习来成圣成贤。古代圣贤多是以传道兴教为手段和以化民成俗为目的的，王艮既有志于成圣贤，故极重视将学习心得传授给别人。他从一开始讲授经典时起就不像正统读书人那样拘守章句，牵制文义，而是“不泥传注”，“信口谈解”。他认为，经典是圣人阐述“百姓日用之道”的书，其文其义也是与现世百姓日常生活需要相联系的，或者说就是“百姓日用之道”，只要人肯动脑筋，就会以自己的“心”来证悟经义，所以他主张“以经证悟，以悟释经”。就这样，他一边向人请教，一边向人阐释自己对儒家经典的见解，教学相长，从而使得知识学问大有长进，即使是以教书为业的塾师也常常难不倒他。
年近40时，王艮不远千里，跋山涉水来到南昌，拜访当时名噪朝野的大儒王阳明。王阳明地位显赫，而且大胆突破宋儒痼弊，向朱熹理学挑战，倡“知行合一”、“致良知”之教，天下士子向慕趋归，有如风集云涌，八方彦士负笈门下者不可计数。王艮拜访王阳明，虽然也是慕名而来，但却不像其他人那样以能做阳明弟子为荣幸，而是意在与王阳明切磋学问。初见王阳明时，“便相与究竟疑义”，直至“纵言及天下事”，彼此论难。头次王阳明讲及“致良知”，王艮叹曰：“简易直截，予所不及。”乃下拜而师事之。待他“绎思所闻，间有不合”，觉得拜师过于轻率，在次日又与王阳明论辩，“心大服，竟下拜执弟子礼”。王阳明对王艮的这种独立思考的顽强精神深感惊奇且大加赞赏，对诸生说：“吾擒宸濠，一无所动，今却为斯人动。”又说：“此真学圣人者，信即信，疑即疑，一毫不苟，诸君莫及也。”“吾党今乃得一狂者！”自此后，王艮开始接受阳明学的洗礼，学问有了长足进步，成为王门的高足弟子。
在王门求学时期，王艮始终保持着独立思考的治学态度和“狂者”的思想风格，“时时不满其师说”，而且“往往驾师说之上”。作为王阳明的高足弟子，他有教导初及门弟子的任务。嘉靖三年（1524年），王阳明居越讲学，王艮在阳明书院中“多指百姓日用，以发明良知之学。大意谓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条理处”。后来他在理论上以“百姓日用之道”来阐释阳明学，不仅使阳明学与平民百姓的生活发生了联系，而且使得他逐步形成了独具思想风格的“淮南格物”论，为后来创立泰州学派奠定了理论基础。
王阳明死后，各地王门弟子纷纷以申述师论的方式来传播阳明学。由于对阳明学的理解与发挥各有异同，以致形成了浙中、江右、南中、楚中、泰州等诸支派。严格说来，除泰州学派外，其余诸派对阳明学传播方面的贡献虽很大，但开拓创新却显得不足。王艮创立泰州学派，在哲学方面既承受了阳明学的传统，在思想方法和修养方法方面，则从“日用现在指点良知”，并以“百姓日用之道”、“安身之本”的格物论及追求，“人人君子”的社会理想，革新了阳明学，把原来以“破心中贼”为目的阳明学改造成平民“喜闻乐道”的“百姓日用之学”，即以“百姓”为本，反映平民要求与特点的思想学说。王艮认为，只有合乎平民百姓日常生活需要的学说，才是真正的“圣人之道”，否则便是“异端”。他把传统的“圣道”与“异端”观念颠倒过来，将高谈“性命义理”且与平民百姓日常生活脱节的官方思想视为“异端”，肯定圣愚之间不仅在先天道德上平等，而且在学问道路上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表现他力图以“愚夫俗子”的“日用之学”去取代“缙生文士”的正宗儒学的胆识。
◎故事感悟
王艮所创立的泰州学派，在思想学术及教育实践上打破了阳明学的固有缺陷，成为平民阶层为争取生存权利和追求现实人生价值实现的进步学术，其影响深远而广大，这在中国古代是罕见的。
◎史海撷英
百姓日用之学
“百姓日用”一词，在古代儒家虽然提出过，但被“大儒们”说成百姓是不知道“用”的。《易·系辞》云：“一阴一阳之谓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这就是说：道，只有天生的君子、圣人甚至“神”，才可以认识它、掌握它、运用它，凡夫俗子——百姓，是绝不可能知道“道”的。王艮一反经典的传统和说教，匠心独具地认为：“百姓日用即道”，“愚夫愚妇”都“能知能行”。他具体地形容“僮仆之往来，视听持行，泛应动作，不假安排”就是“道”，此乃“即事是学，即事是道”。他还把“百姓”和“圣人”放在等同的地位，说：“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这样，“百姓日用”就成了检验是“道”还是“异端”的标准。他还说：“满街都是圣人”，“人人君子”，“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庶人非下，侯王非高”。王艮的这些观点，充分体现了小生产者、小市民阶层的要求和愿望，维护了劳苦大众的利益。他的人民性的观点，是具有反封建统治的进步意义的。
◎文苑拾萃
王氏家族墓
王氏家族墓地坐落于江苏省东台市安丰镇的下灶村。当年，墓共八座，东西排列。中为王艮之父王守庵墓，右为王艮墓，余为王艮兄弟墓。墓后有弧形小土山，长约30米，高20余米，名“贤人山”。墓前有两块石碑：一为王艮家族墓碑，刻王艮兄弟七人及其父王守庵姓名；一为王艮次子王东崖（王襞）墓碑，刻“明理学贞儒崇祀乡贤八世祖王公东崖之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