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现实让邓一群感到特别的压抑。
乔小英之死，让邓一群再次感到人生在世，必须做一个强者，否则就是暗无天日。他为小人物，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哀。如果他家，没有邓一群支撑着，将来也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说，老大邓一彬家的那个事业，如果没有他，绝对不可能这么红火、顺利。谢天谢地，事情没有出在他的身上，乔小英不是他的妹妹。自然，他也不是她的那些农民亲属。他邓一群是一名响当当的国家处级干部。
事情暂时平歇下去了，一切好像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百姓心里的那个疙瘩并未完全消失。那几个被抓的人，也都被放了回来，但是，他们却从此踏上了漫漫的上访之路。
苗组长人大会议结束回来后，听说这件事后，大为震怒。乔小英的父亲和她的本家叔叔以及三垛村的村长，都来找他反映情况，苗得康不时地紧皱眉头，也许他没有想到在这里会发生这样的有违法制的事情。
这次，邓一群得以了解这件事情中更多的一些东西。姓王的那位村长说，县公安局法医来做鉴定时，只是戴上手套在乔小英的肚子上按了按，并大概看了看，就说“处女膜破裂”。事后，县公安局又补充出具了一份《技术鉴定书》，把乔小英的处女膜破裂具体界定为“处女膜陈旧性破裂”。破裂和陈旧性破裂有什么区别呢？这里面就隐藏着很大的问题。而最让他感到怀疑的是，乔小英当时手上、身上明明是新伤，但那法医却说是十天前的旧伤。为什么他这样歪曲事实呢？这里面一定有名堂。苗得康问邓一群有什么看法，邓一群想那女子也可能是冤的。
看着那些可怜的村民，邓一群感到老苗可能要干预这件事。一种正义感也从邓一群的心里冒了出来。这件事看上去还是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县公安局为什么要把“破裂”改成“陈旧性破裂”？乔小英身上有被打的伤痕，为什么法医要说是旧伤？在乔小英的遗书里明明写有杨健有刑讯逼供问题的。邓一群根据杨的为人，想那是极有可能的。这条街上的群众和乡里的百姓，看到杨健都有点怕。把杨健说得好听一点，是有威信，说得不好听，是威风。
老苗对这件事情很关心，据说乔小英的母亲已经病倒了。而乡政府对他们的行为是不支持的，县公安局更是已经定了性，法院也不受理他们的诉状。杨健对他们四处告状十分生气，拍着桌子骂：这帮狗狼养的，就是告到天上去，也弄不倒老子。老苗风闻了杨健的这种猖狂，感慨得很。他找来了焦作安，问了些情况，老焦也就里外糊弄。苗得康就打电话给县委钱书记，让他要求公安局认真查处。
钱书记答应了。
邓一群想：如果乔家不是遇到像苗得康这样的干部，谁会帮他们解决呢？绝对伸冤无门。
日子飞快地一天天地过去。
邓一群心里有很多不快。他最近回去的一次，和肖如玉吵了一架。吵架也不是为了什么大事，只是为了孩子的事情而吵得不可开交。邓一群本想让着她，但肖如玉的情绪却坏得很，说了很多绝情的话。
他们夫妻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邓一群心里想。
如果说他们过去还有过恩爱的话，那么他们现在真的一点也感觉不到了。他们猛然发现，自己的婚姻其实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走到了一个死胡同。
是我错了吗？邓一群在心里问自己。不，我没有错。是她错了？她感觉自己也很委屈。那么，就是他们都错了。
没有什么婚姻是美满的，他想。他们不比别人的婚姻幸福，也谈不上比别人的婚姻更不幸。大部分的婚姻关系都是不稳固的，只是那样硬支撑着。要是有一方突然出现一个什么契机，那么这个家庭的框架就要坍塌。
他们现在还不会，他想。
转眼就进入了夏季。
谁也想不到1998年的夏天，会到处是一片汪洋。
全中国到处都在闹水灾，专家说，此次洪水，百年一遇。自入夏以来，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继珠江之后，长江和嫩江都出现了大洪水，而尤以长江为最。随着第一次、第二次直到第八次洪峰的来临，全中国人的心都被长江的洪水揪紧了。
沟墩乡也一样。
该乡地处淮南，长江的水一部分进入草荡湖后，排入运河。沟墩乡地势低洼，干旱的年景，运河水浅，得不到灌溉，而到了这发涝的年景，则是一片泽国。原来可以见底的运河，现在则是满满当当。运河的大堤，到处存在着险情。
事实上自六月以来，这里就过早地进入了梅雨天气。这里正好处在南北季节的交换带上，冷暖气流在这里交锋，由于势均力敌，所以雨带飘移不去。这样的雨季里，邓一群显得心情特别的不好。他突然有一种非常孤独的感觉。
省委扶贫工作组在县里的四个乡立了十五个项目，筹建了三个厂，劳务输出四百多人，正在修建三条公路。应该说在苗得康的带领下，还是做出了不小的成绩。邓一群在这里面自觉也做了不少工作，相比较那几位组员，因为他跟着苗组长，所以工作起来的难度要小得多。这么长时间以来，邓一群感觉自己并没有同苗组长建立起预想中的特殊感情。苗得康一方面思想非常解放，他在省里曾提出过很多非常大胆的改革方案，关于股份制，关于南方乡镇企业和个体经济，关于政府职能，等等。一些想法在全国也都是领先的。他是个学者型的人物。可以说，现任的省委书记非常欣赏他。但另一方面，他骨子里又是个非常传统的人，比如生活上，就很是古板而保守。他对邓一群，只觉得他聪明，也能干，但又有很多欠缺，欠缺什么，他没有说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苗得康并不欣赏他。这点邓一群能够感觉得出来。他为此多少而有点沮丧。
苗是个不可亲近的人，你只能同他建立工作上的关系。是否因为他地位上的原因呢？邓一群想。事实上苗得康又并不拿大。在乡里，他同任何人都非常客气，看到那些农民，他也非常客气。邓一群后来发现，他的这种客气并不是装出来的。邓一群到村里去的时候，能感觉得到自己对那些农民的友善多少还有点装的意思，——他并不喜欢那些人。他虽然出身在农村，但他却是从那些人中脱颖而出的骄骄者。他是优秀的。邓一群有时也能意识到，自己事实上处于一种尴尬的位置。农民们不再把他看作是位农民，——自然他也不能忍受他们这样看，他已经是国家干部了。而城里人又并没有把他完全当作城里人。至少肖如玉一家并不认为他是城里人，他只是进了城的学生，在他的身后，还拖了一条长长的农民尾巴。在城里人面前，邓一群并不认为身为一个农民是可羞的，尽管城里的很多农民工，很不讨城里人的喜欢，但他自己在内心里的确瞧不起农民。农民们很愚昧，这也是他们处于社会下层的原因。而苗得康不，到农民家里去，再脏的地方他也敢住，再脏的茶水他也敢喝。有时走到田埂上，他能挽起裤管就跳下去，插秧什么的，全然不顾泥巴和污水。邓一群已经不行了，他喜欢衣着整齐，喜欢到村里去的时候也穿西装。这些品质的养成，是肖如玉一手督促出来的。
退一步想想，邓一群也能理解他，毕竟苗得康过去过过苦日子，而自己年轻，没有受过什么苦。是否就是他忘本呢？邓一群感觉自己没有忘，正是由于对过去生活怀着一种强烈的恐惧，所以他努力地想往上奋斗。只是这种奋斗完全是一种个人的，利己的。
与苗这样的干部相比，龚厅长要容易亲近得多。龚长庚表面上看，也是个很严肃的人。邓一群一开始对他心存畏惧，后来就放松多了。龚厅长也是人，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人。那次到沟墩乡来，开始对他请他出去吃饭，态度上还有点矜持，后来就放松多了。有他这样的领导，有了这样一次单独的玩耍，有长时间慢慢建立起立起来的由温到热的私人交情，邓一群感觉自己的仕途就有了保障。他和龚之间的关系，一定要越过大舅子肖国藩的那份交情，才能更深入。
回想自己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路，邓一群觉得自己内心非常不光彩，夜深人静的时候，心里也会时时的自省，并为自己所做过的做一些忏悔。如果说他和肖如玉谈恋爱有悖自己从课本上得来的对爱情的理解，以及后来自己感受到的许多委屈还纯属他个人行为，那么后来他挖空心思地去领导家讨好、送礼，把科技处的处长言子昌领进洗头房去进行色情行为，再到他想法巴结苗得康，请龚厅长跳舞，则完全是非常卑鄙的行径。他怎么能够这样做呢？可是不这样做我又能怎样呢？他在心里问自己。大家都在做，为什么我不做？我只是这个社会当中的普通一分子，自然要顺着大流。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这句诗在八十年代曾经发出过震聋发聩的声音，那是出于对十年浩劫发出的呐喊和最强烈的声讨。时间进入九十年代，我们依然看到卑鄙的存在。我不是一个高贵者。邓一群想。在社会浊流中，我是一个卑鄙的小人。我还有良心吗？良心还是在的。良心未泯。但好的心意也能铸错。他有体会。
苗得康让邓一群在刘家村负责搞养殖场。养殖对虾。他们从南方的一个县请来了技术员，资金也到位了，剩下的就是开挖虾池。那一阵子邓一群每天都往刘家村跑。虾池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一旦错过了时间，养殖季节过了，就是耽误一季。村民对养虾的热情并不高，他们不相信能从这里面得到什么好处。乡里、村里过去也经常搞这搞那，但却从来也没有搞出什么名堂，相反，赔钱的还是农民。村里看任务派不下去，最后就强行搞摊派，每家都分一份任务。村支书向邓一群诉苦说，不这样办，他就没法开展工作。邓一群虽然不喜欢他这样简单，但任务迫在眉睫，只能这样。
邓一群那次从城里回来后，心想任务可能完成了，第二天就骑车赶到工地上去看，结果却发现池子大半都挖好了，但在中间却留了一个小岛。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妇女正独自用车子推泥。那个妇女看到他脸上木木的，没有表情。她脸是枯黑色的，衣衫破旧。邓一群在心里不由生出一股怜悯。“怎么就剩你一个人啦？”他问。妇女停下来，说：“别人家早完成了。现在就剩下我家的任务了。”邓一群问：“那你丈夫呢？”别人家都是男人在干。那个妇女苦笑一下，说：“我男人生病了，在家躺了半年了。”
那天的天气不好，阴阴的，看起来要下雨的样子。看她在池里那个样子，非常吃力。“你男人生了什么病？”他问。“肝癌。”她说。“治了吗？”他问。她淡淡地回答，“治也没用，人家都说，这是个死病。他还不知道呢，只知道是肝上的毛病。还要治，可家里哪里有钱啊！”她说话那样平静，可能那种苦痛已经被生活压得没有了。这是一个绝症。邓一群问：“你男人多大年纪啊？”她说：“今年四十五。”“你今年多大啦？”他问。她说：“四十三。”邓一群知道她正和自己的大姐邓玉梅同岁。“几个孩子？”“三个，一个男孩，两个女孩。大的二十了，小的十一。”她说。邓一群问：“那孩子也该能干活了。他们呢？”她苦笑了一下，说：“二十岁的老大是个闺女，今年刚嫁出去。”邓一群默默，说不出话来。
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脚上蹬着一双崭新黑皮鞋的邓一群站在岸上许久，从口袋里摸出五十元钱，对她说：“这点钱你拿回去给你男人抓点药。”那个妇女立即红了脸，像受了很大的污辱，说：“不行啊，不行啊，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邓一群说：“真的，我又没有给你多少，就是五十块，拿着吧。”他心里当然清楚五十元对一个农妇的意义。五十元在这里绝对是个大数目。
那个妇女却坚决也不要。
邓一群心里存着这样的一块疙瘩，中午在村支书家吃了饭，饭间提到这件事，并说要到那个妇女家去看看。支书听说那家里有个病男人，就说他知道，那户人家姓蒋。到了那户人家，看到妇人，果然是她。三间破茅屋，根本不像样子。正屋里摆着病床，那男人就躺在上面。显然那个妇女回家已经对男人说了上午的事，那个男人见到邓一群来，激动得要从床上下来。邓一群赶紧让他躺回去。看他那样子，的确是个病入膏肓的人。贫穷和疾病。邓一群看得心里不舒服，他再次拿出那五十元钱，交给他。那两口子死活也不肯要。支书就说：“领导让你们收下就收下。”那两口子就有点不知如何是好，小心地把那钱收了起来，眼睛看着他，如同看着一个恩人。
这五十元对邓一群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但是这五十元的确让他得到了一种心理上的快感。过去的那些卑劣和龌龊都因之化解，烟消云散，就像多年前他在葛素芹怀孕后去医院做人流他给了经济补偿后获得的那种感觉。就在那一刻，他获得了一种心理上的满足。他忽然意识到自己的形象居然是这样的高大。善良、道德，极具同情心，内心怀有一种人类普遍的深刻怜悯。
我是一个伪善者、伪君子、伪丈夫。他想。然而这样的一个伪善者，却是这个社会培养出来的，至少可以说是因为我出身的渺小，而不得不如此。把所有的责任归结到社会，这也是使自己的良心得到平衡的一种有效办法。
那户人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最后那男人通红着脸说：“邓书记放心，我们一定不拖村里的后腿，保证马上完成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