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深埋于心底的往事，久久地萦绕在我的心头，驱之不去，挥之不散。在我老叔去世两周年之际，我想把它写出来，祭于他的灵前，以慰藉他那命运多舛的坎坷一生……
那是1967年一个炎热的夏天，文化大革命的浪潮风起云涌，也无一例外地冲击着北京平谷农村。那年，我正在奶奶家门口一所破庙改建的学校上小学二年级。放麦假了，我们几个小同学成天像出笼的小鸟，在麦垅、河里、树上玩耍，爬瓜、逮鱼、掏鸟，一个个晒得像小包公。
那天傍晚，不知什么原因，老叔还没有回来，我竟干起了平日老叔应干的活：拿起扫帚轻轻将院子划拉一遍，洒上点水，然后搬出小方桌，摆好三个小凳子，端上白薯和两米（大米和小米）稀饭准备吃饭。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老叔回来，奶奶便差我去他常去的人家找，那家人说一天没见着，说完，赶紧关上了门。但我从那家人惊恐的脸上似乎读到了什么，意识到可能发生了什么事。街上的人一个个神色紧张，来去匆匆。我刚回到家，村里的高音喇叭响了，一个操着浓重乡音的嗓子叫了起来：“社员同志们，社员同志们，后晌（晚上）开批斗大会，全体社员务必参加！”接着，又连播了几遍。人们一听就知道，这个人是个回乡知青，住在村东，离我们家不远，他仗着根红苗壮，趁乱夺了村支书的权，在村里颐指气使起来，许多人敢怒而不敢言。
晚上，人们吃罢饭，摇着蒲扇三三两两朝会场走去。会场设在村东麦场上，早已架好的几盏白炽灯，将场上照得如同白昼，招来成团的水蝇子、小咬儿，轮番朝灯泡扑撞，使乡村的夏夜显得十分溽热和沉闷。我们几个伙伴不知开会要干什么，便在人群中钻来钻去，打逗嬉闹，玩藏猫猫儿。正玩到兴处，忽听一声闷雷似的吼叫：“把现行反革命分子王守业带上来！”我一惊，以为耳朵听错了，接着又听到了几个村里人的名字。还是小伙伴提醒我：“还有你老叔哩！”这么一说，我才大梦方醒。我怎么也不相信，老叔那么好的人会是“反革命分子”。我再也顾不上玩了，发疯般跌跌撞撞地钻过排排人群，挤到会场前一看，果然，我老叔和其他几个村里的青壮年被五花大绑低着头站在前排，那造反派青年凶神恶煞、装模作样地正要主持大会。我血冲脑门，气愤至极，一边往上冲，一边喊：“我老叔不是反革命！我老叔不是反革命！”
平日，人们对这个青年多有不满，再加上被批斗的几个人在村里人缘不错，其家属也都来了，看我这么一闹，他们立刻也大嚷起来了：“××不是反革命！”“××也不是反革命！”
这时，我已冲到老叔跟前，伸手去解捆他的绳子，可怎么也解不开。老叔当时正值三十来岁，是个刚直不阿、血气方刚的汉子，这时他挺起胸膛，大喊：“说几句话也算反革命吗？有这样的反革命吗？”人们也跟着往前拥。那造反派见状，握着麦克风大呼小叫，立时，会场秩序大乱，人们你喊我叫，哭爹喊娘，乱作一团。他一看，扔下话筒，奔我而来，拎起我就往会场外走，我坚决不从，一边高喊，一边打坠坠儿，人们乱了营一般从我身边窜过，灯光中，我左臂上“红小兵”的臂章熠熠闪光，于是我更理直气壮起来，喊声一声比一声高起来。
等我再回到场上，会场已狼藉一片，板凳倒了，桌子翻了，烟蒂遍地，好端端的批斗会被我搅黄了。那晚，老叔仍没回家，同其他几个人一起，被押到大队部蹲了一宿。迫于舆论压力，又没有确凿证据，没几天老叔等几个人便恢复了自由。但老叔从此精神压力很大，常常借酒浇愁，脾气越来越坏，导致积劳成疾，患了脑栓塞。
转眼，将近30年过去了。前年，老叔因病去世，我回家奔丧。村里的小伙伴、现已长大成人的朋友们来看我，忆起当年的往事，还不无钦佩地说：“那年，你真有两下子，竟敢闹会场，那可是政治事件啊！”说完，都哈哈大笑起来了，可我却怎么也笑不起来。我知道，那个年代是荒唐的，许多事情也是荒唐的。后来听说，老叔和许多人所谓的“反革命”，不过是对那位青年夺权举动的不满，多说了几句话，竟被他定为反革命。在一个没有法制的地方，出现那样的闹剧虽说不足为奇，但愿此类闹剧从我们的生活中彻底绝迹。
1995.1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