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葫芦是生殖崇拜的象征，是母体的象征。由于它是母性生殖崇拜后期的产物，所以与兄妹成婚和洪水灾难等神话传说联系密切。天水境内有一条“葫芦河”，女娲洞就在葫芦河的上游，女娲洞脚下的丰沟水流入清水河，清水河向西注入葫芦河。距离天水市十几公里的三阳川，是葫芦河与渭河的交汇处，也就是葫芦河下游的三阳川西口。此处有一座卦台山，传说是伏羲画卦的地方。虽然这是根本无法稽考的神话传说，但是它一定与伏羲这个氏族有着某种联系。这两条水系在地理上的联系，与这一对两合婚制氏族联盟，以及这两大神话体系之间的时间上的传承，是一致的。
一、葫芦文化与娲羲神话
葫芦生人的传说，在中国十分丰富，前辈学者多有搜罗和探究。葫芦生人的传说，由于产生的时间不同，传播的文化区域的差异，所以有的情节简单，有的比较复杂。比较复杂的葫芦生人神话，大致有三个突出的特征：其一，是与洪水自然灾害交织在一起，并且有通过葫芦使人类躲避洪水的内容；其二，洪水过后，葫芦又成了躲避灾难的遗民安然复出的地方；其三，洪水灾难的遗民仅存兄妹或姊弟，只好结为夫妻，繁衍人类。总之，葫芦神话与洪水灾难和兄妹始祖神话杂糅在一起，形成了一种被学者称之为“葫芦文化”的特殊的文化现象。
（一）葫芦与远古社会
有些学者以南方有长期种植葫芦的历史为由，认为葫芦生人的神话传说主要是产生于南方，尤其是西南方少数民族地区，与此相应地将所谓兄妹婚神话与洪水灾难故事的起源地，也归之于中国的西南。认为这些神话，都是由西南发源，继而传播到四方的。甚至据此推断，女娲、伏羲是南方苗蛮集体的首领。这些说法不但值得商榷，而且略嫌武断。近年来的考古材料证明，仰韶文化的遗存中，就有大量的模拟葫芦造型的陶器出土。以半坡类型为例，早期的钵、盆制为圜底，就是葫芦下半截半球体成型的模拟，晚期的陶瓶，就是整个葫芦形态的模拟。而马家窑文化遗存中这样的例子就更多。以马厂类型为例，有模拟葫芦半截的球体成型陶罐，有模拟葫芦的纵剖面形成型的陶瓢，还有绘着葫芦形纹样的彩陶。在河南陕县、陕西临潼、西安半坡、陕西宝鸡、甘肃秦安和青海等许多遗址都有这类的陶器出土。这些文物遗存的发现，是新石器时代北方广泛种植葫芦的实证。即使在古代文献中，也不乏其例。比如，《诗经》中《大雅·生民》所言：麻麦蒙蒙，瓜瓞唪唪。《诗经》中《大雅·绵》的开头两句：绵绵瓜瓞，民之初生。
这些都是上古时期北方种植葫芦的可靠文字记载。即使今天，葫芦河畔的中滩乡一带的农民依然在大量地种植葫芦。笔者在葫芦河一带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发现了这里葫芦生长极为丰硕的种植园，长长的葫芦架上，悬挂着各种形状的葫芦，其中有圆形的，有长形的，还有亚腰的。这是天水一带盛产葫芦的最好证明。
由于葫芦本身具有的特殊形态，在整个母系氏族社会阶段，甚至父系社会早期，无论是中国的南方、西南，还是中原、西北，初民都曾以瓜瓠和葫芦作为女性生殖器的象征，实行生殖崇拜。这是当时远古先民特殊的原始思维和宗教意识的反映，是具有人类共同性的文化现象。这种葫芦生人的神话，兄妹始祖神话与洪水故事，也并非中国所独有。比如，巴西克拉霍人就认为，世上最初只有普德和普德美尔，普德将一个葫芦放人溪中，葫芦变为一个女人从溪中走出；第二天又如法炮制，葫芦变为一个男人从溪中走出，他们结为夫妇，繁衍人类。这些神话传说的存在，是传播学所无法解释的。所以，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氏族社会断定为这类神话的源头，是很难成立的。
鲜嫩的葫芦是可以食用的，与葫芦外形相似的瓜类，更是如此。在原始人采集的食物中，野葫芦就是其中一种。侗族的《葫芦的传说》中，就有祖先吃葫芦叶的诗句。彝族的《查姆》也有采集野生葫芦的说法。我国七千年前的浙江河姆渡遗址就发现过葫芦及其种子，说明当时的先民已经由采集野生葫芦发展到种植葫芦了。
葫芦更是远古先人日常生活使用的器皿，也是制陶器的模型。当远古先民进入农业定居生活时，许多饮料和食物需要贮存。在没有掌握制陶技术的时候，葫芦是天然的也是最好的容器之一。考古发掘证实，在我国的河姆渡新石器时代，远古先民就已经普遍使用葫芦盛水和装食物了。《广雅·释器》：“瓠、蠡……，瓢也”，就是现在所谓的“葫芦瓢”，是用来酉水的，现在北方农村依然有这样的习俗。据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载：“卢，饭器也。”这“卢”就是“菊芦”，是用来装饭的。据《诗经·公刘》载：“酌之用瓠”，“瓠”就是葫芦瓢。此处的酌是指祭祖时盛酒，表明葫芦瓢可以用来做祭祀祖先的礼器。正是因为远古先民长时间使用葫芦、瓢等作容器，所以我国新石器早期的陶器，有很多都是对葫芦、瓢的形制的模拟。
由于葫芦本来就是远古先民日常生活中的器皿，所以，用其作为祭祀中的礼器也是很自然的事。用作礼器的葫芦，古代分为瓠、悬瓠、壶、匏、蒲芦等种。我国中原、东北、西北、东南和南方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容器如壶、瓶、盂、缸、豆、盆、尊、罐、杯、碗、钵、瓮等，皆是模拟葫芦形而来，其中不少曾经用作礼器。并非因为这葫芦有神性才充当礼器，倒是因为总是用葫芦器皿作礼器，才使远古先民误以为葫芦的确具有神性了。
葫芦还可作乐器。周朝时期，有人将当时的乐器归为八个大类，它们是：金（金属类：钟和编钟、铙、铃、铎等）、石（磬）、土（埙、缶等陶制的乐器）、革（各种鼓）、丝（琴、瑟、筝、筑等）、木（柷、敔）、匏（用葫芦制作的吹奏器，如竽、笙等）、竹（笛、箫等）。匏虽然位置靠后，但是其产生的年代却比较早。因为，金属类乐器，是冶金技术发展的结果；土类乐器，是烧陶业发展的结果；石类乐器，则需要锐利的金属加工工具，这也与冶金技术相关；革类乐器，则与皮革制作工艺密切相关；相比之下，只有木、匏、竹之类的乐器，起源比较早了。然而，葫芦能够制作乐器，只能说明葫芦与先民的生活和艺术活动有密切联系。但是，还没有理由将葫芦制作的乐器与伏羲、女娲神话联系起来。就目前对葫芦类乐器的使用来看，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比如水族、苗族、傣族、崩龙族、彝族、阿昌族、侗族、拉祜族、仡佬族、怒族、普米族等，都使用葫芦笙为乐器。彝族的巫师甚至认为，从葫芦笙中发出的乐曲是各族共同的祖先伏羲、女娲的声音。在云南、广西西部、四川南部、贵州西部发掘的青铜鼓上也有葫芦笙的图像。11这的确说明，在远古先民的心目中，葫芦是具有灵性、能够通神的东西。至于，笙簧与女娲的关系，前文已经做了分析和解释，在此不赘述。
然而，西南许多少数民族均有使用笙的习俗，这的确与他们的生殖崇拜有关。因为笙与生同音，而且葫芦又与葫芦生人神话相关，所以西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在春天经常举行葫芦会，会间成为择偶和交合的良时。据《贵州通志》载：
苗人……每岁孟春，合男女于野，谓之跳月。预择平壤为月场，及期，男编竹为芦笙，吹之而前；女振铃于后。并肩舞蹈，回翔婉转，终日不倦。
《通志》所描述的场景，是西南少数民族中常见的为男女交欢的场所。葫芦不但与生有着密切的联系，与死依然关系密切。中国不少地方和民族，人死之后，都必须将死者的魂送回始祖诞生的地方。既然祖先生于葫芦，葫芦是始祖诞生之地，所以要把死者的魂送到祖先那里去。比如，彝族人就有请巫师做法事，将亡灵引入葫芦的风俗。纳西族摩梭人在送葬时，也是由葫芦笙歌者边走边吹，载歌载舞，作为前导。
（二）葫芦生人的神话
葫芦生人的神话与女娲造人神话一样，也有两种类型，一是葫芦是人类的起源，笔者称之为“第一种类型”。我国西南方少数民族阿昌族的创世神话说：天公遮帕麻和地母遮米麻成婚后，生下一颗葫芦籽，种人土地之后，结了一个巨大的葫芦，在这个巨大的葫芦中，孕育出九个娃娃，这九个娃娃传衍后代，从此有了人类。拉祜族的神话传说讲述到：创世神厄莎亲手种植了葫芦，并从中繁衍出人类。
包括汉族在内，我国有彝、白、傣、傈僳等二十几个民族都有葫芦神话传说。葫芦神话的原初形态，就是葫芦生人，或者“人从葫芦出”。在各族的原始先民的观念中，葫芦具有神秘的生殖力量，它是母体崇拜或生殖崇拜的象征物。
二是洪水灾难后再造人类，笔者称之为“第二种类型”。如彝族神话史诗《阿细的先基》讲洪水后剩下兄妹二人，兄妹成婚后“生出一个大葫芦”，兄妹将葫芦丢了。后来听见人声喧闹，左找右找找不到人，却发现声音从葫芦里传出。葫芦被打开之后：
汉人扛着扁担跑下坝子里；彝族扛着锄头，跑到山坡上；苗族背箩箩，跑去结草垛……
这则神话就是在解释本民族始祖的来源，并且根据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等方面的不同，找到各族文化的差异。然而，“汉人”是南北朝以后周边少数民族对中原人的称呼，可见此则神话不是原初形态，不过“葫芦生人”的核心神话情节还是保留着。
第二种类型的葫芦生人神话，总是与洪水灾难联系在一起。其中的原因也许是，当女子分娩的时候，胎衣破裂，羊水流出，胎盘剥离，血液混合着羊水流溢。这红色的液体，便是洪（红）水的原型。这些液体与子宫排出的污物，一旦被胎儿吸入，会造成新生儿因窒息而死亡。这就给远古先民造成了一种羊水和血液威胁胎儿生存的印象，这是红水变成洪水的直接原因。原始的联想思维，就这样将女性分娩时流溢出的羊水和血液，想象成巨大的灾难性的“洪水”。面对巨大的“洪水”，婴儿能够安然降生，必然是胎衣保护的结果。就如同云南楚雄彝族神话《梅葛》中的一个情节：“熊血化成洪水，兄妹躲进葫芦，后结婚为人类祖先”。这正是女性分娩时流溢的血水演化为洪水的变异，至于传说中“葫芦”成为人类赖以躲避“洪水”的庇护所，便是远古先民神话联想思维的创造。
除了这种人类自身生产过程中的神话思维联想之外，葫芦的确具有救生作用。在《神话新探》的作者搜集的116篇洪水神话中，避水工具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有木盆、槽子、石狮、竹篮、木桶、大瓜瓢、牛皮袋、皮囊、皮口袋、南瓜、金鼓、瓜、鼓、臼、木柜、木船、木房、木铺、汽船等等。那么以葫芦为避水工具的有普米族（1篇）、壮族（2篇）、布依族（3篇）、哈尼族（2篇）、白族（2篇）、苗族（2篇）、沙人（1篇）、怒族（4篇）、瑶族（2篇）、黎族（5篇）、崩龙族（1篇）、仫佬族（1篇）、拉祜族（1篇）、侗族（1篇）、苦聪人（1篇），共历篇，占了24％。可见，葫芦在原始人类看来是有神性的，它保护了人类祖先，拯救了人类。
据萧兵先生在《女娲考》中的概括和芮逸夫先生的有关论着所收洪水遗民故事凡49则，其中避水工具9则为瓜、（仙瓜、南瓜、黄瓜等），17则明言葫芦（或瓠、瓢瓜），共占总数53％。《虽然他们搜集材料的范围不同，数量也不一致，但是葫芦在避水工具中占据很大比重，这一点却是一致的。
这种具有救生作用的葫芦，它作为渡江海的工具，在中国古代许多文献中也有记载。比如《诗经·邶风》曰：匏有苦叶，济有深涉。
意思是说’涉水的时候，要佩带葫芦以防止沉溺。庄子在《逍遥游》中说：
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于江湖。樽是古代的一种盛酒的器皿。以能盛五石米之巨的葫芦，做一个涉水工具，便可以在江湖中自由浮渡了。在《鹖冠子·学问篇》陆佃对“壶”的注解中说：“壶、瓠也，佩之可济涉，南人谓腰舟。”云南哀牢山下利社江岸彝族捕鱼或出远门，腰上或挂一大葫芦，或挂一串细腰葫芦，作为“腰舟”。清代台湾岛上大部分髙山族用葫芦作为溪流和海边的交通工具。清代陈世俊《番俗图·渡溪图》上就有几个人，有的乘筏子，有的腋下挟葫芦过江海，并解释说：“腰掖葫芦浮水，挽竹筏中流，竞渡如驰。”海南省黎族也用葫芦过河，一般是腰上拴两或四个葫芦，也用一个大葫芦罐，过河时将衣服装入葫芦，并把葫芦口塞死，人抱着葫芦浮水。云南彝族也将几个葫芦拴在一起，人挟着过河。这些事实表明，葫芦的确是避水工具。兄妹结婚生育后代是洪水神话中的重要情节。据《神话新探》统计，在116篇各民族的洪水神话作品中，有兄妹婚情节的有50篇，占总数的43％。
兄妹结婚的基本情节：洪水滔天，只剩兄妹，找不到配偶，神让兄妹结婚’兄妹拒绝。在神指点下，经过多次占卜，兄妹才结了婚。婚后多生怪胎。比如，彝族的洪水传说：
在远古时期，当时的人类冒犯了天神，天神下决心要毁灭人类’于是从天上泻下特大洪水，一连九天九夜，所有生命都不复存在了。唯独留下了一只巨大的葫芦，原来大葫芦中藏了兄妹两人，天神让他们成婚。他们生下了七个女儿。
兄妹在葫芦的保护下，逃过了洪水灾难，然后再造人类，这是葫芦与洪水神话的主要思想。从生殖崇拜的历史发展进程看，葫芦象征母体的这种生殖崇拜是最晚出的。然而，当远古先民仅认识到女性具有生殖功能时，将葫芦比拟为子宫或母体，创造出葫芦生人的神话，这的确是一种合乎情理的溯源神话。但当先民们认识到男女两性关系才是人类繁衍的根本方式的时候，单纯的葫芦生人神话就无法解释人类的起源问题了。因此，兄妹始祖神话就与葫芦生人神话结合起来。追根溯源的结果是人类起源于一对兄妹，为了使这种有悖伦常的婚姻具有合理性，自然灾害与神的旨意便成了兄妹成婚的必要条件。
（三）娲羲与葫芦神话
从实用功能的角度看，葫芦首先是远古先民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器皿，在远古先民发明陶器之前，葫芦是最适宜的天然容器。作为容器使用的葫芦，常常一剖为二，两半片葫芦又可符契般地合在一起，有着一而二，二而一的意味。葫芦作为女娲、伏羲合体的象征符号，具有女娲、伏羲交尾图一样的意义。中国上古时期的合卺之礼，就是以两片葫芦象征阴阳两性。“卺”就是把葫芦一分为二成两个瓢，“合卺”就是把两瓢相合以象征夫妇合体，这恰恰是“道生一，一生二”的阴阳观的形象化表达。所以古人还曾用葫芦来象征天与地这一对阴阳体。据《礼记·郊特牲》载：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
祭祀时使用陶制的葫芦形器皿，目的是为了象征天地之间的性质，也就是阴阳两性的关系。又据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郊社考一》载：（周）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报本返始也。周人在其先祖时期，就使用陶制的葫芦形器皿进行祭祀，不但为了象征天地阴阳之本性，更为了追溯自己的源头。这些记载，是葫芦崇拜具有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等意义的明证。葫芦生人神话与兄妹始祖神话之间有了这种必然联系，同时也使得葫芦自身具有阴阳两重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