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佞虽是乱源，但若监控得当，却也有另类功能。
管仲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了不朽功业。但他已年近八旬，无法再主持国政。后来又生了场大病，看来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齐桓公忧心忡忡，亲自到管仲府邸探望，并询问何人可以继任为相。
管仲说：“知子莫若父，择臣莫若君。我猜想宰相的人选，国君心里已早有打算。”
齐桓公点了点头，便问：“鲍叔牙如何？”
管仲回答说：“鲍叔牙正直至诚，但见人一恶，终身不忘，容易拘泥小节而忘大事。他是个善于谏净的忠臣，却不适合执政。”
桓公又问：“那隰朋呢？”
管仲说：“隰朋见事分明，临机能断，可以托付国政，但他年纪也大了，身体不怎么好，恐难久居其位。”然后又说了几个能够辅佐国家的人，一并请桓公善用，
桓公应允会任用这些人才，接着又问：“竖刁为了服侍我，不惜自宫成为宦官，这等忠臣，应该可以重用吧？”
管仲说：“自宫以事君，大违人之常情，此人居心叵测，切不可用。”
桓公再问：“易牙为了满足我的食欲，不惜杀了亲生儿子，做成羹汤进献，这样忠心耿耿，应该可以重用吧？”
管仲说：“不爱自己的儿子，难道会真心忠爱国君？此人有豺狼之性，切不可用。”
桓公续问：“开方本是卫国公子，但弃其太子之位，臣事齐国，父母亡故，也不回去奔丧，可说是为齐国尽忠到底，这样的人应该可以重用了吧？”
管仲说：“以王储之尊，抛人君之位不顾，背父母之国而不回，可见此人别有所图，所以也绝不可用。”
齐桓公对管仲的话颇不以为然，问说：“既然如此，相国何不早除三人，反而让他们留在朝中呢？”
管仲叹了一口气说：“或许这是我的失策。鲍叔牙屡次要求我驱逐他们，我都不肯，因为我知道这三人善于服侍逢迎，能使国君欢心。如此一来，则可免国君喜怒无常，使臣下不致难测天威，并能将政事委任朝臣办理，不会过分于预。而且在我的防范下，他们还不敢乱来，可是我若不在，恐怕祸端就会萌生。所以无论如何，请国君万万不可任用这三人。”
尽管内心并不以为然，但桓公口头上还是答应了管仲。
过了不久，管仲病殁，隰朋、鲍叔牙等贤臣也相继逝世，齐桓公渐渐将管仲死前的叮咛忘得一干二净，宠任竖刁、易牙和开方三个小人。后来果然引发了齐国的内乱，堂堂一代霸主，最后竟不得善终。
管仲当年曾为齐桓公兄弟竞逐王位而刺杀齐桓公未成，齐桓公不但没把管仲杀了，还任管仲为相，可见齐桓公在用人方面有一定的气度与见识，难怪他能成为霸主！可惜的是，他仍和很多人一样，理智被小人的奉承服侍蒙蔽而付出惨痛的代价，可见这种软性的、温情的人性攻势对一个人心志的腐蚀力量有多大！或许可以这么说，凡是人，都需要这种逢迎服侍，因为这种服侍逢迎让人感到舒服没负担，齐桓公也是人，当然也有这种需求！只是任何人只要显露了这种需求，危险就来了！而且权力越大，危险就越大！
管仲对人才的任用有独到的观点，尤其是对鲍叔牙的评语更是一语中的，发人深省！至于对三位小人的观察，从行为推论动机及心态，这样的着眼也颇有可观之处，值得多加体会。
对于未将三小人驱逐，管仲也有现实一亡的为难，因为小人不是说驱逐就能驱逐的，他必须考虑齐桓公的立场和心态。因此他把小人的力量区隔开，让小人也有可施展的“舞台”，专心去讨齐桓公欢心，管仲则在一旁作强力的监控，如此则不但小人无使力的空间，齐桓公也无暇于扰朝臣处理国事。但管仲没考虑到，如果小人完全控制了齐桓公的心智，左右了齐桓公的好恶，则危机更大！他更没考虑到，小人的存在是人性的问题，也是一种需要，他怎能奢望齐桓公说驱逐就驱逐呢？另外，管仲把自己当成忠奸势力平衡的支点，负担过重，看起来公忠体国，事实上，这样的施政形态不太健康，至少他应该在施政到一个程度之后，就把小人问题处理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