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庆诸节
【原文】
大中祥符之世，谀佞之臣，造为司命天尊下降及天书等事，于是降圣、天庆、天祺、天贶诸节并兴。始时京师宫观每节斋醮七日，旋减为三日、一日，后不复讲。百官朝谒之礼亦罢。今中都未尝举行，亦无休假，独外郡必诣天庆观朝拜，遂休务，至有前后各一日。此为敬事司命过于上帝矣，其当寝明甚，惜无人能建白者。
【译文】
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一些谄谀奸佞的臣子，制造司命天尊下凡以及天书等事，于是“降圣”、“天庆”、“天祺”、“天贶”等节日一同兴起。开始的时候，每当遇到上述节日，京城里的宫观都要设斋坛，向神灵祈祷七天，旋即减为三天、一天，后来就不再举行了。百官朝拜进谒的礼节也随即作罢。现在京城已经不再举行这类活动，遇上了上述节日也不放假休息。只是有一些地方每遇以上节日，就一定要到天庆观朝拜，于是他们放下公务，以至有的耗费时间达两天。敬奉司命超过敬奉上帝。很明显，这类活动早就应当禁止，可惜无人能向皇上提出这种建议。
虢州两刺史
【原文】
唐韩休为虢州刺史，虢于东、西京为近州，乘舆所至，常稅廐刍。休请均赋它郡，中书令张说曰：“免虢而与它州，此守臣为私惠耳！”休复执论，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弊而不救，岂为政哉？虽得罪所甘心焉。”讫如休请。卢木巳为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为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木巳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谓食之便。”帝曰：“守虢而忧它州，宰相材也。”诏以豕赐贫民，遂有意柄任矣。俄召入，逾年拜相。案两人皆以虢州守臣言公家事，而休见疑于名相木巳，木巳受知于猜主，遇合有命，信哉！
【译文】
唐玄宗时，韩休做虢州（今河南灵宝一带）刺史，虢州正好处在东、西两京（今河南洛阳、陕西西安）中间，距两京都很近，每当皇帝的车马到达这里，便向当地老百姓征用马厩、草料，给老百姓造成很重的负担。韩休奏请朝廷让邻州平均摊派，中书令张说知道后说：“减免虢州而把负担均给邻州，这是虢州刺史替自己利益作的打算！”因此就不予批准。韩休再次上书争论，属吏告诉他这样做恐怕会得罪触怒宰相，韩休说：“我身为刺史，知道百姓的痛苦而不及时补救，那怎么管理老百姓？我这样做即使得罪了宰相，也心甘情愿。”最后，朝廷终于答应了韩休的请求。
唐德宗时，卢木巳担任虢州刺史，他上奏皇帝说：虢州有官猪三千头，经常糟蹋庄稼，是老百姓的一大祸患。德宗批复说：“那就把它们迁到沙苑吧！”卢木巳又上奏说：“同州（今陕西大荔）百姓也是陛下的老百姓，臣认为还是把它们杀了吃掉的好！”德宗看完奏章情不自禁地说：“身为虢州刺史却能替其他州的老百姓担忧，真是宰相之材！”于是就下诏将官猪赐给当地的贫苦百姓，并有意让卢木巳执掌朝政。不久，卢木巳被德宗召入朝廷，第二年就被拜授宰相职务。韩休、卢木巳都以虢州刺史的身份谈论国家公事，而韩休却被名相张说怀疑怀有私心，而卢木巳被多疑的德宗发现并且委以重任，由此看来，人的机遇是命中注定的，确实是这样啊！
狐假虎威
【原文】
有“狐假虎威”之语，稚子来扣其义，因示以《战国策》、《新序》所载。《战国策》云：“楚宣王问群臣曰：‘吾闻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诚何如？’群臣莫对。江乙对曰：‘虎求百兽而食之，得狐，狐曰：“子无敢食我矣，天帝使我长百兽，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为不信，吾为子先行，子随我后，观百兽之见我而敢不走乎？”虎以为然，故遂与之行。兽见之皆走，虎不知兽畏己而走也，以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而专属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犹百兽之畏虎也。’”《新序》并同。而其后云：“故人臣而见畏者，是见君之威也，君不用，则威亡矣。”俗谚盖本诸此。
【译文】
有个成语叫“狐假虎威”，我的幼子向我请教它的意义，我就把《战国策》、《新序》两书中的有关记载让他看。《战国策》的记载是：“楚宣王曾问群臣：‘我听说北方诸国很害怕昭奚恤将军，果真如此吗？’群臣一时无人应对。江乙回答说：‘老虎天天捕捉各种动物填饱肚子，一天，它捉到了一只狐狸，狐狸就对老虎说：‘你不敢吃我！上帝让我做百兽之王，今天你来吃我，这是违背上帝的命令。你如果不相信，我可以在前面走，你在我后面跟着，看看百兽之中有哪个见了我敢不逃跑？’虎认为这样做行，于是就跟随它一起走。百兽见到它们都慌忙逃窜，老虎不知道百兽是害怕自己而逃跑，还认为它们是害怕狐狸。现在大王您的属地方圆五千里，有百万雄兵，而您把军队委托给昭奚恤指挥，所以北方诸国畏惧昭奚恤，其实他们害怕的是大王强大的军队，就像是百兽害怕老虎一样。’”《新序》中所记载的与此相同。并且在前文之后接着写道：“所以说人们害怕那些大臣，主要的是害怕君主的权力，君主若不用自己的权力，那么大权就将旁落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俗语，大概就源出于此。
徐章二先生教人
【原文】
徐仲车先生为楚州教授，每升堂，训诸生曰：“诸君欲为君子，而劳己之力，费己之财，如此而不为，犹之可也；不劳己之力，不费己之财，何不为君子？乡人贱之，父母恶之，如此而不为可也；乡人荣之，父母欲之，何不为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为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为小人者，未之有也。”成都冲退处士章詧隐者，其学长于《易》、《太玄》，为范子功解述大旨，再复《摛》词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丑而有余者，恶也。君子能强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余，则《太玄》之道几矣。’此子云仁义之心，予之于《太玄》，述斯而已。或者苦其思，艰其言，迂溺其所以为数，而忘其仁义之大，是恶足以语道哉！”二先生之教人，简易明白，学者或未知之，故表出于此。
【译文】
宋朝人徐仲车先生曾经做过楚州（今江苏淮安）州学教授，每次给学生上课，就教导学生说：“各位都想成为君子，如果为此需耗费你的精力和钱财，你不想做还说得过去；假如不要你出力，也不要你破费，为什么不做君子呢？倘若同乡都鄙视君子，父母也讨厌君子，你不想做君子也说得过去；如若同乡以做君子为荣耀，父母也希望你成为君子，那么，你为什么不做君子呢？”他又说：“若言、行、思都以善为本，没有不成为君子的。若言、行、思都以恶为念，也没有不成为小人的。”
成都冲退居士章詧隐，对《易》、《太玄》有精深的研究，他给范子功讲解其中的要旨，用《摛》词解释说：“一个人最喜欢却永不满足的是善；最厌弃却时时有所体现的是恶。假如君子能增强那些不足的方面，摒弃那些不良习气，那么《太玄》中所讲的道理就领悟了。’这是孔子所提倡的仁义之心，我对于《太玄》，也不过是讲述这些罢了。有的人或被它精深的思想所困扰，或被它那艰深的语言所难倒，或沉溺于它所讲术数，而忘掉了其中最宝贵的东西——仁义，这样的人，怎么能够给他讲道理呢？”二位先生教育人，总是简易明白，治学的人有的还不知道这些，所以我把他们的事迹记述于此。
张吕二公文论
【原文】
张文潜诲人作文，以理为主，尝著论云：“自《六经》以下，至于诸子百氏、骚人、辩士论述，大抵皆将以为寓理之具也。故学文之端，急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是也。夫决水于江、河、淮、海也，顺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冲砥柱，绝吕梁，放于江湖而纳之海，其舒为沦涟，鼓为涛波，激之为风飚，怒之为雷霆，蛟龙鱼鳖，喷薄出没，是水之奇变也。水之初，岂若是哉！顺道而决之，因其所遇而变生焉。沟渎东决而西竭，下满而上虚，日夜激之，欲见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达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沟渎而求水之奇，此无见于理，而欲以言语句读为奇，反复咀嚼，卒亦无有，此最文之陋也。”一时学者仰以为至言。予作史，采其语著于本传中。又吕南公云：“士必不得已于言，则文不可以不工。盖意有余而文不足，则如吃人之辩讼，心未始不虚，理未始不直，然而或屈者，无助于辞而已矣。观书契以来，特立之士未有不善于文者。士无志于立言则已，必有志焉，则文何可以卑浅而为之。故毅然尽心，思欲与古人并。”此南公与人书如此，予亦载之传中。
【译文】
张文潜教人写文章时，强调以说理为主，曾著述论证其观点说：“从《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成书，到诸子百家、诗人、辩士的论述，大都把文章作为说明道理的工具。所以说，开始学习作文章，首先要明白道理，只知道作文用华丽的辞藻而不重视说理，是难以写出好文章的。把水引入长江、黄河、淮河、大海之中，水顺河道而流，浩浩荡荡，日夜不停，冲砥柱，穿吕梁，放任于江湖而归纳于海中，舒缓则起涟漪，振怒则起波涛，激荡则起巨浪，狂怒则为雷霆，蛟龙鱼鳖，出没于其中，这就是水的奇特变化。
把水引入江河之前，怎么会有如此变化！顺水势而引导它，它就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有上述奇观。沟渠中的水东面决口，西边就会干竭，下游水满，则上游干涸，日夜吹激水面，想使其出现奇观，最多不过是青蛙水蛭之类的嬉戏而已！
说理透彻的文章，就像是长江、黄河、淮河、大海中的水一样，不求其奇观而奇观自然而然就出现了。忽视说理的文章，就像是吹激沟渎中的水而求其奇观一样，想靠文辞修饰来创造出好文章，尽管反复斟字酌句，最终还是无济于事，这是最坏的写作方法。”当时学者都把此说尊为至理名言。我修史时，把这段话记述在他本人的传记中。对如何作文，吕南公也有自己的见解，他说：“士人不得已而必须写文章时，则行文一定要讲究文辞精美。如果文章道理充裕而文辞欠缺，就像是口吃的人与人辩论，心里不是不清楚，道理不是不正确，但是往往败讼，其原因是不善于表达的缘故。我观察到自从有文字以来，有独特见解的士人，没有不善于运用语言的。士人无志于立言也就罢了，如果一定想立言，那么怎么能用卑浅的词句写文章呢？所以，决心立言者一定要尽心竭力修练文辞，以求与古代的大作家看齐。”这是吕南公给人的信中这样说的，我也将此段话记载到他本人的传记中。
郎官非时得对
【原文】
唐肃宗在灵武，关东献俘百，将即死，有叹者。司膳员外郎李勉过而问之，曰：“被胁而官，非敢反。”勉入见帝曰：“寇乱之污半天下，其欲澡心自归无繇，如尽杀之，是驱以助贼也。”帝驰骑全宥。以一郎吏之微，而非时得入对，虽唐制不可详知，想兵戈艰难时，暂如是耳！
【译文】
唐肃宗在灵武（今宁夏灵武）时，在关东（今陕西潼关以东）作战的官军解送来俘虏一百人，即将把他们处死时，其中有人发出叹息。司膳员外郎李勉从此经过，听到后就问他为什么，回答说：“我们也是被胁迫而做伪官的，从来也不敢反叛朝廷。”李勉马上就此事入宫晋见皇帝说：“贼寇之乱波及半壁江山，这些人都是被迫而为，想弃暗投明投归朝廷却又没有门径，如果全部杀掉他们，这是驱使其他人死心踏地地助贼反叛。”肃宗听后，恍然大悟，马上派人驰马传令，全部赦免。
凭一地位卑微的郎吏官，随时能够入宫奏言，即使从唐代制度中我们也很难详细地了解到。我想，可能当时正是战乱不已，艰难困苦之际，暂时所行的权宜之计罢了！
王安石弃地
【原文】
熙宁七年，辽主洪基遣泛使萧禧来言河东地界，未决。八年再来，必欲以代州天池分水岭为界。诏询于故相文彦博、富弼、韩琦、曾公亮以可与及不可许之状，皆以为不可。王安石当国，言曰：“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于是诏不论有无照验，擗拨与之。往时界于黄嵬山麓，我可以下瞰其应、朔、武三州，既以岭与之，辽遂反瞰忻、代，凡东西失地七百里。案庆历中，辽求关南十县，朝廷方以西夏为虑，犹不过增岁币以塞其欲，至于土地，尺寸弗与。熙宁之兵力胜于曩时，而用萧禧坚坐都亭之故，轻弃疆场设险要害之处。安石果于大言，其实无词以却之也。孙权谓：“鲁肃劝吾借刘玄德地云：‘帝王之起，皆有驱除，关羽不足忌。’此子敬内不能辨，外为大言耳！”安石之语亦然。
【译文】
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辽朝皇帝洪基派遣使者萧禧来我宋朝谈判河东（今山西太原）一带的边界问题，没有结果。第二年又来，一定要以代州（今山西代县）天池分水岭为界。神宗征求前宰相文彦博、富弼、韩琦、曾公亮的意见，究竟是接受还是不接受辽朝的要求。上述诸人都认为不能接受。时王安石当权，上奏说：“将欲取之，必先与之。”
于是神宗下诏，无论照验与否，就按辽朝所提以天池分水岭为界。以前边界在黄嵬山麓，我宋朝可以俯瞰应州（今山西应县）、朔州（今山西朔县）、武州（今山西神池），既然将分水岭划割辽朝，辽人反而可以俯瞰我忻州（今山西忻县）、代县（今山西代县），从东到西共失地七百里。仁宗庆历年间，辽朝求取关南十县之地，当时朝廷正以西夏为忧，也不过增加岁币以填塞辽人的欲望，至于土地，尺寸也没有给他。熙宁时期的兵力胜过庆历时期，只因萧禧不达目的坚持不走的缘故，轻易将边疆险要之处放弃。王安石平时说话都是治国安邦之类，在关键时刻竟无词以推却辽人的要求。
孙权曾说过：“鲁肃劝我将荆州地方借给刘玄德时说：‘帝王之治国，都要灵活运用形势，关羽不足怕。’这是子敬内不能辨别形势，口吐大话罢了！”王安石的话也是如此。
双生以前为兄
【原文】
《续笔》已书《公羊传》注双生子事，兹读《西京杂记》，得一说甚详。云：“霍将军妻一产二子，疑所为兄弟。或曰：‘前生为兄，后生为弟，今虽俱日，亦宜以先生为兄。’或曰：‘居上者宜为兄，居下者宜为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为弟。’光曰：‘昔殷王祖甲一产二子，以卯日生嚚，以巳日生良。则以嚚为兄，以良为弟，若以在上者为兄，嚚亦当为弟矣。’许庄公一产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勒一产二子，一男一女，男曰正夫，女曰琼华，皆以先生为长。近代郑昌时、文长倩并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并以前生为长。霍氏亦以前生为兄焉。”此最可证。
【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