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在哈佛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人，无论如何，巴拉克都应是当时肯尼亚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回国之后，作为卢奥部落的一员，巴拉克自然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巴拉克先是被安排在一家石油公司上班，不久，又作为经济学家任职于交通部。当时，肯尼亚共和国刚刚成立，可以说是百废待兴。从这个角度来看，踌躇满志的巴拉克有着一个美好的未来。
但事实上，希望中也存在着危机。这还要从巴拉克写的一篇文章说起。那时，由姆波亚领导的肯尼亚经济计划与发展部在肯尼亚总统的授权下，发表了《非洲社会主义及其在肯尼亚经济计划中的应用》，作为指导肯尼亚未来国家经济发展计划的蓝本。在1965年，巴拉克发表了他回肯尼亚后的第一篇重要文章——《社会主义化中面临的问题》，该文章发表在非洲最权威的《东非杂志》上。它对上述蓝本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社会主义化中面临的问题》的发表，意味着向以总统为代表的亲西方第三条道路派的政治宣战，同时也向世人宣告，他作为以欧丁加副总统为首的联盟的理论权威的地位。
就是这篇文章彻底断送了巴拉克的大好前程！巴拉克与他的卢奥派领袖一起，从政治上打人了冷宫。由于政见相左，再加上历史上的原因，不到两年，欧丁加就辞去了副总统一职，同时亦退出以总统肯亚塔为新领导的、自己亲手组建的肯尼亚非洲国家联盟，新组建了以卢奥部落人为主，并联合其他小部落的反对党——肯尼亚人民联盟。这实际上宣告了第一与第三大部落之间政治敌对的开始，卢奥部落也因此被肯尼亚政府边缘化。卢奥人民在政治、经济上受到了以总统肯亚塔为首的第一大部落的排斥与挤压。欧丁加甚至被总统肯亚塔于1969年关押了起来，历时两年，并在政治上得到了冷处理，直至1978年肯亚塔总统逝世为止。站在卢奥人立场上的巴拉克人生发生了巨变。自从发表《社会主义化中面临的问题》这篇重要文章之后，巴拉克在政治上便从此不再得势，经济上也变得很贫困，空有一身本事与学识。
从1964年到1992年，肯尼亚一直实行的是一党专政制，反对党全部被打压，巴拉克的政治参与权利被剥夺。从此，酗酒成了不得志的巴拉克的最大嗜好，贫穷则成了相伴他的噩梦。他自甘堕落，从此一蹶不振，酒后对其排序第三号的美国妻子露丝使用暴力，最终导致了婚姻的破裂。
由于事业、家庭双方面的不顺利，巴拉克的脾气变得十分暴躁，经常借酒浇愁。祸不单行，巴拉克不久在一次车祸中受伤。疗养期间，巴拉克又一次来到美国，与他10岁的儿子和前妻邓哈姆及其父母在一起待了一个月。巴拉克来美国的目的一是散散心，二是看看有没有在美国发展的机会。最后，巴拉克在美国没有找到新的机会，他期待的与前妻邓哈姆复合的梦想也成了泡影。回到肯尼亚后，巴拉克的心情更坏，他唯一的希望也破灭了。屋漏偏逢连阴雨，贫穷不得志的巴拉克，后来又在一次车祸中失去双腿，并由此而失去赖以生存与养家糊口的工作。这所有的车祸，都与他的酒醉驾车有关，可以说都是他自己造成的。就在他残废之后，巴拉克还娶了一位本地的肯尼亚土著黑人作偏房，算是他的第四个妻子。不久之后，46岁的巴拉克在贫穷与困苦中死于另一次车祸中。死后，巴拉克被埋在自家的后院。巴拉克与四个妻子一共生下了八个孩子，其中有七个男孩，一个女孩。在巴拉克的八个孩子中，除了戴维一个人因车祸身亡外，其余都健在。除一个留在肯尼亚发展和一个去了中国外，其余的都去了英国或美国。第一个妻子也与子女去了英国，在那儿定居。
有人说，是肯尼亚不同部落之间的历史恩怨让巴拉克丢了一展才能的机会，更是他自己的个性让他空怀一腔热血和一身本事而不幸早亡，不管怎么说，巴拉克的一生是不幸的。
四、一个与生俱来的慈母
对于奥巴马的母亲斯坦利·安·邓哈姆，美国《时代》周刊评价说：“她18岁就放弃学业，怀孕生子，后来却读到人类学的博士学位；她是美国的白人女子，把家安在印度尼西亚却生活得悠闲惬意；她是一个与生俱来的慈母，却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她还是一个浪漫的实用主义者，很容易被感动得流泪，对待生活中的挫折却从容不迫。”母亲是一生中对奥巴马影响最大的人，奥巴马后来回忆说：“她是我所知道的最仁慈、拥有最高尚灵魂的人，我身上最好的东西都要归功于她。”
1942年11月27日，斯坦利·安·邓哈姆出生在美国堪萨斯州维奇托市。邓哈姆的父亲是家具推销员。哪里有好机会就举家搬到哪里。所以邓哈姆在18岁之前搬过五次家，在美国的四个州生活过。邓哈姆继承了父亲身上总是追求更好的目标，热爱生活，勇于开拓创新的性格。邓哈姆在华盛顿州一个小岛上念完了高中，高中时就开始选修哲学高级班课程，还经常参加咖啡馆的哲学讨论会。邓哈姆非常聪明，性情安静，喜欢思考问题，还愿意结交朋友，参加各种活动。邓哈姆才华过人，聪明好学，思想开放，有一种世界主义的观念，与那种歧视外国人的种族主义思想格格不入。其实，少女时期的邓哈姆已有开阔的世界观，她愿意和有思想、有深度的人交往。
邓哈姆高中毕业后，很快就收到了芝加哥大学的录取通知，但父亲认为她年纪太小，不该过早外出求学。其实父亲另有打算，因为没过多久他们就又举家搬迁，这次的目的地是夏威夷，那里新开了一家很大的家具商场。随后，邓哈姆就成为夏威夷大学的新生。邓哈姆在夏威夷大学的俄语课上认识了巴拉克。当时巴拉克是第一个读夏威夷大学的非洲人。他们的同学回忆称，巴拉克有着磁石般的魅力，口才极好，说话极富感染力。当年秋天，邓哈姆开始跟巴拉克交往。1961年8月4日奥巴马出生时，邓哈姆才18岁，她办理了退学手续。1964年1月，邓哈姆在结婚三年后又提出离婚。邓哈姆做了当时大多数美国女性都不会做的事情：她嫁给一位非洲黑人，迅速有了孩子，大学没毕业就辍学，结婚三年就离婚。邓哈姆离婚时只有21岁，当时许多亲友都为她担心，不知道邓哈姆今后的人生道路该如何走下去。
奥巴马两岁时，邓哈姆决定重返校园，由于经济拮据，她只能靠领食品救济券度日，她将奥巴马交给自己的父母照顾。重返夏威夷大学的邓哈姆学习比以前更加刻苦努力，她要尽快补回那些落下的功课。难得的是，在夏威夷大学，她又遇到一个外国留学生——罗罗·苏托洛。罗罗·苏托洛来自亚洲国家印度尼西亚。他脾气不错，为人和蔼，喜欢跟邓哈姆的父亲一起下棋，也喜欢跟小奥巴马玩摔跤。苏托洛丝毫没有在乎邓哈姆的过去和黑人孩子奥巴马，1967年，苏托洛通过一段时间和邓哈姆的相处，正式向邓哈姆求婚。邓哈姆慎重考虑后欣然应允，嫁给了印尼人罗罗·苏托洛。
几个月后，奥巴马和母亲跟随继父回到印度尼西亚生活。邓哈姆在美国驻印尼大使馆得到一份教职。那段时间，为了不耽误奥巴马的教育，她每天早上4点，就走进儿子的房间，为了让他能在上学前学习英语函授课程。当小奥巴马埋怨这么早起床学习的时候。邓哈姆则对他说：“小家伙，这对我也不是容易的事。”邓哈姆还设法送奥巴马去精英云集的国际学校，希望他在那里受到好的教育。在天主教小学读了两年后，邓哈姆担心儿子在国际学校宽松的管理环境下，不求上进，又将奥巴马转到离新家较近的一家印尼公立小学。尽管在这所学校里，奥巴马是唯一的一名外国学生，但因为这里对学生管理更加严格，邓哈姆还是将儿子转学过去。邓哈姆鼓励儿子快速学习印尼语，这样就会方便和同学们交流。果然，在母亲的指导、帮助下，奥巴马的印尼语越说越流利，不久就交了一些新朋友，和印尼孩子们打成一片。
邓哈姆竭力在儿子的人生中补上黑人那一课。下班回来的她会带回美国民权运动的书籍，以及美国“福音歌女皇”——黑人歌手玛哈丽亚·杰克逊的磁带，或者马丁·路德·金的讲稿，她要让奥巴马耳濡目染。两岁以后，奥巴马很少见到生父，是母亲鼓励他追寻自己黑人血统的根。邓哈姆还经常会和奥巴马一起观赏日落月出的美景，有时会在半夜把奥巴马从床上叫起来看美丽的月色，鼓励奥巴马欣赏自然、欣赏美。
奥巴马的继父希望有更多的孩子，希望过宁静、平和的家庭生活，所以要求邓哈姆把更多的时间留在家里。而邓哈姆则希望多做一些社会工作，更多地为社会服务，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价值。这样两人的矛盾越来越激化。1980年，邓哈姆提出离婚。邓哈姆总是感觉婚姻作为一种制度并不重要，对她来说，重要的是深深地相爱。不过，她从未背叛过两名前夫，并一直鼓励孩子和他们的父亲保持感情。她在阅读奥巴马的回忆录草稿时，对儿子刻画她的部分只字不评，却急于解释或维护奥巴马父亲巴拉克的一些缺点。
五、一个理想主义的严母
邓哈姆跟儿女、父母挤在小公寓里，靠助学金生活了三年后，为了完成博士学位，她毅然决定回到印尼做调查。14岁的奥巴马告诉母亲自己不想跟去。他厌倦了再去适应一个新环境，他也喜欢上了外祖父母给他的自由，邓哈姆没有勉强儿子。当时邓哈姆对奥巴马要求留在夏威夷完成中学学业，不愿跟随她返回印尼是有着万分不舍的。但为了尊重奥巴马的意愿，邓哈姆还是答应了。这是母亲一生中最困难的决定。邓哈姆总是觉得，在向未知领域进发时，冥冥之中人会无意间碰上决定一生命运的东西。邓哈姆一生秉持的信念是决不要被恐惧吓倒，也不要局限于狭隘的身份界定，不要自我隔绝，要竭尽全力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寻找到亲情和美。
邓哈姆一边做调研，一边在福特基金会印尼办事处找了一份工作。与很多外国人不一样，邓哈姆能说一口流利的印尼语，喜欢印尼文化。她总是花大量的时间深入乡村，和村民待在一起，还经常到当地集市与穷人交谈，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并特别关注贫穷妇女生活。由于热情好客，她的住所经常办聚会，各种身份的人汇聚在这里：有政治家、音乐人，也有劳工组织的负责人。在20世纪80年代，印尼社交圈里单身母亲并不多见，而邓哈姆却在那里站稳了脚。印尼人接受了这个卷发的白人女子，而邓哈姆也在那里如鱼得水。在家中，邓哈姆穿着印尼妇女传统的蜡染家居服，出门吃饭时，她也偏爱路边小店里的面条和肉丸等当地食品。
邓哈姆职业生涯的最大成就是1988年到1992年问参与协助印尼当局制定财政计划，给需要帮助的穷人小额信用贷款，为了小额贷款，她甚至还在巴基斯坦住了一段时间，曾带着女儿借宿在朋友家，甚至还住过车库。这一计划如今已成为成功范例。她还当过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顾问，到过加纳、印度、泰国、尼泊尔和孟加拉国从事乡村开发，捍卫妇女事业。奥巴马曾形容她是“一个集工作、求学和养育儿女于一身的母亲”。
邓哈姆是个理想主义的严母，她对孩子期望很高，从小教导奥巴马做人要诚恳、坦率、有主见。邓哈姆的朋友说，奥巴马的自信、魄力和拉近不同社群的能力，以及面对强势女性能处之泰然，处处都反映出邓哈姆对他的影响力。邓哈姆和奥巴马两人虽然有很长一段时间是远隔重洋，但始终关系密切，母子情深。即使身在印尼，邓哈姆仍时刻关注奥巴马的成长，有一段时间奥巴马在学业上、生活中都没有取得什么成绩，邓哈姆就无奈地和朋友们开玩笑说，她的儿子似乎只对篮球感兴趣。她的同事回忆说，当时她曾为儿子缺乏社会责任感而深深失望。
1992年，邓哈姆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为此她已奋斗了近20年。这篇长达1000页的论文是对印尼农村铁匠业的分析。1994年，邓哈姆在雅加达一个朋友家吃饭时感觉剧烈的胃痛。当地一名医生诊断为消化不良。几个月后，她回到夏威夷检查时却发现是卵巢癌和子宫癌。1995年，53岁的邓哈姆死于卵巢癌。
奥巴马现在回忆说：“我有时会想，当初要是知道她斗不过病魔，也许我会写不同的东西——较少沉思于那个不在身边的家长，较多去赞颂在我生命里唯一保持不变的人。”奥巴马后来回忆，邓哈姆担心被病魔拖穷更甚于如何治好病，即使在她最痛苦的日子，她还是努力帮助两个孩子继续往前走。
在朋友眼里，邓哈姆是一个思想家，她没有野心，但却深切关注各种核心问题、社会热点问题，并敢于向权贵们直言。在福特基金会工作期间，不论是在雅加达的办公室或她自己的家中，邓哈姆总有川流不息的访客，而且都是有来头的，不是人权组织的领袖，就是妇女组织的成员，再不然就是基层社群的代表，即使不是深交，这些人一到雅加达必定上门造访。朋友和同事口中的邓哈姆是一名聪明绝顶、不畏权势、敢爱敢言、人缘极佳、对异己有莫大包容胸怀的性情中人，有幽默、不拘小节的一面，也有固执而刚烈的一面。
六、与继父相处的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