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鲁迅一生分成几个时期，研究鲁迅一生思想艺术的变化，这当然可行且必要。然而，在谈到整个鲁迅的价值时，却不能只着眼于某个时期而忽视甚至贬低别的时期。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鲁迅研究者们热衷于把鲁迅一生斩成几截，并指出在某一截或某几截里，鲁迅还不成熟不“科学”，而在某一截或某几截里，鲁迅才成熟起来“科学”起来。这种做法，在我看来，是很牵强的。
把鲁迅著作分为若干种体裁，研究鲁迅在某一具体领域的成败得失，也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然而，在谈到整个鲁迅的价值时，却必须有一种整体的鲁迅观。以鲁迅在某一具体领域的价值替代整体的鲁迅价值，则也是不妥的。近年来，不止一次地见到有论者认为鲁迅的价值主要体现为小说创作的价值，并且以对鲁迅小说创作的研究代替对整体的鲁迅的研究，我想，这同样是很不合理的。
看取鲁迅价值时，把眼光局限于鲁迅小说的做法又有两种。一种认为鲁迅价值主要体现在小说创作上，认为鲁迅小说非常杰出，堪称经典，而鲁迅也堪称伟大的小说家。而另一种，虽也认为鲁迅最独特最有价值的贡献体现在小说创作上，但却又认为鲁迅的那些小说并未尽善尽美，即使是其中最优秀者，也还有很不艺术之处，因而这些小说，其实也并不能算怎样杰出，从而鲁迅也就并不能算作一个伟大的小说家。我近期读王晓明先生的鲁迅研究著述，觉得他所持的正是这后一种价值观。
王晓明先生“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的专著《潜流与漩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10月版），头两章是研究鲁迅在进行小说创作时的心理障碍的。这是我感兴趣的问题，因此读得很认真。但也许正因为读得认真吧，就有了些疑惑。
王晓明先生细致地分析了鲁迅的小说创作心理和小说创作时的心理障碍及这种障碍给小说创作带来的成败得失。这样的视角固然颇为新颖。但我同时感到，王晓明先生自身也是带着某种心理障碍来研究鲁迅的心理障碍的。王晓明先生作为研究者所怀有的心理障碍，便是那种小说崇拜心理，而且王晓明先生的这种小说崇拜心理，本身表现的又是一种很褊狭的小说观念。
一
王晓明先生在第一章《鲁迅：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中得出这样的结论：鲁迅虽是一个伟大的社会启蒙者，但却不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在第二章《鲁迅：双驾马车的倾覆》中，则详细分析了鲁迅为什么未能成为一个伟大小说家的心理原因。在最后，王晓明先生满怀遗憾地写道：
我总以为，从整个人类社会的角度看，在个人的各种使命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发挥他个人的独特才能。就鲁迅而言，他写杂文，直接参加政治斗争，当然是对社会的贡献，而且是很重要的贡献，但是，这贡献却是别人亦可以做的，别人做的也未必就会比他差，他能将瞿秋白的杂文署上自己的笔名发表，便是一个明显的证明。然而，却没有人能够代替他写小说，尤其是没有人能够代替他写《孤独者》，在这一方面，现代中国没有一个人的作品能配得上署“鲁迅”这个名字。倘若这样看来，那鲁迅最重要的人生使命，恐怕就不在当一个“强聒不休”的启蒙者，而在做一名悲愤深刻的小说家，不在写杂文，而在写小说，不仅是写《阿Q正传》，更是写《孤独者》。既然魏连殳式的绝望，是表现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份最独特，也最深刻的人生情怀，那鲁迅顺着《孤独者》的方向写下去，又势将创造出怎样伟大的悲剧作品来？就对世界文学的贡献来讲，这样的悲剧至少不会比《阿Q正传》更缺乏份量吧。
王晓明先生虽然认为鲁迅最独特的贡献在于小说创作，但却又并不认为这份贡献有很重的分量。原因有二。其一，鲁迅的大部分小说，是并不独特的。像《狂人日记》、《阿Q正传》这类作品，并不具有怎样的独特价值。王晓明先生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除了体现在寓意的是否深刻，技巧的是否精到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是看它是否独特，是否表达了作者最独特的人生体验……可是，那孕育《阿Q正传》的情感的母亲，那促使鲁迅去刻画阿Q的启蒙意识，却不是鲁迅独有的东西……《阿Q正传》也并不是鲁迅艺术才华的最充分的体现……”王晓明先生认为鲁迅最独特因而也最有价值的贡献，在于小说创作，但这种贡献却又并不体现在鲁迅为数不多的全部小说中，而只是体现在寥寥的几篇像《孤独者》这类小说中，甚至只体现在《孤独者》这一篇小说中。王晓明先生说：“我把《孤独者》看作是鲁迅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我甚至觉得，它对鲁迅小说创作的意义，要比《阿Q正传》更为重大。”然而，即便是《孤独者》，也并未达到理想的艺术境界，这可视作是鲁迅独特的贡献分量不重的第二种原因。王晓明先生指出，《孤独者》中的叙事者“我”，代表着作者的一种心理“自卫本能”，意味着作者“不愿意失去对情绪的控制”，“不愿意忘情地倾吐苦闷”，这样，魏连殳和“我”的对峙，“造成了《孤独者》在抒情方式上的触目的不协调”，因而，《孤独者》这篇最能体现鲁迅价值的作品，本身也并未具有怎样杰出的价值，本身也还未成为一部伟大的小说。而这样一来，鲁迅的独特贡献，鲁迅的独特价值，也就实在小得可怜，轻得可怜了。王晓明先生并未明确这样说，但从他对鲁迅小说的细微分析中，从他对鲁迅的价值取向上，人们却能够顺理成章地得出这样的结论。王晓明先生的鲁迅研究，始于对鲁迅小说创作心理障碍的分析，终于对鲁迅整体价值的判断，而他研究的结果，是把鲁迅的价值分析得微乎其微。
王晓明先生为鲁迅未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而遗憾，那是很可理解的。但王晓明先生虽然仅仅是在分析鲁迅小说，虽然仅仅是研究作为小说家的鲁迅，但却是站在对整个鲁迅进行价值评判的立场上为鲁迅遗憾的，却是对整个鲁迅，对作为“伟大的社会启蒙者”的鲁迅感到遗憾的。这种遗憾就令我难以理解，且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一个伟大的社会启蒙者，为什么必须同时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呢？一个伟大的社会启蒙者的价值，为什么只是体现为他的小说创作的价值呢？王晓明先生重视鲁迅小说，但却又只重视《孤独者》这一类甚至这一篇小说，对《狂人日记》、《阿Q正传》这一类社会启蒙意识强烈的作品，则判定为不具有充分的独特性。王晓明先生也许是不自觉地将整个鲁迅价值让《孤独者》这一类甚至这一篇小说来承担，这不禁让我担心，这样一类或这样一篇小说，能承担得起全部鲁迅的价值吗？何况即便是《孤独者》这样的小说，也仍未达到理想的艺术境界呢。那么，这只能意味着，鲁迅的价值，本来便是不高的。如果鲁迅根本不曾写小说，或如果鲁迅根本就不曾写《孤独者》这一类或这一篇小说，那么鲁迅是否便没什么价值或没什么独特价值了呢？我想，这样的结论肯定是不公正的。但我从王晓明先生的分析论证评价中，的确能推导出这样的结论。王晓明先生本是在研究鲁迅小说创作的。小说创作本是鲁迅世界中的一块天地。既然只是研究这块天地，那么就应该将判断和评价，将赞叹和遗憾限制在这块天地之内，而不应该将对这块天地的研究代替对整个鲁迅世界的研究，就像不应将对某国度的研究代替对整个世界的研究一样。但王晓明先生却分明是在以对鲁迅小说创作心理的分析代替对整个鲁迅世界的评价。我想，这应该是一种“败”与“失”，而且是小说崇拜这种心理障碍带来的“败”与“失”。
其实，王晓明先生在论及鲁迅的独特才能时，也有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他很看重独特性，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发挥他个人的独特才能”。但究竟什么才是鲁迅的独特才能呢？
在第二章《鲁迅：双驾马车的倾覆》中，王晓明先生指出小说和散文是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因为二者分别代表着人们对世界的两种不同的感受方式。晓明先生认为，那种习惯于从动态的角度去体味人生的人，那种想象力比较发达的人，那种很容易沉醉于自己的想象世界当中的人，“应该去写小说”。而那种对虚构事物的变化过程不怎么感兴趣的人，那种特别擅长于对片断的印象本身的剖析和探究的人，那种哪怕是再特别的印象，也都会激发他的丰富联想，招引来各种相似或者对立的情绪的记忆的人，“他就应该去写散文，一任激情的波流，挟裹他的全部人生经验”。而鲁迅，正是“往往从片断的印象当中，领悟出非常深广的人生含义……当他潜心于体味这些现实印象内含的深广意义的时候，他是不大可能放纵那种白日梦般的想象力，忘情地构造非现实的梦幻世界的”。因此，王晓明先生接着指出：
……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恐怕并不适合写小说，尤其是写那种篇幅较长的小说，他似乎缺乏那种编织长故事的能力……当然，和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相比，鲁迅讲故事的本领并不弱，他是那样一个富于天才的作家，即便是并不擅长的事情，有时候也能比一般人干得漂亮。但是，就他本身的条件而言，他却还是更适合作一个散文家，他那种借一个具体的场面，三言两语就表达出深厚复杂意味的抒情能力，明显要比他的虚构过程的叙事能力强得多。
王晓明先生对小说和散文两种方式各自本质特征的分析是否有理，姑且不论；王晓明先生关于鲁迅更适合写散文的论断是否成立，也暂且存疑。王晓明先生的目的是在探究鲁迅为什么未能成为一个伟大小说家，探究鲁迅“最初为什么写小说”而“后来为什么又不写了”。我以为，当王晓明先生指出鲁迅更适合于写散文而并不特别适合于写小说时，他想要探究的问题便基本上得到解答了：鲁迅为什么未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就因为他本不具备成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的才能；鲁迅为什么一开始写小说后来又不写了呢，就因为小说本不能发挥他的“独特才能”，本不是他适合的，擅长的，热衷的；鲁迅后来为什么大量写散文呢？就因为写散文本是他的特长，最能发挥他的“独特才能”。
然而，对于鲁迅在个人才能、禀赋、气质上更适合于写散文而不是写小说这样一个重要的“原因”，王晓明先生虽然指出了，但却又轻轻放过了，而只一味把探寻的目光聚集在鲁迅的创作心理障碍上。这是否意味着，早在探究鲁迅小说创作心理之前，王晓明先生所要找的答案其实已存在于他心中了，对鲁迅创作心理障碍的探究，只不过是要印证一下他心中的答案而已。在第二章结尾，王晓明先生写下了他一路探究的结果，他认为，在个人的各种使命当中，最重要的是发挥他个人独特才能，而鲁迅“最重要的人生使命”，便是“做一名悲愤深刻的小说家”，这当然也就意味着鲁迅最重要的“独特才能”，是写“悲愤深刻”的小说。这与他前面指出的“鲁迅恐怕并不适合于写小说”不自相矛盾吗？如果一个人最重要的人生使命是发挥他个人的独特才能，那么鲁迅“个人的独特才能”到底是什么呢？他的“最重要的人生使命”又到底是什么呢？
二
王晓明先生为什么虽指出了鲁迅并不适合写小说这种原因却又并不把它当作一种“原因”呢？为什么在后面又对鲁迅的“独特才能”从而也是鲁迅的“人生使命”做出与前面不同的判断呢？我想，恐怕还是那种小说崇拜的心理在作祟。鲁迅是否具有成为一个伟大小说家的才能是一回事，而研究者是否希望鲁迅具有这种才能，又是另一回事。当王晓明先生认为鲁迅其实并不适合写小说时，是研究者对对象的一种客观论述。而当王晓明先生在后面又认为鲁迅的使命是写小说时，则是不自觉地把自身的愿望当作了鲁迅的“独特才能”和“人生使命”。王晓明先生实际上一直是怀着这样一种强烈的愿望来探究鲁迅小说创作心理障碍的，这样的方法，的确会导致对真正的问题答案视而不见而只是看见自己的愿望。
谈到鲁迅“最初为什么要写小说”而“后来为什么又不写了”，也许应该指出：鲁迅最初就并未只写小说的，而后来也并未不写小说了。鲁迅从来便不只是一个小说家，在写《狂人日记》等小说的同时，鲁迅也写下了大量的杂文和在我看来同样是具有极大的独特性的散文诗。而后来，鲁迅也写下了《故事新编》。尽管王晓明先生认为《故事新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小说作品，而更像是寓言和杂文的混合物”，但《故事新编》不算小说又能算什么呢？在我看来，《故事新编》仍然是小说，而且仍然是很独特的小说，现代中国，也只有鲁迅一人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小说这体裁，原本便是诗歌、戏剧、散文、寓言等多种文体的混合物。不把《故事新编》当小说，也说明王晓明先生小说观念的褊狭。
谈到鲁迅个人的独特才能和最重要的人生使命，也许不妨认为，就在于当一个伟大的启蒙者，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一个伟大的斗士。而鲁迅也终于成了一个伟大的启蒙者，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一个伟大的斗士。这样说来，鲁迅的一生，用不着有人为他遗憾。即使只从文学的角度看，如果说鲁迅的“独特才能”是写散文，那鲁迅也算尽了他“最重要的人生使命”。鲁迅虽不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但鲁迅却是一个伟大的散文家。不过，如果认为鲁迅的那些杂文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散文，那也就意味着鲁迅的“独特才能”是写杂文，鲁迅是一个伟大的杂文家。这样，鲁迅也算尽了他“最重要的人生使命”。
王晓明先生在分析鲁迅小说创作心理时，认为鲁迅有两种相互对立的创作动机：“他的小说创作就像一辆双驾马车，先是那排遣苦闷的朦胧的冲动，随后又挤过来一种狭隘的社会启蒙的意识，这两个动机合在一起，才使他的轮子转了起来。”这两种动机，前者是审美的，后者则是非审美的；前者是可能使鲁迅成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的，而后者则是有碍于鲁迅成为一个伟大小说家的。这两种动机，或者说，这两匹马，本就是不可能和睦相处的，二者一开始便表现出相互羁绊的倾向。鲁迅小说之所以还能具有一定艺术价值，就因为鲁迅不但有着“狭隘的社会启蒙的意识”，也还有着“排遣苦闷的朦胧的冲动”；而鲁迅小说之所以还不能具有伟大的价值，就因为鲁迅不但有着“排遣苦闷的朦胧的冲动”，也还有着“狭隘的社会启蒙的意识”。正是这种启蒙意识，妨碍了鲁迅成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在初期，“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浩大声势，那启蒙意识是压制住了抒情苦闷的冲动，占据了头马的位置”，启蒙意识“肆意地冲撞抒情动机”，这后果，便是有了《狂人日记》、《阿Q正传》这类启蒙意识强烈的，艺术上很不和谐的，并不具有怎样的“独特”性的作品。而后来，由于启蒙意识的势头减退，来自鲁迅情感深处的抒情动机又占上风，“反过来挤撞启蒙意识”，这样，才有了《孤独者》一类更具有艺术价值、更具有“独特”性的作品。
王晓明先生对鲁迅这样两种创作动机的分析，自有其合理之处。然而，如果将启蒙意识这一面，完全视作鲁迅小说创作中的消极因素，则仍不免偏颇。
王晓明先生认为，妨碍鲁迅成为伟大小说家的，是那种启蒙意识，也包括鲁迅那种不愿彻底绝望，不愿完全放弃希望，不愿整个被绝望压倒的精神，包括那种始终坚持“绝望的抗战”的姿态。鲁迅不愿失去对自身情绪的控制，他有一种心理上的“自卫本能”，使他“不愿意忘情地倾吐苦闷”。正因为如此，鲁迅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正因为如此，即便是《孤独者》，也并不能成为艺术上的杰作，也有着明显的不和谐音。
然而，看到鲁迅启蒙意识和那种不愿被绝望压垮的精神对其小说创作的“负面作用”，还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我觉得，还应看到，如果没有那种启蒙意识，如果没有那种不愿被绝望压倒的精神，鲁迅也许根本就不会写作，甚至根本就没法活着。即便活着，也不过是过那种在“俟堂”里一边抄古碑，一边为自己生命的消失而高兴的“俟死”生活吧。鲁迅说过，“创作，总根于爱”。如果把这“爱”理解得广泛些，也正包含着虽然虚妄但却执着的希望，包含着那种不愿被绝望彻底打垮的顽强意志。王晓明先生擅长于心理分析，擅长于“将心比心”，那么，不妨设想一下，一个人在彻底绝望的境况下，还能有兴趣，有勇气，有理由，有动力写作么？不错，世界文学史上有些巨匠，正因为对现实人生绝望并忘情地倾吐这种绝望，才成为伟大小说家，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某种意义上便是如此。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虽然对现实人生绝望了，但却有着对上帝的希望，有着对上帝的爱，而且他们越是对现实人生绝望，对上帝的希望和爱便越强烈。如果他们心中没有上帝，如果没有上帝这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支撑着他们的精神，他们根本就不会写作，根本就找不到忘情地倾吐绝望的兴趣、勇气、动力、理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那里，上帝是他们用以反抗绝望的强有力的后盾，上帝保证了他们的精神不被绝望压垮。而“在中国，没有俄国的基督”（见鲁迅《陀思妥夫斯基的事》）。在中国，没有上帝观念，没有那种超验的精神价值。鲁迅要反抗绝望，要不被绝望压垮，便只能一方面求诸自身，凭借自身的意志，知其不可为而为，另一面则继续执着地向现实人生中寻求希望之光。那《孤独者》中的“我”的心态，便意味着这种执着的寻求。这寻求虽然虚妄，但对鲁迅的精神来说，却至关重要。没有“我”与魏连殳的对峙，鲁迅根本就不会去写魏连殳。鲁迅用倔强、用意志，在心理上筑起一道堤岸，阻拦着绝望的肆意横流。如果没有这道堤岸，绝望早就将鲁迅现实地淹没了，又哪里还有可能去提笔抒写绝望呢？（请想一想鲁迅《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吧，他会有可能去写“悲愤深刻”的小说吗？他会有可能去“忘情地倾吐苦闷”吗？他会有可能去对世界文学做出贡献吗？他只会去自我摧残，去悲愤而死，去做师长的顾问，去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而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只有不愿被绝望压垮的与魏连殳对峙着的“我”有可能去讲魏连殳的故事，而魏连殳则绝不会去讲“魏连殳”的故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感谢鲁迅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启蒙意识，应该感谢鲁迅那种不愿被绝望压垮的“自卫本能”，应该感谢鲁迅那种“绝望的抗战”的意志，应该感谢鲁迅的那点“心理障碍”，否则，根本就没有现在的《鲁迅全集》。当然，也不会有现在的《孤独者》。那支撑着鲁迅活下去并且写下去的东西，也许某种意义上也妨碍了鲁迅成为王晓明先生所理想的伟大小说家，但是，如果去掉这东西，鲁迅的整个心理便会崩溃。尼采是激烈地非基督教的，他彻底地否定了基督教的价值观念。而尼采为什么终于疯了呢？某种意义上，不就因为在对现实人生绝望后，终于找不到精神支点吗？他既不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那样找到上帝这样一个精神支柱，又不能像鲁迅那样靠自身的精神力量在心理上筑起一道阻遏绝望的堤坝，他便只能疯了。
而不可能信奉上帝的鲁迅，如果在自身心中没有那样一种对于绝望的“自卫本能”，又会怎样呢？
三
出于一种小说崇拜心理，王晓明先生认为鲁迅写杂文，是“别人也可以做的，别人做的也未必就会比他差，他能将瞿秋白的杂文署上自己的笔名发表，便是一个明显证明”。然而，这说法却实在很武断。鲁迅和瞿秋白的确合作写过十数篇杂文。据许广平回忆，那其实是两人每次见面时，把想到的腹稿讲出来，交换意见，有时修改补充和变换内容，然后由瞿秋白写出。鲁迅对瞿秋白所写的文章曾做过字句上的改动，有的文章换了题目。即便鲁迅能将别人的有些杂文署上自己的名字发表，也并不意味着鲁迅的杂文都能署上别人的名字。我深信，鲁迅的多数杂文，尤其是那部分特别精彩的杂文，在现代中国，只有鲁迅一人能写得出。在现代中国，有谁能代替鲁迅写《论雷峰塔的倒掉》，有谁能代替鲁迅写《论他妈的》，有谁能代替鲁迅写《有无相通》，有谁能代替鲁迅写《估〈学衡〉》，有谁能代替鲁迅写《战士和苍蝇》，有谁能代替鲁迅写《记念刘和珍君》，有谁能代替鲁迅写《为了忘却的记念》，《世故三昧》，《夜颂》，《二丑艺术》，《偶成》，《秋夜纪游》，《忆刘半农君》，《论“人言可畏”》，《流氓的变迁》……鲁迅的不少被称作杂文的文章，在我看来，已具有散文诗的性质，完全可以进入艺术殿堂的。
王晓明先生认为鲁迅应该以全部心力写小说，而且主要应该写《孤独者》一类小说。至于《阿Q正传》一类小说，则不具备独特价值。因为《阿Q正传》是批判国民性的。那促使鲁迅塑造阿Q的启蒙意识，并非鲁迅独有。早在鲁迅之前，就有人提出改革国民性问题，至于以文学创作来揭示中国人精神病态的作家，则更多，从鲁迅时代到今天，都有人“在做着与鲁迅相同的事情，都在刻画不同的时代的形形色色的阿Q”。如果我的理解不错，晓明先生似乎在说，鲁迅批判国民性，写《阿Q正传》，都是在做着可做可不做的事，甚至是在做着大可不做的事。这种看法也很难令人信服。批判国民性，以文学的方式揭示中国人精神病态，固然是好几代人的共同事业，但唯有鲁迅的《阿Q正传》，才在这一点上达到了无人能企及的高度。鲁迅如果不写《阿Q正传》，会有别人能写出同样水准的作品吗？而如果没有《阿Q正传》，我们对中国国民性的认识，对中国人精神病苦的体会，对“精神胜利法”的领悟，会达到现在这样的深度吗？在我看来，独特性的价值，主要并不表现在做与别人不同的事，而表现为在与别人做同样的事时采取不同的方式，做出不同的结果来。在文艺创作中，独特性的价值，也不表现在题材上，不表现在写什么而表现在怎么写上。在这个意义上，恐怕谁也不能否认，《阿Q正传》有着充分的独特性。再说，优秀的作品，通常能具有脱离和超越了作者创作意图的意义。即使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动机是启蒙，是揭示中国人精神的病态，是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但阿Q这一艺术形象所蕴含的意义，恐怕已远不止此。就说那“精神胜利法”吧，谁能说只在某一阶层某一民族某一时代的人身上才有呢？在我看来，这种精神现象，其实是存在于任何阶层任何民族任何时代的人身上的。《阿Q正传》，实在可以说揭示了人类的一种普遍的精神现象，或者说一种普遍的精神病态。恐怕也唯其如此，《阿Q正传》才在众多的同类作品中，卓尔不群。那么多“做着与鲁迅相同事情”的作品，今天都烟消云散了，独有鲁迅做的事不可磨灭；那么多被刻画的“不同时代的形形色色的阿Q”，今天都湮没无闻，独有鲁迅的阿Q家喻户晓。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阿Q正传》的独特吗？再说，王晓明先生认为鲁迅可不必写《阿Q正传》这类启蒙意识强烈的作品，而只应写《孤独者》那类抒发绝望情绪的作品，然而，没有先前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这类作品，便不可能有后来的《在酒楼上》、《孤独者》一类的作品。鲁迅绝不可能越过《阿Q正传》而写《孤独者》。写《阿Q正传》时，鲁迅心中有希望；写《孤独者》时，鲁迅心中有绝望。而如果没有先前的希望又如何能有后来的绝望呢？绝望的产生，正是由于希望破灭所致，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希望是绝望之母。倘若没有《呐喊》时期的呐喊，便不会有《彷徨》时期的彷徨；倘若没有先前的奋发，便不会有后来的颓唐；倘若不曾对启蒙怀有强烈的希望，便不会有后来对启蒙强烈的失望；倘若不曾写过《呐喊》，便不会去写《彷徨》。不妨说，《呐喊》是《彷徨》之母，《阿Q正传》是《孤独者》之母。
把整个鲁迅的价值降格为小说创作的价值，表现了一种小说崇拜的心理障碍；而把鲁迅小说创作的价值降格为《孤独者》这一类小说的价值，表现的则可以说是一种心理障碍中的心理障碍。这种心理障碍中的心理障碍，使得王晓明先生在评价鲁迅小说时，价值尺度时常显得有些混乱。
在整体上，《彷徨》比《呐喊》在技术上更圆熟，这是鲁迅自己也指出过的。但在论及鲁迅小说的艺术缺陷时，王晓明先生的尺度并不总相一致。王晓明先生先标举一种现代小说的观念：
一般说来，现代小说和戏剧不同，它的情节本身并不重要，它常常就像是台后的布景，为具体的描写提供一个场地。可在鲁迅的有些小说里，情节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王晓明先生认为，由于受启蒙意识的左右，鲁迅的有些小说，“首先是情节的凸出”，而这是不够艺术的，是不合现代小说规范的。然而，如果说现代小说的一大特征是淡化情节，那么，它还有一个同样大的特征，便是淡化人物。人物形象的鲜明性和人物的典型化，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人物性格的个性化，在现代小说中，也都是被淡化了的。在现代小说中，人物往往成为一个符号，一种象征。但在论及鲁迅小说中的人物时，王晓明先生又并不遵循这种现代小说的人物观念。王晓明先生指出鲁迅把人物当作单纯的象征符号；指出《药》、《风波》中对人物“几乎不作什么刻划”，“形象都非常单薄”；指出《示众》、《长明灯》里的人物，“则连姓名都没有”；指出《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长明灯》中的疯子，《阿Q正传》中的阿Q，“他们精神世界和社会身份明显不相符”；指出《阿Q正传》中，“一直到去刑场的路上，阿Q的性格都没发生什么明显的变化”……而王晓明先生认为，人物的这种状况，是不可取的，是不艺术的，也是启蒙意识在作祟。在这里，王晓明先生显然又是在用一种传统小说的人物观念来度量鲁迅小说了。对同一篇小说，在度量其情节时，使用现代小说观念；在度量其人物时，则使用传统小说观念。——这是否可说是价值尺度的混乱呢？
其实，说鲁迅的那部分小说是情节化的小说，恐怕也不合实情。《狂人日记》、《阿Q正传》，哪有什么特别凸出的情节呢？即便是王晓明先生举出来作为例子的《药》、《长明灯》、《示众》，也并非“首先是情节的凸出”的。就说《示众》吧，哪有什么显眼的情节，这篇小说，其实正是使用了晓明先生推崇的“散文化手法”，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篇优秀的散文。
对鲁迅小说中的杂文笔法，晓明先生也颇多微词。王晓明先生认为“小说和杂文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并不能够互相掺杂”，“小说中的一切都应该融入具体的形象描写，就像精神和肉体那样不可分离”，“一部真正出色的小说中间”，不应该有某种独立的成分。这种小说观念，也同样值得商榷。其实，实在不必把各种文体分得那样清，尤其在大家那里，体裁意识恐怕是很淡薄的。就说鲁迅吧，有的小说实在是杂文化的小说；有的杂文，则是小说化的杂文。至于《野草》中的《过客》，则是戏剧化的散文诗。鲁迅小说中杂文笔法在各个具体的作品里有着怎样的艺术效果，那是一回事。至于在小说中允不允许这类笔法，则又是一回事。举例子的话，可以举出许多世界文学大师的例子。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作品中，有许多脱离具体形象描写的“论文笔法”。再近些，黑塞《荒原狼》中，有“论荒原狼”的长篇论文，昆德拉《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中，有“误解小辞典”——这些部分，往往成为他们小说中的点睛之处，成为支柱。在昆德拉那里，杂文或论文笔法是常用的，其程度远甚于鲁迅。王晓明先生常以“世界文学”的眼光打量中国文学。黑塞、昆德拉该算世界文学中的大师了吧，《荒原狼》与《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该算世界文学中的杰作了吧。如果联系这些来看鲁迅小说中的杂文笔法，是否该有另一种评价呢？如果联系到昆德拉的《不朽》一类作品来看鲁迅的《故事新编》，是否该有另一种说法呢？
王晓明先生评价鲁迅小说时尺度的不一致，还表现在对小说是否应该深刻的看法上。《鲁迅：双驾马车的倾覆》中，先说：“我总以为，一部小说写得好不好，主要并不看它的主题思想是否深刻”，而在后面，又希望鲁迅“做一名悲愤深刻的小说家”，这难道不也自相矛盾么？
王晓明先生在研究鲁迅小说创作心理障碍时，会让人得出鲁迅价值甚微的结论，会常常表现得自相矛盾。而之所以如此，我想，正因为他在研究鲁迅心理障碍时，自身也是带着一种心理障碍的。
1993年11月中旬于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