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生前本以史学名家，写下了近五百万字的史学著作。然因其史著（特别是其煌煌巨著《石匮书》）三百多年来一直密锁深藏，鲜为人知，今人徒以散文家目之。连以搜集明史参考文献最翔实著称的《剑桥中国明代史》，其“书目”编中，亦无一语及于张岱史著。今人治中国史学者，亦罕见涉及。实则张岱的史才、史识，在“浙东四大史家”（谈迁、张岱、万斯同、查继佐）中，时人认为他“最为佼佼”王雨谦语，（见国家图书馆藏王氏手稿《硕迈集》。）。王雨谦甚至认为，张岱“《石匮书》告成，特与《史记》并有古今”（《〈张宗子诗集〉叙》）。张岱在史学上的卓越成就与贡献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尚待全面、深入的研究。本章拟对张岱史学成就及其贡献做初步探讨。
一、史著概评
张岱史著（含参与修撰者）达十馀种之多，现存世者十种。以世人获睹者不多，兹先为简介概评如下：
（一）《古今义烈传》
《古今义烈传》（八卷）系张岱22岁～32岁（1618～1628）时所撰。此书之作意，乃有感于明末“士气”之不张，旨在表彰历史上的节义之士，刺恶扬善，“使后人知鉴”（《自序》）。全书内容，上自西周，下迄金元。“手自钞集，得四百馀人，系以论赞”（崇祯原刻本《凡例》。）。例体为：前小传，后赞语。明亡后，续有增订，增至五百馀人国家图书馆崇祯戊辰藏刻本《自序》有初稿“手自钞集，得四百馀人”之语，道光三年刻本序文文字有修改，谓是书“始于周镐京，迄于明崇祯甲申，得五百七十三人，四百七十三篇”。其所叙述，有与正史事同文异者，有取材于野史事同而文全异者。全书辩证博洽，持论平允。陈继儒序称：“其条叙人物，深得龙门精神。典赡之中，佐以临川（刘义庆）。”崇祯戊辰刻本序二。刘荣嗣（半舫）序亦称其书奇古灵隽，盖统腐《史》、《世说》合成一家之言。崇祯戊辰刻本序三。其自序云：
天下有绝不相干之事，一念愤激，握拳攘笔，揽若同仇。虽有路人，遽欲与之同日死者。余见此辈，心甚壮之。故每涉览所至，凡见义士侠徒，感触时事，一丁患难，余惟恐杀之者下石不重，煎之者出薪不猛。何者？天下事不痛则不快，不痛极则不快极。强弩溃痈，利锥拔刺，鲠闷臃肿，横决无馀。立地一刀，郁积化尽，人间天上，何快如之！苏子瞻无病则多蓄药，不饮而多酿酒，尝曰：“病者得药，吾为之体轻；饮者困于酒，余为之酣适。”余于节义之士，窃以为然。当其负气慷慨，肉食虎狼，冰顾汤镬，余读书至此，每为之颊赤耳热，眦裂发指，如羁人寒起，颤栗无措；如病夫酸嚏，泪汗交流，自谓如王处仲之歌《老骥》而击碎唾壶，苏子美之读《汉书》而举满大白……余自史乘，旁及稗官，手自钞集，得四百馀人，系以论赞，传之劂剞，使得同志如余者，快读一过，为之眦裂，犹余眦裂；为之抚掌，犹余抚掌。亦自附子瞻之蓄药酿酒，专以自为意也。（据崇祯戊辰原刻本（南图藏缩微胶卷），下引同）序末署“崇祯戊辰（1628）鞠月，会稽外史宗子张岱读书于寿之楼，秉烛撰此。”于节义之士向慕之忱，溢于言表。又有“凡例”十则，述体例及对“节”、“义”观念的理解，略谓：
一、凡慷慷赴义，必于仓皇急遽之中，生死呼吸之际，感触时事，卒然迸裂，如电光江涛，不可遏灭。虽生平无一面之交，遽欲与臧洪同日死者，此为第一；其与受人恩结而死如荆轲、聂政之流，不在此例。
一、君臣之分，莫逃天壤。无论名节悬其于前，实亦斧钺逼于其后，故一丁艰厄，有死无他。至于草莽卒徒，分谊殊绝，乃有为国捐驱，至死不悔，是盖纯任愤烈，非谓当然而然也。凡如此者，悉并列之。
一、家臣门客，名分难定，乃名士不久射勾，贤臣亦尝鬻，朝秦暮楚，并世有之。有如展转于家亡国破之馀，困顿于托孤寄命之日，至有仇雠相向，如预让、贯高之流，血族骨骸，万死不顾，较之莫逃之臣，尤难之难也，为之掩卷三叹……一、有死主之勇，须先有择主之明，苟死托身非人，不能见几，复为死难，则是蔡邕之哭董卓，杨雄之死王莽，徒资万世笑骂耳，何义之与有？故凡狗党狐群，概摒不录。
一、古来以人为谋事，既竭心臂，继之以死者，如田光、侯羸、古押牙之辈，据其生平，亦堪称侠烈；但皆积处所成，非义愤所激，故李秃翁聚《藏书》入之“智谋”而不入之“直节”，是具眼者。
一、博浪一击，千古有椎秦帝之子房；沫浴一朝，万世有讨陈桓之孔子。虽亦空弦，有关实录。吾尝读汉吉平与宋施全传，毛发倒竖，寒栗不能自禁，何快如之！故凡豺狼当道，请剑无门，虽能以一身挫其锋，以片言折其角者，并收列之，盖欲以空言存斧钺，不欲以成败论英雄也……一、间有商及时事，谬据传闻，自成月旦，不无亥豕之讹，亦欲行曲附会，亦欲成人之美耳。责之者曰：朝宪末申，公论未定，辄敢雌黄，尔何僭且诞也？余应之曰：以草莽之董狐，定椰榆之野乘，足遭两官之诛，决不泯三代之直也。觉尔时扬意气：汤镬在前，亦冰顾之矣。
一、世人空列须眉，终鲜仁义，吾不得而求之夷；则有达官乃尔，吾不得而求之兽，则有义马、义猴。夫马如孙符之救去于泉下，猴如弄猴之击贼于殿前，即是马中之尉迟敬德，猴中之段秀实也。余特署之简，以愧世人之不知猴马者。（同上，据崇祯戊辰原刻本）以此标准，全书所选各代有代表性的人物伯夷、叔齐、左儒、预让（附青莽）、左伯森、鲁仲连、伍员、申包胥、介子推、董狐、程婴、公孙杵臼、高渐离、张良、栾布、贯高、朱家、缇萦、灌夫、任安、光路、彭修、廉范、郑弘、朱宠、于倜、赵承、郭亮、文姬、戴就、魏劭、孙嵩、孙斌、闾子直、甄子然、曹娥、苟巨伯、吴导、郭辑、何、李蔫、毛钦、赵戬、张进之、释昙迁、崔浩、高允、钟离君、许令、李大亮、李纲、狄仁杰、吴保安、张观海、宋秀、冯天禄、姚长子、毛惜惜、赵燧、林见素、林文贵、康海、张乐仆、云奇……等400馀人，明亡后作又加之入不同阶层的殉国忠烈60馀人。从《凡例》及选目和人物论赞中，我们可以看出张岱关于“义”“烈”的基本观念和已初步形成的历史观点：
其一，他特别注意为小人物立传。全书所选，虽有高浙离、任安、伍员、狄仁杰、李纲、康海等名人，而泰半为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门客、僧人、佣工、乞丐，无不有之，因为在作者看来，“世之（士）人，空列须眉”，权衡利害既多，反不如“不明史法，不知屎里觅道”（鲁迅语）的卑者、贱者有自发的正义感和“万死不辞”的精神；其二，“有死主之勇，须先有择主之明”：即无论为“义”抑或为“烈”，均须有是非观念即正义的形上标准。离开了正义感，即便有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之勇，亦不过是“狐朋狗党”之“勇”，并无足取；其三，不以成败论英雄。因为“豺狼当道”或国破家亡之际，若请剑无门，需要的正是这种全然不计利害得失，“以一身挫其锋，以片言折其角者”：此则虽败犹成，虽死犹荣。很显然，张岱提倡这一点，与其所处之“病在命门”的时代是有直接关联的。
（二）《石匮书》与《石匮书后集》
《古今义烈传》甫告完稿，张岱已开始发凡起例，“添修五凤”，最后费近四十年之力写出了有明一代纪传体通史《石匮书》及其《后集》。
《石匮书》凡二二一卷，《后集》六三卷，总计二八四卷，约300万字。前集上际洪武，下迄天启；《后集》记崇祯一朝史事而以明亡后抗清复明运动为基本中心。
《石匮书》手稿本今仅残存八册，另有凤嬉堂原抄本及藏清钞本。钞本内容最全，惟与风嬉堂抄本编次不同：首目录；卷一～卷十七，本纪（高帝、让帝（附《致身录》）、成祖、仁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皇后、太子）；卷十八卷～卷二十三，世表（同姓诸王、开国功臣侯者、靖难功臣侯者、洪熙以后功臣侯者、恩泽外戚侯者）；卷二十三，明兴以来直阁典铨年表；卷二十四～卷三十七，志（天文、地理、礼乐、百官（上下）、河渠、刑名、兵革、钱刀、马政、茶马、历法、盐荚、漕运、艺文）；卷三十八～卷五十六世家（徐达、常遇春、李歧阳、沐英、邓愈、汤和、刘基（附刘王景）、张河间定兴、朱东平、戚畹、高（帝）二十二王）、文二王、昭九王、睿七王、纯十王、肃一王、景恭王、庄一王等）；卷五十七～二百二十二，列传；另附《文献志》即引用书目一卷。
与一般官修史书相比，此书在体例方面颇多创获，如《志》内加入马政、盐荚等志；列传于人物外另列“门户”、“三案”（廷击、红丸、移宫）、“独行”、“妙艺”、“名医”、“列女”（案，非烈女）、“宦者”、“胜国遗臣”、“群雄”、“盗贼”、“四裔”诸传，均系根据明代历史特点，为使叙事更加明晰、条贯而设。如“儒林列传”之外，另立“王守仁列传”、“阴明弟子列传”之目，实因王学起后，“门徒几遍天下，遵朱者无复几人矣”（朱彝尊语），引起了哲学上的巨大变革，开启思想界一代新风，迥非传统“儒林传”所可范围；“门户”、“三案”、“盗贼”、“开国群雄”诸传，则吸取了纪事本末体“善叙一事始末”之长，以之与人物列传相配合以考镜源流（如“顾宪成列传”后即继以“门户列传”，使读者对东林崛起后党争始末有明晰的了解，而“三案”又与此有关）；“名医”、“妙艺”诸传，反映出作者对民间、市井“一技一艺”的高度重视，颇具开放眼光和新的思想意识；志中如“马政”、“盐荚”诸志亦颇具特色，表现出作者对现实社会问题的高度重视。又，志、传前大多有长篇总论，而末附论赞（“石匮书曰”），以总论撮叙源流或作总评，论赞则就具体人物或事件作具体评论，二者相辅相配。这种安排，实合史论与纪传体史著于一体。因作者明末撰写此书长达十七年之久，明清易代之后，又反复修改十年，尚未定论；清初避迹山林，意绪苍凉，痛定思痛，复与二三野老反复研讨，总计完成全书前后共历时四十馀年（见《与李研翁》书）。故其书总结明代亡国教训，反思历史治乱轨迹，比之《古今义烈传》，不惟材料更加充实，其对历史的认识亦更为成熟、深刻得多。“总论”及“石匮书曰”评论历史事件和人物，思想条贯，语言精辟充满了不少真知灼见且多哲学文化意味，洵为自成一家之言的巨著。《后集》固有少数材料已见前集，但作为中心来写的崇祯一朝，政事云波诡谲，史料隐晦，可发之覆极多，故作者持审慎态度，主张“俟后论定”。以今存世之本而论，虽体例与《石匮书》大致一脉相承，然其论析政局及诸多史评，颇有胜于前集者。殆其所写，多身历、亲闻之事，以当代人与当代史事，又写于明亡之后，虽因材料原因，体例之周密稍逊前集，然因所写为当代之事，叙事件及人物始末更为具体入微；特别经过亡国之痛后，细察每事之源流演变，评论多入木透底，弥足珍视。
概言之，《石匮书》及其《后集》不失为体大思精之作。作者自谓此书系有感于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的现状发愤而作，态度极其严肃认真，四十年间，凡“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稍有未核，宁厥勿书”（《张子文秕》卷一《石匮书自序》。）。同时具有十分客观的态度：“不入仕版，既鲜恩仇，（遂）不顾世情，复无忌讳，事必求真，语必务确”（同上《自序》）关于此点，（另可参看《张子文秕》内《与周戬伯》、《与李研翁》两文。）；又继承中国优秀史家特别是司马迁的传统，“文史合一”，不少篇章可作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来读。王雨谦谓此书“告成，特与《史记》并有古今”（王雨谦《琅诗集叙》，国家图书馆藏《张子诗秕》卷首。），如从治学态度及风格角度言之，并非夸张之言。此书在中国史学史上无疑应占一席之地。
（三）《史阙》与《明季史阙》
《史阙》十四卷，题“古剑陶庵张岱”，内容为：卷一，三皇五帝纪；卷二，夏商周纪；卷三，春秋战国纪；卷四，西汉纪；卷五，东汉纪；卷六，三国纪；卷七，晋纪；卷八，南北朝纪；卷九，隋纪；卷十，唐纪；卷十一，后五代纪；卷十二，北宋纪；卷十三，南宋纪；卷十四，辽、金、元纪。
作者撰此书宗旨，见于《张子文秕·史阙序》，略谓：
余读唐野史，太宗好王右军书，出奇吊诡，如萧翼赚《兰亭》一事，（正）史反不载焉，岂以此事为不佳，故为尊者讳乎？抑见者不得其真乎？余于是恨（正）史之不赅也。（故）为上下古今，搜集补阙。得一语焉，而全传为之生动；得一事焉，则全史为之活现。苏子瞻灯下顾其颊影，使人就笔模之，不作眉目，见者皆失笑。知其为东坡，盖传神正在阿堵耳。余又读唐正史，太宗之礼敬魏征，备极形至。使后世拙笔为之，累千言不能尽者；只以“鹞死杯中”四字尽之，则是千百言阙，而四字不（可）阙也。读史者由此求之，则书隙中有全史在焉，奚阙哉？此据凤嬉堂抄本《张子文秕》，郑佶刊《史阙》前载此序，文字有小异。
此书基本内容，如序文所言，一是纠“为尊者讳”的正史之缺。他遍搜诸野史、笔记，对实有其事而为正史略去者，广收博采，对十七史渐次补充、辨证，而所补者多为本纪、世家中所“讳”的资料。这反映出张岱一个基本史学观念：撰写历史必须绝对忠实于历史事实本身，忌讳根本无必要。如谓房玄龄“徒善应制（公文），而不失为名相”（《唐纪》）；唐太宗为一代明君，纵使赚《兰亭》之事为不光采，亦不必为之讳。因为帝王也是凡人，评论历史人物须看大节，如实直书则“反见其真面”。他自己正是这样做的：如对朱元璋，他一方面认为他在统一国家方面“功逾尧舜”，同时又在《陶庵梦忆》里讥其有“暴发户气”（见卷二）。他做《家传》，也是以这种态度，于其高、曾、祖、考的功过是非一一叙之，充分表现出一个真正历史学家的理性主义精神。二是强调史著除了真实性外，还必须生动传神。“得一语焉，而全传为之生动；得一事焉，而全史为之活现”。张岱是文章高手，深得史传写作的要领：史料再准确，如“一昧堆垛，终成腐臭”（《石匮书·文苑列传》）。在古代史家中，张岱最推崇司马迁，因为他能将真实性和生动性结合恰到好处。“太史公得意诸传，皆于无意中得之”（《石匮书自序》），就是因为他能抓住典型对话语言与典型事件。张岱本人的史传写作，亦深得其中三昧。如《古今义烈传》写司狱宋秀，简短介绍生平后，只写他因看不惯官场黑暗，挂印而去，结尾仅以“自是不言官中事”七字了之（《古今义烈传》卷十三。）。
平心论之，张岱在《史阙》中所标举的此二义是有非常大的积极意义和针对性的。因为传统正史中，除《史记》等少数几部外，“为尊者讳”和缺乏生动性，乃其通病。《史阙》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即在于此。清人郑佶评论此书，谓“其所叙述，有与正史事同而文异者，有与正史全异者，辨证博洽，持论平允，尤非熟读百史而得洵者”（郑佶编《史阙》（十四卷本）跋。）。堪称中的之评。
《明季史阙》为是书之续编，上自洪武，下迄洪熙。写作时间当在入清以后。作者出身史学世家，最熟悉国朝典章掌故，所集史料价值更高。惜清钞本（版心有“鹤轩日稽”四字）似为未全之残本（最后一页有“补永乐”三字标题，仅钞完一行）。
（四）《康熙会稽县志凡例》与《西湖梦寻》
康熙壬子（1672），会稽续修县志，当局者慕张岱之名，礼聘张岱主修。张岱以痛恨异族统治等原因，力辞而不获允。《张子文秕·与张噩仍（文成）》书云：“不肖以废弃陈人，株守泉石，并不与闻户外之事，而郡、县不知何所见闻，乃以《会稽志》事相属。不肖辞让再三，不得俞允，正在踌躇，乃有宗兄肯毅然任事，不吝糗米余生不辰，阔别西湖二十八载，而梦中之西湖，未尝一日别余也。前甲午、丁酉，两至西湖，如涌金门商氏之楼外楼，祁氏之偶居，钱氏、余氏之别墅，及余家之寄园，一带湖庄，仅有瓦砾。则是余梦中所有者，反为西湖所无。及至断桥一望，凡昔日之弱柳夭桃、歌楼舞榭，如洪水淹没，百不存一矣……今余僦居他氏，已二十三载，梦中犹在故居……儿曹诘问，偶为言之，总是梦中说梦，非魇即呓也。因作《梦寻》七十二则，留之后世，以作西湖之影。
该书的最大特色，是充满强烈的沧桑之感。写法上受《东京梦华录》、《西湖老人繁胜录》影响甚大。作者前半生，居杭州之时间近半，熟悉西湖的一草一木；国变后虽二十馀年未到西湖，然所记明末西湖之景，仍栩栩如生，同时附录有关诗文，以存其真。概言之，全书以优美的散文笔法记西湖名胜古迹，犹如风俗画，而以“梦”名，寓故国之思于地理著作中，一咏三叹，有极强的抒情性而又不失地理学著作的基本体例，在记名胜古迹的著作中堪称别具一格，在历代记西湖的著作中亦卓负盛誉。书前别有李长祥、祁佳、道隐（金堡）、查继佐诸人序言，大都指出了这一特色，并推崇备至。
（五）《有明于越三不朽图赞》
此书系张岱晚年与徐沁（野公）合作而成，于1679年秋付刻，“工末半而逝世”，后由其外甥孙仲谋将版片托给余（慕村），乾隆年间始得面世。
《三不朽图赞》凡十八卷，收越郡古今“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之人物一百馀人，右人物像，左传略、赞语，系合像、传、赞一体的乡邦历史人物研究专著。乾隆戊戌朱秉直刻本有蒋士铨序、张岱自序。张岱自序末署“岁在君滩（1680）仲秋古剑老人识”。又有民国八年排印本，前载蔡元培序，张岱自序末署易为“庚申（1680）八月明后学张岱敬书”。又，鲁迅先生宝爱此书，有手自补绘图像本，今藏鲁迅博物馆。
本书分立德（理学、忠烈、忠节、忠谏、孝烈、义烈、节烈、清介、刚直、盛德、隐逸、生孝）、立功（勋业、相业、功业），立言（文学、博学、画学）三门十八目。张岱自序云：
在昔帝赍良弼，即以图像求贤，而汉恒帝征求姜肱不至，遂命画工图其形状。古人以向慕之诚，致思一见其面而不可得，则像之使人瞻仰者，从来尚矣。是以后之瀛州、麟阁、云台、凌烟，以至香山九老、西园雅集、兰亭修禊，无不珍重图形以传后世，使后之人一见其状貌，遂无汉武帝不得与司马相如同时之恨，亦快事也。余少好纂述国朝典故，见吾越大老人立德、立言、立功以三不朽垂世者，多有其人。追想仪容，不胜仰慕。遂与野公徐子沿门祈请，恳其遗像，汇成一集，以寿枣梨，供之塾堂，朝夕礼拜，开卷晤对。见理学诸公则自愧衾影，见忠孝诸公则自愧有愧忠孝，见清介诸公则自恨纠缠名利，见文学诸公则自愧枉读诗书，见勋业诸公则自惜空蝗梁忝，见文艺诸公则惟恐莫名寸长。以此愧厉久之，震慑精神，严惮丰采，寤寐之地，如或遇之，其奋发兴起，必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矣。此据乾隆刻本，文字与民国排印本颇有异同。
陈锦评论此书曰：“其难能可贵者，总无逾乎气节。气节之重，理学为宗，是书首列王（阳明）、刘（宗周），而继以殉义诸贤者，时出老人感时嫉俗之心，题曰‘有明’，犹存胜国遗忠本旨。”光绪刻本卷首。实得张岱撰写是书之本旨。
与《石匮书》及《史阙》相比，此书选材少数地方尚有思想不够条贯处，如关于妇女节烈问题，赞语尚有些许格。殆其书写作时间较长，而最后未及统一义例，加之传刻过程中，清人臆改之处亦复不少参见民国八年刊本李慈铭校记。然大体言之，此书亦是张岱史著中相当重要，别具一格，且思想与《石匮书》等一脉相承的著作。
（六）其他
张岱一生以修史为职志，除上述诸作外，他还参加了《明史纪事本末》的部分撰写工作，已详本书第一章。
另外，他写过《张氏家谱》，惜其书已佚。《快园道古》二十卷为回忆录性质的著作，书中记明代人逸事，或得之载记，或系亲闻亲历，亦有颇高的史料价值。如记山东鲁肃王（岱父为肃王右长史）、记冯梦龙、记杭州酒坊情况等，因系作者亲历之人、事，为他书所未载，事虽细微，于治社会史亦颇有价值。《夜航船》系小型百科辞典性质的文史工具书，虽非专著，然作者修撰态度至为认真，将有关历史知识分门别类，广征博引，虽有些方面的知识在今天已失其实用性，但作为读文史的工具书，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另外，《张子文秕》中的不少传记、行状，既是优美的文学作品，同时也是出色的史传，对明史研究同样有甚高的参考价值。
张岱史著，一方面充满了求实、求真的理性主义精神和浓郁的时代气息，同时踵武司马迁，力求文史合一，大多文采斐然。其史论尤为精彩：论事析人，多入木透底，而又以轻松、充满机趣的语言出之，举重若轻。在同时代的史家中，张岱实不愧为自成系统、卓有独特风格之大手笔。
二、治史原则和历史观
关于历史撰写，英国历史学家E·卡尔说过一段生动而颇深刻的话：“称赞一位历史学家叙述准确，就像称赞一位建筑师在他的建筑中用了干燥的木材或适当的混凝土，这是他进行工作的必要条件，而非主要职能。”“事实本身要说话，只有当历史学家要它们说，它们才能说”卡尔的意思是说，叙述的准确，“事必求真”，是一个真正历史学家的本分，是治史者应具的基本态度和原则；与此同时，写的历史本身就是一种选择（参见《汤因比论汤因此》），在无数历史事实中选择什么，要表述什么，这乃是历史学家来决定的。对选择的事实加以评判抑扬，所表现的即是历史学家的原则和观点。
张岱集史料专家和史学理论家于一身，他之治史，自始到终都有其一以贯之的原则和对历史事件的独特看法（观点）。以下次第论之。
（一）“事必求真”“宁阙勿书”
中国正史凡例或跋语中亦大多讲“事必求真”，但由于政治的关系，真正能做到这一点者几希。故而梁启超方之为“帝王之家谱”，鲁迅先生更直斥为“粉饰太多，涂抹太厚”（须知他们是真正读过二十四史的！）；这虽不是一笔抹倒正史，但平允论之，除《史记》等少数几部，“如实直书”的原则正史中实则已大打折扣——尽管御用史官们对董孤无论出于其真心与否仍然称赞如仪。
与正史修撰者们相比，张岱因“不入仕版”，所作毋需“进呈御览”，又“既鲜恩仇，遂不顾世情，事必求真，语必务确……稍有未核，宁阙勿书。”《张子文秕》卷一《石匮书自序》。
正是由于义无反顾地始终坚持不忌讳、宁阙勿书的写作原则，他撰写《石匮书》曾“五易其稿，九正其讹”，花了近四十年时间孜孜如此。（《张子文秕·与周戬伯》）。为搜集、核正材料，他先后到过山东、江西、北京、安徽等近十省之庐陵、徽州等二十馀州邑，“讯问遗老”，将文字材料与“讯问”所得一一核实，态度极为谨严。
关于材料“稍有未核，宁阙勿书”，举一事足以说明。他写《石匮书》（原名《明书》），按体例本拟上起洪武，下迄明亡（甲申）。但实际写作过程中，前集只写到天启七年，这一方面是他对自己成熟时期所亲历的崇祯一朝政局变化还在反复思考，觉得尚待“细细论定”；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材料的缺乏。为收集材料，除1652年亲赴江西考察外，1656年他经过反复权衡，终于决定到杭州帮助谷应泰修撰《明史纪事本末》，其根本目的就在于利用谷氏所藏的丰富材料。他在杭州写给谷应泰的信说：
吾兄朴茂长厚人也，言事讷讷，不易出诸口。而为弟较正《石匮书》，则善善恶恶，毫忽不爽……弟向修《明书》，正至天启。以崇祯朝既无《实录》，又失《起居》；六朝章秦，闯赋之乱，尽化灰烬；草野私书，又非信史，是以迟迟以待定论。今幸逢谷霖苍文宗欲作《明史纪事本末》，广收广七朝邸报，充栋汗牛。弟如其中簸扬淘汰，聊成本纪，并传崇祯朝名世诸臣，计有数十馀卷，悉送文几，祈著丹铅，以终其役……专此奉恳，伏望垂俞。《张子文秕》卷八《与周戬伯》。
王雨谦评此尺牍“虚怀远识”（凤嬉钞本《张子文秕》王雨谦夹评。）。所谓虚怀远识，就是在材料不足时“不苟下一笔”的极为严谨的态度和虚心广纳友人之言的大学者气度。
正是由于有（一）“稍有未核，宁阙勿书”的谨严态度（按，藏抄本《石匮书》附有引用书目，达二百馀种之多）；（二）“行千里路”实地考察、“讯问遗老”的踏实精神；（三）虚怀远识、广纳人言的气度，故张岱的撰史，确显示出非同凡响的大史家气象。这种气度，特别是其求实精神在《石匮书》等史作中时时显示出来。
我们且先从他对令史家最难措手的对农民起义和对皇帝叙述和评论说起。
对封建时代的农民起义，如何评价，史学界到今天依然争议很大。张岱处在那个时代，自己又出自簪缨世家，自然有他的阶级偏见。问题是“偏”到什么程度。不错，他在著作中大都称起义者为“贼”或“匪”，但我们如细致研究，就会感到他并不太“偏”，起码比起官修正史来要冷静、客观得多。其立论原则总体说来就是“求实”。如其论刘六、赵燧起义：
正德间豹房之祸，以边帅诸人近在君侧，稍有跋扈则祸起辇毂，且知大盗刘六等，日待上蹴鞠场中，轶材鸷兽近在肘腋，言之亦可为寒心矣。人主少不知检，而性命直穿之貂指顾间，社稷宗庙之身可不自知重乎？
又曰：赵疯子（赵燧绰号）自比黄巢而才略远不及，但其好恶甚明：至泌阳而欲杀焦芳，到钧州而不攻端肃。（此其）旌善。创忒，则盗也，而不得竟指之为盗也。杀掠之中乃寓衮钺，人心大服，然则盗亦有道也哉！《石匮书》风嬉堂钞本卷二一二“石匮书曰”。
照张岱看来，“大盗”之出自有其因，这就是因为皇帝本身之不检点，一味嬉游，滥用宦官；而“盗亦有道”，尚知“旌善”惩恶，使“人心大服”。追究起来，皇帝的责任更为重要。在《古今义烈传》里亦特作赞语云：“赵燧，尔盗也，复欲杀盗；尔暴也，复欲除暴。逆而施之，毋乃颠倒。吾以尔之欲杀盗也，而知尔非盗；吾以尔之欲除暴也，而尔吾非暴。”（卷十四）对高居庙堂之上的大学士焦芳与“大盗声著”的反造者，其憎、爱之情竟如此！他论邓茂七起义，谴责的也是秉国柄者之“松弛武备”。
这并不是片断性的言论。早在1636年写的《丙子岁大疫，祁世培施药救济，记之》一诗中，他就认为“民间敲剥成疮痍，神气太氵曳元气疲”乃是引起“辽东一破成溃痛，强蝥流毒势更凶”的直接原因：官方无止境的“敲剥”才引起了内忧（农民造反）和外患（清人虎视耽耽）。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理性认识，使他对造反者往往充满同情，而对于所谓“官军”，认为其骄横不法比之有组织的农民起义军反而大大不如。如在《石匮书后集》中，他明确地把农民军与官军对比描写：“唐通、白广思、左良玉辈，乳虎饿鹰，弱肉强食，百姓遂有‘贼过如梳，兵过如篦’之语，故宁可见贼，不愿见兵也。”而与之对垒之“贼”，则纪律严明：
（每）城下，贼秋毫无犯。自成下令曰：“杀一人者，如杀吾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得良有司，礼而用之；贪官污吏及豪强富室，籍其家以赏军。人心大悦。风气所至，民无固志，故一岁间略定河南南阳、汝宁四十馀州县。兵不留行，海内震焉。时丧乱之馀，白骨蔽野，荒榛弥望，自成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明季以来，（官）师无纪律，所过州县，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田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逋赋甚急，敲扑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贼，反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由是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凤嬉堂抄本《石匮书后集》卷六十三《盗贼列传》
这种情形，恰是作者“昔游淮、泗，亲见”所得。亲眼目击的事实，使得这位富有理性精神和正义感的史学家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明受贼之祸烈矣，吾谓受流将军之祸更烈于流贼。何者？盖四镇之溃兵不到，则淮、扬之藩篱不破；姑、熟之堵兵不出，则吕梁之北骑不来；花马（按，指刘良佐）之间谍不行，则黄闯（按，指黄得功）之咽喉不断。国家之大祸，无不以四镇酿成。而其后四镇身死，数十万骄悍之兵，俱变为鞑靼。今四方受鞑兵之害者，犹是四镇之馀孽也。其流毒可胜道哉！凤嬉堂抄本《石匮书后集》卷三十八《黄得功列传》。
又曰，徐征麟曰：李自成、张献忠覆国弑君之贼，罪浮于刘六、刘七诸人，不得同传。余谓自成，献忠，其伎俩不过与刘六、刘七等，而崇祯诸臣，蕴祟蒙蔽，诱养成之，亦自覆其国，自弑其君耳，与闯贼何与哉？同上，卷六十三《群盗贼列传》。
综括言之，张岱虽称造反者为“盗贼”，但理性告诉他，“官逼”是因，“民反”是果；民军的破坏性如“梳”，官兵的破坏性如“篦”，自毁社稷的正是皇帝与文官武将自身，“与闯贼何与哉”？作为一个出身地主阶级上层的史学家，有如此识力，是不目凡响的。
当然，对农起起义军的某些过火做法，他同样是持激烈批判态度的。特别是对以剥皮著称的张献忠，他殊无好感，认为“古今流贼之暴，自黄巢、赤眉之后，未有若张献忠之甚也。”《石匮书后集》卷六十三《盗贼列传》。我们认为，这一点非特不必为张岱讳，尤不必为张献忠讳。此事说来话长，想想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中叙述《蜀碧》及其“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病后杂谈》，《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7页。）的名言也就足够了。说句不客气的话，我们有些史学工作者，看问题反不及张岱那样辩证、冷静，四百年过去了，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他们无关，只要谈到农民起义，哪怕是剥皮式的，也千方百计寻找其“正义性”。我们认为，这恰恰是违背“事实求是”的史学原则的。
再看他对皇帝的批评。
张岱始写《石匮书》始于崇祯元年（1628），是真正的“以当代人写当代史”。其勇、其识，在其同时史家中实系凤毛麟角，如没有“直面人生”的勇气，其批评的穿透力绝不会至今仍有如此打动人心的之魅力。以下选择典型者分别论之。
对流氓出身的朱元璋，张岱思想颇为复杂：亡国之际，当视之为朱明王朝的象征时，他的推赏多于贬抑，但作为历史学家来“评判千古”，其下笔则慎之又慎，犹如司马迁之写汉武帝，“本纪”之外不便说的话则以“散见”法遍置于《史记》全书之中。除我们在第三章论及的他追究八股制度的责任归之这位开国者之外，其讥弹几遍于《石匮书》全书。惟其以互见法出之，人不易察耳。
张岱始写《石匮书》时33岁，其时距明亡尚有十七年，他以当代人撰写“国史”，本来，如鲁迅先生所言，往往朝代一长，由本朝人写的历史好人就越多，皇帝自然是个个“圣明”了。但在张岱笔下，这种情况很少，用他的话说，无论对什么都“不复忌讳”（上引《石匮书自序》）。他写《史阙》也正是本着这一原则，我们在第一节已论及。《石匮书》及其《后集》亦然，如他讥刺朱元璋的大肆杀戮功臣，愤怒地写道：“一时功臣，十去六七。怪诸臣皆戮力捐驱，入水出火，为高皇帝涤荡腥膻，洗濯日月者也。乃烹完走狗，罪以吠尧，抉尽良弓，诬以射影，封之不足，乃尽杀之，岂非秦始皇之故智乎？”凤嬉堂抄本《石匮书》卷十九《开国功臣侯者世表叙》。对于明成祖朱棣，他一方面称赞他对巩固北方边防方面有功（见《石匮书》卷二），但对于他为夺建文天下，同室操戈，凶残屠戮，在《让帝本纪》里激烈批评道：
吾夫子之志在《春秋》也，犹于定、哀多微词焉，况我革除之际乎？韩、高疏中格，而齐、黄之策（见）用，皆天也。累累殉国，千古罕俪，拊心抚笔而已。呜呼，此非臣子所得言也！凤嬉堂抄本《石匮书》卷二《让帝本纪》。
这即是说，对这位嗜杀成性的“成祖”，简直无话可说。真是“无声胜有声”，——“非臣子所得言也”！
对于那位自封“大将军朱寿”的武宗，他的批评是：“武宗英果刚毅，（本）是大有为之君，使其循规蹈矩，一出于正，以之绳文皇帝之武，不难也。乃流连荒亡，恣意游佃，万乘之驱，等于一掷，其不致颠覆社稷者，亦幸矣。”凤嬉堂抄本《石匮书》卷十《武宗本纪》。
明神宗朱翊钧是一位性格复杂的皇帝，至今史学界还大有争议。黄仁宇先生认为他后期的怠于政事乃出于有意与文官集团对抗——即消极罢工（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我们看看张岱的评论也许颇有意思：
石匮书曰：神宗冲年嗣位，英明果断，有江陵辅之，其治绩不减嘉、隆。迨二十年后，深居不出，百事丛挫，养成一骨凤嬉堂抄本《石匮书》卷十三《神宗本纪》。
简言之，求“真”原则就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盲从，也不故作惊人之论，这样才可以深察历史治乱之迹，即从史实中求史识。我们认为在这方面，张岱是其同时代史家中做得最好的人物之一。其博大或不及王船山，其条贯和系统性则过之。
（二）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
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的张岱（尽管他亦深受佛学浸润，但像王阳明一样，其佛学仍融入了儒家传统价值观念之内，尽管一介布衣，其思想深处仍有着与现实政治十分密切的联系。这种心理联系，在其所处之“季世”，表现为一种十分强烈的忧患意识。而正是这种忧患意识，激发了他对现实政治的激烈批判热情。他自言“张子志在补天”（《四书遇》），“补天”之志亦恰源于这种内心深处的忧患感。这一点倒确乎是孔子以来儒家的知识分子的一项传统。
张岱生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照他本人的看法，“明亡之征”已见于万历末年，亦即他出生的年代。他在这个将亡未亡的“季世”生活了48年之久（1597～1644），在忧患中度过了他的少壮时代和中年。他发凡起例撰写《古今义烈传》一书的基本观点，上节已约略言及，这里试再讨论他对“义”“烈”的向慕与其时代的关系。
该书《凡例》第十条云：
世之空列须眉，终鲜仁义，吾不得而求之夷；则有达官乃尔，更不得已而求之兽，则有义马、义猴。夫马如孙符之能救主于泉下，猴如异猴之能击贼于殿前，是即马中的尉迟敬德，猴中之段秀实也。余特署之简，以愧世人之不如猴、马者。崇祯戊辰刊本《古今义烈传》卷首（南京图书馆藏缩微胶卷）。
这里的斥责真堪称“刻薄”，直是对“文官爱钱不怕死，武官怕死又爱钱”（《石匮书》引崇祯语）的“昭代”作狮子吼。吼而不效，才对历史上的节义之士，无论其为贩夫走卒，门人佣工，充满深深的向往之情：“当其负气慷慷，肉视虎狼，冰顾汤镬，余每谈书至此，每为之颊赤耳热，眦裂发指，如羁人塞起，颤栗无措，如病夫酸嚏，泪汗交流……”《古义义烈传自序》，崇祯戊戌刊本（南京图书馆藏缩微胶卷。对“空列须眉”的士人或“乃尔”的“达官”，张岱已大有“怒其不争”之慨，故寄希望于敢于“立起一切，快何如之”的侠徒烈客。这种激愤，即源于对其所处社会开始全方位溃疡的忧患。《四书遇》内有一段夫子自道：
救世君子所以思狷思狂，正要与吾党共鼓舞庶民。庶民既兴，野夫游夫皆有志气骨力，那阉媚风气如云雾之消散，何独一二乡愿？（《四书遇》，第576页。）
同书《孟子·仁贤章》也是抒发同类感慨的：“夫一介之士，苟无密友，则缓急无所待矣；上天之道，一失之道，则草木犹或干之也；千金之家，久而不治，则执券诛之者纷然到矣。”（《四书遇》，第561页。）这话说得稍含蓄，实则这里“失之道”的“家”也就是“国”的别名。将“执券诛之者”已在陕北伺时而动了。
朝迁患了不治之症，且是全方位的，到那位试图奋发有为、励精图治的崇祯皇帝当政时，这病症已到晚期，再无国手可为之医了。应该说，张岱的忧患意识是促使他作史的主要驱动力。如果说写《古今义烈传》时，他还只是据社会现象以“捐”以“狂”的姿态作狮子吼，随着社会危机的一天天加深和自己思想更加成熟，他的激愤已转为反思治乱之因果，分析深度和批评力度都大大加强。以下试择两例说明之。
一是关于崇祯皇帝。
萧一山论及崇祯，谓“崇祯的运气也真够坏，他作了十七年的皇帝，偏碰着两个死对头：一个是皇太极，即位和死的时候都比他早一年；一个是李自成，造反和死的时候都比他迟一年，他一生受着这两个磨星，结果断送了明朝三百年的天下。”（萧一山《清代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言下颇流露出同情之感。对这位昭代皇帝，张岱的情感无疑要更为复杂，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人物，而作者思想最成熟的时代恰恰处于他的治下。《石匮书·烈皇帝本纪》中说：
自古亡国之君不一：有以酒亡者，有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以穷兵黩武者。嗟我先帝，焦心求治，旰食宵衣，恭俭幸勤，万几无旷，即主之中兴令主，无以过之。乃竟以萑符剧贼，遂至殒身。凡我士民，思及甲申三月之变，未有不痛心呕血，思与我先帝同时死之之为愈也。盖我先帝惟务节省，布衣蔬食，下同监门，遂以宫中内帑视为千年不必可拔之基，祖宗所贻，不可分毫取用。致使九边军士，数年无饷，数年无衣，其何以羁縻天下矣……先帝起信邸，知民间疾苦，不肯轻用一钱，故省制造，省燕会，省驿递，使天下无所不节省。而日货之勋臣，日货之戚畹，日货之内，天下视之，真谓帑藏如洗矣。而逆闯破城，内帑所出，不知几千百万，而先帝何苦日事居积，日事节省，日事加派，日事借贷，京师一失，无不尽出以资盗粮，岂不重可惜哉！故为天下求一拔乱反正之主，必如秦皇、汉武之倜傥轻财，方克有济。凤嬉堂抄本卷一。
关于行政及用人，张岱也有一段分析：“先帝焦于求治，刻如理财，渴如用人，骤如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觉有一番改革，向后思之，讫无一用。不亦枉觉此十七年之精励哉！即如用人一节，黑白屡变，捷如弈椹，求之老成而不得，则用新进；求之科目而不得，则用荐举；求之民俊而不得，则用宗室；求之资格而不得，则用特简；求之文科而不得，则用武举；求之词林而不得，则用外任；求之朝宁而不得，则用山林；求之荐绅而不得，则用妇寺。愈出愈奇，愈趋愈下。荐举，盛典也；倪文正（元璐），贤者也，其所荐举者，当不啻如何郑重，乃登之荐剡者，则一玩钝之内弟；其他不肖之人，当可知已。以先帝一片苦心，仅足为在庭诸臣行私市恩之地，真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者矣。”凤嬉堂抄本卷一。从明代以到今日的历史学家，亦大致认为这个评价是公允的。若深究一步，是制度造成了这种局面，抑或是人性本身使然？这是张岱实际已经涉及而未及从理论上更深入探讨的问题。
忧患意识促进了张岱进一步的思考。如果说悲剧性的崇祯尚有其值得同情的一面的话（因为他毕竟努力励精图治、“得死之正”），那么在张岱眼里，那些扶不起来的后继者直是一群滑稽又可怜的角色：弘光惟知荒淫且不必说，其余四王，“唐王粗知文墨，鲁王薄晓琴书，楚王但知痛哭，永历惟事奔逃。（而）黄道周、瞿式辈，欲效文文山之连立二王，谁知赵氏一块肉，入手即成腐臭。如此庸碌，欲与之图成，真万万不可得已。数也！”凤嬉堂抄本《石匮书后集》卷五。而矛盾至于，作为爱国者，在那特定的体制下对这朱氏“几块肉”，他又不得已而寄希望于他们来中兴国家：明知他们为“以疲软之质”而毫不自知的“旦夕之人”，而仍不得知其不可为而与之合作。这真堪历史与伦理二律背反的极致。张岱于此，又岂能不感慨系之，而发出“恨不与汝偕亡”的哀鸣？
二是对党争的批评。
《石匮书·门户列传》“石匮书曰”：
此世所谓东林党人也。诸君子皆砥砺廉隅，维持风教，即不无过激过矫，然滥觞之始，犹清流也。惟是声气既广，臭味莫辨，间有匪人，滥厕其中，而后来纳垢藏污，如九方皋之相马，马失而驽，驽失而蟆，愈失而非其棼矣。
又同卷“总论”云：
语云：去河北贼易，去朝中党难。朋党之人，至比之河北之贼，则其为祸也亦烈矣。我明二百八十二年金瓯无缺之天下，平心论之，实实葬送于朋党诸君子之手……盖人君抚有天下，未尝无党，我明庆、历以前，党附其人，人败则党散。庆、历以后，人附其党，人败则党存，党存则不患无其人，人存则不患不兴其党。此党兴则比党思以胜之，彼党胜则此党又思以胜之。胜复求胜，相寻不已，其亦可抵止耶！秦桧，千古奸人也，然亦有一言可喜，谓：“官职如读书，速则易终而少味。”朋党诸君子，推其私心，只要官做，则又千百方百计装点其不要官做，故别其名曰“门户”，集其人曰“线索”，传其名曰“衣钵”，美其号曰“声气”，窃其名曰“道学”。非门户之人，廉者不廉，介者不介；是门户内之人，贪者不贪，酷者不酷，奸者不奸，恶者不恶。以盗跖一入门户，即是伯离；以卢杞一入门户，即为周召。入其门户者，同心推戴；未入其门户者，着意招徕。无论诈伪小人，尽入其绦笼，即正人君子，亦间堕其云雾，如痴如醉，着魔着呓……张岱正确地分析了东林党初起时清操自励、力矫时弊的出发点，也对癸亥（1623）京察王锡爵以一己之愤谪戍顾宪成表示出不满，认为东林之负时望，由来有自。（时锡爵任首辅，“锡爵曰：‘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顾宪成曰：‘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者耳。’锡爵大患怒，谪宪成戍籍，宪成归，遂讲学于东林书院。东林之名，实由此始……”）。在《顾宪成列传》里，也称赞“顾端文，正人也”，对他的主持公论正义感表示尊重。《门户列传》里分析癸巳京察，述赵南京等利用权力将渐党、楚党、齐党一力排尽，使他们或投阉党、或依东林，反酿出更残酷的党争，直至明亡，亦都客观公正，入情入理。他对东林后期以门户相标榜，使窜入者流品不齐、党同伐异的批评，亦系事实。但他的批评也显然带有理想的成分，正如鲁迅先生批评他论同一问题的《与李砚翁》一文时所说的那样：“（他）所举的群小，也都确实的……然而他的严责东林，是因为东林党中也有小人，古今来无纯一不杂的君子群，于是凡有党社，必为自谓中立者所不满，就大体而言，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他就置之不论了……倘说：东林中虽亦有小人，然多数为君子，反东林者虽亦有正士，而大抵是小人。那么，斤量就大不相同了。”（《“题未定”草》（六至九），《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4页。）张岱固对魏党（“阉党”）斥之更严（见《石匮书·魏忠贤列传》），但对“肇始者多君子，后之窜入者多小人”的东林党亦略无恕词，要求“清一色”，无疑是太理想化了，这种理想化的根源是他不明白在极权主义下，“朋党”、“门户”诸君子，即使再高尚其志，仍不得以“声气”相“攀援”，因为独断国是的还是那疲软的“乾纲”，东林党人后来之窜入者多小人，固系事实，但有其时代的必然性。
（三）不以成败论英雄
“成王败寇”的观念在中国古代正统史家中一直占着牢不可破的地位。在这种观念支配下，诚如鲁迅先生所慨叹的那样：“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华盖集·这个与那个》，《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2页。）这种观念，无疑是封建大一统极端专制主义政体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产物，代代相沿，业已深深地积淀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
张岱是一位有独立思想，并敢于大胆向传统观念挑战的历史学家。不以成败论英雄，是他针对传统观点而明确提出的历史观之一。这种观念支配了其一生的全部历史写作活动。
早在他22岁～32岁撰写的《古今义烈传》一书中，他就在《凡例》中明确写道：
博浪一击，千古有椎秦帝之子房；沫浴一朝，万世有讨陈桓之孔子。虽亦空弦，有关实录。吾尝读汉吉平与宋施全传，毛发倒竖，寒栗不能自禁，何快如之！故凡豺狼当道，请剑无门，虽能以一身挫其锋，以片言折其角者，并收列之，盖欲以空言存斧钺，不欲以成败论英雄也。（据崇祯戊辰刊本）在这里，张岱十分明确地提出“不以成败论英雄”是撰写历史的求实原则之一。因为值“豺狼当道”或国破家亡之际，若请剑无门，需要的正是这种全然不计成败，不计利害得失，“以一身挫其锋，以片语折其角”的大智大勇者：此败虽败犹成，虽死犹荣。“石压笋，笋犹斜出”（《越绝诗小序》）！有这种不计成败、知其不可为而为的精神，中华民族才不至永远沉沦不振。很显然，张岱所力倡的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历史观，是他寻求历史治乱轨迹所得出的历史理性主义结论，同时也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正是在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观念支配下，项羽这位失败的英雄在张岱内心深处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他六十九时写《自为墓志铭》，选定死后葬于项王山（项里），并特别说明理由：
伯鸾高士，冢近要离，余故有取于项里也！《张子文秕》卷十《自为墓志铭》。
足见这位生为豪杰，“死为鬼雄”的失败的英雄在其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其《项王祠》二首（原注：山阴项里）更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心境：
龙门编《本纪》，明予继亡秦。天意存三户，兵书敌万人。英雄成草创，象魏寄松根。榆社多灵爽，千秋重岁。
古今成败事，力到即为名。无楚秦难灭，擒刘项亦成。马留壮士志，草拍美人情。我亦忧秦虐，藏形在越峥。《张子诗秕》卷四。
张岱的老友王雨谦评此诗谓：“才是不以成败论英雄！西楚霸王定当掀髯九原矣！”凤嬉堂抄本王雨谦夹评。堪称得作者本旨。在张岱看来，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律无疑占支配地位，但具体到某一特定事件，偶然性又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以灭秦战争而论，刘、项合力，才取得战争的胜，项羽同样是伟大的英雄；其后楚、汉争霸，项羽失败了，其中偶然因素很多，照张岱的看法，“擒刘项亦成”，刘邦的取胜亦不乏偶然的侥幸因素。但在正统史家笔下，刘邦一直被塑造成真命天子，而项羽只成为衬托其“英明”的配角。这正是“成王败寇”正统历史观的典型。张岱特地提出这一历史公案，既是他一以绩之的历史观点的直接表露，同时与其所处时代有密切的关系。
张岱在撰述其主要史著《石匮书》时，正处于“中原何处是？到面尽膻风”（《听王太常弹琴和诗十首》其七）的特殊时代：满清铁蹄几踏遍大半个中国，南明诸政权虽纷纷组织抵抗，但力量薄弱，悲观主义弥漫于诸义师之中；张岱当此特定时刻，在史著中力倡“古今成败事，力到即为名”，主张不以成败论英雄，其鼓励抗战的现实目的亦彰彰甚明。在66岁那年，他在《〈大易〉用》中还通过对《易》理的阐发，反复申言：“呜呼！成败之不可以论人也固矣！”《张子文秕》卷一。其观点首尾条贯，尤难能可贵的是，在理论阐发中，充满了明确的积极用世精神。
三、“九章哀郢之辞”
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缘起》中云：“披寻钱、柳之篇于残阙禁毁之馀，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者，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一部《石匮书》，直是张岱于天荒地老之际、缺衣少食之时在草泽中行吟之新《九章》、新《哀郢》。其撼人力量，实有“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何况张岱是公开的反清战士，与钱谦益之“腹反”而身降者又隔几纸，尤应表彰引申之。
张岱在《越绝诗小序》里曾言及：“忠臣义士，多见于国破家亡之际，如敲石出火，一闪即灭，人主不急起收之，则火种绝矣。”《张子文秕》卷一。做为富有现实感的历史学家，他无疑更感到有责任把自己所处“国破家亡之际”那些慷慨为国捐躯的抗清志士的形象笔之于书，“以为天地间留浩然之气”（《古今义烈传》卷十四）。
因为“生平慕文山（文天祥）、叠山（谢枋得）之为人，而恨不得与之同世”（《石匮书后集》卷三十六《刘宗周·祁彪佳列传》“石匮书曰”。），故在《石匮书》特别是在《石匮书后集》中，他对抗清卫国战争中那些“一往孤忠”者充满了最热烈的赞颂之情。从《石匮书后集·丙戌殉难列传》中“今岁丙戌（1646），殉难之人，半属隆武”一语看，《石匮书后集》中那些歌颂抗清英雄、最令人难忘的篇章就写于事变发生的当时。他要求对忠臣义士，人主应“急起收之”，自己则“急起记之”。用现在的话说，他有如一位前线记者。虽已年至半百，尚仍有余勇可贾，他要把自己所亲历的中华民族史上反抗侵略战争中最悲壮的一页记录下来，传之后世。这种动机，与我们上节所论及的他的批判皇帝、批评党争非但不矛盾，而恰是思路一贯的：他的批判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当外敌来了，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时，他首先要热情讴歌的是气惯长虹的忠勇之气。
下面试引录一个片断：
刘宗周，号念台，浙江山阴人……乙酉五月，留都继陷。（知国事无可为，乃绝食。）闰六月六日，命家人扶掖南向坐，有顷，迁北向，息奄奄犹绝，犹捉笔书一“鲁”字，至八日戌时乃绝。
嗟乎！昔文信公饿十四日而不死，又复进食，乃叹曰：“孤竹二士，饿西山，殆非一朝一夕之固也。”刘中亟绝食者两旬日，水不入口者十有三日，有骨如柴，骑箕始去。呼鸣！烈矣！
时与中丞同聘者，有祁忠丞彪佳。祁佳号世培，亦山阴梅墅人……天启壬戌进士……潞王监国，黄道周请设苏松督抚，少宰王志道以彪佳名上，起少司马，理戎政事。行将总督苏松，方奉命，而北兵奄至，潞王出降。彪佳仍入云门，贝勒至武林，以书币聘彪佳。遂绐夫人曰：“此非辞命所能却，心身至武林，固辞以疾，或得归耳。”初五日携长子理孙发云门。至寓山，顾理孙曰：“而翁无他失，惟泉石，多营构，亦一过也。昔文信公临终贻书其弟，嘱以文山为寺，吾亦欲捐此室栖禅侣，以忏吾过。”晚命具酌，畅饮数卮。移时，子侄僮仆皆散去，独呼祝山人至瓶隐密室，纵谈古今忠臣烈士，娓娓数千言。嘱山人焚香煮茗，遂开牖望南山。笑曰：“山川人物，皆属幻影；山川无改而人生倏忽，又一世矣。”复向榻中端坐，瞑目屏息良久，忽张目曰：“向谓死若何，如此是矣。”乃促山人就寝。遂至八求楼，启大参公祠，以文告别。复归瓶隐，作遗书曰：“臣子大义，自应一死，十五年前后，皆不失为朱氏忠臣。深心达识者，或不在沟渎自经；若余石圣石圣小儒，惟知守节而已。”以朱笔大书几上，赴水而死。《石匮书后集》卷三十六。
尽管张岱对刘、祁静守退处的死国方式并不十分以为然，但这种在民族存亡关头所表现出来的孤忠劲节，终究是中华民族最令人饮敬的美德之一，令人鼓舞。正是基于这种看法，作者以充满热情的笔触来热烈讴歌；与此同时，对背叛民族的行为进行了愤怒的斥责。张岱认为，在民族危亡时刻，坚守气节的唯一选择是不屈不挠地抗争到底，因为“人畏虎，虎亦畏人，石压笋，笋能斜出”（同上卷九），任何充满幻想的妥协都是不可取的。
扬正气、斥势利，是《石匮书》的基本主题之一。这个主题，可以说贯穿了张岱晚年的史著写作。邵廷采概括张岱的纪传写作，谓其每“至于废兴存亡之际，孤臣贞士之操，未尝不感慨流陨涕三致意也”，这一看法是很有见地的。作者尝云：“余读《离骚》、《山鬼》、《国殇》与《云中君》，河伯、洛神，同列《九歌》，彼诚见豪人烈士，战死沙场，无定河边之骨，真与草木同香，而古战场之血，化为马，其光焰尚在也。”《石匮书后集》卷十六。作者的这种情绪，无疑直接影响到《石匮书》的整体叙事风格：慷慷苍凉，充满了深沉的悲壮感。
接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爱国主义乃是对自己民族及其文化的一种与生俱来的爱的情感。因而当本民族遭受外族入侵之时，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就是义无反顾的誓死抵抗、对侵略者野蛮行径的如实指斥以及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弘扬与呵护。
歌颂在民族危亡关头之孤忠劲节和慷慨赴死精神，秉笔直书，在清统治者磨刀相向、文网极密的时代环境下，是需要万死不辞的勇气的。试看张岱对著名抗清英雄夏完淳父子的描写。清修《明史》仅用二十余字尽之：“（夏）允彝死后二年，子完淳、兄之旭并以陈子龙狱词连及死之。”《明史》卷二七七，中华书局1982年版。而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则以充满感情的笔触对父子二人的英雄事迹作了翔实的叙述：
夏允彝，字彝重，南直华亭人。崇祯丁丑进士。任长乐知县，举卓异，行取到京。其议吏治、议练兵、议边帅，皆侃侃硕画……甲申之变作，不果用。张光中擢吏部考功司主事。而党祸变烈，几于不免。解归，清兵渡江，郡县望风解绶。允彝为殉难冢宰徐石麟作传，适与侍郎沈犹龙等起义松江。不成，清帅李成栋召之，因投书数百言，自矢勿二。或曰：渐东尚有可为。允彝曰：“吾目中无将相才，安待之？今不即诀，移日或生顾虑。即允彝亦不能自必矣。”急走先茔，赴水死之。《绝命词》略曰：“以身事主，不愧忠贞。卓哉吾友，虞求广成。勿斋成如，子才蕴生。愿言从之，握手九帝。”临难，遗书陈子龙，勉以弃家全身。后子龙欲从清帅吴圣兆起义，事觉，亦投水死。
允彝子完淳，夙称神童，尝作表欲达鲁藩海中，旋为奸者所发，时吴圣兆开府松江，得其表，寝之。寻圣兆反清，与东海岛中富平将军张名振约（为）内应，事败，籍圣兆衙署，得完淳初表。连完淳并逮南都就讯，讯者曰：“若年少，必为人所作。”完淳曰：“为臣死忠，为了死孝；吾事已毕。且此事岂容代作？吾父殉国已二年，完淳速死，尚无以见父地下！”清置之法，时同难者皆跪刑，完淳挺立不屈，犹索纸笔为书与家人诀，作《绝命词》，字迹不乱……凤嬉堂抄本卷三十三。
生为豪杰、死为鬼雄！一门忠烈被写得有声有色。张岱曾在鲁王政权任过兵部职方部主事，熟悉夏氏父子的事迹，因而写得特别实在真切，读来令人激动感奋。为中华民族反侵略战争的历史记录下了至为灿烂动人的篇章。
在极力讴歌“生为明人，死为明鬼”的孤忠劲节的同时，张岱更将全部的爱国热情倾注到对汉民族文化传统的呵护和传承行动之中。满清以野蛮民族入主中夏，拼命推残文化；而在张岱看来，保存国史、维系民族文化传统之不堕，乃是国土被敌人侵占后作为文化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正是这种自觉的责任感、使命感，使他选择了一条比死更艰难的道路：在米炊不继、清人时时搜捕的情况下，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石匮书》、《石匮书后集》、《有明于越三不朽图赞》等重要著作。对自己的选择，他在著作中曾多次有过明确的说明：
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作自挽诗，每欲引诀，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陶庵梦忆·自序》。
然余之不死，非不能死也；以死为无益之死，故不死也……千磨万难，备受熟尝。十五年后之程婴，更难于十五年前之公孙杵臼，至正二十六年之谢枋得，更难于至正十五年前之文天祥也。凤嬉堂抄本《石匮书·义人列传》。
田怀念故国、企盼中兴而引起的“责任”意识，在张岱身上表现得异乎寻常的强烈。“但恨《石匮书》，此身著不足”，“《石匮书》成穷彻骨，谁肯致米周吾贫”？“馀生有几日，著书敢不勤？”这些句子反反复复出现在作者晚年的诗文中。王雨谦评张岱之诗文、史著，每以“如泣如诉”、“悲国行国，泣数行下”、“《心史》心思如见”等语论之，实深得张岱撰史、著文之本旨。——国破家亡之后，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所能做、“责任”需要他做的就是以全部的生命热情和力量去反思历史、保存文化传统于不堕。——“九章哀郢之辞”，正见于国破家亡之际！
顺便言及，目前学术界有少数学者，将满清贵族之入侵说成是中华民族内部的民族之间的矛盾斗争。我们认为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历史唯物主义要求对待历史问题要历史的分析，即不脱离特定时、空背景。三百多年前满清贵族入侵中原是一场地道的侵略战争，我们决不能以今天的情形来套历史，泯灭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
〔附〕康熙会稽县志《凡例》
（辑自康熙刻本页六b～页七a～b）
一、史书禹崩于会稽，又书少康封无馀于於越，以祀禹墓。少康之世，去禹未远，始祖王陵，岂容少溷？杨升庵所据者，谓蜀中掘地得古碑有李白所书“禹穴”二字。按，蜀之石纽乡，禹所生地，其所谓禹穴者，乃生禹之穴，非葬禹之穴也。太史公“上会稽探禹穴”，是连属语，升庵故作剖裂，以恣舌辨，此皆文人谬执己见以乱古典，悉应删去，不必存疑。
一、古会稽郡所辖最广。今以闽论，则福州为闽越；以浙论，则温、衢为东瓯，其他皆郡地也。合江南之苏、松、常、镇，则所谓会稽郡者，今且为府二十。朱买臣以吴人出守会稽，汉武帝曰：“子今衣绣归故乡矣！”建治姑苏。后世不考，或传买臣为越人，且以太公望覆水事附会之，而会稽一邑则有覆盆、仰盆并香桥等地。香桥之说，则以买臣还乡名香桥也，不知香桥在梅园衢侧，陆放翁种梅，行人多于桥上闻香，故名之。世俗尽附买臣，则陋甚矣。如此类者，并加订正。
一、会稽与山阴，其界止一水，故邑之人互置产弗问，互徭役弗问，互讼狱弗问，互考校弗问。且郡城为八邑之人所聚，多迁居焉。其姓之最著者，馀姚之孙、之王、之吕、之姜，上虞之徐、之倪、之李，嵊县之商，皆登山阴、会稽之版籍久矣。然孙忠烈、王新建、吕文安、姜宗伯、徐中丞、徐少司马、李忠丞、倪文正、商冢宰，志在山、会者，未尝不志之原籍，此入府志，咸归一焉。
一、会稽东有娥江，北有大海，南有杉木、驻日、山诸岭，恃为天险，而西界山阴，并皆平壤。考之《晋书》、《五代史》、《保越录》，凡险隘之处，俱知保守，而独于山阴平壤漠不关心。近濒海无事，而小盗反在萑苻近地，则戍守巡逻可不加之意乎？马援曰：“臣历井陉之险，忧马蹶，执辔甚恭，幸而无失；比至平路，放辔自逸，俄而颠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
一、陵谷虽未变迁，而山川显晦亦有其时。城中向传八山，而八山之内既失蛾眉，八山之外复遗黄琢。《水经注》之失记补陀，犹可委之〔其在〕海外；今且近在城郭，岂可听其迷失乎？悉为表出，以补缺遗。
一、两浙之赋役，自甲首钱行，富者立破；其家贫者，至不有其妻子。庞御史尽为裁革，制一条鞭法，以苏民生，至今百有馀年。然日久弊生，而今之最苦，则在包役。人包役，则踵事增华，变本加厉，犹夫僦载者恐轴之折而加轴其上以为备，而不知加轴之趣轴折也。当事者痛除此弊，则赋役自清。
一、物产遍天下，而独于是地书某物某物者，非表异也。凡物有天造，有地宜，有人巧。陶宴之肉芝了溪之禹馀粮，从天也；日铸之茶，兵坑之笋，罗纹之莎角，瓦窑之银鱼，临山之瓜，道墟之李之橘，从地也；会稽之纱罗、之竹箭，陶堰之火笼、之团扇、之皮箧，从人也。今茶笋依然，焙煮非法，瓜果犹是栽植失宜，则物产与风俗皆趋于衰也。於戏！北弓燕毳，越铸秦炉，亦存其名焉毳可也？
一、甲第科名，至艳事也。黄榜一出，深出穷谷无不传其姓氏，而身殁之后，烟销影灭，一榜之中，除立德、立功、立言之人，则鲜有传于身后者矣，树立其可缓哉？韩昌黎而后并不闻有衮，以此知人贵自立，甲第科名，可艳而不可恃也。
一、越中古迹，其在稽邑者，岣嵝之碑，雷门之鼓，王右军之墨池、题扇桥、笔飞楼，禹陵之窆石、梅梁与金简玉字之书，曹娥之臼碑，欧冶之铸剑灶，见之遗文，固未可尽信。至于土城山西施歌舞之足迹，龙瑞宫钱（王）拖船之山坳，其为荒唐之言尤甚矣。有人于此挝雷门之鼓，而必求其声，闻伊洛荒禹庙之田，而必待其象耕鸟耘，其不为人所窃笑乎？姑存之，无尽信可也。
一、所谓三不朽者，今之人有言未必有德，有德未必有功，有功未必有言。前之修志者，凡属名公钜卿，得其片楮以为鸿宝，所载诗文间多庸陋。今或去其皮毛，存其威渖，若今之诗文足以光郡县者，未能遍为搜辑，盖有所俟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