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说：“其诗又一史”
除作为杰出散文家、历史学家而外，张岱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诗人。早在作者生前，王雨谦在《张宗子诗叙》中，不但与《史记》相比较，高度评价了《石匮书》这部史学巨著的“诗性”，认为“俾使宗子不作诗，《石匮》中未尝无诗也”。同时非常准确地指出了张岱诗歌的“诗史”性质，明确提出“其诗又一史也”（凤嬉堂抄本《张子诗秕》卷首叙一。）。敏锐而精辟地指出了张岱诗歌创作的基本特征。惜乎其诗作一直没有刊刻，仅有稿本及不全的抄本存世，鲜为人知，这方面的成就一直被人所忽视。
现存张岱诗歌最早的抄本为（凤嬉堂抄本《张子诗秕》），共存诗217首。黄裳先生所藏张岱诗手稿本，较《诗秕》本多出《闻余若水先生苦节志愧》、《孝陵磨剑歌》、《野老哭》、《康衢篇赠陈子申》、《避兵越王峥留别远明上人》、《和祁世培〈绝命词〉》等近二十馀首，另加上散见于《张子文秕》、《西湖梦寻》等书中的诗作，总计仅存300馀首。作品的大量散佚，特别是最能体现诗人才情的七绝一首无存，这无疑从客观上影响了人们对其诗歌的注意和总体评价。
从现存张岱诗歌稿本、抄本看，除《孔子手植桧》、《寓山士女春游曲》等50余首外，绝大部分是入清以后的作品。贯穿这些作品的基本主题抒发怀念故国、亟盼中兴之情以及对清人统治下“到面尽腥风”的残酷现实的揭露。从总体面貌看，《张子诗秕》带有很强的诗史性质。关于这一点，《诗秕》的评点者王雨谦在《张宗子诗叙》中曾有相当透辟的论述：
予读宗子诗，而忽慨然于司马子长也……（宗子）以甲申之变，穷愁著书……盖亦悲矣。然而（三）十年苦思，《石匮书》告成，特与《史记》并有古今。即俾宗子不作诗，《石匮》中未尝无诗也。而复以诗持阅；试读其诗，则于今昔之变，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此其诗又亦史也，而非复世之诗也。嗟乎！（司马）子长固言之；“诗三百大抵圣贤发愤而作也。”知诗哉！故使子长而与宗子遇，则子长未尝无诗，宗子正亦不必为诗也。两人之诗皆在史也。特以两人之遇主不同，而终处之世又不同。孟子曰：颂其诗，必论其世。则宗子之作史与子长之作史已自有异，是其所谓诗者。即欲不作，亦安得不作乎？悲歌行国，泣数行下，如屈子《离骚》，不得其平则鸣，吾于宗子，曷怪哉？至若宗子之为人，豁达有大节，则海内鲜不闻之；其为诗则卓然为宗子之诗，非诸子之诗，而并非《三百篇》之诗也。此其说在伯乐之相马也，故不必扩之为世人予言耳。庚子夏五潞溪识字田夫雨谦撰。国家图书馆藏凤嬉抄本《张子诗秕》卷首页一a～二b。
《诗秕》中最感人的篇章正是被王雨谦评为“悲国行国，泪数行下”的那些记录自己在国破家亡之后颠沛流离、渴望恢复的纪实之作。如《避兵越王峥留下远明上人》：
避兵走层峦，苍茫履荆棘。位趾越王峥，意欲少歇息。谁知方外人，乃有孙膑硕。僧房幽且深，藏我同复壁。焦饭与酸齑，遂与数晨夕。一子又一奴，竟夺三僧食。萧然昼掩门，十日九不出。寺僧百余人，谋面俱不识。一往过三春，两月生明日。山窗静且闲，因得专著述。再订《石匮书》，留此龙门笔。上人日不来，携灯话促膝。与之商古今，侃侃具绳尺。开士有心人，偶尔隐缁笠。一日缘山行，偶为人物色。姓氏落人间，不复能隐匿。剥啄扣僧寮，来往如络绎。仓卒去庐山，康络送莲席。不及别远公，时时在胸臆。戎索政自苛，搜罗遍荒僻。恐以累檀那，风起不留革。何日得升平，扶筇到山泽。再过虎溪头，笑言常哑哑。黄裳藏稿本《琅文集》（诗集部分）。
诗写于丙戌（1646）年底，绍兴城破后，作者四处逃难，先后在西白山、郯溪等地短暂停留，最后逃至越王峥，在寺中藏了数月，又不幸被人认出，清兵正四处追捕，只得不辞而别，留诗寺主。从这首纪实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清军下江南时对人民，特别是对抗清志士肆意追捕、残酷镇压的一般情形。
表现自己“事一不事二”的孤忠劲节的作品，在《诗秕》中也占了极大分量。《和贫士》、《和祁世培绝命词》、《读郑所南〈心史〉》、《挽何柱史书台》、《李王成吹篥》、《听太常弹琴和诗十首》、《快园十章》……这一系列作品，充满了强烈的故国之思和故宫离黍之悲：
清飚当晚至，岂不寒与饥？悄然思故苑，禾黍忽生悲。（《和贫士七首》其一）天柱既已折，杞人复何忧？行吟在泽畔，吾将见吾俦。（同上其四）空山堆落叶，夜寂声不闻……中夜常堕泪，伏枕听伺晨。愤惋从中出，意气不得驯……手勒大明字，悲凉思故君。（《和述酒》）曾为抗清战士的张岱，在清人统治下又生活了三十六年之久，他誓死不承认清朝，墓碑上还特地大书“有明”二字，以表明其遗民身份。其诗集中最有特色的作品就是记录其作为身处社会最底层的遗民“心路历程”的篇章。王雨谦每以“如泣如诉”、“遗民心事宛见”、“真诗史，惟工部有此”等语评之，是深得作者作诗本旨的。
另外，《诗秕》中有作者记录其晚年困顿生活的五古《甲午儿辈赴省试不归，走笔招之》、《舂米》、《担粪》、《看蚕》、《仲儿分》等近十首，这些作品是我们了解作者晚年生活的第一手材料。作品在写法上大多以口语入诗，古淡纯厚而清新自然，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本书第一章已约略论及，不赘。
二、张岱诗歌的总体艺术特征
张岱无意专门为诗，但事实上，他对诗歌艺术始终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花费了极大的精力。他自言早年学诗曾“刻苦十年”（《琅诗集自序》。），用力殊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对诗歌有着独特而深刻的理解：
余想诗自《毛诗》为经，古风为典，四字即是碑铭，长短无非训誓。摩诘佞佛，世谓诗禅，工部避兵，人传诗史……而若论其旁引曲出，则唐虞之典谟，三王之诰训，汉魏之乐府，晋之清谈，宋之理学，元之词曲，明之八股，与夫战国之纵横，六朝之华赡，史汉之博洽，诸子之荒唐，无不包于诗之下已。则诗也，而千古之文章备于是矣。《张子文秕·一卷冰雪文后序》。
很明显，张岱在这里不是把“诗”作为一种狭义的文体来看待，而是作为一种审美理想来加以追求。他所注重的不只是诗的表现形式，而是诗的表现内容和社会功能。诗的高度概括化与高度个性化的统一，使之成为一种最高的审美评价，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诗才涵盖了一切的文体。张岱正是把这种作为审美评价的诗的标准，自觉地渗透贯穿到他全部的创作活动中，故其著史善用诗笔，而成无韵之离骚，作文多取诗法，而有诗化之散文。本节拟从这个视角切入，就张岱诗歌的总体特征作一简略分析。
（一）张岱的诗歌实践是以其明确的诗歌主张为指导的。张岱在他的诗文中曾反复提及并予以强调的要诗要有“冰雪之气”，并把它作为选诗与评诗的最重要的标准。这种“冰雪之气”实际上也正概括了张岱诗歌创作的基本特点，从而构成了张岱诗歌的特征。
以气贯之、气韵生动本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贯传统。但张岱于“气”独标“冰雪”二字，则殊异于常人：
而今复以冰雪选诗者……若夫诗，则筋节脉络，四肢百骸，非以冰雪之气沐浴其外，灌溉其中，则其诗必不佳。是以古人评诗，言老言灵，言朴言古，言浑言厚，言苍，言烟云，言芒角，皆是物也。《张子文秕·一卷冰雪文后序》。
诗有“冰雪之气”方成其为好诗，初看似不易理解。诗与冰雪本风马牛不相及，甚至可谓相反。诗情贵热，而冰雪之性似太冷；诗以活泼流动为特征，多动态，而冰雪则以凝结板固为表象，属静态。然张岱于“冰雪”却有其独特的视角：
鱼肉之物，见风日则亦腐，入冰雪则不败，则冰雪之能寿物也。今年冰雪多，来年谷麦必茂，则冰雪之能生物也。盖人生无不藉此冰雪之气以生……冰雪之在人，如鱼之于水……《张子文秕·一卷冰雪文序》。
张岱之所以如此强调诗歌须有“冰雪之气”，首先在于“冰雪”具有“寿物”和“生物”两个基本功能。所谓“寿物”是指冰雪能够防腐与保质；所谓“生物”，是指冰雪能够滋养与催化新生。诗的“冰雪之气”，就在于能够澡雪人的精神，净化人的心灵，滋养人的身气，催化人的新生。其次，张岱还认为诗的这种“冰雪之气”并非是一种外在的规定和附加的要求，而是作诗者的本质的体现和外化。这是因为离开了冰雪之气，人将不成为其人，所以冰雪之气乃是人的本质要求。因此，若想使诗有冰雪之气，那么作诗之人须得先有冰雪之气。诗格源于人格，诗之高下取决于人之高下。“盖诗文只此数字，出高人之手遂现空灵，一落凡夫俗子便成臭腐。”《张子文秕，一卷冰雪文序》。有冰雪之气者为高人，无冰雪之气者即为凡夫。这与其说是对诗的美学要求，倒不如说是一种人生的价值判断。正因为如此，有时候“诗意”反倒不一定仅仅属于诗这一种形式，也未必就是诗人的专利，不会作诗的人往往会更富有“诗意”。张岱曾盛赞他的一位贫民朋友鲁云谷：“居心高旷，凡炎凉势利，举不足以入其胸次。故生平不晓语文墨而有诗意，不解丹青而有画意，不出市廛而有山林意。”《张子文秕·鲁云谷传》。这种“诗意”正是人格的凸显。张岱诗歌的魅力所在也正是在于为我们充分展示了他的冰清玉洁的人格特征，塑造了他自己鲜明的艺术形象，使人“望而知为陶庵”（《张子文秕·与毅儒八弟》。）。所以，这种“冰雪之气”虽冷而犹热，外静而内动，与其诗歌的创作实践似矛盾而实统一。“冰雪之气”构筑了张岱诗歌的灵魂，从而，也就成为我们理解和把握张岱诗歌的核心。
与这种“冰雪之气”的总体特征相一致，是张岱诗中所表现出的那种特有的古朴、凝重、冷峭的艺术风格。他的诗中，绝少低吟浅唱的轻松，更多的则是饱经忧患的沉重，也少清词丽句的铺排，而出之以素雅与古朴。在形式上，张岱多用四言、五言和古体，又多取仄韵，于凝重中显出顿挫。然而，也正是在这种如冰雪般貌似岭峻的外表下，张岱向我们充分展示了他的那颗热烈而勃动的心，那种追求自由、独立不羁的精神旨趣和他的孤高与至性。在这里，诗格与人格达到了高度的和谐与统一。这种表现主体与表现对象之间的高度的一致性，往往使人分不清是表现对象还是诗人自己：
有松斯髡，有梅斯刖。昔则荟苍，今则茁蘖……傲骨尚存，忍霜耐雪。《张子诗秕·快园十章》之四。
表面看来，此诗写的是快园中的“松梅”。这些松梅尽管遭到了“刖”，失去了往日的“荟苍”，但在风雪中仍傲然挺立，并在断枝之处，新的枝芽又顽强地伸展开来。但这的确又是诗人自己的写照。张岱生活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明清之际。他的一生大起大落：早年锦衣纨裤，饫甘厌肥，可谓“昔则荟苍”；明亡后，则国破家亡，如髡如刖，沦为编氓，时时衣食不继。但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不投降、不仕清的艰难的人生道路。快园中的这些松梅，正是张岱不屈不辱的民族气节的象征。
张岱对绍兴禹陵中那块压墓的窆石亦倾注了满腔深情：“留此四千年，荒山一硕石。闻有双玉，苍凉闭月日。”（《窆石歌》）这块大石有筋有骨，有血有肉，有情有性。它是那么神奇，饮食有“烟云”，呵护是“龙蛇”，但其貌“反璞立”。它历尽沧桑，身居泥土之中，但通体都充满了超凡脱俗的圣洁之气，这也正是张岱为他自己树立的一尊雕像。
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张岱的这种冰雪之气，这种高情与至性，并非来自某种与世隔绝的“极境”，而恰恰是在极为普通平凡甚至是艰难的世俗生活中一一展示出来的。张岱的后半生，生活极为艰苦，“瓶粟屡罄，不能举火”，他不得不以老病之身，亲自学习耕稼之事，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看蚕》、《种鱼》、《舂米》、《担粪》诸篇真实而又生动地记录了他晚年艰难的生活过程。在那深沉凝重的叙述笔端上，流露出的却是一种不忧生、不畏死、不媚俗的高情孤意。“稍欲出门交，辄恐丧所守。宁使断其炊，取予不敢苟”（《甲午儿辈赴省试不归走笔招之》）“饿亦寻常事，尤于是日奇……一贫真至此，回想反开颐。”（《甲午次儿下第归二首之一》），“尔或思争气，予原不动心。故园松菊在，对此一开襟。”（《甲午次儿下第归二首之二》），这里表现出的是对其生命现实状况的认同与固守，更是对现实社会与生活的超越和对理想人生的顽强与执着的追求。
总而言之，张岱诗的艺术风格更多地接续了汉魏诗的风骨，然于古朴中却表现出高度的个性的自觉，于凝重冷峭里又深蕴着热烈与激情，而这些也正构成了“冰雪之气”的外在特征。
（二）张岱对历史人物的偏爱，固然与其史学家身份有关，但更重要也是深层的原因，则是张岱要借历史人物来表达他自己现实的情绪和感受。家国大恨，是张岱一生中最大的悲剧；反清复明，又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然而，严酷的现实使他清醒地认识到这只能是一种幻想。于是，他便把这些潜意识通过历史人物巧妙地表现出来。因此，他的诗中便充满了风云际会、烈火升腾、热血挥洒的壮烈场面。历史上那样敢恨敢爱、敢作敢为的忠烈之士也就很自然地成为他诗中的主角。这里有怒发冲冠刺秦王的荆轲：“易水祖道尽白衣，壮士一去不复归，怒发冲冠空涕”（《荆轲匕》）有眼中喷火奋击暴君的高渐离：“眼中出火口生烟，肘后风雪来迅速。”（《渐高筑》）有欲手刃董卓的伍孚：“腰下刃，白如雪，遇奸雄，思屠烈。”（《伍孚刃》）有刺杀朱的“段秀实，勃然起，夺象笏，扑狂。破贼头，出脑子。”（《司农笏》）有奋起杀奸臣的施全：“殿前小校气填胸，斩马刀锋如霹雳。”（《施全剑》）有尽忠尽职的唐琦：“被生擒，取，照天空，苌弘碧，骨肉烧残飞作灰。”（《唐琦石》）还有“对御衣，含血唾”（《景清刺》）的景清，等等。张岱对这些烈士们一往情深，尝言：“余于节义之士，窃亦为然。当其负气慷慨，肉视虎狼，冰顾汤镬，余读书至此，为之颊赤耳热，眦裂发指。”《张子文秕·古今义烈传自序》。张岱对这些人物的认同，其根本的原因，则在于张岱本人就是一位忠烈之士，而他也正是通过这些人物的言行，把他内心的忧愤、深层的痛苦、由衷的希望和凛然正气尽情地展示出来。在这里，描写历史与反映现实、表现历史人物与展示诗人自己，在深层次上合为一体。张岱在其中寻找的正是这样一种现实的自我的感觉。
由此也形成了张岱咏史诸作在艺术表现上的一个重要特色。他的这些诗中，历史的本事只是一个淡淡的背景，也不重视历史故事完整的叙述和情节有序的展开。他只是把历史人物中那些与自己的个性和感受相一致的特征予以特别地强调与突出。他特别擅长选取那样极富表现力的典型细节加以描绘，往往寥寥数笔，便勾勒出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因其着墨不多，故给人的艺术感觉反而更加集中和强烈。上举诸篇，其手法几乎无一例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张岱笔下的历史人物大多是失败的英雄，如项羽、岳飞、伍子胥、何柱史，甚至是一去不还、只身赴死的侠客义士如荆轲、高渐离、施全等。这些人物无一不在激烈、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完成了自己悲壮的人生。这与张岱的现实处境又何等的相似。事实上，张岱之所以对这些失败的英雄给予热情的礼赞，正表明他把自己就看成一个失败的英雄，诚如他自己所言：“忠臣义士多见于国破家亡之际，如敲石出火，一闪即灭。”《张子文秕·越绝诗小序》。他们临难不苟，慷慨赴死，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然而也正是他们的嶙峋傲骨支撑了社会的人格坐标，这其中也寄托了张岱理想的人格追求，而这种浓烈的悲剧色彩也大大丰富了作品的诗意。
与此相联系的是，张岱对另一类历史人物即隐士的关注与认同。作为现实的人，寄情于花鸟虫鱼，山水渔樵，常成为一种必然性的选择。因此，张岱的诗中也就出现了五湖一棹的范蠡、滩头垂钓的严子陵、万人如海一身藏的苏轼、荷锄带月的陶渊明等隐士的形象。必须指出的是，张岱对这些隐士的表现与称扬，更多的是出于其现实生活状况的某些相似性，而非心理上的真正认同。张岱亦曾承认自己“空学陶潜、枉希梅福。必也寻三外野人，方晓我之衷曲。”《张子文秕·自为墓志铭》。张岱对陶渊明极为推崇，他曾有意识地作了一组和陶诗，如《和贫士七首》、《和述酒》、《和有会》、《和挽歌辞三首》。但在相同的诗题和表现形式下，体现出来的诗风和感受则有着很大的区别。我们不妨看看张岱的《和挽歌辞》据黄裳先生藏作者手稿。
张子自觅死，不受人鬼促。义不帝强秦，微功何足录？出走已无家，安得首木？行道或能悲，亲旧敢抚哭。我死备千辛，世界全不觉。千秋万岁后，岂遂无荣辱？但恨《石匮书》，此生修不足。（其一）西山月淡淡，剡水风萧萧。白衣冠送者，弃我于荒郊。山林甚杳冥，北邙在。翳然茂松柏，孝子自攀条。身虽死泉下，心亦念本朝。目睹两京失，中兴事若何？匈奴尚未灭，魂亦不归家。凄凄蒿里曲，何如易水歌。魂兮欲何之，应来庙坞阿。自注：庙坞，为先父母葬地。（之其）这里透露出的是死备千辛、世人不觉的莫大的孤独感，千秋功罪待后人评说的由衷的期待感，鸿篇史著、恐难终篇的隐约的焦虑以及身死泉下、心念本朝的执着感，匈奴不灭、魂无家归的沉痛感和易水放歌、壮士末路的悲壮感，爱与恨，情与理，理想与现实、现在与未来，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剧烈而又复杂的冲突。这里没有陶诗中那种轻松忘机的快意，更多的是深沉忧患的痛苦，虽轻实重，似淡犹浓，是张岱内心最深刻、最坦率的自白。
概言之，烈士与隐士，是张岱生命的两极。但就本质而言，张岱实是一位忠义节烈之士。这种内在而又深刻的矛盾性，也正是构成其作品诗意之所在。
（三）张岱诗的冰雪之气是通过其丰富的意象艺术而具体地展示出来的。张岱尝言：“世间山川、云物、水火、色声、香味，莫不有冰雪之气”（《一卷冰雪文后序》），故在其诗里，他总是把自然中那些在他看来最富冰雪之气的事物如阳刚之剑、阴柔之琴、高洁之松、竹、梅等有意识地加以集中和表现，从而构成了其诗歌的主体意象。他善于把自己复杂的情感和深刻的内心体验通过精心选取的这些意象以及对这些意象的有机组合巧妙地表现出来，使得不易把握的情感体验变得清晰和强烈，又显得十分贴切自然。
“剑”与“琴”及相关的事物是张岱诗中经常和反复运用的物象。在这两种极为普通的物象中，寄托了张岱最深层、最隐秘的内心世界。王雨谦在谈到张岱诗的特点时曾指出其“于今昔之变，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王雨谦《张宗子诗序》。家国大恨，黍离之悲，是张岱心中最为沉痛的乐章，也是贯穿其诗歌始终的主旋律。“剑”与“琴”正是其内心恨与悲形象的外化与物化。
在张岱的诗作中，“剑”（包括与剑类似的武器，如刀、椎、匕首等）的形象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它常常作为正义的化身：“面有不平色，胸中何所想？”（《画中剑客》），也是信义的表现：“解剑其傍，不倍其死。”（《延陵季子》）又是不屈的象征：“吾思龙性不易驯，鳞爪一动波涛惊。有时目开如闪电，黄河倒注昆仑崩。是剑是龙无二物，出匣仍是干将形。”（《延津剑》）更是复仇的天神：“博浪一椎，祖龙魄死”（《留侯》），诸如《施全剑》、《伍孚刃》、《唐琦石》、《渐离筑》、《司农笏》、《荆轲匕》这些物象既是张岱家仇国恨的集中反映，但同时，张岱也借此来消解其心中块垒。
张岱对琴尤为钟爱，这固然是出于他本人所具有良好的音乐素养和高超的演奏技巧，但更重要的是琴声最能表达他的故国之思、亡国之痛以及难以言说的孤独之情。“四壁无所有，凄然张断琴，每当风雨夜，发此金石间”（《和贫士七首之三》）这诗句诚如王雨谦所云：“悲歌行国，泣数行下，如屈子离骚，不得其平则鸣。”王雨谦《张宗子诗叙》。在《李玉成吹篥》中以“十六年来无笑颜，为爱佳音且强食。”来表达了亡国之臣无限的悲痛，而《琴亡十章》又借哭资深，叹知音难觅，表现了其内心世界巨大的孤独感和无边的寂寞感。在《听太常弹琴和诗十首》这组诗中，张岱把他的这种悲伤与哀痛渲染到了极致：
邮诗今日见，恍在泣弓时。惨淡柴桑句，苍凉易水丝。夜长梦不破，灰冷气难吹。江上青峰在，曲终何所之。（之一）振落谁还顾？犹同陌上尘。泪枯桑老，肠断汩罗臣。长乐钟何在？冬青树不春。胸中有猿咽，指下泣秋。（之二）哀惋沉痛、如泣如诉，一唱三叹，充满了苍凉意绪和悲怆情感。
在这里，抽象的“恨”与“悲”因“剑”与“琴”的实象而变得具体和可感，而具体的剑与琴的物象又因诗人情感的注入而获得了丰富的内涵，从而创造出极具个性色彩的鲜明艺术形象。
如果说，张岱常借剑与琴的意象来寄托它的恨与悲，那么，他则更多的借松、菊、梅、竹等意象来作为其人格与道德理想的象征，来传达他的孤情与至性。如“竹本无他意，孤疏风所生”（《竹月》），“冷落溪山里，秋兰出故从”，“味薄气还似，形存月已刊”（《谢纬止斋头秋兰二首》），“义不受凡卉，人见其濯濯。但有千树梅，疏疏见卓荦”（《观山民所藏唐伯虎观梅园手卷》），其高情孤意，于描写中自然流出。有时，他还有意识地将这些意象与另外一些意象如风、雨、雪、月等有机地加以组合，营造出一种更加孤清冷寂的意境，来衬托其人格、道德的高尚与完美。如梅花，本已是高洁之物，但张岱还嫌不足，而是将梅花与雨合起来加以表现。《雨梅》诗开篇即云“梅开不得时，乃于雨相值，梅意自孤危，威仪仍不失。”梅花初开即遇雨，但经雨之梅反而更为娇艳，所谓“濯濯见孤棱，反得雨之力”。“雨梅”是一种多么高雅、圣洁的艺术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张岱诗中的有些意象，不仅具有作为自然物的一般性特征，同时还有着更为深厚的文化积淀，如《孔子手植桧》和《子贡手植楷》二诗中的“桧”与“楷”，虽然都是自然的植物，但因一为孔子亲手所植，一是孔子门人子贡手栽，也就有了浓厚的儒家文化的色彩。无论是孔子的“桧”或子贡的“楷”，其共同的特征又都在于“既枯能复活”“干朽根不毁”，任盗贼砍斫，烈火焚烧，仍是“肤纹皆左旋，直干无错节”、“摸之触龙鳞，扣之响铜铁”，并且能够“一代一枝发”，“三千年不改”，其坚贞不屈、顽强执着，历劫火而不变，虽九死亦不悔，这正是儒家道德理想的典型特征，也是张岱自己借以立身的根本。
（四）张岱诗歌的冰雪之气还突出地表现在他对自然的自觉贴近与高度的认同。他的纪游写景的诗作，并不注重单纯地模山范水，满足于对山川景物作细致入微的刻画，而是把自己的生活境况、人生感受、艺术体验等种种复杂的情感融入到对自然的表现中去，从而大大扩展了诗的艺术容量，使其山水写景诸作显得既丰满深厚，又富有弹性和张力。
人与自然在不同层次上有着种种的交流与对应关系，每个人在面对自然的时候，也都有其独特的视角与心理感受。张岱特别注重在表现自然物象的同时，去着力表现自己对自然的观察、思考与理解。《观海八首》不从正面着墨去描绘大海的壮观景象，而是从观海之人落笔，竭力渲染观海人（即诗人自己）面对大海的那种特有的感受，那种惊讶与敬畏、那分天真与好奇，反衬出海的博大与有力。“望洋无可言，还想生海始，神功接混茫，四面何起止。攫夺杂玄黄，的铄见金紫，北溟有鲲鹏，至此成虫蚁。”（之一）诗人既目极千里，见海天无际，玄黄金紫，不断变幻着各种颜色；又思接混茫，联想到生海之始、造化之初的种种神奇。这里，辽阔的空间感与深远的时间感，纵横交错，构成了一个雄浑阔大而又遥远深邃的艺术境界，给人以启发和联想。《金山寺》、《白洋看潮》诸篇虽从正面出之，但内中也暗含了诗人独特的视角与感觉，与《戏海》之作异曲而同工。
张岱的博学与善思，使得他对自然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力。他往往于瞬间便极力敏感地捕捉到自然物象中那些与之相似的某些特征，并有意识地将这种特征加以强调和突出，从而在表现自然的同时也完成了自我的表现。历代讽咏泰山的诗作不计其数，但真正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佳作却并不多。客观地说，泰山虽号称五岳之尊，但作为自然景观，其高大不若恒山，其险峻不若华山，其秀美更比不上黄山，既无奇松怪石之巧，又少流泉洞壑之幽，并非风景绝佳之处。然而，泰山于齐鲁平原上突兀而起，巍然屹立于天地之间，故而显得格外的醒目与高大，每一个看到泰山的人都会从心灵上感到一种震撼。张岱敏锐地抓住了这种感觉，并把它加以提炼和升华。他的《泰山》诗一开始就指出“苍茫正气在，敢为山水观？”对泰山绝不能以普通的自然山水来看，泰山是山魂，体现出的是一种天地正气。正因为如此，泰山的那些作为自然景观的不足反倒成了一种优点，所谓“阳明无洞壑，深厚去峰峦。”无洞壑之幽，正表明了泰山的阳明无私；无峰峦争出，更显出泰山的浑厚与朴实。泰山实际上已成为一种人格象征，一种道德象征，一种文化象征，一种民族象征，令人油然而生敬畏之情。这里，对山的欣赏很自然地转化为对人的欣赏，而对山的肯定，无疑也就是对人类自我的肯定。
对山水之解悟，最深处当在失意之时。人于孤独无援之中，无高朋满座，胜友如云，才有时间与精力来观照自然、理解自然。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人对自然才不再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达到一种平等的沟通与交流，从而获得一种亲近，一种默契，一种认同。张岱山水写景诸作，在艺术表现上的最大特征，就在于他从不把自然作为一种把玩与欣赏的对象，而是作为朋友，作为知己，期待着从自然那里获得理解，并借此来消解自己内心的痛苦，《快园十章》之七云：“有何可乐？南面书城。开卷独得，闭户自精。明窗净几，蔬水曲肱。沉沉秋壑，夜半一灯。”快园中的“蔬水曲肱”，静静地伴随着主人的夜读，而主人亦正是从它身上体味了“独得”的意趣。实际上，无张子，快园何快之有？无快园，张子又何从觅快？在这里，人与自然达到了高度和谐与同一。
解读张岱很重要的一点还须解读他的“西湖情结”。张岱一生与西湖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尝言：“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而梦中之西湖，未尝一日别余也。”《张子文秕·西湖梦寻序》。西湖之于张岱，既是他往昔衣锦繁华的象征，又是他今日国破家亡的见证，更是梦中的理想乐园。张岱曾表白：“余之梦西湖也，如家园眷属，梦所故有，其梦也真。”《张子文秕·西湖梦寻序》。张岱熟悉西湖就像熟悉自己的亲人，对待西湖也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如同每位诗人都有其心中的一方净土，西湖就是张岱心中所能固守的最后的精神家园。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湖就是他的生命。所以，他在诗中总是竭力地去装饰她、打扮她、表现她，使得这些描写西湖的小诗显得格外漂亮、亲切和富有韵味。如《西湖十景》：
一峰一高人，两人相与语。此地有西湖，勾留不肯去。（《两峰插云》）烟柳幕桃花，红玉沉秋水。文弱不胜夜，西施刚睡起。（《苏堤春晓》）颊上带微酡，解颐开笑口。何物醉荷花，暖风原似酒。（《曲院风荷》）虽美而不艳，娇而不媚。张岱有时还有意地营造一种孤清冷寂的冷艳之美，去表现西湖的高洁。如“湖气冷如冰，月光淡于雪”（《三潭印月》），“高柳荫长堤，疏疏漏残月”（《断桥残雪》），“夜气南屏，轻岚薄如纸”（《南屏晚钟》），“深柳叫黄鹂，清音入空翠”（《柳浪闻莺》），“秋空见皓月，冷气入林皋。”（《平湖秋月》）张岱诗的“冰雪之气”在这里得到了最为具体和形象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