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朱新礼正是农村改革的受益者之一。1981年前后，他承包了村里的一辆解放牌汽车，将沂蒙山区的苹果拉到南京、上海去卖。家里穷，但头脑灵活的他从小学二年级就不再向家里要钱读书，暑假去山里挖中草药、爬树上捡蝉蜕、翻石头抓蝎子，把这些卖到供销社，换来一年几元钱的学费。一车苹果大概能让他赚上几百元运费。有了钱，他接连买了两辆车，带上四个徒弟，轮流开着三辆解放车跑水果运输。1983年，他就赚了30多万元，成为沂蒙山区第一个在家里装电话的人。
史兆兰是黄土高原上的一名普通果农。
五月的阳光灼烧着黄土高原。灰黄的泥土轻轻一捏就变成纷纷洒洒的干粉。50岁的史兆兰正在自家的苹果园里仔细巡视每棵苹果树，若果树树皮有腐烂的地方，他得用小刀刮掉，并涂上防治果树腐烂病的药。
他穿着洗得起了球的、印着“基尔乐饲料”的红色T恤和卡其色的裤子，脚上踩着沾满黄土的黑色敞口布鞋。高原上暴烈的阳光和常年的田间劳作，让他肤色呈现泛红的古铜色。他头发花白，根根冲着天，脖子上绷着几条凸起的青筋；下垂的眼角透着隐隐的愁苦。
这是一棵主干只有齐胸口高的苹果树，向四面横逸出五六根碗口粗的分枝。史兆兰攀着一根高过头顶的树枝，抬高腿，一脚踩在齐腰高的横枝上，使劲一蹬，跃上了苹果树。他的右腿伸直，抵着主干与横枝分叉的地方，稳住身体重心。他弯着左腿，蹲伏在树枝上，小心翼翼地拨开树叶。他的右手戴着已经磨出好几个窟窿的白色棉纱线手套，拿着镶着木头把柄的小刀，一刀、一刀地刮去黑色的腐烂树皮，直至露出黄褐色的树干来，再用小刷子涂上药水。
每天早晨六点，他来到这个位于山西运城市万荣县高村乡高村的苹果园开始劳作，一直到上午十一点再回家吃饭。下午四点，他继续在果园工作到七点。这个年产量3.5万千斤的苹果园，全年就靠着史兆兰夫妇俩打理。
1987年起，高村的农民开始种植苹果。当地天太旱，一亩土地才出产小麦几十斤。种粮食靠老天，老天不下雨就没指望了。史兆兰家的苹果是1993年种下的，三年挂果，第四年开始有收成。
史兆兰算了一笔账，水两元一立方，一亩地一次浇水要120立方水，一年浇三次水，每年每亩地浇水费用720元。另外，每亩地化肥、农药费用是400元，加上杂七杂八的费用，一亩苹果地的成本约1300元，收入约四千多元。史兆兰家的果园七亩地，年毛收入是三万多元，利润大概是两万元（不算人工费）。
他的儿子在运城一家印刷厂打工，一个月工资1000元左右。史兆兰是家里的经济支柱。2010年他养了五六十头猪，赚了1000元。但喂猪要看运气，2009年他养的猪得了口蹄疫，死了不少。地里没活的时候，他还外出打零工。
万荣县总共种植了70万亩苹果，绝大多数种植户都是像史兆兰这样的农民。2005年前，万荣县50万亩苹果找不到销路，最低卖到五六分钱一斤，堆积如山的苹果烂在地里了。
2005年是个分水岭。这一年，汇源在万荣投厂。史兆兰，一个普通的果农，命运因另一名从沂蒙山区走出的农民企业家而改变。他的3.5万千斤苹果，有一万多斤红富士鲜果以1.3元一斤左右的价格卖给了水果商，剩余的两万斤秦冠、花冠等口感差一点的苹果卖给了汇源，大约七毛钱一斤。“有一个保底的价，不愁卖不出去。”史兆兰说。
命运的巨变。
2011年5月6日，在北京顺义汇源总部的一间会客室里，汇源集团董事长朱新礼接受了我的采访。会客室铺着浅褐色的编织地毯，摆放着灰色布艺沙发，上面罩着印有“汇源”红色LOGO的白色沙发罩——这透着一股浓浓的20世纪80年代的味儿。茶几上摆放着汇源各式低浓度果汁产品，旁边竖着巴掌大的告示牌：“开启喝完是喜欢，剩余带走是珍惜”。汇源的员工告诉我，这告示牌的摆放是朱新礼的命令，汇源任何部门都如此执行。墙上挂着一幅祝贺汇源集团成立十三周年的匾额，落款是“中共万荣县委员会、万荣县人民政府”。
朱新礼穿着灰黑西装、浅蓝衬衣，斜倚在沙发上。他面相和善，在三个多小时的交流里，基本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谈到可口可乐并购汇源一案的时候，他的脸一下子拉长，紧闭着嘴，腮帮子也绷紧了。自商务部以违反《垄断法》为由叫停可口可乐并购汇源之后，一心想做上游产业的汇源无奈调头，一口气招聘了数千名退役军人做销售，以重建解散了的销售系统。虽然重做下游耗费了很大的精力，但是汇源布局上游产业一直马不停蹄，除了水果种植，朱新礼还盯上了有机农业。汇源在密云建成1500亩的有机农业示范园，又与山东省德州市政府合作，建设1万亩的有机农业示范园。
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产业与企业研究中心的王世平博士说：“汇源现在处于圈地阶段，其上市所做的饮料生产在集团中只占其业务一部分。”朱新礼预计需要30亿到50亿元来做有机农业，“没有经过董事会同意，不能用上市公司的钱去做有机农业，股东的钱只能做果汁”。
从果汁到有机农业，朱新礼始终与中国的农业紧密相连。30年前，正是国家政策这一只巨手，让朱新礼这个沂蒙山区的农民命运发生了巨变。从济南出发，经G2京沪高速及G22青兰高速往东，转入332省道，折向西南，便到了山东淄博市沂源县东里镇，车程约180公里。车窗外，迅速闪过的，除了苹果树还是苹果树。沂源是中国苹果主要产地之一。
这是朱新礼的老家。与如今国道、省道、乡道密密铺陈于中国大地，连通起一张主动脉、毛细血管齐全的公路网不同，在朱新礼的童年时代及青年时代，东里镇一直是个四不靠的村。这里是沂蒙山区腹地，离每个县城都有数十公里，封闭落后，靠天吃饭。
汇源将淄博分公司安在朱新礼的老家东里镇东里东村，在那里建了一个乳品饮料加工厂。厂坐落在山脚下，沿着红砖砌成的围墙往山上走，站在山坡上，能看到围墙内停靠着八排七列共56辆整装待发的运货车。朱新礼的老家就在这山上，离厂房只有200米，俯视整个工厂。
沿着上山的羊肠小道，我寻找朱新礼的老屋。石块与黄泥砌成的农舍三三两两地散落于山间，路上不见人影，只闻恶狗狂吠。幸寻得一位八十多岁老太太给我指引，我找到了目的地。一排六间屋，黄褐色的石块砌成，屋顶铺着红瓦，木条镶成的门框歪歪斜斜的。
1952年，朱新礼出生于此地，直到1986年他才下山离别故乡。他的母亲生了六个儿子，他排行老二。在朱新礼的描述里，他的家“背靠大山，面朝沂河，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这种田园山水的诗意，难掩当年中国农民生存条件的严酷。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以人民公社的形式组织生产，东里镇只种玉米、地瓜、小麦。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天灾加上人祸，中国暴发大面积的饥荒，饿殍遍野。朱新礼保留了大饥荒的记忆，他记得身边很多人，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只能吃玉米芯、槐花、槐树叶子，饿得眼睛都浮肿了。他曾跟首钢老总朱继民聊天，后者的一个姐姐就是活活饿死的。
他家算是在饥荒里挨得过去的。他的父亲是村里的会计、读过私塾，颇比普通农民有远见。在三年自然灾害前的丰收年，他父亲利用房前屋后的零碎土地开荒，从秋天开始动手，整整一个冬天都在挖土，将房子四周刨出像战壕一样的深沟，又从山下挑来肥力好的土壤，倒在沟里，再铺上一层积攒的鸡粪、羊粪。一层土一层粪，如此交叠。好处是既保住了水分，又让土壤保持疏松，还多了很多有机肥料。来年春天，栽上南瓜。到当年秋天南瓜成熟的时候，一个就有几十斤重。摘下来，放在屋子里。只要保持通风，不冻着，南瓜能够贮藏很久。满满一屋子的南瓜，让朱家每逢青黄不接的时候都能挨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