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游击战的再认识
对毛泽东在洛川会议提出的山地游击战，不仅彭德怀“认识是模糊的”，对“‘运动战’和‘游击战’这两个概念主次是模糊的”，“时而提‘运动游击战’，又时而提‘游击运动战’”，很多八路军将领也是如此。
但“认识模糊”并不影响打胜仗。平型关大捷、火烧阳明堡机场，正大路沿线连续的设伏，胜利一个接着一个。虽然毛泽东几乎在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后的每一封电报中都要谈一谈“山地游击战”的问题，但当时抗战的形势还不容八路军一上阵就钻山沟。华中、华北两个战场上，国民党军正拉开架势要同日军进行决战，主战场是国民党军的正面战场。毛泽东在一封电报中也曾指出：在条件确实有利的情况下，可以配合阎锡山打几仗。
所以，不管是认识清楚的还是认识模糊的，在这种情况下已没时间进行理论上的争论。袭击、伏击不断涌现，这时需要的是打鬼子的招木。游击战、运动战、游击运动战的争论不得不暂时搁置。
在太原失陷后，情况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及时指出：“太原失陷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于八路军，这是华北总的形势。”原来对山地游击战想不通的将领，原来认为国共两军几个胜仗就可以将太原建成华北抗战的堡垒的将领，对日军的侵略本性及战争准备认识不足的将领，在形势愈来愈按照毛泽东的预想发展时，不得不佩服毛泽东的雄才大略、高瞻远瞩。
为此，毛泽东在连续三封电报内对新的作战任务进行了说明。
11月8日的电报中说：“129师全部在晋东南，120师在晋西北，准备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非至有被截断归路的危险时，其主力不应退出山西，具体部署由朱彭行之。”11月9日电报中，认为林、贺、刘三个师及创建晋察冀的聂荣臻部“须重新部署”。“部署纲领：以控制一部为袭击队，大部尽量散于各要地，组织民众武装为第一义。”11月13日，电报进一步指出了“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多打小胜仗”，“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在同一封电报中还指示：“刘师应以师部及陈赓旅位于大行山脉地区，多打几个小胜仗”。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央及毛泽东的指示将三十师部署于4点，形成了支撑华北敌后抗战的4个战略支点。115师聂荣臻部开创晋察冀根据地；115师主力转向汾河流域和晋西；120师仍留太原附近，相机向晋西发展；129师主力深入晋东南，开创太行山区根据地。
129师实行战略转变的重要标志是“石拐会议”。石拐是和顺县的一个镇，在石拐镇召开的这次129师党员、干部会议，是129师进入太行山开辟根据地的一次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会议。
会上，刘伯承传达了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部署了129师今后的行动方向与任务。
当刘伯承宣布“129师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地活动”后，129师与八路军其他部队一样，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真正进入了适合自己的生存发展方式，并在敌后创造了让日军害怕、痛恨而又无可奈何的抗日根据地。
刘伯承发布的命令规定得很具体：每个团的各个营都抽出一个连，组成工作队或游击支队，到指定地点同中共地方组织、游击队一起工作。
此后，129师派出的一支支游击支队和工作队像种子一样遍布在晋东南广阔区域内。
师政治部主任宋任穷、组织部长王新亭等率领工作团和步兵分队，到了晋东南沁具、长治两个中心区，这两个地区有牺盟会的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开展普遍，群众基础较好。
桂干生、张贻祥率领一游击支队到平和公路以东、正太路以南、平汉路石家庄至内邱段以西地区活动。
张贤约、张南生率领一个先遣支队，到辽县以南、平汉路邢台至磁县段以西及漳河以北地区活动。
秦基伟、赖际发率领的几支游击队与工人游击队汇合，组成晋冀豫抗日义勇军第一纵队，又称秦赖支队。
……
向下派遣游击支队并不像派部队出去打个埋伏那样顺当，大家虽然知道撒出去是“种子”，但更愿意留下来当“拳头”。
当刘伯承将769团副团长汪乃贵找来，准备派他出去成立汪乃贵支队，到正太路以南、平汉路以西活动时，汪乃贵说：“叫我带兵打仗还凑合，让我去拉队伍扩地盘非砸锅不可。我大字不识几个，记个指示看个文件都成问题，怎么挑得了这副担子呢？”一向幽默的刘伯承这次严肃起来：“一不是叫你当山大王，二不是叫你考前清秀才。闹革命，打日本，你是专家，宣传群众，武装群众也是我们的老传统。不会记笔记，你就‘结绳记事’。这个司令你要坚决去当，还要想办法当好。你还有意见吗？”“没有意见了，我服从分配。”汪乃贵愉快地答道。
从战略转变后到1938年4月粉碎日军对太行山区九路围攻止，129师将64个连队中的41个连队，占总数的2/3，分遣到各地开展游击战争。新建立的游击支队多如雨后春笋，有的有几十人，十几争枪，有的只有十几人，几条枪。
在129师成立军区，建立军分区时，几支较大的游击支队便顺理成章的成为军分区的主力部队。以后，撒下去的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使八路军的武装力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太行山区各县都建立了游击队，各支队的人数，有几十人的，也有几百人的，甚至多到上干人的。开始时先发展成了补充团、独立团和骑兵团。为了进一步正规化，也为了突破国民党对八路军力量的限制，以后又逐渐整编为教导旅、新编旅、暂编旅。
“化整为零”是太原失陷后八路军战略调整的主要特点，零散的小部队能够生存、能够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也正是日本侵略者必将失败的决定性因素，即八路军拥有人民的支持。与此相反，日军从下敢“化整为零”，八路军在敌后创建的游击区和根据地使周围的日军有了一种“敌后”的感觉，他们不敢分散活动，更不敢单独行动。
其实，当日军以侵略者的身份进入中国后，他们确实已经在战略上将自己置干了“敌后”，已经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他们终究逃脱下了处处挨打，到处遭袭的命运，犹如一匹野牛来到了它不该来的地方。
点、线、面
点、线、面首先是物理学的概念，而后才是地理学上的概念。而到刘伯承用点、线、面来描述抗日战争敌后战场的态势时，又赋予了这三十概念以新的含义。
在刘伯承的辞典中，“点”已经不是抽象的概念了，点指被日军占领的重要城镇，线指与各个城镇、据点相连的公路、铁路等重要交通线，面则指点与线贯穿其中的广大区域。这时的点、线、面已经是一个战略概念，已经被赋予了重要的军事意义。日军的企图是夺点、造线、进而控面；八路军则反其道而行之，先将自己渗透到面之中，然后切断线，最后孤立点。
八路军与日军围绕着点、线、面进行了长期而复杂的斗争。
日军占点时尚信心十足，日军参谋本部在战争之初叫嚷要在三个月至多在半年内占领整个中国，表明了日军对占点确有十足的自信。当时中国以国民党中央军为主的军队虽然在数量上占据着优势，并且国民党中央军的一个精锐师只比日军一个师团的人数和装备稍逊一些，但是战斗中能够得到的上级对本级的重火器支援和空军支援的数量的区别，使双方的作战能力的比较失去了意义。再加上国民党军特别是杂牌军协调、组织等方面的问题，日军攻城夺寨虽不能说轻而易举，但也是十拿九稳。日军从北向南，夺平津，占石家庄，攻太原；逆长江而上，打上海，下南京，一直攻到武汉，最后被大山挡在了四川盆地之外。
点在日军眼里只是表明他们成功与荣誉的一枚枚勋章。
在夺点成功后，日军在线上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且不说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铁路只能本省通行，与外省铁路根本不通用，而且贫穷落后的；日中国很多地方连公路都没有，更不用说铁路了。日军为了发挥点的作用，需要修筑公路、铁路，以点带线。为了形成点与点的联系，互相支援，就需要修路、筑路。
更艰巨的则是修路、筑路之后的护路。
交通战构成了华北敌后抗战的一个主旋律。1940年秋季八路军进行的百团大战则是这个旋律中的高潮。
形势的发展并不像日军所预料的那样，攻占武汉后日军不仅没有征服中国，反而将自己陷入了泥淖之中，占点要用兵力，护线要用兵力，前线也需要兵力。捉襟见肘这个中国的成语用来形容日军这时的窘境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在国民党军队全面溃退后，中国的乡村特别是山区就成了一片“真空”地带。我们不应忘记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其“真空”地带之广阔，为八路军的敌后抗日斗争创造了如鱼得水的好条件。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刘伯承在“石拐会议”上向全师的干部传达了中央占领“真空”地带，在“真空”地带大力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
129师进入晋东南之后，又在线上做起了文章。
11月21日，772团2个步乒连在芦家庄袭击了正在修桥的日军，陈赓在日记中写道：“我因动作秘密、迅速，作抵近的突然的火力袭击，毙敌百数十名，我伤亡20余名。”这个动作一定让负责正大路沿线安全的日军第20师团川岸文三郎恼怒不已。然而让川岸文三郎恼怒的事情还在发生。
11月下旬，为配合晋察冀根据地的反“八路围攻”作战，八路军第120师与第129师同时对日军的交通线进行了破袭。120师破袭同蒲路，129师破袭正太路。由于129师与晋察冀根据地隔正太路相望，所以，129师对正太路连续不断的破袭，有力地支援了晋察冀根据地的反围攻作战。
在正太路遭到129师袭击的是日军第20师团。
以后又接连不断在正太路沿线遭到打击的日军第20师团师团长川岸文三郎对129师怀恨在心，一直在寻机报复。终于在12月底，川岸文三郎沉不住气了。指挥日军20oo余人对129师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在129师控面、袭线的过程中，由于错误的消息，险些使129师越过线去向打起来尚有些勉强的点发动进攻。
1937年11月23日晚，陈赓接到了刘伯承的电话。刘伯承在电话中向陈赓“透露”了八路军总部的一个指示：因苏联加仑将军强硬宣言，国际形势可能会突变，日军有向北总退却模样。
24日，129师根据这个情况，针对进抵长凝镇的两连日军，作了带有攻势倾向的部署。原来准备到榆社、武乡之部队仍回石拐集结，772团以一个连回道坪，侦察榆次及正大线敌情；386旅副旅长陈再道指挥771团向大谷与榆次积极动作，并侦察该两处情况。
随后，陈赓又接到赖际发的报告：太谷、榆次之敌不断向北移动。
日军要跑！陈赓的手又痒痒了。他准备第二天率772团1营到长凝镇附近进行侦察并相机动作。
25日，陈赓率领6个连由石拐经沟口来到了位于上黄彩的赖际发处，并进一步证实“敌几日来确不断向北撤退”。
夜袭长凝之敌的任务没交给性急的陈赓，而交给了769团的1连及新7连。这次行动不是主力出战，而是采取了“投石问路”的招法，就如同下围棋时试探一下对方的应手。
26日，主力仍然没动，隐蔽在下黄彩。27日，虎将王近山带领两个连前进到了离长凝更近的高坪，准备伏击日军。王近山一露面，就意味着即将采取动作。
同一天，陈赓又得到“间谍”报告：“榆次及其附近驻有日军约1师团，似由太谷开来，约5000人向北退，到处奸淫掳掠，抢粮食、牛羊，找‘花姑娘’。”日军的行为全是撤退前的征兆。
129师行动在即。
但第二天，11月28日的早晨，陈赓一起床“即闻激烈机枪声，据报知系长凝之敌约200人占山头，有向下黄彩进攻模样。”情况完全变了。原来准备进攻的772团马上变为了守势。陈赓迅速组织了防御：以1连侧击向下黄彩进攻之敌，以1连占山头正面阻击日军。日军的进攻被阻止住了。
29日，直至陈赓接到了八路军总部及刘伯承的一个电报，才结束了这次越“线”到“点”的行动。
来电中估计日军不是撤退，而是有转移主力先肃清后方（晋北及正太以南之八路军），巩固其交通线，建立伪组织的充分可能。
陈赓根据情报，再看榆次之敌，“确无撤退模样”。
实际情况是从11月24日起，日军以其刚由太原调驻石家庄的第5师团、驻太原的第109师团、驻平津的中国驻屯军旅团以及驻大同的第26师同等各一部，从多方向对八路军的晋察冀边区发动了8路围攻。
为粉碎日军对晋察冀边区的多路围攻，八路军总部除直接指挥晋察冀边区的反围攻外，还命令120师一部活动于大同至太原，129师一部活动于石家庄至太原铁路沿线，对敌进行破袭战，以牵制敌人。
黄蜂与麻雀
1937年底的一天，129师参谋长李达及几个参谋和刘伯承骑马外出。突然，刘伯承的马不安地嘶叫起来，同时，李达的马也受了惊，两匹自马惊跳不止，之后，又突然拼命向前奔跑。
等几个参谋反应过来，打马去追时，刘伯承和李达在前方已勒马站定，原来是一群黄蜂从后面袭来，落在马屁股上、肚子上，把马蜇惊了。
“这么个庞然大物，还怕小小的黄蜂！”刘怕承若有所思地说，“嗯，我看这好有一比呀”。”几个参谋听到刘伯承的话都围了过来。
“它就好比是游击战。”刘伯承刚说完，又有一群黄蜂飞了过来，两匹白马闻声又战栗起来，惊恐地向前跑了几步，惟恐黄蜂再来进攻。
一个并不奇怪的自然现象，在刘伯承眼里幻化成了一个战斗场面。他接着说：
“这黄蜂虽小，威力却很大。”刘伯承边说边持了持马鬃，使它安静下来。“这马就好比日本军队，它人数多、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个庞然大物。这黄蜂就好比我们分散出去的游击小组，短小精悍，行动灵活。”“黄蜂即使蜇不死马，也让它受不了。”李达补充道。
几个参谋不住地点着头，若有所思，若有所悟。
很多在刘伯承身边工作过的老战士都能说出一两个或更多的刘伯承用生活中的例子来形象地比喻战争现象的故事。“黄蜂”只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个。
敌后抗战的广阔战场为八路军指战员提供了一个灵活打击敌人、发挥聪明才智的有利条件。当时还有一个和“黄蜂”一样充分体现了游击战本质的战法，叫“麻雀战”。
顾名思义，在作战过程中八路军战士就像麻雀一样，寻找日军的空隙，东打一下，西吃一口，频频出现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当敌集结兵力，实施报复时，又找不到，抓不着，游击战士早已撤退。
129师进入太行后，敌以500多步兵、一连骑兵，在范村附近向129师驻地扑来。负责打击、袭扰日军的只有129师771团的1连。1连在10余里宽的正面上，灵活而机动，这里打一下，那里抓一把，使进犯日军疲于应付，顾此失彼，极其狼狈。
这一战，1连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毙伤敌近百人，毁敌汽车一辆的重大战果。
游击战，关键是要解决游与击的问题。
游得动，才能寻找到击的机会。
度过第一个新年
陈赓在日记中写道：山西战事，正面沉寂，敌不攻我，我亦不击，不解何故？
仗既不多，新历、旧历的两个年就过得欢乐、充实。粉碎了日军“六路围攻”后，没有几天就到了阳历新年。30日，各个部门都忙于准备食物。386旅旅部的管理员从辽县买回了猪肉、食品等，“准备明早大吃”。
还有一个误传的消息，也使129师上下高兴了一阵子。不知是从哪个渠道得来的消息，说日军第14师团师团长土肥原贤二在磁县被炸死。土肥原贤二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他的死自然使八路军将士非常高兴。实际上，土肥原贤二是在二战结束后的1948年，在军事法庭上作为战犯被判处死刑的。
新年这天，各个村都唱起了花鼓戏，庆贺八路军的胜利，将欢乐的气氛推向了高潮。但“剧情封建”，令人“肉麻”，“又不好禁止，拂其诚意，只好让他们唱罢！”。到了农历新年，八路军总邓给每个人增加了一角钱菜金，作聚餐费，改善生活。农历二十八，386旅旅部驻地又有两对新人喜结良缘，使陈赓“恍惚处身太平世界，绝不像战区最前线的景象”。陈赓问老乡：你们怕不怕日本人来？老乡答：有八路军在此，什么也不怕。一句话说得陈赓心里热乎乎的，还有什么奖赏能够比得上这句话呢？
除夕这天，386旅旅部招待驻地群众，“食颇丰富，农民得此一饱，大家高兴，连残汤余菜，都没有剩下，对八路军真是心满意足。一个老大爷说：‘长到68岁，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但陈赓并没有因为没有仗打而感到轻松。
陈赓1月22日夜里在日记中写道：最近几天，甚感烦闷而无聊，大约是因为这几天没有亲身参加战斗的关系。很明显，由于我八路军动作的积极，晋东北与正太线的交通，敌人始终不能保持安全运输，而且时常中断，这样，敌人怎么能前进呢（美国武官的估计）？拿正太线说，由石家庄到榆次，牵制敌人的兵力近万人，不敢动弹（不动尚不能维持交通），以致敌人正面兵力并不雄厚。在这种情况下，晋军及中央各部休息整理，为时将逾两月，各部战斗力均有相当恢复。此时若从正面出击，配合晋东北及我们的动作，我想至少可以克复太谷、榆次。现在同蒲正面完全不动，阎老西又在出示禁止组织游击队、限制自卫军的通告，不知道他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大概是因为“烦闷而无聊”，或是“因为这几天没有亲身参加战斗的关系”，陈赓这几天的日记记得很长，字数很多，1月9日，1月11日、1月22日这几天的日记，都有4、5百字之多，比前期日记的字数明显增多。常人有借酒消愁一说，陈赓则可能是借日记来抒发自己对国民党军及晋军作战不力的不满。夜深人静时，对着自己心爱的日记本，奋笔疾书，直抒心臆，这时的所想、所记、所写都应该是最真实的原始记录，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来说，是一份十分难得的资料。
1938年的元旦刚过，由于美驻华大使馆武官卡尔逊的到来，使129师全师上下兴奋了好几天。
1938年1月11日，卡尔逊来到了386旅驻地。为了欢迎卡尔逊的到来，386旅能出动的都出动了，不仅如此，还动员了当地的自卫队和群众组成了还算壮观的欢迎队伍。卡尔逊亲闻八路军反“六路围攻”的辉煌战绩，由衷他说道：
“八路军有一套正确而灵活的战略战术，这是在旧的军事典籍里所无法学到的东西。”陈赓也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在日记中记道：他称赞我们部队的战略战术及善于动员群众是世界上所仅见。他说我们386旅是中国最好的一个旅。他认为我们在正大线的行动，破坏敌人的交通，神出鬼没的游击，是使敌人迟延南犯的根本所在。
卡尔逊还以美国人所特有的直率对八路军的行动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八路军没有对日军的粮站展开破坏是一个缺点。
陈赓和卡尔逊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交谈。谈话中陈赓将386旅进行的几次战斗向卡尔逊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当谈到八路军进行的是正规军、游击队、自卫队三位一体的作战，谈到军队与群众的鱼水关系时，敏锐的卡尔逊立即明白了一切。
卡尔逊说：“作战不仅使用正规军，还要依靠游击队和自卫队，这就是全民抗战的体现；而且也只有有了后两者的配合，才能使正规军得到更多的机动，寻觅到敌人的要害，予以彻底的打击。”有时候我们不仅要想，连一个美国人尚且能认识到的事情，怎么到了中国的最高统帅蒋介石那里，就变得模糊起来了呢？真不知道蒋介石是没有能力认识到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还是认为抗战只应是政府的事情，和广大的民众没有多少关系，或是他根本就不愿意看到民众被发动起来。
一条片面抗战的路线，将本应成为中国抗战的绝对主角的蒋介石变成了配角，他不得不看着毛泽东领导着八路军在敌后唱起了主角。
会见的过程中，陈层送给了卡尔逊一柄缴获的日本小刀。当时陪同卡尔逊前来386旅访问的作家周立波详细地记述了这个场面：
“为了纪念我们的会见，陈赓同志送我一支从日军缴来的自来水笔。他还送了一把锋利的日本短刀给卡尔逊。
“‘这把刀杀了6个人。’陈赓同志说。在正太路旁的一次白刃战斗中，我们一位战士，从日兵手里夺了这把刀。刀的主人被杀了，而这同一把刀，又接连地在它的旧主人的另外五个同伴的躯体上，接触了5次。最后，它和他的受了几次枪伤的新主，一同倒在地上的血泊里。但是这时日寇败退了。
使用这刀的勇士，被救了回来。
“我看着这把浸过这样多敌人的血的短刀，觉得它好像是古代侠客的匕首。刀身很短，却非常锋利。鞘和柄都是白木做的。刀身插进鞘里的时候，柄就和鞘衔接起来，像是一根短棍。短棍上镶嵌着几个银色的星点。这是一把精致的小刀。
“‘我拿了这把刀，会永远地记着你们这一旅。’卡尔逊说。
“吃饭的时候，陈赓同志拿了一罐日本牛肉给我们，也是胜利品。这次在昔阳七亘村战斗中，他们缴获了许多食物，里面有几百罐牛肉，一千多包‘压缩口粮’。军中正缺粮，用这些缴获物，维持了半个来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