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不过黄河
毛泽东在1938年2月23日的电报中指出：我们认为必须告诉国民党，如果近百万军队均退至黄河以南平汉以西之内线，而陇海、平汉尽为敌占，则将形成极大困难。故总的方针，在敌深入进攻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
中国共产党在1938年初确实是做了两手准备的。
早在1937年11月17日，毛泽东就曾在一封电报中强调指出：为保障我们河东部队能在晋省支持艰苦持久的游击战争，及于必要时能迅速安全的西渡，且增加敌人河渡之阻碍，故河防之巩固为目前紧迫任务。
从这封电报中可以看到“必要时能迅速安全的西渡”的想法。
毛泽东在1938年3月2日的《关于巩固河防的部署》的电报中又谈到了这一问题。1938年2月下旬开始，日军多次向陕甘宁边区河防进犯，企图切断陕甘宁边区与山西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认为，在军渡、碛口之敌两路猛攻之下，河防有被突破可能，绥德、延安紧急，威胁河东整个军队之归路。这里毛泽东谈的仍然是“归路”的问题。
就在上一封电报发出的第二天，毛泽东又在给朱、彭的《我后路不被隔断的条件下主力可留晋击敌》的电报中，仍然十分关注这一问题。
“八路主力留晋击敌，后路必须在黄河、汾河不被隔断之条件下，否则对于整个抗战及国共关系是非常不利的。尤其你们二人必须回来，即使留一人指挥，亦只宜留在不被隔之地点（如吕梁山脉），决不应留在汾河以东。
因此，对总部之转移及徐旅与刘师主力之部署，务望本此方针，考虑切实妥善方法，并速告我们。”过不过河的问题，在毛泽东的眼里已经上升到“整个抗战及国共关系”的高度，“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要保证手中仅有的这点“老底子”能够生存下来，他是站在全局的高度上审视着现在，思考着未来。
又过了一个星期，毛泽东又发出了一封《八路军应准备转战陕甘豫地区》的电报，同样，这封电报仍然是发给朱、彭二人的。电报中说的还是老问题：
“在不被敌根本隔断条件下，我军均应在敌后配合友军坚决作战，有效地消灭与削弱敌人，发动广泛抗日运动，……只要无被隔断危险，决不应过早渡过河来，更不应不顾蒋令不顾友军渡过河来。”毛泽东连续发出的讨论过不过河问题的若干封电报，实际上是洛川会议后对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问题讨论的继续。
1937年11月15日，从黄昏到深夜，彭德怀和几个满怀抗日热忱的青年一起讨论了中国目前的形势，抗战的前途，山西的局面，八路军的任务、决心，他告诉这些热血青年：“我们决定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要留在山西、河北和整个华北，一直到把日本帝国主义者赶出华北、赶出满洲的时候为止。
我们愿意和华北人民共生死，和他们亲密合作，来与侵略者周旋。”彭德怀斩钉截铁他说：“第八路军决定永远不过黄河。”“虽然日本强盗占领了太原和其他几座空城，可是我们并没有后退，我们的军队还是整个占领了晋东北、晋西北……加上察哈尔和河北西部。”“这些地方，合计有近千万人口。”“我们正在组织和武装华北的男女，我们要使华北一万万人民的每一个人，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敌人！”当时周立波用他的笔，将彭德怀“第八路军决定永不过黄河”的决心传遍了全中国。他写道：“归来时，骑在牲口上，觉得很冷，但路上是满天星星。我们也真感觉到，光明是在我们的面前。”不难看出，毛泽东和彭德怀二人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是有差别的。
虽然中央军委在一封由毛泽东起草的电报《军委指导只提出大的方针》中说：“军委指导只提出大的方针，由朱彭根据此方针及当前情况作具体部署。军委有时提出具体作战意见，但属建议性质，是否切合情况，须由朱彭按当前敌情情形加以确定，军委不加干涉。
关于敌我位置、作战情况等，除总部随时向军委报告外，各师给总部报告之电报，应同时发给军委一份，使军委充分明了情况。”过不过黄河不应是“具体作战意见”，而应是“大的方针”。随着八路军在山区站稳脚跟，这一差别就自然不存在了。
两次“不同声音”
抗日战争初期有两次来自军内或党内的不同声音。
第一次是华北军分会发下来的一个指示。
1937年10月8日，华北军分会发了一个指示，这个指示是在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伏击日军坂垣师团一个旅的胜利影响下产生的。这个指示，不顾中日当时的实际军力对比，把山西太原说成是华北抗日战争的堡垒，而实际上，太原在指示下发的一个星期后就失守了。
彭德怀回忆说：“显然，军分会的指示是盲目的，没有充分估计到日本侵华各方面的准备（政治上、经济上，尤其是军事力量上），同时也过高估计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及其进步性。这样就容易放松以我为主，自力更生，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战争和做长期艰苦斗争的精神准备工作。”他又说：
“10月8日的指示，只是根据看到的一些表面现象和从主观愿望写的，所以它是一个脱离实际和经不起实践考验的指示，因而也是一个错误的指示。”这个指示出台的时候，彭德怀正随周恩来去保定、石家庄等地做统战工作，不在总部。当他从卫立煌处回到八路军总部时，才看到这个指示，到他庐山会议后写《彭德怀自述》时仍然没有搞清楚执笔人是谁。
但彭德怀仍然诚实地在《彭德怀自述》中写道：
“但我看后，并没有反对。虽然这个指示的全部精神不是我的，但其中有些看法，我是同意的。这个指示有轻敌速胜观点。我去保定前，与朱德、粥时、左权等数同志一起闲谈过：“日本皇军不可战胜”是神话。如果八路军经常有20万，有蒋介石嫡系军的装备，再附加若干炮兵、国民党军依险防守，我军机动作战，灵活打击敌人，把群众发动起来参加抗日斗争，山西是难以打进来的。这是轻敌速胜的思想，对别人可能有影响。我是军分会常委之一，因此，我是有责任的。”华北军分会的10月指示，使很多干部本来就不清晰的概念更模糊了。
事实上，由于开赴抗日前线的准备时间很短，很多干部辽没有真正理解和搞懂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就出发了。
华北军分会的指示一下来，大家自然认为“游击运动战”、“运动游击战”、“山地游击战”都是差不大多的一个东西，或是根本就没必要去分清楚，只要是打鬼子就行。
这是第一次来自内部的“不同声音”。
第二次“不同声音”则是“从天而降”。
1937年11月29日，延安机场戒备森严，中共的很多党政军要人，如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等，都静候在机场上，不时仰望着蓝天，等待着远方的客人。
不多时，一架飞机从兰州方向飞来。从飞机上走下来的客人对于等待的人们来说并不陌生。
当飞机舱门打开时，个子不高的王明（原名陈绍禹），从飞机里走了出来。
王明此次已是第二次从苏联回国来指导中国革命。
王明虽身材不高，讲起话来还有些大舌头，但此人擅长文笔，讲起后来亦滔滔不绝。
王明第一次回国后，由于有共产国际负责中国工作的米夫的支持，很快便由一个留过苏的普通党员而上升为中共中央领导人。
缺乏中国革命实际经验的王明，在掌握中共中央领导权下到一年之后，由于白色恐怖不断地有人头落地，使王明丧魂落魄，惶惶不可终日，终于在1931年10月18日，携妻子又回到了红色保险箱——苏联。
6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斗争已经过了多次反“围剿”的残酷斗争，也走过了二万五千里的艰苦路程，在完成了和国民党共同抗日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后，王明又从千里之遥的苏联匆匆赶了回来，来摘“桃子”或是来实现他的领袖欲。
和王明同机归来的，还有陈云和康生。
当时在场的张国煮，用“握手拥抱，一堂欢叙”来描述当时王明和毛泽东等人见面时的场面。
虽然工明第一次执掌中共领导权并没有给毛泽东等人留下什么好的印象，但毕竟那时党是一个年轻的党，它的领导人也多是年轻人，借用列宁的一句话：年轻人犯错误上帝也会原谅，更何况是宽容大度的中国共产党了。
在机场上，毛泽东以《饮水思源》为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
欢迎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指苏联机组人员），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喜从天降”。
明摆着，王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的身份，使他成了手捧“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
没多久，王明就和毛泽东为代表的一群中国共产党人在政见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毛泽东坚决地主张在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而王明则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
这时已经不是简单地王明要取毛泽东而代之的问题，它已涉及到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
实事求是他讲，王明在坚持抗战和国共合作方面发表过一些正确意见。
王明第二次回国后，在政治局会议上所做的《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以及第二天的发言中，也有一些正确的看法。但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对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
由于王明的言论是以共产国际的指示的形式出现的，迷惑了很多人。此后，他又擅自拟定中共中央委员名单，而且经常以中共中央名义，擅自对外发布宣言，甚至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谈话。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长篇演讲《论持久战》。毛泽东把这一重要著作送往武汉，交给《新华日报》发表。
王明深知《新华日报》的影响，《新华日报》是抗战爆发后中共在武汉发行的一份相当有影响的报纸，他禁止《论持久战》在《新华日报》上刊发，只同意印成小册子。
这个时候是王明与毛泽东斗争的高潮。从毛泽东发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开始，理论上的较量也就同时开始了。
1938年8月，当又一架军用飞机从莫斯科飞往中国时，一个新的共产国际的代表——王稼祥带回了共产国际新的指示：
要告诉全党，你们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
由此，王明共产国际代表的使命宣告结束。随着这一变化，第二次“不同的声音”也消失了。
“不同声音”中的山西前线
12月底，在大行山中的刘伯承、张浩、彭真赶回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听取中央12月政治局会议精神的传达。
对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发言，在山西前线的将领和党的负责人大部分思想不通。正式传达前，总部和北方局先召开了军委华北分会和北方局委员会议。会上由彭德怀、刘少奇作了传达，敏锐的前线将领立即就“嗅”出了其中不同寻常的气氛。
1938年1月6日正式传达之前，刘伯承和邓小平就已经知道二人间要开始合作了。1月2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在马牧八路军总部听取从大行回来的刘伯承、彭真谈太行的工作。刘伯承汇报了军事方面的情况，彭真则汇报了省委工作和开展统一战线的情况。当时在座的还有邓小平。谈完之后，彭德怀告诉他们，中央计划调张浩回延安养病。而由邓小平接替129师政委。
刘、邓二人听了这个消息都非常高兴。1月5日，中央军委的任命电报正式下达。
1月6日，北方局、军分会在马牧召开会议正式传达中央12月政治局会议精神。
此时，邓小平已经是没有报到的129师政治委员。
传达会议结束后，邓小平和彭真就去刘少奇住处，大家的一肚子疑问总要找个地方说说清楚。
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就是中共放弃了领导权，没有自己的武装，如今又要回到大革命失败前的老路上去，前方的将领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而且“西安事变”后，与国民党谈判统一战线问题时的艰辛与曲折大家心里都是很清楚的。蒋介石在谈判中没有得到的东西，如军队的领导权问题，规模与编制问题，抗日政权的形式等等，现在反要拱手送给他，这到底是怎么了？大家议论纷纷。
刘少奇此时虽然内心中己似翻江倒海，但并没有说话，只是一边听一边沉思着。在12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不仅指责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对形势的分析有错误，而且认为刘少奇写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问题》一文观点也有问题。王明毫不客气地点名批评了刘少奇。这些，刘少奇并没有说出来，从党的纪律来看，不同的意见，会上可以说，会下就不能乱讲了。就今后如何宣传贯彻12月政治局会议精神的问题，三人倒是达成了一致：实际工作中不能公开提和中央会议精神下一致的口号，这次会议虽然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但也并没有否定洛川会议提出的独立自主的方针，我们在实际中去于就行了。
看来“不争论”，在工作去检验、去实践的思想，在太行山上就开始萌芽了。“不争论”，实际上充分反映了政策和策略的统一，是领导艺术和高超的处理问题的能力的体现。
晚上，刘伯承、彭真、邓小平又聚到了一起。他们到了一起，就可以放开地谈论了。
太行山上的三巨头，想法一致，气味相投，谈得甚是投机。三人最后认为，在军分会上可以不说，但回太行山后不仅要在实际中执行独立自主的战略方针，而且要突出强调独立自主的战略方针，坚决担当起领导敌后抗日的领导责任。
军分会结束后，刘伯承和朱德、彭德怀到洛阳去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军事会议。l月18日，邓小平与彭真一起回到太行山，开始了他师政委的生涯。
刘伯承返回129师驻地西河头后，刘、邓的合作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