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没有规律”作为规律
刘伯承在1942年2月日军“扫荡”太岳、太行两区后，写下了《太行军区二月反“扫荡”的军事经验教训》一文。虽然文章题为“经验教训”，但刘伯承在文章开篇中就说明，这篇文章“主要是想引起干部同志对于敌人‘扫荡’作更进一步的研究，以提高我们生动的技术与战术，而不是灌输生硬的经验教训”。写的是“经验教训”，又不想“灌输生硬的经验教训”，为此刘伯承收集了太行军区二月反“扫荡”后各个部门的大量报告材料，针对“扫荡”中日军深入侦察，细心研究，而且在“扫荡”中采用组织游击集团的办法的现象，写下了这篇内容丰富、对后来的反“扫荡”斗争有着重要指导意义的总结报告。
文章首先从分析敌情特点入手。
2月3日拂晓，日军采取奔袭手段，分3路进攻大行军区第二、三、四军分区，一路由辽县北犯，一路由武乡东犯王家峪，另一路由长治、襄垣台击黎城，企图一举摧毁分区领导机关和基干武装。日军的奔袭扑空后，当晚，三路日军共同转向桐峪、麻田，对八路军总部实行“铁环合围”。
对于这一现象，刘伯承将其总结为“反复奔袭抗战首脑机关”。刘伯承还注意到一个现象：日军在两次奔袭失败后，在和顺县的羊蹄凹、龙王庙尖，辽县的左会、黄漳，武乡县的蟠龙、石板等地，到处捕捉壮丁，抢劫牲畜，烧杀抢掠，对根据地进行了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对于这一现象，刘伯承又将其概括为“摧毁抗战军民的生存条件”，并认为，“其目的在……造成无人区，以使抗战自趋没落，特别是在我军民血肉团结求解放的斗争中，兽性的强盗认为必须如此。”刘伯承还根据日军的行动，概括出了日军使用的战术，认为“必须着重看到的，就是它自‘九·一八’以来，特别在‘七·七’事变后，与我们八路军战斗的失败中积蓄了许多经验。它现在所采用的，就是它在十二年侵华战史中的战术选集。”刘伯承将日军所用战术分为7个方面。
1.捕捉奇袭。就是对于活动的目标进行突然的袭击。这次日军春季“扫荡”，就是采用奇袭的手段突然分三路进攻太行军区的第二、三、四军分区，为达成奇袭的突然性，“敌利用黑暗天气与隐蔽队形”，“马穿麻鞋，人不作声”，于拂晓发动进攻。
2.铁环合围。刘伯承认为虽然它是“捕捉奇袭的另一种”，但它是“主要的法则，布置较为周密，企图把我军聚而消灭之”。为防止八路军被围之部队突漏出走，则在其纵深的要路上屯兵伏击或追击。如八路军“在确知敌人发觉时，还不机动转入，则必受到损害”。
3.纵横“扫荡”。也被很多八路军将领称为“梳篦战术”。日军在对太行第二军分区“扫荡”的阵势变换中，开始是由南向北纵梳了两次，继则由东向西横梳了两次，最后则集中全部兵力由西向东横梳了一次。
4.辗转“驻剿”。就是屠杀并摧毁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制造无人区的具体办法。其方法通常是合击或驱逐八路军之后，布成三角阵势，辗转“驻剿”，“我军民的资材，特别是兵工资材，因此而损失奇重。”5.反转攻击。也就是苫米地惯用的“拖刀计”。这次春季反“扫荡”中，有一个排在西宽村，只看见前面有敌人，而不知道后面沟内是敌人设的圈套，糊里糊涂钻入圈套去了。
6.布成三角阵势。这是敌人机动的基本阵势。这种布势方法实际上是从几何学中受到的启发。从几何学来看，日军从几个屯兵据点向一个假想的中心目标合击时，如构成三角形阵势，则其边长最短，即可以以同样的兵力排列成最为密集的队形。同时，三角形阵势还便于向各方运动，便于进行包围。
7.夜行晓袭。夜行，为的是便于隐蔽接近；晓袭，为的是便于发扬优越火器与空军威力。实际上，从这一点即可看出，日军已经被迫用游击战法来对付八路军的游击战争了。
在此基础上，刘伯承进行了极宫哲理的总结。刘伯承在“主动权的取得就要出敌不意，攻其不备”一小节中指出，“敌人‘扫荡’开始，是抓着主动权来的，而我们必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乃能在反‘扫荡’中转成主动。”为达此目的，一方面要隐匿己方的真实行止。布阵方面，则要先知敌“意”、敌“备”。也就是要了解敌人的行动特点和行动规律，才易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刘伯承通过研究还发现打破敌人的行动规律、破坏敌人利用八路军行动中的规律的最好办法就是“没有规律”，以无规律对有规律。但刘泊承在这里所说的“没有规律”，绝不是杂乱无章、盲目行动的意思，而是超越一般原则，进入更高层次的规律之中，或者说进入到艺术境界之中。要做到这一点，则需“防谍除奸，严守秘密，散布谣言，多方佯动，曲折行进。就是说，一切都是没有规律的行动，使敌人无从侦察捕捉。”不仅如此，刘伯承还要在反“扫荡”中抓住敌人的规律，打敌弱点，在日军“扫荡”阵势错乱之际进行袭击，使主动权从最后胜利中显示出来。
3月1日，日军聚集在平顺地区，有撤退迹象。刘伯承判断日军经过大山深谷中的连日行军，已经疲惫不堪，又屡遭打击，士气衰落，在撤退中阵势混乱，正是进行伏击和追击的好机会。刘伯承迅速作出了打击撤退日军的部署：以主力置于平顺以南优击撤退的日军。3月2日，日军进入伏击地域，在伏击部队猛烈的攻击下，日军抛下200多具尸体后，狡猾逃窜，伏击部队一部乘胜追击，对日军的尾部一阵猛打。
至此，反“扫荡”胜利结束。
咬紧牙关，渡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时期
1941年12月8日，以日军偷袭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为标志，太平洋战争爆发了。随着美国正式对日宣战，中国政府也正式对日宣战。从此，中国的抗战与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正式结力一体（在国际上正式有了名份）。
但华北敌后抗战形势却并没有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有任何松动与缓和的趋势，其紧张程度反而愈演愈烈。
为配合太平洋战争，日军更急于坐稳“屁股”，企图将中国变为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而华北则更要成为其“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为达此目的，迅速解决中国问题，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就变得更急迫了。日军在对国民党继续推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的同时，其政策的重心仍在华北，在中共及其领导的八路军起着主要作用的广大区域。日军以前解决华北问题主要是力解决“稳定”、“治安”等问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解决华北问题则主要是要确保华北重要的资源和交通线。于是，日军在华北“扫荡”、“清乡”、“蚕食”与“治安强化运动”短时间内反复。交替的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多位一体的“总体战”也全面铺开。
中国共产党人在国际形势剧烈变动的时期，仍然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既看到了有利的一面，又看到了困难的一面。中共中央于12月17日在《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无疑的对于我国抗战是有利的”。“日本与中国战争已四年有余，现在又与英美荷及南美等二十余国为敌”，“因此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军事、政治、经济力量不能不有所减弱”，“日军士兵情绪将更觉前途渺茫，伪军伪政权将更为恐慌”，这是对中国抗战有利的一面。指示同时又指出，“然而在太平洋战争的初期，形势是有利于日本的”。“敌为供应太平洋战争，其榨取在华资源，巩固占领地之心必更切，因此敌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仍旧是可能的，而对根据地财富之掠夺，对根据地经济之封锁亦必更强化与残酷，同时敌人必更加控制伪军伪政权，增强其特务活动与破坏工作。”为此，指示中指出：敌后抗战的“总的方针应当仍旧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的反攻”。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要“咬紧牙关，渡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时期”。
在“扫荡”与反“扫荡”中，有很多精彩的事例。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记述了一件令他终生难忘的事件：“有一天，一座碉堡上发现由村子那边过来一支送葬行列。如此大殡实在少见。当行列走近碉堡旁时，分队长等人完全不假思索，放下吊桥，武装整齐地走出碉堡。刚刚来到行列近旁，突然送殡人群大乱，许多手枪一齐射击，分队长等应声而倒，随后冲入碉堡，残兵均被消灭。”这样的例子很多，冀南军区在1941年的夏季问就导演了一幕这样的“活剧”。
南宫西边50多里处有一个较大的镇子——娄子镇，1939年日军在这里建立据点后，经常外出袭扰，对周围的抗日根据地危害很大。经过细致的研究，陈再道决定智取娄子镇。陈再道从冀南军区7旅19团中挑选了15个战士组成奋勇队，化装成挑水、扫地的人员，随着内线人员进入了娄子镇内。
奋勇队员进入日军驻扎的院子里后，抽出短枪，冲进日军的休息室内，向正在睡觉的日军猛烈射击。战斗只进行了十分钟，日军一个小队大部被歼，在日军施放毒气后，奋勇队员才迅速撤离战场。
把“没有规律”作为规律
刘伯承在1942年2月日军“扫荡”太岳、太行两区后，写下了《太行军区二月反“扫荡”的军事经验教训》一文。虽然文章题为“经验教训”，但刘伯承在文章开篇中就说明，这篇文章“主要是想引起干部同志对于敌人‘扫荡’作更进一步的研究，以提高我们生动的技术与战术，而不是灌输生硬的经验教训”。写的是“经验教训”，又不想“灌输生硬的经验教训”，为此刘伯承收集了太行军区二月反“扫荡”后各个部门的大量报告材料，针对“扫荡”中日军深入侦察，细心研究，而且在“扫荡”中采用组织游击集团的办法的现象，写下了这篇内容丰富、对后来的反“扫荡”斗争有着重要指导意义的总结报告。
文章首先从分析敌情特点入手。
2月3日拂晓，日军采取奔袭手段，分3路进攻大行军区第二、三、四军分区，一路由辽县北犯，一路由武乡东犯王家峪，另一路由长治、襄垣台击黎城，企图一举摧毁分区领导机关和基干武装。日军的奔袭扑空后，当晚，三路日军共同转向桐峪、麻田，对八路军总部实行“铁环合围”。
对于这一现象，刘伯承将其总结为“反复奔袭抗战首脑机关”。刘伯承还注意到一个现象：日军在两次奔袭失败后，在和顺县的羊蹄凹、龙王庙尖，辽县的左会、黄漳，武乡县的蟠龙、石板等地，到处捕捉壮丁，抢劫牲畜，烧杀抢掠，对根据地进行了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对于这一现象，刘伯承又将其概括为“摧毁抗战军民的生存条件”，并认为，“其目的在……造成无人区，以使抗战自趋没落，特别是在我军民血肉团结求解放的斗争中，兽性的强盗认为必须如此。”刘伯承还根据日军的行动，概括出了日军使用的战术，认为“必须着重看到的，就是它自‘九·一八’以来，特别在‘七·七’事变后，与我们八路军战斗的失败中积蓄了许多经验。它现在所采用的，就是它在十二年侵华战史中的战术选集。”刘伯承将日军所用战术分为7个方面。
1.捕捉奇袭。就是对于活动的目标进行突然的袭击。这次日军春季“扫荡”，就是采用奇袭的手段突然分三路进攻太行军区的第二、三、四军分区，为达成奇袭的突然性，“敌利用黑暗天气与隐蔽队形”，“马穿麻鞋，人不作声”，于拂晓发动进攻。
2.铁环合围。刘伯承认为虽然它是“捕捉奇袭的另一种”，但它是“主要的法则，布置较为周密，企图把我军聚而消灭之”。为防止八路军被围之部队突漏出走，则在其纵深的要路上屯兵伏击或追击。如八路军“在确知敌人发觉时，还不机动转入，则必受到损害”。
3.纵横“扫荡”。也被很多八路军将领称为“梳篦战术”。日军在对太行第二军分区“扫荡”的阵势变换中，开始是由南向北纵梳了两次，继则由东向西横梳了两次，最后则集中全部兵力由西向东横梳了一次。
4.辗转“驻剿”。就是屠杀并摧毁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制造无人区的具体办法。其方法通常是合击或驱逐八路军之后，布成三角阵势，辗转“驻剿”，“我军民的资材，特别是兵工资材，因此而损失奇重。”
5.反转攻击。也就是苫米地惯用的“拖刀计”。这次春季反“扫荡”中，有一个排在西宽村，只看见前面有敌人，而不知道后面沟内是敌人设的圈套，糊里糊涂钻入圈套去了。
6.布成三角阵势。这是敌人机动的基本阵势。这种布势方法实际上是从几何学中受到的启发。从几何学来看，日军从几个屯兵据点向一个假想的中心目标合击时，如构成三角形阵势，则其边长最短，即可以以同样的兵力排列成最为密集的队形。同时，三角形阵势还便于向各方运动，便于进行包围。
7.夜行晓袭。夜行，为的是便于隐蔽接近；晓袭，为的是便于发扬优越火器与空军威力。实际上，从这一点即可看出，日军已经被迫用游击战法来对付八路军的游击战争了。
在此基础上，刘伯承进行了极宫哲理的总结。刘伯承在“主动权的取得就要出敌不意，攻其不备”一小节中指出，“敌人‘扫荡’开始，是抓着主动权来的，而我们必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乃能在反‘扫荡’中转成主动。”为达此目的，一方面要隐匿己方的真实行止。布阵方面，则要先知敌“意”、敌“备”。也就是要了解敌人的行动特点和行动规律，才易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刘伯承通过研究还发现打破敌人的行动规律、破坏敌人利用八路军行动中的规律的最好办法就是“没有规律”，以无规律对有规律。但刘泊承在这里所说的“没有规律”，绝不是杂乱无章、盲目行动的意思，而是超越一般原则，进入更高层次的规律之中，或者说进入到艺术境界之中。要做到这一点，则需“防谍除奸，严守秘密，散布谣言，多方佯动，曲折行进。就是说，一切都是没有规律的行动，使敌人无从侦察捕捉。”不仅如此，刘伯承还要在反“扫荡”中抓住敌人的规律，打敌弱点，在日军“扫荡”阵势错乱之际进行袭击，使主动权从最后胜利中显示出来。
3月1日，日军聚集在平顺地区，有撤退迹象。刘伯承判断日军经过大山深谷中的连日行军，已经疲惫不堪，又屡遭打击，士气衰落，在撤退中阵势混乱，正是进行伏击和追击的好机会。刘伯承迅速作出了打击撤退日军的部署：以主力置于平顺以南优击撤退的日军。3月2日，日军进入伏击地域，在伏击部队猛烈的攻击下，日军抛下200多具尸体后，狡猾逃窜，伏击部队一部乘胜追击，对日军的尾部一阵猛打。
至此，反“扫荡”胜利结束。
刘、邓一东一西
曾在第二野战军担任新华社分社社长、新华社前线特派记者的李谱说过：“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号的。”在战争年代，不管刘、邓是分是合，是聚是散，刘、邓的心总是连在一起的，不管是谁，不论在哪里，发出电报的署名永远都是“刘邓”。
在太行山敌后抗战最艰苦的1942年就发生过一件感人至深、让经历过的人都深受感动的事情。
1942年春季反“扫荡”后，刘、邓深感这一年将会是抗战以来最艰苦的一年，为了加强对各个区的领导，129师决定邓小平率772团一部至太岳区领导对敌斗争，刘伯承仍留在太行山领导工作。
3月中旬，刘伯承将邓小平送上路后，又嘱咐参谋长李达说：“现在敌人‘扫荡’很频繁。我们对邓政委的安全一定要保证。你立刻通知邓政委要路过的几个地方，叫他们接送邓政委后，把接送情况，在当天电告师部。”即令这样，他还不放心，每天都要到司令部值班室询问情况。3月19日晚上，他又来到了值班室。值班参谋报告说刚收到电报，邓政委今天要通过白晋线去太岳区。由于日军对铁路沿线的警戒很严密，刘伯承放心不下，就对两位值班参谋说：“我知道了。”说完，他让两个值班参谋去休息，自己坐下来值班并仔细地查阅值班日记。
两个参谋无论如何不肯让师长替他们值班，连忙说：“我们不困，还是师长去休息吧。”刘伯承看他们俩站着不动，就一手拉一个，把他们拉到隔壁房间，按到床上，盖上被子，说：“你们先睡一会，到时候我再来叫你们。”刘伯承回到值班室，又继续查阅值班日记。于是，从晚上等到深夜，又从深夜等到凌晨，一直到陈赓发来电报，告知邓小平已安全到达太岳区，刘伯承才叫醒了两位值班参谋。
5月，日军发动了夏季“扫荡”，即所谓“第二期驻晋日军总攻击”（“第一期驻晋日军总攻击”指1942年的春季“扫荡”），日军华北方面军的总体计划中又称其为“晋冀豫边肃正作战（C号作战）”。这时邓小平正随太岳南进支队行动。身在太行的刘伯承虽然自己身边也危机四伏，仍十分关心邓小平和部队的安危，不时地向陈赓发电询问。3月底他收到陈赓的回信，说日军的合击毫无所获，现太岳军区主力正袭击敌后方城镇，破袭铁路，邓小平待岳南“扫荡”结束后即回太岳。这时，刘伯承才松了口气。
这样的例子每一个在刘邓身边工作过的人都能从自己的记忆中找出来。
1947军8月6日，刘邓布置所有部队机关整顿十天左右，但在8月7日刘、邓自己改变了自己先前制订的、中央也已同意了的计划，迅疾抓住有利时机，率领第二野战军主力12万人，过黄泛区，强渡汝河，直插国民党心脏地区大别山。蒋介石为求歼第二野战军于大别山区，动用4个整编师、33个旅的绝对优势兵力，企图将第二野战军在大别山区一网打尽。面对强大的敌人，刘、邓一方面继续坚持内线作战，同时决定在外线再开辟3个战场，以求彻底打破敌人的围攻。在这最关键的时刻，刘、邓二人决定分开行动，由邓小平同李先念、李达组成前线指挥所，指挥大别山内线开展游击战争。刘伯承、张际春率后方指挥部转移至淮河以南，指挥外线各纵。1947年12月夜晚，刘邓二人在王家湾分别，邓小平说：我到底比你年轻，留在大别山指挥，你到淮西去指挥全局。刘伯承说：警卫团都给你留下，我只带一个排就行了。你在大别山行动频繁，我带电台在淮西给你提供敌情。
在敌情这样紧张的时候，刘、邓分成两个指挥部，但在上报下发的电报中，这一点从未露出来，一切电报仍是签署“刘邓”二字。这时期留在大别山的邓小平，也发了不少关于战略战术的指示电报，都是签署“刘邓”二字。
直到他们快要重新会合的时候，刘邓才分别向中央、军委发了一份个人署名的电报。
再度打狼——浮山之战
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遭到八路军痛击的阎锡山，并没有接受教训，停止反共活动，而是一直在寻找机会，夺回让共产党占领着的地盘。
当阎锡山与日军暗中勾结，接受日军供应的物资后，便认为向共产党收复“失地”的时机到了。
1942年新年刚过，阎锡山的61军背信弃义，抢占了太岳抗日根据地浮山、义城地区。这个地区是产麦区，属太岳军区二分区。八路军一再警告61军，但该军不仅不撤走，还到处抢夺群众财物，并扬言：“我们是国军，想到哪里就到哪里，3十月内还要拿下你们的一、三分区。”于是，129师决定调集冀南、太行、太岳军区部队共50个团，组成3个纵队，在粉碎日军春季“扫荡”的同时，狠狠地敲打一下61军，不许61军为所欲为。
129师决定，由邓小平来担任这次作战的总指挥，副总指挥是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一纵队司令员由陈康兼任，二纵队司令员杨得志，三纵队由陈锡联指挥，就动用的力量来说，这次行动超过了百团大战中129师动用的作战力量。当时129师只动用了37个团。
邓小平和阎锡山在抗战之初曾经打过交道。邓小平对阎锡山的印象是“这个人确实鬼得很，当面一套，背后又搞鬼”。邓小平曾经当着阎锡山的面说：
抗战要真心，假心是不能抗战的，祖国人民是不拥护的。谁是真心抗战，谁是假意抗战，实践是见证，人民是见证。要是假抗战，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的，要亮相的。
阎锡山的61军是阎锡山的起家老本，很猖狂，号称是“天下无敌的王牌”。129师的打击对象对准了阎锡山的这个“王牌军”。
战役开始后，阎军的215团就被129师包围。在129师勇猛的攻击下，不到天明，215团就被全歼了。
7日上午，阎军援兵33军主力已到了白村。这时，师里指示，先不打被围的顽军，而打他后面的援兵，让解围的33军看看八路军“围城打援”的战法。决1旅与386旅立即迎战，围住了33军一部。
33军被分割为几段后，被围的顽军企图向浮山县城方向突围，但在129师的层层包围下，被围之敌插翅难逃。
经过一段时间的战斗，阎军61军被围困，33军、19军受到重创，阎锡山看到他的王牌军就要在浮山全军覆没，只好厚着脸皮派代表到延安去找朱德。
一般人只知道朱德是个优秀的军事家，却不知道朱德还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阎锡山的代表见到朱德后，来个恶人先告状，说：“你们八路军邓小平部在集中兵力打我61军。”朱德问：“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打的？”阎锡山的代表被问得张口结舌，极不情愿地说：“在浮山。”朱德顿时严肃起来，说：“浮山一些匪徒与日本人勾结一起，在我根据地烧杀抢掠，邓小平在那里是打日本、打汉奸，是应该的嘛！我们的部队又没有到你们晋西南，邓小平怎么指挥部队消灭了你们两个师？”阎锡山的代表自知理亏，只好找了一个站不住脚的理由：“我们的部队没有粮吃，想到浮山、义城搞点粮食。”朱德说：“浮山是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属我们的防区。1940年我们双方代表就有协定，汾河为界，我军不到河西，你们不到河东，这是签过字据的。
你们到浮山，事先为什么不跟我们联系？你们要到我们根据地搞粮食，也得事先打个招呼嘛。事实上，我们对友军抗日从来是坚决支持的，平型关、雁门关战斗不说了，你们可以去问问刘戡将军，去年他在中条山被日本侵略军打得走投无路，要退经我太岳根据地，从沁源去陕西。我们一面抗击，一面给刘戡将军许多方便条件，给他运送了粮食，马草，收容他的病号住院，并派部队在灵石铁路两侧打击日军，掩护他们过路。刘军长到了你们晋西南，还来电报表示感谢。听说你们在浮山抢劫群众，杀人放火，这是犯罪的，以后不能再做这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了。我通知邓小平，把你们61军的人放回去就是了。”朱德的命令传达到部队时，有些人还想不通，认为61军作恶多端应予全歼。如果现在不歼灭它，日后还会来捣乱的。邓小平的一句话，使战士们明白了放人的道理。邓小平说：“这正是中央军委和总部的正确央断，因为大敌当前，对顽军的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但战士们的担心确实不无道理。以后的事实更证明了这点。
1944年元旦，阎军又向俘山、义城地区发起了进攻，打头的仍是61军。
曾经在129师面前一败涂地的61军好了疮疤，忘了痛，狂妄地叫嚣：“这次到浮山就不走了，要和共产党血战到底。”因阎军赖着不走，并勾结日、伪军破坏根据地，刘、邓决心再次集中兵力赶走61军，以打击顽固势力。8月底，太岳、太行、冀南军区一些部队开始向浮山、义城地区运动，参战部队编成3个纵队：太岳部队为左路纵队，大行部队为中路，冀南部队为右路。
战斗从8月28日晚上12点开始。3路纵队同时向阎军发起了攻击，经过一天的激战，386旅在白村歼灭了阎军72师师部和1个团，俘虏2000余人；冀南部队歼灭了来援之敌33军和19军共3000余人；太岳纵队也歼灭了61军一部。正当3路纵队准备发起新的攻击之时，日伪军大批集结起来援助阎军，致使61军残部得以向汾河以西逃遁。
敌进我进
针对1942年新的斗争形势，刘伯承提出了“变敌进我退，为敌进我进”的口号。刘伯承的这一结论，是在充分分析了日军的行动规律的基础上得出的。刘伯承是这样描述日军“扫荡”的步骤的：第一是各方面且进且击地齐向腹地作大合击；第二是各部队分散配置，进行抉剔“扫荡”；第三是各方面分道撤出，转入另一区域“扫荡”，或归还原巢。
刘伯承在这一基础上又作了更加细致的描述：各方面敌人都是依托铁路向腹地某点前进，先在前进道路上各自进行局部的合击，然后齐向腹地某点作向心的共同的台击。每方面的敌人在局部合击时，在太北多以大队为单位，在太南多以中队为单位进行为此，刘伯承着重指出：备方面敌人都如此进行，其意图是想把我军各部队都向腹地中心压缩，使我们越发缩到中心，越发钻进它集团所预定的共同合击圈之内。
日军在合围八路军时，还设置了残置部队。为了防止八路军跳出合围圈，各路“扫荡”部队在尚未构成合击之前，即在八路军可能转移的要路上，残置一个小队或一个中队，构筑临时的封锁点，用这样的方法以弥补不断扩大“扫荡”正面而不得不减小的纵深配置。这些残置部队，或配以无线电台，或配以军鸽，以便于传达情报，日间上山，夜间下山，多方进行佯动，意在将八路军部队压进圈内，以威胁、堵击等手段，使八路军不敢向圈外转移。
刘伯承指出：这种残置封锁部队是起吓鱼入网作用的。
刘伯承还细致地描述了日军的“铁桶封锁阵”。在构成每一合击圈时，两翼多系有力部队，进展很快，正面多系直属小部队进展很慢。在进行每一较大的合击时，都有飞机三至六架进行轰炸、侦察和通信联络，特别在发现八路军时，即以飞机抑制八路军行动，并将八路军的位置指示给地面的敌人以构成合击圈，从而进行所谓立体的合击。这就是日军所谓要构成逐步缩紧的“铁桶封锁阵”。
将日军的情况分析到如此程度，“敌进我进”的理论也就呼之欲出了。
刘伯承认为，敌人假定八路军主力是缩入腹地中心作战，重演敌进我退、诱敌深入的老规律，故从各方齐向腹地中心来个铁桶大合击。对此如我们基干军队主力不与合击者作被迫的战斗，即能出合击圈外转而去背击敌人，这是上策。如不可能时，则仅与一方来的敌人略为战斗，即转出合击圈外，进行上述的作战，这是中策。如被敌人越压越缩，陷入其大台击圈心，这时不论采取什么方法，都很难打出好的结果来，自然这就是下策了。
不难看出，最好的策略是完全的、“不与合击者作被迫的战斗”，即运动至合击圈外，也即完全地实现敌进我进。同样，在上、中、下三策中由好到坏的一个重要标志也就是看摆脱敌人，跳到台击圈外的程度，也就是敌进我进实现的程度。
能否实现上策，在刘伯承的理论中又转换成了能否抓住“利害变换线”。
“利害变换线”就是选择和掌握好跳出敌军合击圈的时机和地点。有了时机和地点，也就有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从时间角度来看“利害变换线”，就是时机的变换；从空间的角度看，就是作战地域、地带的变换。
只有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地点才可构成“利害变换线”，才可在极其危险之中，找出此危彼安的转换点。这其中有两个动态的、不确定的因素：
时间和空间。由于时间和空间的不确定性，构成了“利害变换线”本身的不确定性。于是，研究对手，特别是研究对手的行动规律，研究敌人的“备”、敌人的“意”，就成了确定“利害变换线”的重要前提。刘伯承常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
刘伯承在长期的军事实践中，借用我国古代“金木水火土”的“五行”观，提出了作战指挥中的五个基本要素——任务、敌情、我情、地形与时间，从而形成了刘怕承独具特色的新“五行”术。
从多次反“扫荡”的实践中刘伯承得出一个结论：反“扫荡”作战成败的关键，就是能否把握住“利害变换线”。在1942年的反“扫荡”中，日军“经常东捕西捕，南圈北圈，到后一个时候，则演成多数的小圈且套之以大圈，即使是一个小目标，也是两个以上的纵队合击。”把握住了“利害变换线”就可以实现刘伯承所说的“上策”，反之则会陷入“下策”。
“利害变换线”既反映了反“扫荡”的客观规律，又充分体现了人在战争中的主观能动性，是刘伯承军事理论中的一个独特贡献。
刘伯承概括了五条运用“利害变换线”理论，发挥我军机动特长的战法：
其一，“跳出圈外机动”。
其二，“圈内突围与圈外接护协同一致进行”。
其三，“善于在两敌接合部机动”。
其四，选良机、看“火候”，转到外翼歼敌。
其五，以利诱敌而后歼之。刘怕承认为，“以前我们的惯语说‘诱敌深入’，乃是在游击战术上，把一路敌人诱引到伏击圈套内的一种趋利的机动，并不是在正规军内线战役上，把几路敌人放引到利害变换线内，成为不能避害的蠢举。”在刘伯承的著述中，像“利害变换线”这样的理论上的创造，比比皆是。
从其中可以感觉到，刘伯承是无愧于“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的美称的。
5月下旬，日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扫荡”在即，刘伯承一边喝着太行山土产茶叶泡的浓茶，一边在地图前严密注视着日军的动向。一连几天，刘伯承一直守在作战室里，及时掌握敌情，不断下达指示。刘伯承在地图前对几个参谋说：敌人在制订合围闭幕时用的是“圆规划法”，即以预想的某一合击目标力圆心，依据它的兵力和各路可能汇合的时间划定一定范围的台击圆周。这个合击圆周形成的那一刻，就是“利害变换线”。基干军队要确实掌握好这个“利害变换线”，及时转到合击圈外机动。
只要干部能够经常查明敌情，隐蔽自己，平时对地形熟悉，就能使自己在游击集团佯动掩护之下，实现这一点。
实现“利害变换”理论，不仅仅是在图上找那根线，而且为了实现利害转换，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当刘伯承预见到日军要进行“扫荡”后，立即电令各区、各部：
一、分若干精干小部队深入敌之“扫荡”基地，接敌侦察。
二、派得力干部带小部队深入下层，领导县、区、村指挥部。
三、若干团加强便衣活动乘机进行机动。
四、各领导机关力求短小精干，派干部帮助下层。
日军要形成一个个圈，用圈来套住八路军；八路军要钻出一个一个圈，粉碎日军的“铁桶合围阵”。
在1942年炎热的夏季，太行山中展开的是双方千军万马不是游戏的“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