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再道惜别太行
陈再道知道自己要去开辟新地区，是1937年12月初的一天。临去师部受领任务前，陈再道心里是有准备的。陈赓早就给他吹过风，要他组织新部队，去开辟新地区。
陈再道本不姓“陈”，而姓“程”。陈再道改姓完全是一场误会。
那是1926年的秋天，陈再道加入了农民协会。有一天，负责农民协会组织工作的王树声挥着手臂对农协会员说：“我们成立了农民协会，还要组建农民义勇队，举起手中的刀枪，保卫革命的顺利进行。现在，自愿参加义勇队的同志，就到庙里去报名填表。”报名的人很多，陈再道好不容易挤了进去。负责登记的人例行公事的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程再道。”“年龄多大？”“17岁。”问过这些后，又问了一些诸如住址、受过什么教育、家庭经济状况等问题，陈再道都一一作答。
让陈再道没想到的是，在登记时，由于口音和谐音的关系，“程再道”被填写成了“陈再道”。
后来，当陈再道发现当初名字写错了时，“陈再道”已经被大家叫开了，要更正还要写报告。为了省却这些麻烦，陈再道就将错就错，程再道也就变成了陈再道。
这次接受开辟新地区的任务，离开129师和386旅，是陈再道抗战以来第二次产生“惜别的心情”。
第一次是在129师刚刚成立之初。
改编之前，陈再道任红四军军长，改编后，红四军改编为385旅，而陈再道却调到386旅任副旅长。
陈再道在回忆录中记述了当时的心情：
改编时，我离开红四军，调到386旅（原31军），任副旅长，说句实话，我心里实在不愿意离开红四军。这倒不是因为“官降三级”。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部队缩编，军长当旅长、副旅长，师长当团长、副团长，团长当营长、副营长，甚至干部当战士，这对于绝大多数红军指战员来说是不成问题的。
从我个人说，自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根本没想过要当什么官。我当战士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早一点把手里的大刀片子和那条半截子的破枪换成新枪。当了干部后，想得最多的是怎样多打胜仗。更何况，许多勇敢聪明又很年轻的战友在我们前面不幸牺牲了。他们如果活着，本来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所以，尽管我一个军长当副旅长，但心里确实没有丝毫的计较，只是因为我和四军有深厚的感情。现在要离开四军了，真是舍不得，心里难过。我和四军，真可以说是一起成长的。从黄麻起义开始，先是一个队、一个营，以后是一个团、一个师，最后发展成一个军。我自己则在这支部队，从一名战士一直当到军长，整整十年，我亲眼看到这支部队是怎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在这支部队里，许多朝夕相处、同甘共苦的战友牺牲了，有时一闭上眼睛，他们的音容笑貌就出现在我的面前。
……
可是今天，我就要离开和自己生死与共的战友们了。我想，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他都不会好受的。
这次接受去冀南开辟新地区的任务，使陈再道又一次离开熟悉的战友们去独立工作，在感情上确实有些依依不舍。
到了师部后，陈再道见到了他的新搭档——李玉菁。李玉菁是晋冀豫边区省委书记，是原冀南党的领导人之一，熟悉那里的情况。有熟悉情况的李玉菁一起工作，陈再道的心里踏实了许多。
冀南有三四十个县，到处可以打游击，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又有众多的抗日人民，特别是有地下党的工作基础。应该说在冀南建立根据地的客观条件是完全存在的。想到这些，陈再道对未来的工作充满了信心。
幽默风趣的刘伯承在布置任务时也不改本性。
刘伯承敲着地图对陈再道说，“再道同志，你看清楚了没有？”“看清了，是一片大平原。”陈再道回答道。
刘伯承接着说：“开辟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对我们来说是头一次，对我党我军来说也是个新问题。因为那里没有山地依托，是光着屁股洗澡，全部露在外头啊。在平原创建根据地，要比山地困难得多，但是完全有可能的。”刘伯承的话使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
给陈再道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刘伯承的风趣幽默，更重要的是刘伯承并不仅仅停留在“完全有可能”的空洞的结论上，他还要拿出事实根据来告诉你确实“完全有可能”。
刘伯承拿出一张图表来看了看后，说：“我们大概计算了一下，敌人在华总兵力的一半以上、约40万至50万的样子，可以分布在整个华北，但他的兵力不够分配，这是敌人致命的弱点。如果敌人进攻冀南，我们太行这边就可以配合你们作战，冀中、山东也可以配合你们作战。敌人不可能在几个地方同时集中兵力作战，这是我们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当然，从刘伯承和张浩的话里陈再道也能体会到开辟冀南复杂的一面，困难的一面。
刘伯承说：“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政策对头，指挥适当，主观指导上不要出大纰漏。”张浩说：“据我们了解，现在冀南的情况很复杂，社会秩序极混乱，处理问题一定要非常慎重。”一边是“不要出大纰漏”，一边是“要非常慎重”，接受任务后的陈再道还是深感“任重道远”。
当时冀南地区的局面极端混乱和复杂。复杂主要表现在力量的复杂上。
冀南腹地的大部分县城，曾一并被日军占领，后因进攻武汉，冀南的日军大部南下，仅威县、平乡、临清、馆陶、大名等少数县城留有日军驻守。日军在占领的城市和占领后又撤走的城市，都组织了伪政权或维持会和大量伪军，成立“剿匪皇协军”、警备旅等。这只是力量复杂的一部分。
在日军大举进攻时，国民党的地方官闻风而逃，整个冀南地区顿时陷入无政府状态。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冒出来的各种武装，不管是土匪、游杂武装，还是会道门等，都打着“抗日”、“保家自卫”的旗号，乘机蜂拥而起，一时司令如毛，土匪遍地。六离会、白极会、二夫会、大刀会、红枪会等组织到处设坛摆场，几乎遍及冀南各地。这是力量复杂的另一部分。
唯一共同的是所有这些组织都各霸一方，有的与日伪勾结，有的为扩充自己的势力，互相火并，他们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闹得冀南地区的老百姓天无宁日，鸡犬不安，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冀南的老百姓如久旱望云，渴望八路军早日到来，以解救他们，安定社会秩序，投身抗日战场。
陈再道充分考虑了冀南军事斗争的复杂后，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除从769团抽调了3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连随同前往外，还组建了一个骑兵连。
因为骑兵可以在平原地区大显身手，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陈再道到冀南后的抗日活动，正是从解决土匪问题开始的。
剿匪录之一
1938年1月15日，陈再道率领东进纵队挺进冀南时，正值严寒隆冬。
陈再道虽然出生在多丘陵、山地的麻城，但他对平原并不陌生。因为筑城于麻秋季节而得名的麻城南边就是长江北岸平原。平原本来是山里人的一个梦，但当陈再道率领部队到平原打游击时，平原却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
陈再道站在一个高坡上，用望远镜眺望远方。只见漠漠原野，茫茫苍穹，阡陌纵横，村镇棋布，不要说看不到崇山峻岭，峭壁深沟，连个土丘也没看到，真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平原。陈再道意识到：在这平原上打仗，开展游击战争，地形条件真是个大问题。
东进纵队按计划是直奔冀南中心——南宫县城的，没想到半路上被巨鹿县的土匪问题给耽搁了。
巨鹿县是冀南的一个门户。巨鹿城虽不大，但在中国历史上还颇有点名气。秦始皇在位时，即置巨鹿郡，治所就在这个巨鹿县。公元前207年项羽率领楚兵救赵，在这里大败秦军。在《三国演义》中也可以看到汉末巨鹿人张角以太平道组织黄巾军起义的描写。
当陈再道率领纵队经过巨鹿县的魏家庄时，得到了一个消息：巨鹿和任县的边界上正在打仗。打仗的不是在战场上激战正酣的中日两国军队，而是巨鹿县的保安团和土匪刘磨头在打仗，是一场发生在中国人之间的战斗。
战斗在巨鹿与任县边界上20多里长的战线上展开，已经打了十几天了，双方打得十分激烈，难解难分。
一方是惯匪刘磨头一伙。他们盘踞在任县、隆平一带，作恶多端，群众恨之入骨。他们打着“抗日义勇军”的旗号，收容了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裹胁了一些群众，居然扩大到三四千人，是冀南土匪武装中较大的一股。
另一方是巨鹿县保安团。为首的是保安团长王文珍，警察局长甄福喜，国民党县政府秘书刘建三等。他们既是巨鹿具的官方代表，又是封建势力的代表，1935年曾残酷地镇压过中共领导的农民暴动，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六·七”事变后，他们又秘密接受了日军的委任，筹组维持会。保安团有近千人，人数虽然没有土匪多，但老兵多，装备好，自己还会造手榴弹，又有一定的统治基础，是战斗力较强的一个团队。火并的原因很简单：
巨鹿县保安团，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曾应任县国民党政府的邀请，打过土匪刘磨头。日本人一来，国民党主力撤退了，保安团就显得势单力孤，刘磨头的力量则一下子由散兵游勇变成了人多势众，刘磨头早就扬言要报“一箭之仇”，并乘机扩展地盘，壮大势力，要“打进巨鹿城过年”。
土匪问题是陈再道开创冀南工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冀南当时各县的保安团，除少数投靠了日本人以外，大都原封未动。土匪问题是冀南的一个严重问题，据了解，共有120余股。因此，解决好巨鹿保安团和土匪的火并问题，对争取保安团和土匪，稳定社会秩序，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能不能解决好土匪问题是能否打开冀南局面的一个关键问题。
为此，陈再道投入了全部精力，并在这个过程中显示了他的才干。
首先，陈再道认真分析了双方的情况。
其中，一方是打着“抗日”的旗号，而实为土匪部队；另一方是已与日军暗中勾结的封建势力，支持任何一方都会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从巨鹿保安团的情况看：他们最怕土匪打进巨鹿城，危及其封建统治，但又无把握挡住土匪的进攻；他们当然也怕共产党、八路军报复，但只要说明中国共产党为了抗日不念前仇、不计旧恶，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他们的顾虑是可以解除的；同时，在广大群众积极要求抗日，八路军威震华北，并已来到他们面前的情况下，他们还不至于敢公开投敌，有可能接受调停。
土匪刘磨头等，虽然人多势众，却是一群乌合之众，内部也矛盾重重，互相倾轧，自知打进巨鹿城，消灭保安团实非易事；另外，刘磨头的一块遮羞布是“抗日”，如果只顾打“内战”，就等于自己将这块仅有的遮羞布弃之不顾，不仅会遭到老百姓的反对，他们自己也不能接受。从这几个因素看，说服刘磨头也是有可能的。
根据深入细致的分析，陈再道作出决定：唯一的选择只能是从中调解，劝说他们停止火并，并争取他们走上抗日的道路，而决不能帮助任何一方。
有了正确的分析，也就有了正确的决定，有了正确的决定才会有正确的行动。
陈再道采取了两个动作：一是给双方送信，劝说双方停火，表明八路军的态度；二是率部移驻紧靠双方火并地区的任县邢家湾。邢家湾是滏阳河的一个重镇。这两个动作，明确的表示了八路军“先礼后兵”的姿态，陈再道成功的运用了古代兵法中所说的“示形于敌”。
陈再道的部署起了作用。派到刘磨头那里的代表，当天就回来了。刘磨头在八路军代表的耐心说服下，同时也是看到了大势已去，不得不答应停火。保安团这边第二天也复信，欢迎八路军派代表到巨鹿城进行商谈。
但保安团这边仍对八路军顾虑重重。保安团长王文珍出于自身利益，企图借用八路军的力量迫使刘磨头撤退。因此，也答应停火，并提出只要刘磨头停火，保安团就撤回巨鹿城。但目的达到后，王文珍却又用各种借口阻止八路军进城。
就在陈再道率部由驻地开往县城时，王文珍以城里房子少，难民很多，住宿多有不便等借口，想劝陈再道住到城西一带，并答应如果这样八路军的粮草完全由他们提供。
看到王文珍一伙出尔反尔，陈再道心里已有了想法，也不多说，带着部队掉头就走。
第二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早饭后，陈再道派骑兵连经城西门外去警戒威县、平乡之敌。骑兵连拉长距离，绕城半圈向东南奔驰而去。这里是一片沙土地，又值冬季干旱季节，只见尘土飞扬，万马奔腾，很多群众跑到城墙上目睹八路军的雄壮威严，对此，甚为惊奇、赞叹。
陈再道当时想组建骑兵连时，大概没有想到它还有这样一个用途。
王文珍得知这一情况后，疑神疑鬼，认为八路军准备包围巨鹿城，吓得慌乱异常，不知所措，急忙以县政府、保安团、警察局等的名义邀请陈再道去赴宴，以示欢迎。
陈再道考虑不给他们一些压力，他们是不会老实的。因此，一请没去，二请也没去。这一下，王文珍一伙确实坐不住了，他们不得不求李玉菁来请陈再道。
陈再道和李玉菁一商量，觉得这次该去了，不然王文珍连觉都睡不好。
事不过三。第三次陈再道带着三个骑兵警卫员去了巨鹿城。
这一次，尽管陈再道的湖北口音很重，不用“翻译”很难听清，但王文珍一伙没有一个走神，都竖着耳朵，艰难地捕捉着陈再道所说的每一个字，生怕漏掉什么。
27日上午，东进纵队的战士们迈着雄健的步伐，唱着抗日歌曲，在群众夹道欢迎中，开进了巨鹿城。
这件事后来被称作“巨鹿事件”。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也是成功的一步。有了这第一步之后，紧跟着是第二步、第三步。
从此，冀南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剿匪录之二
陈再道率领东进纵队进入南宫县城时，已是春节之后。
南宫县城从地理位置上看是冀南的中心。不仅如此，它还是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之一。早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这里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1935年冬，曾举行过农民暴动。虽然后来暴动失败了，但革命的火种已经撒在南宫的土地上。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些共产党员相继回到冀南，利用这里良好的群众基础，组织了几支抗日游击武装。这是在冀南开创抗日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之一。
另外，南宫县距平汉、津浦两大交通干线较远，距平汉200里，距津浦也有200里。南面的威县，虽驻有日伪军，离南宫只有八九十里，但他们主要是维护邢台至临清的交通线，不敢轻举妄动。北面仅有打着“青年抗日义勇军团”旗号的段海洲和赵云祥的两支游杂武装。
这些有利条件促使中共的最高军事机关决定以冀南的南宫为立脚点。
但南宫的情况仍很复杂。
已经取得了第一次剿匪斗争胜利的陈再道，不论是在经验上，还是在斗争的艺术性上，都已迈向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到了南宫后，他又连续地进行了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但充满了智慧的动作，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使八路军在南宫的工作迅速展开，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抗日情绪，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
收编土匪金庆江部，用的是“掐头收尾”办法。
驻在冀县码头李的金庆江原是个土匪头子，“七·七”事变后，招兵买马，很快发展到3000多人，成立了“青年抗敌义勇军”。以国民党代表身份出现的赵云祥要收编他，他不愿意，双方竟动起武来。八路军在冀南的影响日甚一日，金庆江想以八路军做靠山，于是派人到南宫来找陈再道。但他有一个条件，必须有朱德的委任状，他才肯让八路军收编。
双方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谈判。正在谈判时，金庆江部的地下党组织送来消息，认为金庆江投奔八路军没有诚意，不除掉金庆江，便不能实现改编金部为八路军的计划。
得到这一消息，陈再道立即扣押了金庆江，并随即率领部队赶到码头李，向群众做宣传和解释工作。没想到群众和金庆江部已经自发的组织起来夹道欢迎陈再道一行，他们早已不能忍受金庆江的土匪作风。
很快，在地方党的帮助下，金庆江部被改编力“东进纵队第二支队”。
改编伪军高士举部则用了“恩威并施”的办法。
占领威县的日伪军，对东进纵队的威胁最大，但要消灭这股敌人，根据当时东进纵队的力量是不可能的。于是，陈再道决定首先争取伪军反正，孤立日军，再图良策。
驻威县的伪军“警备第一旅”，原是威县城北的民团，“团总”是高士举。抗战后，高士举为保存实力，投降了日军，日军封了他一个旅长的头衔。
早在1937年11月间，中共地下党组织就已进入了高士举部，并展开了积极的工作。东进纵队到达南宫后，又派人去做高的工作。在八路军威震冀南，大力加紧争取工作的情况下，高士举愿意弃暗投明，参加抗日。4月初，陈再道将其部改编为“冀南抗日游击独立第二师”，并任命高士举之子高希伯力该师师长。
在冀南初期以改编土匪为中心的工作中，收编段海洲和赵云祥两股力量，是陈再道的一个大手笔，很有些“统一三国”的味道。
八路军以南宫为中心，在向东、向西的发展过程中都比较顺利。但在向北发展时，却遇到了困难。
这是由于这一带盘踞着两股较大的力量。其一是赵云祥的“河北民军二路”，其二是段海洲的“青年抗日义勇军团”。赵云祥原在国民党29军当过手枪队队长和团长，“七·七”事变后，从保定一直逃到冀县武邑一带。他打着国民党代表的旗号，利用其社会关系，收编了大量散兵游勇及一些县的保安团，组成了两个旅，竟发展到近四、五千人的队伍。
段海洲是河北安平县人，出身于地主家庭，在北平上过大学。“七·七”事变后，回到老家，在武强、平安、交河一带，打起抗日旗帜，利用亲戚朋友和师生关系，吸收了一批抗日青年和青年知识分子，收编了一些散兵游勇，也将队伍扩大到3000多人。
这样，在上述地区实际上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八路军的东进纵队再加上赵云祥和段海洲的两支队伍。
汉末时的巨鹿人张角因领导太平道组织黄巾起义而被载人《三国演义》，陈再道在三股力量的角逐中，可能又嗅到了“三国演义”的味道。
东进纵队进驻南宫后，陈再道即提议由三方派代表举行会议，商谈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问题。
要联合，总得有个谁领导谁的问题。赵云祥的官方身份是国民党的代表，在他的想法中，他应该是当然的领导者，但苦于手中的力量不如八路军的东进纵队强大，所以，他迫不及待的想用武力收编段海洲。赵部不停地向段部进攻并扣押了段海洲的参谋长朱家恺。而段海洲吃够了赵云祥的苦头，他绝不想再被赵云祥控制。于是，段海洲出于保存实力的愿望，愿意与八路军联合，以便在三方的联合中能够真正占有一席之地。他特派其秘书到南宫同东进纵队联络，表明愿意联合的愿望。
根据这些情况，陈再道决定抓住有利时机，争取赵、段两部，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于是，他提出召开三方会议的建议：
对八路军的建议，段海洲当然立即同意，赵云祥虽然心里不太愿意，但已无可奈何，因而也不得不表示愿意参加会议。
赵云祥看来对中国古代兵法中常常体现出的“纵横”术也非常熟悉。“三方会议”一开始，他就拉拢段海洲。
但受过高等教育的段海洲，岂能看不清眼前的形势。八路军的领导作用是任何人都取代不了的，这一点他相当清楚，向八路军靠拢，背靠大树就不怕赵云祥。所以，他在会上的发言，也就难免使赵云祥吃不消。
就在会谈要转为争吵的时候，陈再道适时把握形势的发展，阻止住赵云祥和段海洲的争吵，将话题转到了三方成立军政委员会的问题上来，提出了各部由军政委员会统辖，不得扰乱地方、危害人民等要求。
方案提得正逢其时。
段海洲对陈再道的提议，表示同意，并提出要划定驻守区域，各部不得越界行动，由陈再道任军政委员会主任，他和赵云祥任副主任。
虽然赵云祥有些想法，不愿失去自己的“领袖”地位，但一看段海洲和陈再道的态度和意图，知道大势已去，为不致陷入孤立，最后还是勉强同意。
这时，议案得以通过，已是水到渠成。
军政委员会的成立，确立了八路军在冀南的领导地位，为此后进一步在冀南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3月19日，为加强冀南地区的领导力量和军事力量，129师派遣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率领一个骑兵团来到了冀南。
收编了段海洲、赵云祥，成立了冀南军政委员会，又得到了一个骑兵团的支援，陈再道、宋任穷在处理问题时强硬了许多。他们决定对一些暗中与日伪军勾结，破坏抗战的土匪，决定采取以武力打击为主的策略。
八路军在冀南唱完了“文”戏，又准备唱“武”戏。其中最为出色地是“诱歼”土匪邱庆福部和“智取”土匪刘磨头部。
邱庆福原本已经被东进纵队收编了，但他暗中勾结日本人，不断扩大自己的地盘，甚至带着部队到南宫附近，烧杀抢掠，民愤很大。陈、宋二人准备锄掉他。
他们制订了一个比较巧妙的办法。首先以检阅部队为名，令邱部在南宫城北之樊家庄村北一个大场子里集合。集合的地点选在一条难以徒涉的濠沟前边，而东纵的两个连则部署在濠沟对面不远处的地方，同时东纵在村北的一栋高房子顶上的隐蔽处架起了几挺机枪。
一切都布置妥当后，陈再道通知邱庆福来司令部开会。
邱庆福所带的十几个卫兵，一进司令部大门，就被东纵的卫兵以屋子小，进不了那么多人为借口，挡在了门外，只放邱庆福一人进了司令部。
当邱庆福只身一人进到最后一个院子的北屋时，陈再道一声令下，预先埋伏好的几名战士冲出来，将邱庆福按在地上。接着，又以同样的方法，将邱部中队长以上的人员全部缴了械。
邱部中有些顽固不化的分子似乎看出了一些不正常的迹象，策动向东纵司令部冲击，但对面房顶上的机枪首先开了火。群龙无首的邱部立即陷入一片混乱，到处乱窜。不到半个小时，邱庆福部就被全部解决。
刘磨头被东纵收编后，也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暗中与日军勾结，仍干坏事。刘磨头部盘踞在一个四周被水环绕，像一个小小的“梁山泊”的名叫环水村的村子里，智取刘磨头的任务交给了以骑兵大队为主组成的一支部队。
攻打环水村之前，参战部队找到了刘磨头部的一个小头目——刘富子，这是一个可利用的人物，经过说服教育，他同意为骑兵团带路。
4月4日拂晓，大雾弥漫。攻击部队一部，首先用机枪封锁了村子周围的主要通道。同时，以一个排为突击部队，在刘富子的引导下，向环水材疾进。到了村边，村口的哨兵问话后，刘富子赶忙出面应答。就这样，突击部队顺利上岸，捉住了哨兵，后续部队随即发起攻击，将刘磨头一伙包围在一个四合院内。战斗没用多长时间就结束了，冀南危害百姓的又一匪患被除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