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风满楼
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的存在，使日军犹如在伸手触及不到的后背彼贴上了一块狗皮膏药，想甩，甩不掉，不甩，又浑身的不自在，狼狈之极。
早在3月中、下旬，日军第108师团在晋西南向八路军第115师进攻，第115师343旅等部队英勇抗击，采取先疲后打、袭扰结合、奇袭猛攻的战术，前后歼敌近2000名，陷敌于惊恐不安之中，迫使敌人退缩同蒲路沿线，转攻为守。
在115师歼敌的同时，129师又连续打了几个漂亮仗，使日军又不得不回过头来，关注一下东边，日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在分兵津浦路的情况下，仍倾全力抽调了所属各师团步兵8个联队，骑、炮、工、辎重兵各一至两个联队，共计3万余人，对第129师和太行根据地发动了“九路围攻”。
“九路围攻”中的主力仍是在晋西南刚刚彼115师、129师（响堂铺）痛击过的第108师团。除此之外，还有第16、20、109师团的旅团各一部，由同蒲路上的榆次、太谷、洪洞，平汉路上的邢台，正大路上的平定，邯长大道上的涉县，长治，以及临（汾）屯（留）公路上的屯留等地，分九路向129师扑来，实行所谓“广大广大地开展，压缩压缩地歼灭”的作战原则，妄图把129师主力消灭在辽县、榆社、武乡地区。
急着想找129师决战的日军如无头的苍蝇，到处乱窜，找不到129师，就对无辜的村民发泄他们的兽欲。日军所到之处无一幸免。
当时正值春季的4月，虽说“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但毕竟那一丝春的气息，宣告了冬天己成为过去。但在这个春天里，晋东南的老百姓没有春天到来的喜悦，面对的却是侵略者带来的苦难。129师参谋长李达笔下描述的场面惨不忍睹：
“只要登高四下望去，触目皆是余烟弥漫的村镇。在河滩上，常常可以看到被河水冲到岸边的破桌椅、门窗等。在有些村庄，还可以看到老百姓埋在地下的粮食被日军挖出来撒上了屎尿；还有被割掉臀部的猪、中，血淋淋的死牛、死羊，更令人惨不忍睹的是死于日军刺刀下、血肉模糊的老太太及小孩的尸体；被日军轮奸后，用刺刀从下身一直豁到腹部的女尸……”为粉碎日军的“九路围攻”，根据地军民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做动员、开誓师大会是必不可少的；“坚决勇敢”、“多捉俘虏”等口号刷满了大街小巷的墙壁；控诉日军残暴罪行，激发军民抗战热情的各项活动将所有工作人员的日程表安排得满满的。
后来在实战中发现，有几项工作是相当有成效的。如动员群众在鬼子来村镇之前，运走和埋藏好一切粮食，赶走家畜和骡马，搬走锅碗瓢盆，拔出磨心，掩埋水井，实行彻底的“空舍清野”，使敌人来到时，没有吃的没有喝的，也没有用的。在反“九路围攻”中，正是由于“空舍清野”做得好，才使一群群审到根据地内的日军，不得不在强行军七、八十里路后，徒劳而返，从而成为129师的歼击对象。
一次不成功的“设伏”
对于日军的“九路围攻”，八路军是有准备的。有三个重要的线索，使八路军准确地判断出日军的动向。
第一个线索，3月中旬在缴获的日军士兵的一封家信中，发现了“4月上旬进行大攻击”的内容，据此，搞清了日军攻击的大致时间。
第二个线索：有一次，从缴获的日军文件里发现了一张作战地图。在这张图上，画着9个箭头，每个箭头后面标着日军的部队番号。再与其他情报资料对比，就可断定这张图是日军围攻晋东南的作战计划图。从箭头所指的方向可以看出，日军企图在辽县、榆社、武乡、襄垣地区将129师消灭。据此，搞清了日军攻击的目标。
第三十线索：4月初，又截获了一封日军的信件，从中得知日军已建好一个飞机场，并即将有所动作，信中的内容可以从129师上报总部的一封加急电报中看出一个梗概。
“……几十架飞机待命。
（二）韩团报高平3日到敌。晋城昨有四、五百人出城，4日进到门镇，似系打通高晋交通。晋城之敌在其附近抽壮丁并抢粮4月8日，邓小平、倪志亮从和顺附近发来的电报也表明日军正在增兵。
据此，又知道了日军进攻在即，日军的一举一动都在八路军的监视之下。
八路军总部的方针是：以一部分兵力钳制日军其他各路，集中主力相机击破其一路。
刘徐则迅速将总部的方针具体化，其设想是：先发制敌，分头截击敌人，消灭日军人马资材，特别抓紧破坏敌运输线之平汉、正大、同蒲及白晋公路，以推迟其围攻，同时加紧向敌人包围圈外的游击，准备给敌人以更大打击。
执行这一方针的是陈赓。
4月10日左右，由东、西、北三面进犯的日军，相继进入了太行根据地，在129师各部的节节阻击和袭扰下，进展缓慢，只有向辽县、芹泉方向前进的一路日军，孤立突出。
按照师里的部署，陈赓率领386旅主力及769团，开进武安、涉县间的乱石岩、鸡鸣铺地区设伏。当日凌晨参战部队全部到达指定地点，4时前全部部署完毕。
由武安到涉县的公路，原经阳邑到涉县。此段被八路军破坏后，日军因修理困难，即借河沟平地，稍加修理，才改经乱石岩、鸡鸣铺到涉县。因河道弯曲，道路弯道甚多，汽车不能快行，非常利于突击。两旁山地被伏击部队占领后，日军则完全无阵地依托，到时只能在沟里活动。仗要真打起来，日军将是非常被动的。
3时左右，有日军的3辆汽车经鸡鸣铺向东行驶，为了捕到更大的“猎物”，伏击部队没有动手，让其安全通过，“因为贪小即将失大”。
陈赓在日记中写道：这一天是我们八路军最规矩的一天，大家进入埋伏地后，借有利地形地物及伪装之掩护，确实埋伏。我用望远镜晾望，没有办法找到一点军队形迹。山头田野，并未因增加了数千人而稍有变形。
远远地望去，大路问的驼、驴及田野问的少数耕者，均是照常地工作着，绝不知将有大战到临的样子。大家睡着像死人一般，不敢动弹，连头也不敢抬，只是静待着敌人送枪炮来。整个占领地带，没有一个我们来往的人，通讯仅借着昨晚已架好的电话。吃饭带着干粮。炊事员煮好了饭，也在后面隐蔽着，等着枪声好送饭。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2点，日军没有来，最高点瞭望哨的电话报告，说乱石岩方向的人像都遭瘟全死了一般，一只黄色动物也不见。
伏击部队以最大的耐心在坚持着。
19点，仍然没有任何动静。陈赓和师里商量后，决定再等一个小时，等到20点。
这最后的一个小时，似乎是一天中最长的一个小时，在伏击部队焦急的等待中，不紧不慢地向前走着。
20点到了，仍然没有鬼子的影子，陈赓率领部队只好撤出阵地。
这次伏击虽然不成功，但设伏过程中表现出的高度组织纪律性和“令人钦佩的耐心”则预示着一次成功的设伏已为期不远了。
苫米地的“拖刀计”
日军“九路围攻”的主力是第108师团，108师团的主力又是第104旅团。其旅团长苫米地更被日军誉为善战的猛将。
在进攻临汾的战斗中，日军的几个师团同时发起了进攻，苫米地的104旅团因为率先进入临汾城，得到了日本天皇的勋章。他在写给女儿的信中曾经狂妄他说，“天皇因我先到临汾，赐了我一个勋章，我己挂在左胸前，可是我的右肩也高了起来，你看我像不像墨索里尼……？”狂妄之情溢于言表。
可就是这封信在不久后的一场战斗中落到了129师战士手中，一时成为笑谈。
苫米地之所以敢这样狂妄，是因为他在与八路军的交手中确实取得过一些战绩。他最为得意的大概就是自吹为“拖刀计”的战法了。他在研究了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后，根据八路军的游击原则“敌退我追”，发明了“拖刀计”的战法。在苫米地的战法中，退是假退，他每丢弃一个地方，临走时都放火烧毁老百姓的房子，引诱八路军来追。开始时，八路军一看到村庄起人，以为日军已撤走，马上赶回村庄救人，追击敌人。这时，苫米地则指挥尚夫走远的日军突然杀一个“回马枪”，对村庄中的八路军来一个突击或包围。
这招就是苫米地的“拖刀计”。一开始，有些部队还真吃了不小的亏。
刘伯承研究了苫米地的“拖刀计”后，提出了相应的措施。他认为，八路军战术原则的灵魂是灵活机动，不应干篇一律，死板地套用，否则就要吃亏。战术是死的，人是活的，究竟采取哪种战术，要根据具体环境。条件而定。有一句刘伯承经常挂在嘴边，后来被邓小平大讲特讲的“猫”论，可以看作是刘伯承对机动灵活的“注释”，不管黄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邓小平后来将同样的思想用在经济建设领域时，只是把“黄猫黑猫”变成了“黑猫白猫”。
战争中，敌对双方战术原则的运用实际上就是一场“智”的较量。
当日军大本营了解了八路军的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后，针对其中“敌进我退”这一原则，对下属作过如下训示：当八路军撤退时，“此时我利用其退避的心理，奋勇进击，他必退无止境，溃乱阵形，终可穷追而打击之。”在这种情况下，如仍一味退却，则下免陷入教条主义。
但八路军的战术原则最终使日本人仍然不得要领。刘伯承后来又根据具体情况提出了“敌进我进”的原则，从而对“敌进我退”的原则作出了重大的发展，从“退”到“进”虽只是一字之差，却表现了刘伯承对战略战术的深刻认识。虽然如此，刘伯承的表述却还是那样的简单易懂：
“老住一地，将遭袭击，老走一路，将遭伏击。这是最有害的被动。我们必须根据当前敌情、本身地形与时间，灵活地计划和决定游击队袭击的动作，并且是秘密而周到的准备，迅速而突然的袭击。”这段话是刘伯承在《129师抗战二周年的战术报告》上对全师的干部讲的。
在刘伯承面前，苫米地的“拖刀计”只能是班门弄斧。恐怕苫米地不会想到，在反“九路围攻”中，他会落得一个“拖刀而逃”的下场。
急袭长乐村
九路日军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对太行山129师所在地展开围攻，由于受到强有力的拦截阻击，东、西、北三面的日军被迟滞于根据地腹心之外，这样，日军预期将太行山上的八路军合击在辽县榆社、武乡的计划就落空了。
四个方向中，只有南面的108师团一路进展较快，陈赓曾率师主力于鸡鸣山一带设伏16个小时，但最终战机没有出现。
要想打破日军的“九路围攻”，必须集中力量歼敌一路，这一预定的作战指导思想，刘、邓、徐是坚定不移的，只是他们在等待着战机的出现。
4月11日，师部到达桐峪镇后，邓小平也从和顺赶了过来，与刘、徐共商破围攻之策。
14日，从榆社得到消息，1000多日军，由武乡开往榆社，到了榆社后，只见空荡荡的街道，音无人迹的房舍。日军处于无粮、断饮，被破坏的道路根本不能通行的险境，不得不立即折返武乡。
经进一步的证实，刘、邓、徐迅速制订了一个作战方案：“我师与徐（海东）旅协同动作，配合曾（万钟）军围困段村（即武乡），打击增援；或配合朱怀冰师，或出辽县。”总部当夜回电同意这一作战方案。
要打大仗了，刘、邓、徐都非常兴奋，三人围在地图前议论着。
徐向前说：“鬼子一天之内，从武乡到榆社，跑了一个来回，有150里路，够他们受的。”“我们的动员工作搞得好，榆社给鬼子来了一个‘空城计’，鬼子是饿着肚皮跑路的。鬼子扑来扑去，搞下清楚我们在哪里。我们却一直盯着他们。
今晚让部队好好休息，以逸待劳。我们搞个计划，明天上午分配任务。”邓小平接着说。
刘伯承最后说：“马上就有大仗打了。先让771团派两个营，立即出发，连夜追击这股敌人。”15日晚，派至武乡的一个先头连送回消息：两个小时前，武乡日军已弃城而逃。
邓小平一针见血的指出：“日军是在我们的先头连到武乡之前走的。他们并不是因为打败仗才撤走的，而是找下到吃喝，非走不可。”一句“非走不可”，既道出了日军的狼狈，也指明了八路军下一步的动作：迅速追击。
追击的命令由刘伯承发出。晚上10点，刘伯承通过电话给陈赓下达了追击日军的命令。整个部署是：115师的689团与772团为左纵队，由陈赓指挥，沿浊漳河北岸追击；771团为右纵队，沿浊漳河南岸追击。769团为后续部队，沿武乡至襄垣大道跟进。
非常遗憾的是刘伯承给陈赓打完电话后，再给689团打电话时，689团的电话线断了，再试着给769团打电话，769团的电话也不通，后来，虽然迅速派人去检修电话，但是这两个团赶到预定地点的时间仍然比陈赓的左纵队晚了大约5个小时。
部署完部队的129师师部里并没有显示出一丝的轻松。虽然在围歼东窜日军的部署上形成了以多打少的局面，可总体上的以少战多——129师仍处于3万多日军的包围之中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变。
求得改变的关键，在此一仗。
由于689团接到电话较晚，陈赓只率领着772团沿浊漳河北岸向东追击。
16日早晨7时，772团迫至长乐村西时发现了日军侧翼警戒部队四、五百人。
没多久，侦察员报告，说日军的失头部队已经过了长乐村，但其辎重部队还在长乐村西。
战机难得，只是689团尚未赶到，力量不够。但不打仗就手痒、捕捉到战机就绝不放过的陈赓当机立断，决定向鬼子发动进攻。他立即命令各营迅速抢占长乐村西的有利地形，将敌后续部队放过，待车辆辎重过来时，陈赓一声令下，772团所有火器同时开了火。
长乐村之战打响了。
就在鬼子一片混乱，还没看清子弹是从哪里飞过来的时候，771团又赶到了战场的对岸，并向北展开突击。这样从南到北，从西到东，都有八路军战士的身影，鬼子已经被截成数段，处于八路军的四面包围之中。
鬼子已是瓮中之鳖。
就在围歼这股日军的战斗激烈进行时，一场更加激烈的战斗同时在长乐村东之戴家垴展开了。
激战戴家垴
日军的辎重车辆及日军一部战斗部队在长于村被围后，已经走过长乐村的日军主力部队，马上重又集中起来，掉过头来解救被围的部队。
772团的左翼本是由689团负责保障，但689团尚在途中，眼看这1000多日军就要威胁到772团的翼侧安全了，刘伯承迅速命令陈赓先调一个连去挡住日军，掩护主力围歼被围日军。
陈赓命令772团10连迅速占领战场西侧高地戴家垴，掩护主力歼敌。
戴家垴是主战场的唯一侧翼屏障，丢掉戴家垴，则正内外攻击日军的部队反要受到内外夹攻。
10连连长临走时向陈赓保证：人在阵地在。这句话很多场合都有人说，但10连连长说这句话时，却有着比其他场合更加沉甸甸的份量。因为10连面对的是10倍于己的日军，此一去极大地可能是人和阵地都不“在”。
经过与日军的浴血奋战，10连的战士坚持了4个多小时，他们也只能坚持4个多小时，因为4个多小时后，全连的干部战士已全部牺牲，阵地虽然丢了，但他们无愧于“人在阵地在”的保证。
这一变化并不突然，但对129师的指挥员来说，这一变化却是急骤的，因为当时己没有多余的力量挡住772团左翼即将突过来的日军。
情况十万火急。
也许刘伯承想到了撤围，也许刘伯承想到了将师直的警卫员、通讯员等人员组成个临时的战斗队，去完成阻击左翼日军的任务。就在这关键时刻，689团赶到了长乐村，在刘伯承的指挥下，立即向戴家垴反击，夺回了阵地。
围绕着戴家垴又展开了新的一轮争夺战。被689团打下去的日军又重新组织起来向戴家垴发动了反击。日军的冲击路线上堆满了死尸，日军甚至不惜将同伴的死尸作为攀登石岩的梯子。但在689团坚固的防御面前，日军仍然只能望戴家垴兴叹。同在战场前线的刘、徐二人，都在全神贯注地举着望远镜观察着戴家垴方向的战事发展情况，看着689团英勇战斗的场面，刘伯承对徐向前说：“你看689团打得多好！”徐向前也同样赞不绝口他说：“打得好！打得好！115师的同志们打得真顽强啊！”刘伯承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徐向前说：“已经打退了鬼子的第7次冲锋了。”戴家垴上八路军战士用生命谱写的英雄之歌，使戴家垴和长乐村一样被载入了历史，我们在记住长乐村的同时，也应记住发生在戴家垴上的战事，和那没有生还的人来书写这一页连史的10连。
八路军的英勇战斗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本应在129师侧翼担任打援任务的国民党曾万钟第3军，没有在他们应该在的地方阻挡蟠龙方向的日军，致使刘伯承没有料到蟠龙方向会出现情况。
无奈中，刘伯承只有抽调772团一部去担任袭扰这股日军的任务。激战了两个多小时后，辽县方向又有1000多日军赶来增援。
刘伯承和徐向前商量了一下，一致认为：情况危急，立即撤退。
安全第一，生存第一。
他倒在胜利的最后时刻
772团团长叶成焕接到撤离战场的命令后，指挥部队将能带走的战利品全部带走，同时安排各营迅速撤离战场，他自己跑到一个高坡上用望远镜观察着正在向长于村增援的日军，判断着形势，他想在最后时刻再看一看还能不能捕捉到有利的战机。
通讯员来催过他，他没有动。
8连连长也来催过他，他仍然没有动。他的回答还是那一句：
“你们先撤，我马上就走。”8连走出没几步，就听到叶成焕的通讯员喊了一声：“不好了，团长负伤了！”一颗子弹射中了叶成焕的头部。
虽然躺在担架上，但神智尚清醒的叶成焕在路上只问了一句也是最后一句话：“队伍呢，队伍呢？”刘伯承听到叶成焕负伤的消息后，马上来到了772团。129师参谋长李达记述了当时的场面：
刘师长三步并作两步地奔到了772团。他一见到躺在担架上的叶成焕，就俯下身子，双手颤抖地抱着他的头，连声喊着：“成焕，成焕哪……”但是，已经失去知觉的叶成焕同志，再也不能回答师长的呼唤了。
刘师长悲痛的眼泪，滴在叶成焕苍白的面颊上。
看到刘伯承这样悲痛，陈赓小声地说：“师长，别难过了。成焕由我们照顾，你放心吧。”刘伯承对陈赓说，“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然后，他才缓缓地站起来，恋恋不舍地离去。
这一年，叶成焕年仅25岁，他是129师一位出色的年轻指挥员，深受师、旅领导的喜爱。常常能够在战斗中当机立断，出色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刘伯承只要知道是叶成焕在前线，无论多么危急的情况，刘伯承也会把心放下来。
叶成焕是河南省光山县人，1930年参加红军，任过通信员、指导员、营政委、团政委、师长、师政委，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员著名战将。不仅如此，他还勤于思考，善于临机处置。在黄崖底伏击战时，许多干部的意见是要早一点出击，但当时部队在高处，和敌人隔着一片开阔的河滩地。如果伏击脱离阵地，向下冲击，势必要遭到日军的严重杀伤。当时在第一线担任指挥的叶成焕根据眼前的情况，决定暂时不打，待在河滩上休息的日军开始撤走时，他才下令全团的轻重火器，居高临下的向日军猛烈扫射。这一仗，叶成焕的临机处置，受到了全师上下的一致好评。
长乐村战斗前不久，师里正准备研究提升他担任386旅的副旅长。战斗前，叶成焕患了肺病，已经有三天没有吃饭了，陈赓劝他去休养一段时间，但他却坚持要打了这仗再走，没想到却发生了这种意想不到的情况。
当晚，部队撤到了合壁村。
陈赓自部队到了合壁村，就一直守在叶成焕的床前。叶成焕终因伤势过重，于长乐村战斗的次日凌晨1时，停止了呼吸。
在叶成焕遗体入殓之前，朱德从八路军总部赶到129师，参加遗体告别仪式。
为了悼念叶成焕和其他抗日阵亡将上，129师召开了一个追悼大会。会场设在离师部不远的一个山岗上，灵堂正中的一张桌子上放着由772团参谋长王波精心绘制的叶成焕的遗像。
追悼会后，山上多了一座新坟。当地的群众为了纪念在长乐村战斗中牺牲的叶成焕，为他树立了一个纪念碑。每逢年节，都可以看到合壁的群众，来到这位抗日英雄的墓前祭扫。全国解放初期，河北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建立，叶成焕的遗骨被迎往邯郸烈士陵园安葬。
长乐村之战，歼灭了“九路围攻”日军中的重要一路，不仅打破了日军的围攻企图，同时迫使其他各路日军纷纷溃退，在半个月的时间内，129师不仅没有被日军剿灭，而且胜利地收复了和顺、榆社、辽县、武乡、沁县、沁源等18座县城，将日军赶出了晋东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