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杂志第5卷第5期同时推出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两文，对苏联十月革命进行了深入的评价：
李大钊发表重要文章《庶民的胜利》
“北李”，就是北京大学留着八字胡的教授李大钊。他比陈独秀小10岁，是河北乐亭县人氏
李大钊发表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称颂俄国十月革命
20世纪的群众运动……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这种世界的社会力，在人间一有动荡，世界各处都有风靡云涌、山鸣谷应的样子。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势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地飞落在地。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这件功业，与其说是威尔逊（Wilson）等的功业，毋宁说是列宁（Lenin）的功业；是列卜涅西（Liebknecht）的功业，是马客士（Marx）的功业。
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
他们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全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
这里提及的“威尔逊”，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列卜涅西”即卡尔·李卜克内西，德国共产党的领袖，第二国际的左派领袖之一；“马客士”亦即马克思。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给了中国以深刻的影响
李大钊力透纸背的这番宏论，表明东方睡狮正在被十月革命的炮声所震醒，中国人已经在开始研究“马客士”和“里林”了！
[1]最近又有人考证，说最早介绍马克思的是1898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中译本，译者胡贻谷，但迄今未找到1898年原版本。
[2]《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08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新青年》“一枝独秀”
李大钊的论文，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
《新青年》，是沉寂的中国的声声鼙鼓，是低回乌云下的一面艳目红旗。《新青年》在千千万万读者之中撒下革命的种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毛泽东当时也是《新青年》的热心的读者之一。
1936年，当那位勇敢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闯进延安，抓住夜晚的空隙访问毛泽东。“毛泽东盘膝而坐，背靠在两只公文箱上，点燃了一支纸烟”，曾如此回忆道：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1]
就连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那位柯庆施，当时也自称“在这社会上，已经鬼混十八九年”，曾给《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写了一封信：
陈独秀
独秀先生：
我在《新青年》杂志里看见你的文章，并且从这许多文章中看出你的主张和精神。我对于你的主张和精神非常赞成，因为我深信中国旧有的一切制度的确比毒蛇猛兽还要厉害百倍；
他一日存在，那就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的祸害一日未除，将来受他的虐待，正不知要到什么地步。咳！可怜！可痛！……[2]
那位高擎《新青年》大旗的陈独秀，与李大钊并驾齐驱，人称“北李南陈”。当时青年中流传这样的小诗：
北李南陈，
两大星辰。
漫漫长夜，
吾辈仰承。
陈独秀年长李大钊10岁，1879年出生于安徽安庆。安庆曾是安徽省省会。陈独秀，名庆同，字仲甫，常用的笔名为实庵。独秀原本也是他的笔名。
安庆有一座独秀山。据传，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坐船沿长江驶过安庆，问左右道：“先有陈独秀，才有独秀山，还是先有独秀山，才有陈独秀？”左右一时竟答不上来。
其实，答案是明摆着的：独秀山之名由来已久。此山在安庆城西南60里，山并不险峻，只是平地而起，一枝独秀，故名“独秀山”。出生在那里的陈庆同，最初曾以“独秀山民”为笔名，首次用于1914年11月10日出版的《甲寅杂志》上，意即“独秀山之民”。[3]不过，“独秀山民”毕竟显得啰唆，一望而知是笔名。他舍去“山民”两字，用“独秀”为笔名。这“独秀”用多了，有时加上姓，就演变成“陈独秀”。当然，这么一来，不知内情者，以为他颇为自命不凡——自诩“一枝独秀”。其实，他是借“独秀”之名表示对故乡的怀念。后来，以“陈独秀”署名的文章越来越多，以至世人把他的笔名当作姓名，而他的本名却鲜为人知了。
陈独秀亦非等闲之辈，他曾四次去日本求学：
第一次，1901年，他22岁，先在东京专门学校进修日语，然后在高等师范学校就读，学习半年后回国。
第二次，1902年，他23岁，再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一年后回国。
第三次，1906年，他27岁，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然后转到早稻田大学学习英语，一年后回国。
第四次，1914年，他35岁，在日本雅典娜法语学院学习法语，一年半后回国。
当年的日本，是中国革命分子的大本营，孙中山、李大钊、鲁迅、蔡元培、章士钊，在那里组织各种各样的革命团体，办报纸，出书刊。学得日语、英语、法语的陈独秀在日本读了许多革命书籍，思想日渐激进。
来来往往于安庆—上海—日本，陈独秀参与过暗杀清朝大官的密谋，办过《安徽俗话报》，参加过“励志会”、“中国青年会”、“爱国会”、“光复会”、“岳王会”、“欧事研究会”等社团，是一位非常活跃的革命分子。
在辛亥革命中，陈独秀有过一番轰动。安徽省于1911年11月11日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孙毓筠新任安徽都督，特聘陈独秀为安徽都督府秘书长。陈独秀从杭州返回故乡安庆，权重一时。不久，陈的密友柏文蔚任安徽都督，仍任命陈为安徽都督府秘书长。柏文蔚经常不在安庆，都督府实际上常由陈独秀主持。安徽人当时称：“武有柏，文有陈，治皖得人。”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袁世凯得势，安徽易帜。1913年8月27日，袁世凯任命的安徽新都督倪嗣冲占领安庆，下令“捕拿柏文蔚之前秘书长陈仲甫”，抄了陈独秀的家。陈独秀逃往上海，不久，只得亡命日本——第四次赴日。
坐落在上海渔阳里的这座石库门房子，曾经是陈独秀在上海的寓所，也是《新青年》编辑部的所在地
在日本，陈独秀“穷得只有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这位曾叱咤安徽风云的都督府秘书长，一下子从青云之上跌落到不名一文。
经过这般大起大伏，他冷静思索，悟明要从思想上影响民众，尤其是启蒙青年，才能推进中国革命。
1915年夏，当36岁的陈独秀从日本回国，落脚上海，便着手筹办《青年杂志》。
袁世凯
陈独秀的挚友汪孟邹之侄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中写及《青年杂志》的创办经过：
据我大叔[4]回忆，民国四年（1915年），仲甫亡命到上海来，“他没有事，常要到我们店里[5]来。他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工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叫我认真想法。我实在没有力量做，后来才介绍他给群益书社陈子沛、陈子寿兄弟。他们竟同意接受，议定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200元，月出一本，就是《新青年》（先叫作《青年杂志》，后来才改做《新青年》）。”……《新青年》愈出愈好，销数也大了，最多一个月可以印一万五六千本了（起初每期只印1000本）。[6]
陈独秀独挑重担，《青年杂志》在1915年9月15日出版了创刊号。
陈独秀写了创刊词《敬告青年》，鲜明地向青年们提出六点见解：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翌年改名为《新青年》
（一）自由的而非奴隶的；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陈独秀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他认为科学与人权（民主）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这样，《青年杂志》一创刊，就高高举起了科学和民主这两面大旗。
《新青年》
《青年杂志》旗帜鲜明，思想活跃，文锋犀利，切中时弊，很快就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发行量扶摇直上。
一年之后，《青年杂志》改名《新青年》。改名的原因，如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中所述：
我还记得，我的大叔说过，是群益书社接到上海青年会的一封信，说群益的《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周报）名字雷同，应该及早更名，省得犯冒名的错误。想不到“因祸得福”，《新青年》杂志和他们的宗教气十分浓厚的周报更一日日地背道而驰了。
更名《新青年》，使《青年杂志》更加名声响亮，提倡新思想、新文化，为新青年服务。
《新青年》“一枝独秀”，使陈独秀声名鹊起。
[1]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25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2]《柯庆施致陈独秀》（1920年），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第291页，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3]任建树：《陈独秀传》上卷，第1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本书作者在写作中曾得到任建树先生的帮助。
[4]即汪孟邹。
[5]指亚东图书馆。当时的亚东图书馆是出版社兼书店。
[6]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32页，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
蔡元培“三顾茅庐”
北京，离天安门不远处的西河沿，有一家中档的中西旅馆。清早，一位年近半百的绅士风度的人物，内穿中式对襟袄，外穿呢大衣，一副金丝边眼镜，长长的山羊胡子，前往中西旅馆，探望住在64号房间的旅客。
“他还没起床吧！”茶房对来人道。
“不要叫醒他，不要叫醒他。”来客用浙江绍兴口音连连说道，“请给我一张凳子，我坐在他的房间门口等候就行了。”
64号房间的旅客是一位忙碌的人物，白天不见踪影，夜间又要看戏，迟迟才归，唯早晨贪睡晚起。那位访客来过几回未遇，索性一大早起来，在房间门口坐等。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
那位忙碌的旅客非别人，陈独秀也。1916年11月26日，他和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同车离沪赴京，为的是在北京为亚东图书馆招股，募集资金。
那位坐在门外静候的人，比陈独秀年长11岁，当年名满华夏。此人来历不凡，清朝光绪年间（1892年）的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这位受四书五经熏陶的书生，居然举起反清义旗，于1904年任革命团体光复会会长。翌年，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成为上海分部的负责人。辛亥革命后，被孙中山委任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此后，袁世凯当权，他愤而弃职，游学欧洲。回国后，于1916年12月26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此人名叫蔡元培。
蔡元培深知单枪匹马赴任，难以驾驭那旧势力盘根错节的北京大学。这所由创建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发展而来的最高学府，封建余孽颇为猖獗。那辜鸿铭居然拖着长辫子走上讲坛，那刘师培言必称孔孟……蔡元培思贤若渴，正在寻觅一批新思想、新文化的新人物，作为新兴北京大学的栋梁之材。
应在这个当口，蔡元培见到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汤尔和早在1902年留学日本时便与陈独秀相识。汤尔和当即推荐了陈独秀——尽管汤尔和后来跟陈独秀并无多少来往。汤尔和是从《新青年》杂志上识得陈独秀才气的，当时把十多本《新青年》交给蔡元培，说道：“你看看《新青年》——那是陈独秀主编的。”
1904年12月，在上海，蔡元培与陈独秀有过一面之交，那时他们都是暗杀团成员，只是此后多年没有交往。这时，蔡元培读《新青年》，深深佩服陈独秀的睿智和博学，尤爱陈独秀的新思维、新见识，决定聘任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事有凑巧，陈独秀到京后，曾去北京大学看望过沈尹默，沈尹默把消息告诉蔡元培，蔡元培得知陈独秀来京就赶紧前往拜访。
就在蔡元培获得北京大学校长正式任命的当天上午，他就去中西旅馆看望了陈独秀。与陈独秀同住的汪孟邹在日记中曾写道：“12月26日，早9时，蔡孑民[1]先生来访仲甫，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唯一之人物也。”
如此“道貌温言”，又如此亲自上门敦请，陈独秀却未肯答应下来！
蔡元培简直如同那位“三顾茅庐”的刘备一般，一回回光临中西旅馆，只是难得一遇陈独秀。干脆，他一早前来坐等！
叶永烈摄：绍兴蔡元培故居
至诚则金石为开。陈独秀嘎吱一声启开房门，见蔡元培已在那里静候，大吃一惊，连声道：“失敬，失敬。”
“仲甫先生，孑民今日仍为聘请之事而来。”蔡元培进屋刚刚坐定，道出来意。
“谢谢先生好意，只是仲甫才疏学浅，难以担此重任——日前曾再三说明。”陈独秀仍重复26日上午说过的话。
“先生有何难处，望直言，孑民愿尽力为先生排难解忧。”蔡元培真诚地说道。
沉思了半晌，陈独秀说出了心里话：“仲甫再三推辞，内中有两个原因。”
“愿闻其详。”蔡元培双目注视着陈独秀。
“第一，仲甫从未在大学上过课，既无博士头衔，又无教授职称，怎可充当堂堂文科学长？”陈独秀说道。
“先生可以不开课，专任文科学长。”蔡元培为之排遣道，“至于教授职称，凭先生学识，完全可以授以教授职称——待先生进北大之后，当可办理有关教授职称手续。此事不难。”
“第二，仲甫身为《新青年》主编，每月要出一期杂志，编辑部在上海，无法脱身。”陈独秀又说出另一原因。
“此事亦不难解决。先生可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大来办！”蔡元培主意真多，又为陈独秀解决了具体困难。他说：“北大乃人才济济之地。先生到北大来办《新青年》，一定比在上海办得更有影响。”
李大钊（右一）与蔡元培（右三）、胡适（右二）、蒋梦麟（右四）在一起
这下子，陈独秀心中的忧虑顿时烟消云散，面露笑容。
“先生答应啦？”蔡元培问道。
叶永烈夫妇采访上海当年的《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
“我回沪后料理好杂事，即来京就任。”陈独秀爽快地说道。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握毕，陈独秀却又道：“文科学长之职，我只可暂代。我推荐一人，此人眼下正在美国，倘若他返回中国，即请他担任文科学长。此人之才，胜弟十倍。”
“先生所荐何人？”蔡元培赶紧追问。
“胡适先生！”陈独秀道。
“久闻适之先生大名。倘若仲甫先生代为引荐，适之先生归国之后能到北大任教，则北大既得龙又得凤了！”蔡元培兴奋地说道，“当然，文科学长一职，仍由先生担任。适之先生可另任新职。”
“不，不，文科学长一职，只是此时无人，弟暂充之。”陈独秀谦让道。
就在这次中西旅馆晤谈后十来天，1917年1月13日，蔡元培向陈独秀发出由北京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签署的“教育部令第三号”：
兹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令。
1月15日，蔡元培校长签署的布告，张贴在北京大学：
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琪已辞职，兹奉令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消息传出，北大震动。青年学生热烈欢呼，遗老遗少不以为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