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胡云耿加入正泰，负责筹建云杉基金，业务开展有声有色。2007年底，云杉基金达成第一笔业务，将9240万元投入焦化行业龙头山西阳光焦化集团。根据行业发展趋势、企业经营状况与中国证券市场的预期，云杉基金对该项目收益率进行了测算，保守估计，年均投资收益率为60%左右。
2008年11月6日，首华创投与深圳东方汇富创投管理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东方首华温州基金，成立不久，就在北京收购了一个商业地产项目。这个位于北京珠市口的地产商业，定位为生活休闲广场，主要涉足写字楼办公、酒店和餐饮。尽管当时房价正处于下跌通道，但林阿信对北京房地产的状况深信不疑。果不其然，北京房价在2009年又再次飙升。
另一温州商人黄伟建带领的恒生资产管理着几十亿的资金。“恒生”并不热衷于房地产行业或类似煤矿的长周期性项目，而是倾向于做持续性行业。2007年3月，恒生资产收购用碳粉锯末生产蚊香的企业浙江浪潮，并对其生产线进行技改。此后，新产品生产成本下降了30%，燃烧时间多出25%。蚊香是人们的刚性需求，不受金融危机影响，虽然利润仅有7%，但庞大的产量依然可以让浪潮保持6亿～7亿元的年销售额。
不畏金融危机影响，恒生资产选择在2009年以后继续引进新项目。基于国家4万亿元投资拉动内需的政策，黄伟建持续看好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码头和港口建设，他说：“当经济危机来临时，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成本也比较低，因为原材料价格大幅下降。”
创投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投资，需要有职业经理人将企业的富余资金集合起来，对一些高科技、高利润的企业进行资金扶持，帮助其发展壮大，以获取高额的投资回报。就此意义上而言，恒生资产是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创投，而且还是一家有独特优势的创投。在拥有充足资金的同时，具有技术改造能力、具备前瞻性的眼光，这是温州创投发展的目标，也是其引领投资风向的坚实砝码。
在中国，创投是一个“年轻”行业，其发展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温州，创投更是一个新兴行业，还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夹杂着不理性、浮躁与冲动。
2010年7月，为进一步引导温州民间资本流向，温州市政府出台《关于设立温州人股权投资基金的实施方案》。截止2010年10月，温州资本在创投领域的投资已经达到1500亿元左右。如今，随着国家《有限合伙法》的正式实施，创投所需要的法律环境已经成熟。另一方面，温州30多万家中小企业也急需转型发展，调整传统产业结构、培育新兴产业的时机已经成熟，一直寻找出路的温州资本终于有了发挥力量的最佳舞台。
国内资本市场的成熟，扫除了温州资本进军创投业的最大障碍。经过时间的磨砺，温州创投必将更加理性，不仅可以为更多需求资金的企业提供便利，也能够为温州巨额民间资本开启一扇迅速擭取财富的大门。
2010年以来，温州各种各样的PE培训班层出不穷，场场爆满，有笑话说：“现在的温州老板，不是在创投公司里，就是在创投学习班里。”很多人甚至把工厂或船卖掉，钱都投进一个PE，就指望着一年翻几番。
2010年，仅进入创投领域的温州资本就达到了1500亿元。这些投资涉及了300家创投机构。除了创投，温州资本在金融领域的投入也达到了1000亿元的规模，而其他领域的投资也接近1000亿元。
也就是说，3500亿的温州民间资本——将近温州民间资本总量的一半——进入了金融和创投领域。2011年1月，温州市金融办组织开展“温州人股权投资基金1号”路演活动。这只基金，首期出资3亿～5亿元，其中，温州市财政出资10%，作为政府财政性引导基金，投资基金总规模约为30亿元。
与此同时，聪明的温州人在实业一片“萧条”的背景下，依然找到了那些发展前景广阔的实体产业。石化、IT、生物工程、新能源都成为了温州人的投资首选。
不过，半数温州资本能够找到出路显然还是不够的，剩下的一般资本同样很难依靠温州民间资本自身解决。政府的力量对于驾驭温州民间资本这头规模高达7500亿的资本巨兽的必要性同样不可忽视。
出台制度化、规范化的民间资本管理办法；引导民间资本沿着制度化的政策路径与资金需求方实现有效对接；进一步完善民间资本运作的法律法规；强化对民间资本管理的手段与措施，遏制民间资本的盲目运作；在法律层面上对民间资本的法律主体地位予以确认……温州人和他们的资本都期待着政府的力量。
民间资本希望得到政府的“招安”。富起来的温州人希望有人能够引导他们把钱投到那些阳光的地带；他们希望有人能为他们变出一本适于投资的“产业指导目录”；他们希望有人能为他们公布明晰的民间资本准入标准和准入时限；他们希望政府能够放宽民间资本股权比例限制；他们希望政府能够适度允许民间资本参与重点行业项目建设……
扩大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区域；允许民间资本参股贷款公司；鼓励在外的民资回乡投资；支持民间资本投资高新技术、环保产业；打开民间资本投资大型基础设施和资源性项目的大门；铁路、地铁、桥梁、高速公路、石油、河流、风景区……凡是这些需要钱而又能赚钱的领域，民间资本都希望能够进入。
正如我在2008中国本士创投及私募股权投资论坛上的演讲中所说的那样：“尽管在全球金融风暴、经济衰退的影响下，温州制造业目前已进入冬天，面临着一定的生存危机，但与此同时，我可以断言：温州创投业的春天已经来临。”
回归实业必须面对的三大问题
制造业曾经是我们的光荣与梦想。遥远的历史记忆让我们不再固步于当代中国制造的迷人光辉，也不再为暂时的困境感到无力应对。
历史给出了最好的答案：从容光焕发到沉入黑夜，一切似乎只是一场轮回。只是，每个轮回的开端，总会面临新的问题。
“家天下”
温州制造业的前身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家庭作坊。这一出身就注定了温州企业的家族企业形式。这一桎梏，是制约温州资本发展的一大因素，更毁灭了无数发展前景无限的企业，酿造出许多令人欷歔不已的家族悲剧。
温州企业家李忠文，以4000元起家，从1994年起，不到8年的时间里，在全国建成80家连锁鞋店，最多时曾超过100家。李忠文本人被称为“中国鞋王”，其拥有的百信鞋业总资产曾达到30多亿元。
然而2003年5月，这位鞋王却以涉嫌票据诈骗的罪名在长沙锒铛入狱。表面看来，百信鞋业由于资金链出现问题，导致对供货商恶意欠款，在客户的催促下开空头支票，但深层次的原因，却是百信鞋业采取的缺乏制约和规范的家族企业管理模式。
在百信鞋业，实行典型的家族式管理：几乎所有的核心部门和管理层职位都由李忠文的亲戚朋友担任，他们相互之间缺乏监督和制衡。由此导致百信鞋业内部管理混乱，问题重重。百信鞋业配货中心由李忠文的几位亲戚控制，经常发生吃回扣、中饱私囊的现象。对此李忠文也有所耳闻，但碍于亲戚朋友的“面子”，他无法进行制度性惩罚，只是曾经在开会时不点名地大发雷霆。
这种不痛不痒的方式，自然无法有效管理百信鞋业，加之此前李忠文采取的赊销模式出现问题，最终导致企业的悲剧。
李忠文个人的悲剧，也揭示了温州家族企业面临的带有普遍意义的困境：创业时期，企业规模小，人手少，容易控制；企业做大后，人手多，共同创业的亲戚朋友想法发生变化，企业不易于控制。此外，家族企业将最终决定权系于老板一身的决策机制，也容易使企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
同样的悲剧也发生在温州远东皮革。这场“豪门纠纷”并没有脱离中国商业史上家族成员争权夺利的范式，在浓烈的商业气息的渲染下，情节离奇，结局沉重。一个名列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大集团在无休止的争斗中分崩离析，渐行渐远。
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资本或产品质量，而是经营者的素质与管理，而这正是温州中小企业的软肋。每天生产更多的产品，或“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对勤劳且能吃苦的温州人来说，是其长处；但将企业做大做强甚至做成百年老店，对于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温州老板来说，却有些勉为其难。
同样，目前绝大多数的温企都已经稀释了家族或个人的股权，通过吸引社会力量改组成具有现代气息的公司组织形式，如正泰集团和吉利集团等，都已经从家族企业过渡到股份制企业，突破了其短板，正在沿着规范化的道路走下去。
在浙江或温州制造企业的发展史上，也并非没有家族企业成功的典范。如奥康与红蜻蜓摒弃家族模式而齐头并进发展。温州康奈集团与佑利集团也同样出色地完成了世袭制的两代之间的传承与接班，并在第二代创业者手中获得进一步的飞跃。
1998年7月7日，郑莱莉谢绝一家知名会计事务所的邀请，从深圳回到温州，第二天到康奈报到，职位是“车间工”。
从第一道工序划料做起，到裁料、贴皮、缝帮、进入流水线，难度加大。郑莱莉戴着近视眼镜，坐在工人堆里专心学习，两只手磨得满是水泡。师傅心疼，偷偷向她父亲求情。郑秀康并不理会，创业时他吃的苦更多。半年后，郑莱莉掌握了所有制鞋流程，参与公司管理。
温州鞋企在搞ISO9002认证，康奈也一直在做认证工作，但效果不佳。郑莱莉组织员工学习培训，重新整合相关制度，每天工作到夜里十一二点。年底，康奈通过ISO9002认证。
郑莱莉得到公司上下肯定。她先后担任总经理助理、广告部经理、营销部经理。“抱着学习的心态”，4年后她成为公司副总裁，业务繁忙，但“还能从一张皮做出一双完整皮鞋”。
2004年，郑莱莉被评为“十大经济女性”中年纪最小的代表，评委会给予的评价是：年轻而富有创造性，具有国际化战略眼光，擅长运用信息科技改造发展传统产业，主动融入国际规则的制定。
目前，在康奈集团内，同样有聘请优秀的职业经理人，郑莱莉认为，企业的现代化管理很重要，但这并不与家族企业相悖，“很多国际知名公司都是家族企业。家族企业有很多优势，比如决策速度很快，方向变化可以很灵活，沟通成本低，忠诚度高”。
目前我国塑胶行业品种最齐全的大型企业集团——佑利集团，也是由家族企业发展而来。1997年，年仅22岁的胡旭苍被推上董事长的位置。
接班时，他的父亲只对他讲了一句话：“你年轻，即使跌倒还有机会爬起来。”就这样，大学毕业不到两年的年轻人成为公司的领导者和决策者。实际上，他几乎和企业一起成长。温大读书时，他已在建设工厂的工地上“发票”：有人运来1车沙，给1张沙票；运来20包水泥就给20张水泥票，工作简单枯燥。
站在新的位置俯瞰全局，企业未知的境况让人无法乐观。为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完成从低压电器到热塑料管道的生产跨越，那是一个在国内尚处于空白的全新行业，前景乐观。胡旭苍明白行业空白的另一层意思，没有经验支持，无法从他人处借鉴参考。胡旭苍的孤独无处诉说。而他排遣孤独的方法是让自己忙碌起来。
他带领工程师辗转各地，到大学实验室和科研机构考察。辛苦数十天，结果令人扫兴：国内技术落后，不可能生产出高精度部件。无奈之下，胡旭苍决心自主研发，投入800万元技术攻关。钱花光了，还是没有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家族内部有人心灰意冷，拒绝再次投资。
山穷水尽之际，胡旭苍从互联网上得到消息：美国诺誉公司将参加北京召开的塑料展览会。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CPVC塑料生产商。
为了近距离接触，胡旭苍应聘展会解说员，一连五天，寻找任何可能的机会和诺誉员工交流。通过接触了解，更大胆的想法在他的头脑中酝酿：和诺誉合作，利用对方技术优势，帮助企业走出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