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紫霞悄声说：“难友们想在春节那天搞个联欢活动，庆祝一下，派我来同你商量。”
“庆祝啥子？”
“庆祝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胜利呀！国民党马上就要垮台了，能不高兴吗？”黄茂才想了想，告诉曾紫霞先不要声张，等他弄清楚了李磊和徐贵林春节那天回不回家。如果他们中有一个留在所内，这事就肯定办不成，如果两人都不在，他争取那一天能当班，这事就成了。
除夕这天，李磊和徐贵林两人都进城回家去了。黄茂才果然争取到了大年初一当班。所长、看守长一走，他这值日看守便成了所里的最高主宰。
初一这天上午，黄茂才跑上跑下，把楼上楼下所有的牢房门全部打开了，宣布过年放假一天，大家在监狱内自由活动。
很快，一间间牢房门口都贴上了春联，女牢门前贴的是“洞中才数月，世上已千年”，楼一室贴的是“歌乐山下悟道，渣滓洞中参禅”，楼二室贴的更有意思“看洞中依然旧景，望窗外已是新春”，横额是“扭转乾坤”。
紧跟着，大家都汇聚到了院坝上，互相抱拳鞠躬拜年。还有好几个人拿起脸盆敲得当当响，更给联欢会增添了欢乐的气氛。女牢的江竹筠、曾紫霞、杨汉秀等人用彩色被面披在身上，扭起了秧歌，还唱起歌来：
解放区的天，
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难友们的联欢直到下午四五点钟才尽兴而归。
其间，黄茂才一直守在监狱门口，阻止他人入内。狱外站岗巡逻的警卫连的士兵见有值日官坐镇监视，也就不加过问。
但这事第二天一早就被李磊知道了，他把黄茂才叫进办公室，拍着桌子大叫大嚷：“谁叫你准犯人在监狱里唱歌跳舞的？如果今后再这么胡闹，小心你的脑袋！”
由于黄茂才经常与曾紫霞接触，看守中竟传出了这样的流言，说黄茂才是被这位年轻漂亮的大学生囚犯给迷上了，单相思。甚至连不少不知内情的难友也持有这样的看法。“文化大革命”中，曾紫霞也因此遭受了许多磨难。
1949年11月20日，也就是大屠杀开始前的一个星期，黄茂才被视为不可靠分子遭到资遣，告别了一年多以来朝夕相处的难友们。难友们与黄茂才的心情一样沉重，黄茂才离开渣滓洞那天，他（她）们扒在风门口默默地注视着他，眼里含着惜别之情，为这位忠诚的朋友送行。
半个世纪后的1999年金秋时节，已经74岁的黄茂才被重庆电视台邀请赴渝，在该台的金牌栏目“龙门阵”上与傅伯雍（“11·27”大屠杀渣滓洞脱险志士、身中两弹未死）、刘康（当时沙坪坝、磁器口党的负责人）聚首，三位古稀老人，面对现场和屏幕前的千万观众，回首往事，热泪滂沱。
原来，黄茂才被资遣时，狱中党组织曾给他一封信（即胡其芬烈士的《最后的报告》），让他到沙坪坝某处找某人，此信不仅通报了狱中的警卫情况，希望外面的地下党组织武装力量趁国民党溃乱之际里应外合以施营救行动，并且特意嘱咐组织上见信后安排送信人蓝先生今后的生活。
可是，黄茂才把这信送到时，那秘密交通点的一位妇女见他穿着国民党的黄皮子，害怕中圈套，由于过于警惕，始而不允他进门，继而见信后便进了屋，许久没有出门，好像把黄茂才忘记在了走廊里。
黄茂才在门外呆了一会儿，不愿给人添麻烦，便径自离去，到储奇门码头登上轮船，回到了荣县老家。
刘康见信后，回头再寻找黄茂才，已是难见其踪影了。
黄茂才回到荣县老家，依旧以务农为生。1951年镇反运动开始，黄茂才被荣县公安局收审。他一五一十地讲了自己的经历。听说黄茂才曾在渣滓洞当过看守，审查人员大吃一惊，脸色立即严厉起来。“什么？你在渣滓洞那样的人间魔窟里干过？你必须老实交待，你在那里面干了些什么罪恶勾当？”
“我说的全都是实话，我与江竹筠、曾紫霞、何雪松都有联系，冒着被砍脑壳的危险帮共产党送过许多信，办过许多事。”
“渣滓洞、白公馆的特务都是反动派严格挑选出来的，你这种死心塌地反对共产党的家伙还会帮共产党的忙！江姐早就被你们杀掉了！你们在渣滓洞、白公馆杀了我们那么多的共产党员，你居然还想来卖乖讨好！”
“啪！”黄茂才脸上重重挨了一记耳光。
“你老实讲，你在‘11·27’大屠杀中杀害了我们多少革命烈士？”
“冤枉！我是在大屠杀之前的一星期被资遣的……”
“你狡辩！把资遣证拿出来看。”
“搞丢了。”
实际上，镇反运动开始后，黄茂才害怕别人拿到他过去在国民党军队里干过事的证据，悄悄烧掉了资遣证。
“当时国民党到处抓丁和我们共产党打仗，还会主动放你这个特务走？”
就这样，黄茂才被罚跪、鞭打，最后在重压之下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
一、参加过重庆渣滓洞“11·27”大屠杀；
二、被组织派回家乡做潜伏特务。准备破坏电厂。
根据黄茂才本人的交待，既有历史，又有现行，荣县人民法院准备召开公判大会，判处黄茂才死刑。
1953年7月19日，黄茂才一家老小听说第二天县法院要开公判大会枪毙黄茂才和其他4名反革命分子。全家人哇地一声就哭开了。
第二天一大早，黄茂才的妻子杨淑芳和她的弟弟饭也顾不上吃，就扛着张竹席急匆匆地忙着赶往县城去收尸。
半道上，看见黄茂才的幺公黄大元也去县城。他的脸色很难看，慢吞吞地对他们说：“黄茂才有可能判成无期徒刑”。
两人一听，稍微地松了口气。
果然，在当天的公判大会上，那4个反革命分子被枪毙了，法院以年纪轻，交待好，判处黄茂才无期徒刑。
原来，黄大元是乡农会主席，参加了这次公开宣判前的审判工作。县法院的人问黄大元：“黄茂才在地方上的罪恶有多少？”黄大元如实相告：“他从小读书，稍大点就到外面做事去了，在地方上没有做过坏事。”就这么一句话，居然保住了黄茂才一条性命。
1955年1月18日，黄茂才因表现好又改为15年徒刑。1962年8月28日，内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又以服刑中有立功赎罪表现予以减刑两年。1964年，黄茂才刑满释放回家，但头上仍戴着反革命分子的黑帽。
由于小说《红岩》与电影《烈火中永生》加上歌剧《江姐》在全国人民中造成的强烈影响，人民在崇拜许云峰、江姐、成岗、刘思扬等英雄形象的同时，对所有在白公馆、渣滓洞干过事的国民党军警的痛恨，是恨不能啖其肉、剥其皮、碎其骨的。正因为如此，黄茂才在“文革”中再一次受尽折磨，多次被毒打得死去活来。
1978年12月党的11届3中全会后，黄茂才不服原判，多次向荣县人民法院申诉。面对这起时间跨度大、历史背景复杂的案子，荣县检察院的检察官们本着对党和人民负责的精神，进行了大量的调查核实工作。而且，通过他们的努力，终于找到了健在的曾紫霞。
1981年初秋时节的一个傍晚，黄茂才身着浅蓝色中山装，脚穿黄胶鞋，头戴一顶褪了色的军帽，手上提着一个布包，来到了成都华西医科大学的校门前。
他四下踯躅张望了一会，才走到传达室窗前，胆怯地问道：“同志，请问曾紫霞、曾先生是不是住在这里？”
“你找曾教授？”传达打量着这位土里土气的老人。
“啊，她现在是教授了？”黄茂才脸上露出了笑容。
在传达的指引下，黄茂才来到了曾紫霞的家中。
“你是……？”岁月沧桑，曾老已经认不出当年那位年轻的看守员了。
“我姓黄……啊啊，你认不出我了么？我是黄茂才呀。”
“黄茂才！”曾紫霞愣住了，满是皱纹的脸颊上颤抖得厉害，好一阵，才惊喜地叫道，“你是黄茂才，唉呀呀，我的表哥呀……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么？”
解放后，他们都生活在四川，可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彼此间却是音讯渺无，无法往来。此番劫后重逢，那种欣喜与激动，真是无以言表。
曾紫霞是在黄茂才被资遣之前出狱的。曾紫霞真正的身份没有暴露，在叛徒看来，她不过是刘国誌的女友罢了，而且年轻、不懂事，所以没有加害于她，再加上党组织与刘国誌家族的多方活动营救，1949年8月15日，曾紫霞终于获释出狱。出狱后，她马上按照事前的约定给黄茂才写了一封信：“表哥，你14日中午到国府路8号来找我，有要事相商。表妹。”
到了14日，黄茂才应约前往。在大门口，黄警惕地看了看四周，轻声说：“这儿不好，目标大，还是到我一个朋友家里去安全些，就在国府路附近的一条小巷子里。”
以后黄茂才又到过国府路两次，传出狱中情况，带进地下党的指示。曾紫霞还向黄茂才介绍党的政策，提供进步书籍给他看。一个月后，因工作需要，曾紫霞被组织上调往成都。没多久，黄茂才收到了一封信：“表哥，情况有变化，我已回成都去了。表妹。”
从此，黄茂才与曾紫霞的表兄妹关系就这样定格了下来。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们把曾紫霞揪出来批斗时，造谣说她在人间魔窟渣滓洞关押期间，曾与特务看守员讲恋爱，即缘出于此。
当曾紫霞教授与农民黄茂才在成都华西医科大学的校园里重逢，谈起这件事的时候，两位饱经沧桑的老人都开心地发出了纯洁而真挚的笑声。
也正是这一次的重逢，曾紫霞才了解到与黄茂才分别后这几十年间，他所遭遇的种种磨难与不公正的对待。曾紫霞教授既愤怒，又内疚！既然当年自己与江竹筠、李青竹、李惠明等共同向黄茂才许下了庄重的承诺，既然黄茂才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承诺才敢冒险为狱中的难友们做了那样多的工作，那么，这样的承诺就一定要兑现！非但自己应当样去做，她相信如果江竹筠、李青林她们还活着，也一定会这样去做的。
这位经历了生死考验的老共产党员诚恳地向黄茂才谈到了共产党这些年走过的弯路，谈到了毛主席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犯下的严重错误，一片好心反倒给全民族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也谈到了江青的“3·15”讲话。江青在这次讲话中信口雌黄，说“川东地下党全烂掉了，没有一个好的”。正是这些挫折、错误，与江青的讲话精神在四川造成的种种恶果，促使罗广斌、郑业瑞等脱险志士饮恨而亡，死不瞑目（罗广斌有本书有专述，而郑业瑞曾任万县农科所所长，“文化大革命”中在万人大会上被宣布为反革命分子，验明正身，立即押往刑场枪决。三中全会后虽然平反，但是却给他今犹健在的妻子余淑云和儿女们的心灵上造成了永难愈合的创伤）。
为了使黄茂才几十年前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帮助狱中共产党人的壮举能够得到承认，为了尽快地替饱受磨难的黄茂才求得一个公正的对待，曾紫霞不断地打电话、不停地写信，邀约当年曾经在渣滓洞关押过的田一平（曾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仲秋元（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刘德彬（小说《红岩》作者之一）、张坤璧（宁夏回族自治区教委干部）、李玉钿、况淑华等人，联名给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呈递材料，反映黄茂才在渣滓洞监狱当看守期间冒死帮助难友的种种情况，并表示均愿为黄茂才证明。
四川省委统战部于1981年9月24日发出通知：黄茂才在重庆渣滓洞看守期间，为我地下党同志做了许多好事，当时是担了很大风险的。建议安排黄茂才为（荣）县政协委员，每月发给生活费30元。
那时的30元，足够开支一个人每月的基本生活费用。三天后，荣县人民法院宣布黄茂才无罪。
只有在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环境里，人的感情也才能正常起来。历史也印证了一句老话：好人总归有好报！成为老百姓的黄茂才从此后在荣县老家当农民，与老伴杨淑芳过着清贫而宁静的日子。
在重庆电视台的龙门阵直播现场，数以千万计的观众包括笔者，从屏幕中看到了傅伯雍、刘康、黄茂才三位白发老人重聚一堂话当年的动人情景。
解放前夕重庆地下党沙磁区的负责人刘康在听完黄茂才的遭遇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上前紧紧抱住黄茂才失声痛哭道：“我对不起你呀！黄老弟，假如我们当年的那位秘密交通员工作细致一点，假如那一天你受了冷遇不慌着去坐轮船回家，假如当时我们能够及时地找到你，你这一辈子，哪儿会受这么多苦哟……唉，可惜的是，历史不能假设啊！”
黄茂才同样也是老泪纵横，激动地说道：“我黄茂才虽然受了不少苦，可是，想想这几十年，想想十年‘文化大革命’，蒙冤受屈的人还少了么，连刘少奇主席、彭德怀元帅、贺龙元帅那样的大人物也都被整死了，连罗广斌那样有名的人物也死得不明不白，我一个国民党的丘八能活到今天，还有什么想不开的？共产党能够自己纠正前人包括毛主席他老人家犯下的错误，能够为这样多受到冤屈的同志落实政策，这就证明了共产党的英明、正确、伟大！”
那一刻，笔者也是泪水涟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