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吉通过大手笔地慈善赈灾，不仅让消费者看到了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形象，更是使王老吉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都得到了提升，从而得到消费者的“力挺”。而且，消费者的舆论支持，很容易会转化为实际行动。这是因为，王老吉在市场随处可见，单罐的价格也不高，经济再困难的消费者，咬咬牙都能买几罐王老吉。当全民掀起“封杀”王老吉的浪潮时，也就有了产品一上架就被抢购一空的销售奇迹。多加宝捐款1亿元可谓是一箭三雕：既奉献了爱心，又为品牌镀了金，此外销售业绩飙升，企业利润可观。
王老吉借汶川地震引发的企业慈善风潮，好好地“秀”了一把。从传统舆论到民间舆论群起而“捧”之。这恰恰证明了王老吉很擅长利用舆论工具，其“舆商”，即与社会舆论周旋博弈的智慧，不容小觑。
舆论为王的时代不仅将舆论置于“无冕之王”的境地，也使企业与社会舆论的关系已演绎为唇齿相依。
与企业的其他生存环境如市场环境、政策环境相比，社会舆论环境的稳定性最差。网络融合了传统媒体、现代媒体等多重因素，信息的传播速度几乎已经跨越了时间的滞后性，而匿名性，又使得现代社会舆论的创新性与批判性十足。一个人偷偷摸摸在网上扔一个靶子，就有成千上万个网民理直气壮地打着“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道德主义”以及“真理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旗号，进行执著、连续和声势浩大的讨伐，被当做靶子的企业则瞬间陷入舆论风波之中。
而且，舆论工具发展越突飞猛进，企业面临的外部舆论环境就越具有突变性强、影响力大等特点。面对波诡云谲的舆论环境，如果企业家不管“风声雨声读书声”，均抱以“两耳不闻天下事”的态度，一味低头拉车，那么他们不仅会削弱企业本身的优势，还有可能导致企业陷入舆论危机。
首先，社会舆论已成为企业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积累，中国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商业格局，最初的混沌状态一去不复返，走街串巷式的口碑效应也不可能再复制，企业进入了全面商业竞争的时代。
改革开放之初，温州平阳的一位农妇，看到家乡人外出收购兔毛能赚钱，就决定也出门一试。一不识字、二不会说普通话的她在口袋里装了两张纸条，一张写着：我是温州平阳人，请帮我买车票。另一张写着：我要收购兔毛，每斤多少钱？凭着这两张纸条，老太太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成了万元户。今天，这样的赚钱方式，几乎已经成了传说。
在不得不以产品、质量、价格、服务、成本、产品差异、市场分割等方式击败竞争者，又必须以专利、产品渠道、仿冒、垄断等手段占领市场时，企业势必会陷入前所未有惨烈的“血腥竞争的红海”。在商业红海中，如果企业悄无声息，那么“闷声”发的就不是大财，而是被市场遗忘的凄凉。再醇厚再香气逼人的酒，如果巷子太深，也会被市场边缘化。央视的标王一年比一年出手阔绰，2011年央视广告招标总额达126亿元，夺得标王的美的集团不知要卖多少台空调和微波炉，才能将夺标的钱挣回来。虽然标王价格高得令人咋舌，众企业仍是前赴后继。归根到底，是“标王”背后的社会舆论效应引发的品牌知名度以及市场空间的拓宽对企业具有吸引力。
企业可以通过与社会舆论的正面互动，向人们传递与企业相关的正面信息，比如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优质的，企业家具有优秀的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及企业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等。不间断的、持续的良性互动能够固化企业在社会中的正面形象，为企业品牌镀金。而正向的品牌效应，也会刺激消费者的购买力，提高该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在市场上的占有率。
其次，随着社会舆论对企业的监督功能日益增强，企业需懂得与社会舆论打交道的艺术。
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都得罪不起。
媒体就是王道，没理也要让三分。对此，前雀巢公司董事长茂赫感触很深：“传播媒体对一家公司形象的影响相当可观，不仅会影响消费者和公司外的人，也会影响公司内的员工。因为当报纸上有我的报道时，看到报道的员工恐怕比平时读我写给公司内部人员看的公文公告的人还多。”
即使是财大气粗的大象，也要学会与媒体共舞，气急败坏、强硬打压只能催化负面舆论的蔓延。永远不要低估媒体的感召力和权威性。当媒体报道某一事件，在读者心中，它就在报道事实真相，即使事实并非如此，第一印象也已经形成。从企业的角度看媒体，它们作为一个利益群体，彼此之间也有市场占有率的竞争。因此，企业要忍受它们为了自身利益而做出的各种行为，从喋喋不休、刨根问底的报道，到从钥匙孔里偷窥一切的嗜好。
一旦媒体将事端“挑起”，公众的参与热情便会扑面而来。与传统媒体惯用的炒作“伎俩”——记者暗访、知情人透露相比，民间传播与交流信息的方式更是五花八门，“黑道”与“白道”双管齐下，人肉搜索、知情人爆料一齐上阵。
瞬间，企业就会陷入舆论的汪洋大海。船小的，未必好调头，一个浪头打过来，连周旋的余地也没有；船大的，也会遭遇危机，船大，受创面也大。
“一个新的文明正在我们生活中成形，而到处都有盲目的人企图压制它，这个新文明带来的新的家庭形态，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感情和生活的方式，带来了新经济、新政治冲突，形成了不同的意识形态。今天存在着许多新文明的断片，数以百万计的人已经把今天的生活步调调整成明日的节奏，其他人却被未来吓坏了，他们绝望地转向过去，企图重新回到赋予他们生命的垂死世界里去。”这是阿尔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对人们的告诫。
“众口铄金”的故事已经从真实的村落扩延到“地球村”。在这个时空与伦理道德边界逐渐模糊的时代，企业不能以“自闭”的方式释放他们对信息过度透明的厌恶、抵触、焦虑以及倦怠，这样做只能抑制“舆伤”的愈合。此时，提高舆商，或许是在这个“舆情”沸腾的环境中最为有力的优势。舆商基因
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曾经断言：“1910年12月，或者说1910年12月前后，人类的性格发生了变化。”
后来的事实证明，伍尔夫在当时貌似石破天惊的妄语，是被现实印证的预言。
“每一代人都需要一次新的革命。”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企业家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岁月，把中国企业家请了回来，而那些一度消失或根本不存在的无形生产因素也逐渐因为实体的活跃而复活和抽出新的嫩芽，民营企业家新的伦理精神逐渐形成。在当企业家裹挟着强大的商业力量破土而出，并势不可当时，他们形成了自己的性格：激情十足、敢闯敢冲、擅长学习、时常突破市场契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