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新的决策形式下，小泉本着重视市场、强化竞争、控制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路线，实施了一系列所谓的“结构改革”，主要包括进行财政改革，大幅削减公共事业开支，缩减国家财政支出；推进金融机构和企业复兴，处理不良债券，从2002年10月到2004年度末，大银行的不良债券比率下降一半；改革养老金和医疗制度，提高患者负担费用和保险费比率；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实施“三位一体”的地方财政税务改革，削减国家对地方的补助金，由中央向地方转移税源，同时减少地方交付税；通过改革特区制度，推进规制改革，在医疗、农业、福利以及教育等领域促进市场化竞争；废止石油公团、日本道路公团等特殊法人，推进邮政事业等的民营化，旨在实现一个“简约高效的小政府”。可想而知，小泉改革，必然促动了官僚和族议员等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在不少方面均遭到强烈抵制，然而，由于小泉着力推进，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进展。
其中邮政民营化改革最为引人瞩目，成为“小泉剧场”的压轴大戏。面对自民党内部势力的强烈反对，小泉一改过去日本传统政治的协调妥协方式，借机导演了一出“好人坏人”善恶对决的舞台剧，把党内的反动派指认为“抵抗势力”，而在外部则寻求媒体和国民的支持。简单明快的激情言语、力道十足的举止形态，可以说已经掩盖了国民对问题本身的理性思考，使得民众纷纷成为“煽情首相”的感性“俘虏”。为小泉摇旗呐喊的群众团体“小泉会”就“小泉首相像谁？”进行民意测验，结果有21%的人把他比喻为江户幕府末期的改革者胜海舟，也有11%的人回答说他像希特勒，8%的人认为他是林肯。由此同样可以窥视出“小泉政治”的剧场成分和令人担心的另一面。
如上所述，邮政民营化是小泉的一贯主张。其实，早在桥本内阁时代，邮政民营化已经成为行政改革的研究课题。小泉主政后，将邮政民营化定位为“改革的核心”。2005年7月5日，邮政民营化法案提交众议院表决，绵贯、龟井等37人投了反对票，古贺、高村等14人缺席或弃权，共有51人造反。结果是233票赞成，228票反对，仅以5票之差通过。8月8日，在参议院的法案审议表决中，自民党有22人反对，8人弃权或缺席，结果是反对125票，赞成108票，以17票之差法案被否决。同日，小泉旋即召开临时内阁会议，果断罢免了拒绝在解散决议上签字的农林水产大臣岛村宜伸，自己兼任农林大臣，断然决定解散众议院，重新举行大选。参议院否决，却解散了众议院，小泉行为显然有悖于永田町的政治常识，虽然在宪法上不存在什么问题，可是这种“异端”行为，正是小泉政治的体现。
他在解散众议院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本日解散了众议院。处于改革核心地位的邮政民营化法案被参议院否决，我认为就是国会判断邮政民营化没有必要。也就是说，这次解散是邮政解散。赞成还是反对邮政民营化，我要清楚地问政于民。……约400年前，伽利略在‘地球中心说’盛行之下，因坚持‘太阳中心说’而获罪。即使如此，那时的伽利略还是坚持自己的地球绕着太阳转的学说。……果断进行改革的政党自民党，誓与反对民营化的民主党进行斗争，如何选择，我想就教于民。”言外之意，小泉将自己比作伽利略，为他本人和自民党赋予了正义的化身和改革派的形象，而将自民党内的反对派和民主党打扮成了传统的守旧势力和落后的顽固分子，以致于人们将“邮政解散”同时称之为“伽利略解散”。
众议院解散后，自民党内的造反议员，一部分脱离自民党，另立新党，一部分虽留在自民党内，但没有获得自民党的公认，只能以无所属的身份参选。而小泉亲自派兵点将，在造反议员的选区均安插了“刺客”。在9月11日举行的第44届众议院选举中，由于“剧场”效应，投票率比上次增加了7.65%，达到67.51%，自民党大胜，获得296席，民主党获得113席。自民党以相对较小的选票优势赢得了较多议席，小选区下出现了大量死票。本次当选的自民党议员中有83名被称为“小泉之子”的新当选议员，加上公明党31人，执政党联盟占据了众议院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此前反对和弃权的自民党议员，大多数转向成为邮政民营化的支持者。同年10月，邮政民营化法案顺利通过国会参众两院。2007年10月，日本邮政公社民营化正式实施。
小泉邮政选举的成功，得益于其戏剧化的选举战术，同时也是国民对小泉本人及其部分改革政绩的肯定。然而，不可忽视的一个国际背景是，在中国和美国市场的带动下，日本的出口和投资均有增长，日本经济从小泉主政初期的景气最低点逐渐走上复苏轨道。与此同时，小泉改革在结果上造就有活力的市场竞争之时，也导致一些方面公共服务水平下降，社会差距和地方差距扩大，贫困阶层增加，自杀人数居高不下，在2003年达到创纪录的34427人。国民在对未来生活的惴惴不安中，“一亿总中流”的意识逐渐远去，而“下流社会”成为时代流行语。
较之经济政策，用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话来说：“小泉内阁不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内阁。与我当首相时主导的政策非常相似，是属于以民族性和统治为中心的政策……我和石原慎太郎、小泉纯一郎拥有共同的政治DNA。”可以说，中曾根这番话极为恰当地把现代日本社会里几个奉行民族保守主义政治理念的鹰派人物归类到一起。不同的是，外交安全方面，小泉在中曾根的基础上“走得更远”，如果说中曾根是“有主见的保守政治家”，那么小泉就是典型的“无主见、无战略的保守政治家”。他打破禁区，主张修宪，强化日美军事同盟，积极对外派兵，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严重恶化了与亚洲周边邻国的关系。
缺乏外交经验的小泉上台后，在军事及安全问题上，追随美国，不断强化日美同盟，热心加强军事实力，企图“借船出海”，以此来树立其所谓的“大国形象”。2001年4月，小泉在出任自民党总裁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声称：“日本留有严重的战争后遗症，将来必须修改宪法第九条……自卫队不是国家军队，这很不正常，在必要之际自卫队抵御外侵，依据宪法解释却是违宪，岂不荒唐。”三天后就任首相的小泉又重申了上述立场。正是基于这样的政策定位，日本利用“9·11”事件后的反恐之名，仅用了25天便完成立法程序，于10月29日先后通过《反恐怖特别措施法》、《自卫队法修正案》和《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等反恐怖三法案，突破了日本海外派兵的地域限制、武器使用限制以及国会对海外派兵权限上的限制，为日本海外派兵铺平了道路，成为战后日本安全政策的一个转折点。10天后，也就是11月9日，日本便以“反恐”为名派出特混舰队驶向印度洋，支持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这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第一次在战争状态下派遣自卫队。至此，小泉政府实现了自卫队海外派兵的常态化，日美军事合作的范围超出远东地区，扩大到世界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