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在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传统文化”矿藏“资源中，究竟有哪些禀赋，使得严复可以寄托如此之高的期望和信心？对此，严复没有做过系统细致的阐述，但在其散见各处的言论中，可以看到他对如下优秀传统的推重和身体力行。
（一）修齐治平之道
严复指出，”儒者之业，莫大于修己治人。“欲有序治理社会，必从修身做起。欲修其身，必正其心，欲正其心，必诚其意，欲诚其意，必致其知，致知在于格物。身修然后齐家、治国、平天下。治事者率先垂范，”以佐国家化民成俗“。严复认为这一事理，”其为序至明“，即使是西方国家，其治理理念也是如此。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之群学，就是”宗天演之术，以阐人伦治化之事“，”与吾《大学》所谓诚正修齐治平之事有不期而合。“［14］只是他们用”近今格致之理术，以发挥修齐治平之事“，才收致了更好的效果。所以，在严复看来，只要吸收西方科学和社会学方法，修齐治平之道可以获得现代生机。
（二）人伦道德之本
严复认为，国家强盛不衰，离不开国民精神的培养，国民精神也就是”国性“，是由道德凝成的，”凡国之亡，必其人心先坏“。中国道德之本，在于”忠孝节义“，道德教育若脱离这一特性，将无人格；转而他求，则亡国性。严复主张从儒家经典中发微旌扬适合现代社会的”忠孝节义“，而不是固守没落的”礼教“。他解释道：“盖忠之为说，所包甚广，自人类之有交际，上下左右，皆所必须，而于事国之天职为尤重”；“孝者，隆于报本，得此而后家庭蒙养乃有所施，国民道德发端于此，且为爱国主义所由导源”；“节者，主于不挠，主于有制，故民必有此，而后不滥用自由，而可与结合团体”；“至于义，则百行之宜，所以为人格标准，而国民程度之高下视之。但使义之所在，则性命财产皆其所轻。”［15］在这里，严复实际上已经在做“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传统道德规范的尝试。
（三）崇真尚实之学
严复认为，中国真儒之学，本不缺崇真尚实的价值，中西文化区别，不在虚实之间，中学有中学的虚与实，西学有西学的虚与实。从先秦诸子，到宋儒和明清经世致用思潮，都有崇真尚实的精神，只是理学末流的道学先生们师心自用，“侈陈礼乐，广说性理”，“所托愈高，去实滋远”，才造成伪学“无实”。分清真伪的标准，唯在事实，“一切要当以事实为衡”［16］。提倡西学是因为在当时西学“最为切实”，“使教之学之得其术，则人人尚实心习成矣。”［17］心习养成之后，中国固有的崇真尚实精神才能得到弘扬。“使神州黄人而但知尚实，则其种之荣华，其国之盛大，虽聚五洲之压力以沮吾之进步，亦不能矣。”［18］
（四）适时达用之术
严复认为，“求才为学两者，皆必以有用为宗”。他指责汉学“无用”时，曾说明其并非“真无用”，而只是不切合当时救弱救贫救危亡之用，待将来国富民强之后，还是有用的。同时，古圣经典之书，对于国民道德修养有重大作用，所以在师范教育中应别立“读经”一科，以“严古尊圣”；“至于嘉言懿行，可另列修身课本之中，所以达用适时”［19］。也就是说，先儒之教，既可以为培养现代国民精神之用，又可以在国民道德实践中得到与时俱进的发扬光大。
儒家学术，最重“躬行”、“践履”和经世致用，严复一生的学术实践，都在追求审时度势，适应时代潮流，适应世界变化，讲究实用，讲究适当，讲究适度，讲究推进中国社会文明进步的实际效果。可以说，他已经用实际行动，演绎了儒学适时达用的优良传统。
三、几点启示
严复对传统社会及其文化的批判和反思，以及对孔孟之道的“回观”，都是围绕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文化更新和国民精神重塑而展开。他以学贯中西的素养和广阔的世界眼光，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缺失和在现代化过程中民族精神家园的守望的系统见解。这些见解，对于我们今天弘扬中华文化，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重构精神支柱，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尊重个体是现代文化的价值基础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体现到政治理想上就是行“仁政”，其基本内涵是“以民为本”，“民”被视为国家存在的基础。朱熹更把“人道”解释为“天道”，认为“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即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也就是说，“天道”是通过“人道”来体现的。这些基本理念，为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树立了关注人性、关注世俗民生的优良传统。但“以民为本”思想的观念主体是官本位，其实践的目标指向是维护君权，因此，其所关注者，仅是作为群体存在的“民”的层面，对于社会个体的“人”多所忽视。现代社会是个体“人”的联合体，马克思主义在扬弃资本主义自由观的基础上，重建了社会发展的唯物史观，而在价值观上同样坚持“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原则。因此，现代文化的价值基础，应建立在充分尊重个体“人”的权利之上。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从“以民为本”到“以人为本”，是理论上的必然发展和时代的现实要求，一字之差，既体现了中国优良政治传统的继承，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原则和现代价值取向。这里的“人”，包含了群体和每一个独立的个体。建设文化强国，必须尊重个体，营造宽松自由的环境，充分释放个体的创造力。
（二）集体主义的提倡应更加注重公共意识的培养
儒家讲“克己复礼”，“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要求个体在社会生活中自觉维护和服从群体秩序，通过个人努力善尽社会义务。但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体制缺乏对个体权利的保障，造成基本群众对公共事务的冷漠和公德意识淡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扭转了人民的无权状态，人民的主人翁意识得以建立。集体主义的提倡，不能以牺牲个体，泯灭个性为代价；同样，尊重个体，释放个体的创造力，也不能助长不关心公共事务、不遵守公共道德、对他人对社会冷漠麻木不仁的现象。在文化建设中，应大力培养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共意识，在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基础上，弘扬“天下为公”、“自强不息”、“仁者爱人”的优良传统，建构既有中国特色，又体现现代价值的集体主义。
（三）要大力发掘传统文化资源，进一步提炼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适应当代文明新发展的产物，其中显然已经吸收了许多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这一体系是个开放的系统，它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这种丰富和发展有两种趋向：一是作为整个体系的丰富和发展；二是从这个博大精深的价值体系中，锤炼产生精练的具有普世意义的核心价值观。长期以来，普世价值观一直为西方所主导，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这种状况不利于民族文化的认同和文化软实力的形成，从而越来越关注民族文化遗产的弘扬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体现出高屋建瓴的战略眼光。经过科学与民主的“新式机器发掘淘炼”之后，儒学文化丰富“矿藏”的进一步发扬光大，必将成为时代的重要课题。面对全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人口、环境、资源和文化冲突等普遍性问题，占全球人口最大比例、具有五千年生存发展经验积累的中国人，理应贡献自己的智慧为人类造福，中华民族不但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还要提出简明响亮，能够让所有文化背景的人听得懂、易接受的核心价值观。被严复称为“量同天地，泽被寰区”的儒学“理道”，应成为我们提炼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资源。
（四）要建立更具民族特色的文化表达系统
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复兴的进程之中，民族复兴必然与民族文化的复兴相关联。由于近代的民族沉沦，中国人经历了上百年“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西学”对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全方位的冲击。这给了我们文化反省的机会，对于弄清传统文化中该发扬什么、该抛弃什么很有帮助。但也因此极大地打击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心。长期以来，中国人已经很习惯于用外来语言和理论表述现代思想、现代观念，而对固有文化的诸多表述语，反倒持有过度敏感的警惕，宁作“食洋不化”之浅薄，不沾“食古不化”和“开历史倒车”之责难；即使致力于阐发中国传统学术，也是“带着镣铐跳舞”，处处渗透着西方观念。这导致我们的精神文化，存在着精英层面与俗民层面的隔膜，文化建设的草根性也大受影响。民族文化的复兴，不仅要求我们更加准确、严密、系统地阐释、论证、弘扬自己的文化遗产，而且要求我们更加善于用固有的文化理念，表述现代思想，表述现代价值观念，表述现代道德规范。面对快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所带来的精神迷茫和心理问题，面对扑面而来的全球化浪潮和文化冲突，面对人口、资源、环境等世界性难题，面对我们所躲避不开的个体、家庭和社会的种种复杂关系，当下和未来的中国人应该有怎样的心灵？这些都是文化建设所要回答和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只有用符合中国人心灵和行为习惯的文化话语，才能引起更加广泛的共鸣，也才能增强中华文化的现代魅力，从而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注
［1］王栻编：《严复集》第一册，第1-4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下同）。
［2］《严复集》第一册，第35-36页。
［3］《严复集》第一册，第18页。
［4］《严复集》第四册，第994页。
［5］《严复集》第一册，第31页。
［6］《严复集》第一册，第54页。
［7］严译名著丛刊《名学浅说》，第66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8］《严复集》第一册，第29-30页。
［9］《严复集》第一册，第49页。
［10］《严复集》第三册，第560页。
［11］《严复集》第四册，第1020页。
［12］《严复集》第三册，第661-662页。
［13］《严复集》第三册，第690-692页。
［14］《严复集》第一册，第6页。
［15］《严复集》第二册，第343-344页。
［16］《严复集》第三册，第618页。
［17］［18］《严复集》第二册，第282页。
［19］《严复集》第三册，第6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