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开篇就对中国人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时所表现出来的宿命历史观提出批判。中国人总是把治乱盛衰看作“天行人事之自然”，认为历史是循环的，并把循环的规律归结为不可捉摸的“运会”；而西方人则把“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当作“学术政化之极则”，这是中西事理“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许多人认为西方强大只是“善会计”、“擅机巧”，殊不知他们的坚船利炮都只是形而下的“粗迹”，即使是天文、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也只是表面的长处，并非命脉之所在。导致其强盛的命脉，在于“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也就是求真的科学精神和公平民主的政治法律制度。这两者，与中国“理道”的出发点并无太大的区别，在儒家的理想政治和学术价值观中，并不缺乏“天下为公”和求真务实精神，但“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
人类历史现代性的发展，端倪于人的价值的发现和人的自由解放。西方启蒙思想家认为，人与生俱来具有自由的权利，每个人都无权侵损别人的自由，而中国传统文化从不提倡个人自由，自由一词，“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中国“理道”与西方自由之间，最接近的原则，是儒家的“恕”与“絜矩”之道，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这种对他人的尊重，与西方对个体自由的尊重之间，说相似可以，说相同则不可。因为，儒家“恕”道仅仅是就待人接物的行为规范而言，而西方尊重他人自由，实际上是寓意使自我的自由得到保障。严复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都由对自由的不同态度而产生，比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灾祸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1］字里行间，表现出严复对自由精神的向往。
（二）中国社会缺乏群体合力
在严复看来，中国缺失自由的“教化学术之非”，造成了中国“人心之浇薄自私与百执事人才之消乏”。西方自由民主体制之下，国家是“民之公产”，王侯将相都是“国之公仆隶”；而中国专制体制下，亿万人民都是“臣妾”。既如此，则“西洋之民，其尊且贵，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夫驱奴虏以斗贵人，固何所往而不败？”［2］
中国虽大，人数虽多，但社会组织程度却低，人心涣散，缺乏公共意识和同力合作一致对外的精神。严复认为这是中国民性最可怕的积弊，“各奋其私，则其群将涣，以将涣之群而与鸷悍多智、爱国保种之民相遇，小则虏辱，大则灭亡”［3］。中国民性之所以自私，是因为无权，“社会之事，国家之事也；国家之事，惟君若吏得以问之”，老百姓无权过问；谁敢图谋社会事务，就被视为不安分和“危法”。于是，“吾侪小人，舍己私之外，又安所恤？且其人既恤己私，而以自营为唯一之义务矣。”［4］
中国民性的另一流弊，是不讲诚信。严复观察西方教会礼拜活动，人们自主到教堂听牧师讲教义，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自己对言行自由负责，“故贵信果”。而儒家道德教育，是“以孝治天下而首尊亲”。尊亲则唯尊长之命是从，自己负不了责任，“故薄信果。然其流弊之极，至于怀诈相欺，上下相循，则忠孝之所存，转不若贵信果者之多也。”［5］封建统治者利用儒家思想作为“平民泯乱之至术”，“使各安于朴鄙颛蒙，耕凿焉以事其长上”，人们思想受到禁锢，“因其劫持，遂生作伪，以其作伪，而是非淆、廉耻丧，天下之敝乃至不可复振也。”［6］
不尊重个人权利，不讲究诚信的社会，必然是一盘散沙。严复认为，这种状况不改变，任何变革社会和推动进步的努力都将徒劳，“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当务之急，唯有从教育入手，培养现代国民的基本素质，也就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在此基础上实行宪政民主，才能实现富强的目标。
（三）中国社会缺乏科学思维和科学理性的素养
严复所期望的现代国民素质，很重要的一方面，是国民的科学精神。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体系有重大缺陷，那就是过于依赖“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中国人知识来源，多取之先验或经验，而缺乏实验精神，其学术末流，至于繁琐考据和师心自用、强物就我，沦于“无实”、“无用”的境地。在思维方法上，中国古代典籍并不缺乏“外籀”（演绎）、“内籀”（归纳）之术，但实际运用中多采“外籀”而鲜有“实测内籀归纳之学”，而“外籀”所依据的大前提，又“大抵心成之说，持之似有哉，言之似成理”，却很少“取其公例而一考其所推概者之诚佞”［7］，所推演出来的结论也就往往“去事理甚远”；在知识价值上，中国人“急功名”而“轻学问”，不像“西洋以格物致知为学问本始”。因此，严复提出，“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实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途，而废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不可。”［8］
在严复看来，讲求西方科学，不仅仅是追求技术的进步，更重要的在于培养国人的科学理性精神，这种精神是现代公民的重要品性。国民科学理性的养成，关键在于教育，“中国此后教育，在在宜着意科学，使学者之心虑沉潜，浸渍于因果实证之间，庶他日学成，有疗病起弱之实力，能破旧学之拘挛，而其于图新也审，则真中国之幸福也。”
（四）社会变革和文化更新中体用不可分离
严复对于“体”、“用”关系的阐述，是基于对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批判。洋务运动的主导思想，是要在维护专制体制和传统纲常名教的前提下，试图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结果一战输于法国，再战输于日本，30年苦心经营的成果毁于一旦。在严复看来，这恰恰是“体”、“用”不能相得的结果。
严复认为，中学有中学的“体”与“用”，西学有西学的“体”与“用”，犹如牛有牛的“体”与“用”，马有马的“体”与“用”。有牛之“体”，才有其负重之用；有马之“体”，才有其致远之用。不可能以牛之“体”，而强求其有远途驰骋的作用。洋务派把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工业管理移植在封建专制体制及其意识形态之上，只能得到“淮橘为枳”的结果，其失败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西方之所以富强，是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中国要强种兴族，“则非有道焉，使各私中国不可。”也就是说，中国的变革，不能局限于“用”的层面，也必须触及到“体”变革，“体”、“用”结合形成一种“道”。这个“道”，就是在改造国民德、智、体的基础上，改变人民无权的状态，建立主权在民的民主宪政，使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每个人都“各私中国”，关心国家大事就像关心自己的私事一样。只有这样在根本政治制度和国民精神都改变的基础上，才是真正“体”、“用”相得的发展进步。
二、严复的文化自觉
严复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是基于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的急迫性而发，因此对洋务派所汲汲维护的“中学”，多取批判态度；同样，大力提倡“西学”也是基于文化救急的选择。至于全面评价中西方文化，他始终持慎重态度。他在首次提出中西文化差异对比时即表示，“若斯之伦，举有与中国之理相抗，以并存于两间，而吾实未敢遽分其优绌也。”当时他认为，“即吾圣人之精意微言，亦必既通西学之后，以归求反观，而后有以窥其精微，以服其为不可易也。”［9］后来他觉察到自己前期的一些言论有失之过激之处，在致力于翻译西方名著中，每每注意西方各种学说中有与中国圣贤之说“不期而合”之处。他认为，中国旧文化“乃经百世圣哲所创垂，累朝变动所淘汰，设其去之，则其民之特性亡，而所谓新者从以不固。”因此，要建立新的民族文化，必须“阔视远想，统新旧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10］
清末民初思想界空前活跃，各种变革主张层出不穷，各种政治势力明争暗斗，与此相应的却是社会乱相丛生，民族危机并不稍减，民主秩序未见建立，民生状态每况愈下。这种现状是一向主张有序渐进变革的严复所不愿意看到的。由此引起他更加深入的思考。其思考的重点，转为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如何维持自身传统和文化特色。他更加深切地意识到，“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政治的民主化，不可脱离中国实际，“法制必不可徇名而不求其实”［11］；而文化的改造，既不可“枯守其旧”，也不可“盲随于新”。中国未来的转机，仍将有待于数千年积淀的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他说：“鄙人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书五经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即他日中国果存，其所以存，亦恃数千年旧有之教化，决不在今日之新机，此言日后可印证也。［12］
这就是说，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虽免不了要向西方学习，但绝不是照搬西方制度和文化，中国的生存与发展，还是要依赖固有文化的”矿藏“资源，在传续传统文化主体的基础上寻求更新；将来的民族复兴，也必是传统文化的复兴。当前提倡”西学“，只是让它发挥一种”新式机器“的”发掘淘炼“作用，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之下，能够更有效地淘炼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品质。富于世界眼光的严复相信，中国文化”使深而求之，其中实有可为强族大国之储能，虽推斫而不可灭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严复对西方文化大感失望，认为”西国文明，自今番欧战，扫地以尽“，”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