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君虽无道，受谏则圣。此傅说所言，可以自鉴。——《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译文】做君主的虽然有时候德行不高，但是，只要能够接纳规谏，也会成为圣明之人。这是传说中讲的道理，可以对照自己以作鉴戒。唐太宗曾经给臣下讲述了周文王母亲胎教的传说。据说周文王的母亲怀孕的时候，眼睛不看邪恶的东西，耳朵不听不健康的音乐，嘴里不说脏话，还常常让乐官朗诵优美动听的诗歌、弹奏高雅的音乐给她听。因此，周文王一出生就非常聪明，德行高尚。唐太宗借传说中周文王受到胎教而聪明有德的传说，极力要阐明的道理则是: 一是虽然“人之初，性本善”，但是，即使是善，也有大善小善之分，帝王并不一定个个都是大善之人，即所谓“为人君虽无道”。
但是，帝王身为天下人之父母，如果留下无道的缺陷，不仅无法很好地治理国家，还可能误国害民，因此，就需要对“无道”之君进行道德品行上的“补课”。而周文王母亲胎教的传说，则证明了后天教育可以弥补帝王无道的可能性。二是只要愿意弥补德行上的缺陷，人人可为圣人。这阐明了后天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唐太宗“受谏则圣”是为了让群臣放下思想包袱，鼓励大胆进谏；另外一个层面的含义则是，自己虽然身为天子，也需要后天受谏，所以，臣下更应该虚心听取别人意见。现代管理学中有无数成功的案例可以作为上述思想的佐证。例如，有人拜见松下幸之助先生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请你用一句话来概括你经营的诀窍。”他回答:“首先要细心倾听他人的意见。”让员工多了解公司内外的情况；同时本身在作决策时，也应听听员工的意见，并不时地给予员工帮助与指导。
星期三吉凶
由己凡为藩为翰，有国有家者，其兴也必由于积善，其亡也皆在于积恶。故知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然则祸福无门，吉凶由己，惟人所召，岂徒言哉！——《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译文】凡是拥有一方土地的诸侯，其兴盛一定是由于积善，其败亡也一定是由于积恶。因此，不积善不足以成就功名，不积恶不至于败国身亡。然而祸福不是上天注定的，吉凶完全在于自己，由人自己招致，这难道是一句空话吗？“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历代封建王朝都以这样的思想来钳制人民。但是，自陈胜、吴广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从而掀开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规模浩大的农民起义后，封建统治者逐渐意识到，仅仅通过愚民政策让天下太平无疑是一种幻想。
唐太宗深知继续“装糊涂”的危害，尤其是将来继承王位的子孙，如果不能明白这个道理，必将导致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土崩瓦解。为此，他要求大臣魏徵编写一本能够规劝警醒李家王孙们积善去恶的书，用以教育子弟。积善与积恶是“吉凶由自己”的前提和基础。为什么吉凶可以由自己来决定？这并非是主观愿望，而是自己积累善事和作恶的必然结果。吉凶虽由自己，但是，无人愿意得凶，那么，就应该时时注意积善。只要一个人能够坚持积善去恶，那么，最终的结果就会与他的主观愿望相吻合。这就是所谓的“祸福无门，吉凶由己，惟人所召，岂徒言哉！”的深刻寓意。多致力于公益事业，在使公众受益的同时，还可塑造企业良好的公众形象，扩大企业的社会影响力和公众信任度。
星期四继体
然考其隆替，察其兴灭，功成名立，咸资始封之君；国丧身亡，多因继体之后。其故何哉？——《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译文】然而考察其盛衰兴亡的规律，凡是功成名就的，大都是最初所分封的诸侯王；而国灭身死的，大都是后来继位的王侯。这是什么原因呢？唐太宗诏令魏徵辑录的《自古诸侯王善恶录》，提出了这样一个社会历史发展现象: 功成名立，咸资始封之君；国丧身亡，多因继体之后。帝位的后继者们远离打天下的年代，即使祖先努力教育规劝，他们也无法亲身感受那种创业的艰难和痛苦，其体会自然无法铭心刻骨，再加上安逸享乐的生活环境的诱惑，后继者们往往沉沦堕落，由此直接加速了国家的灭亡。这正是太宗希望魏徵辑录的《自古诸侯王善恶录》所起的警示作用。今天，诸多企业家在把整个企业移交给自己的继承者之后，往往时间不长，企业就陷入了生存危机。究其原因，排除市场竞争因素，继承者自身素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企业家应从小灌输子女开创公司的艰难和痛苦，让子女从基层做起，慢慢成长为一个合格的管理者。
星期五以德服物
我闻以德服物，信非虚说。比尝梦中见一人云虞舜，我不觉竦然敬异，岂不为仰其德也！——《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译文】我听说用德行使百姓归服，确实不是虚假的说法。近来曾经梦见一个人说是虞舜，我不禁肃然敬佩，岂不是因为瞻仰他的德行！这段话是唐太宗在贞观十年（636）对几位同姓诸侯王说的。唐太宗反思历史现象，认为诸侯王难以长久地延续的原因，是他们的子孙自小生长在深宫，忘记了百姓的疾苦和治国所要遵循的王道，贪图荣华富贵，骄奢淫逸。唐太宗希望他们以此为鉴，选择良师益友，接受他们的规劝，力避独断专行。“人之立身”，可贵之处在于积累德行。夏桀、商纣虽然身为天子，但如果称别人是夏桀、商纣，一定会得罪别人；孔子、颜回等虽然只是一介布衣，但如果称赞别人具有他们那样的德行，别人一定会感到高兴。由此可知，要赢得别人的尊重，应当注重修养德行。管理者的领导力不仅仅是来自于权力，还有自身德行。权力可以用来命令人，却不能让人心悦诚服。唯有积累德行，以德服众，才会赢得下属忠心的拥护。管理者要想让自己的基业长青，必须修炼德行，主动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为社会贡献价值，而不能止步于简单的赢利。
第三周星期一不可勉为其难
如臣愚见，陛下子内年齿尚幼，未堪临民者，请且留京师，教以经学。——《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译文】依我的愚见，陛下的儿子们年龄尚小，还不能胜任治理百姓，请暂时留守在京城，以经典学问进行教育。贞观年间，唐太宗年幼的儿子多数被授予都督、刺史的官职。褚遂良觉得这件事唐太宗做得不妥，于是上疏规劝太宗。褚遂良认为，都督、刺史是荫护一方百姓的重要职位，关系到众多百姓的幸福，因此，身为国君，必须为百姓挑选有品德和才能的人来担当都督、刺史的职位。然而，年幼的皇子们能力和德行都有所欠缺，无法胜任这样的职位。让他们留在京城，继续教化他们，一则可以让百姓得到实惠，二则可以让皇子们的能力和德行得到进步成长。这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吗？管理者在用人方面往往存在着过于急迫的毛病，即使明知某些人尚无法胜任某一职位，但为了使人员尽快到位，便“催熟”人才，将他们安排在其难以胜任的职位上，最后导致事业的失败。不要勉为其难，不顾下属的实际能力水平，将他们安排到其难以胜任的职位上。
星期二惜勤劳
尽为善于乙夜，惜勤劳于寸阴。故能释层冰于瀚海，变寒谷于蹛林。总人灵以胥悦，极穹壤而怀音。——《贞观政要规谏太子第十二》【译文】要孜孜不倦地日夜做善事，珍惜时光，勤劳治理政治。从而能够让浩瀚大海中的冰雪融化，让边远地区寒冷的蹛林变为春天。让天下百姓都欢喜，让天下人都歌颂帝王的美名。贞观五年（631），李百药被任命为太子右庶子，当他看见太子李承乾嬉戏游乐过多，于是就写了一篇《赞道赋》，以此规劝太子珍惜光阴、勤奋读书，将来在治理国家之时有所作为。自古至今，人们向来以勤奋学习作为成功的秘诀。“惜勤劳”贵在珍惜时光与勤劳学习两个方面，就前者而言，一切知识的获取都需要时间；并且，知识本身就是人类在漫长历史中创造出来的。因此，珍惜时光的意义并非仅仅在于肉体生命的存在，而是对知识的传承。就后者而言，唯有勤奋才能更好地抓住稍纵即逝的时光，通过获取更多的知识来充实自己。在现代企业中，一切管理的主体都在于人，即使成功的管理者也并没有唯一的模式。但是，丰富的知识和勤奋的品质，无疑是一切优秀管理者最基本的素质。除了自身珍惜时光、勤奋工作，为员工树立榜样之外，还应该要求整个团队养成勤奋和珍惜时间的良好品质。
星期三弘道在人
君臣之礼，父子之亲，尽情义以兼极，谅弘道之在人。——《贞观政要规谏太子第十二》【译文】君臣之间的礼法和父子之间的亲情，充满情义而达到极点，但能否弘扬大道，完全在于个人。在封建专制社会，君臣之间尊卑等级可谓森严。所以，礼节仪式既是用来规范君臣之间政治地位差别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政治人伦秩序的基本要素。此乃所谓“君臣之礼”提出的重要社会背景。由于社会是由无数个家庭组织构建起来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堪称社会的基本细胞。在父权时代，父亲在家庭中无疑拥有和社会中君王一般的地位，因此，家庭中的父子关系，与社会上的君臣关系，具有惊人的类似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原本通过礼仪规范联系起来的君臣关系，与由血缘纽带关联建立起来的父子亲情，并不可同日而语，却被太宗手下大臣认为二者皆可“尽情义以兼极”。问题的关键在于“谅弘道之在人”的说法。既然礼仪可以用来规范君臣之间的尊卑贵贱，亲情可以用来澄明父子之间的血脉纽带，礼仪和亲情在保持整个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一切礼仪都是由人创造出来的，一切亲情都因为人的重视才温暖；反之，当人背离礼仪道德，抛弃亲情血缘的时候，所谓的人间大道都是毫无意义的。在遵守公司制定的领导和职工之间的礼仪规范上，要打破上下级尊卑地位的束缚，要注入关爱的亲情。
星期四礼乐庇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