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昌盛
在写小小说之前，我在农村生活了三十年。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田地里摆弄棉花。实实在在说，种棉花是一件很费时费力的事，而且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首先得选好种子，市场上的棉种繁多，广告诱人，到底哪一种适合自己的土壤，而且价格适中，产量丰富，都是个未知数。其次，整个种棉花的过程太长，不如种小麦，种子播下去，基本就完事了。这中间，需要一个个打营养钵，再把棉籽放进去，用塑料盖上，等幼棉长成好，再用筐抬，一个个放进坑里。多年以后，我写小小说，在选材和入笔时，突然想起这个过程，发现他们有惊人的相似。从棉花发叶时，就要开始打药，打一遍又一遍的药，直至棉花长成、开花、结桃。我记忆中最深刻的就是穿上厚厚的衣服，在最热的天气最热的下午一二点钟，罩上塑料，像防化兵一样进入棉地，开始打药。小小说也是这样，在成文之前，得精心构思好每一个细节，得忍受各种各样的繁文缛节的词藻修饰干扰，删繁就简。经常在别人推杯换盏时，独坐灯下，关掉手机，沉思，鲜活，生动，终成作品。
静坐时，经常想，我是一个棉农。但我没有做到一个好棉农，母亲她们是，在棉花疯长的季节，掰掉棉枝间无用的杈，她们的动作准确而快捷，不像我，看着每一株枝桠间的绿叶嫩芽，都舍不得下手。当然，母亲就不再让我干这活，说我太面，干不成事。当然，我初写小小说时，也是这样，什么都舍不得删，结果写成了一个什么都有的百货店。
于是，我渴望做一个标准的棉农，在棉田里游刃有余的穿梭，照料棉花。于是，我也希望在小小说的领地里，能够采摘到饱满、洁白绽放的棉花。
——是为引。
一、选材的当下意识
初写小小说时，感觉到处都是内容：村庄，学校，田野，工厂，城镇，这是我经历的地点。童年，青春，这是我经历的人生，中年的艰辛，老年的恬淡，是我父辈们正在经历的生活。农民，工人，小商人，教师，基层公务员，这是我身边的职业阶层。友谊，爱情，亲情，是我周围每时每刻都在演绎的篇章。所以，我喜欢从如此丰富的内容里选取题材。
选材的当下意识，体现在当下生活上。潮汐万千，正在经历的生活更具真实感，更易打动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体验，这种体验是个性的，更多时候具有时代的共性。当这种经历被复制或以另一种表现形式出现时，极容易获得共鸣。所以，我的作品有三分之一选在淮北平原上那个古老的村庄上，选取的时间从我出生的70年代到现在。有三分之一选择在上海的工地上，因为我曾经在上海的工地上打过工，我的父亲，兄弟，许许多多的乡邻都还在那片地方挥汗如雨。他们有的买了房，有的还在为房子而努力，但是多数只是候鸟，连同他们的孩子，都是一只只不知疲倦的候鸟。所以，这些小候鸟就成了我作品的又一个三分之一。我从工作一开始，就在校园里行走，在小学教过，临时带过幼儿园，长期在初中。无一例外，都是农村校园，院子里是楼，墙外是玉米。这样的农村经历，这样的农村“当下”使我获得了时下最可宝贵的农村体验。当然，我没有理由拒绝鲜活的“当下”生活。无论是聚集着留守儿童的校园，还是散落着老屋和新楼的寂寞乡村，或者是写满汗水和思念的工地，都是我的源泉，独一无二，又有着鲜明的标签。
选材的当下意识，体现在事件的不可复制。记忆是鲜明的，写满着当下的元素。比如乡村的落寞，工地上的纯朴和热闹，还有校园的纯真。我宁愿尤其注意那众多相同背后的一抹特殊印记，《阳光的味道》中，那个叫“麦子”姑娘，从城市某个阴暗的包房里回来，渴望阳光，渴望自由，渴望一种干干净净的味道。的确，她们在城市的灯火中挥霍着青春换来钞票。的确，她们被“欲望”，被“廉价同情”。我知道，类似这样经历的女孩，回到乡村，朴实了，自由了，宁静了。我相信，这是一种回归，是一种真实，回到了零点。于灯火阑珊处寻找一盏烛火，着实不易。需要一颗宁静的心，守护着不知疲倦的眼睛，需要一直在行走的脚步，带着思想四处奔波。有时候，停下来，静一下，带着欣喜，就会发现一个不同。这个不同一定是被忽略的，或者是不被重视的。《张大民盖房子》中，张大民执意叫每个工人签合同，坚决按合同办事。这在农村，已经有，但很少有人去做。人情大于天，但我看到了那种真实而执着的影响，就是城市给乡村带来的呵护，这种呵护是“当下”的，是一种规则，是一种催化剂。我记下了，没有人奇怪，因为它已经出现。
所以，守住“当下”，爱护“当下”，选择“当下”，作品就有了鲜明的颜色，大众的面孔，和独特的感觉。
二、语言的白描意识
小小说的语言很鲜活。因为篇幅短小，人物形象要突出，所以语言要求比较高。我在语言上追求“人物真实、精当，环境语言要言不烦，叙述语言一字一钉”，力求语言干净、利索、凸显张力。
人物语言要“真实”。每一个人物必定是个性的，集中代表着某一群人的个性。所以，他的语言要来自最真实的一面，让人一听就是某一类人，就是某一个人。《老剋》一文中的老剋是我家乡安徽泗县人，在淮北平原，都把很多动作的意义交给“老尅”这个字。老剋当然事事说剋，这在上海的工地上很特别，当然引起大家的关注，包括嘲笑。这就是地域性的语言，丰富了人格，突出了形象。在很多作品中，我注意把本色的语言还原给人物。东北电视剧的热播，东北小品的流行，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听到了生活最深处的自然语言，我叫它“原声”。有了原声，人物才是不戴面具的，才是本色的，才有了张力体现生活、拓展生活。《老师你好》中林强的父亲，每逢开口说话，必说“老师你好”。还原他的身份就知道，外出务工，因交通事故在监狱，所以能给老师说的只能是这一句发自内心崇敬的话。他是我众多学生家长中的一员，每逢打电话来，都是恭恭敬敬的说“老师你好”。所以，这语言是个性的，它符合农民特点：在外地学会了礼貌，骨子里的善良。个性的基础在于真实，真实的世界，才会淋漓尽致地展现鲜明的个性。
环境语言做到要言不烦。环境是小说的三要素之一，在小小说中，很多作品的环境描写几乎被省略，除了情节就是情节，除了构思就是构思。一个生动的环境，是人物的舞台，是生活的摇篮。一直忘不了《我的叔叔于勒》中那一段：在我们面前，天边远处仿佛有一片紫色的阴影从海里钻出来。那就是哲尔赛岛了。“极短的两句，把菲利普夫妇的心情渲染之极。环境描写要有，必须有，而且语言要精致。不可以想象，脱离社会、自然的人物，满足于故事快餐的小小说，怎么会有美感？过分强调”小，会失去小说的原汁原味的许多底料。而尊重环境，还原生活面目，回归百态，也会轻松地走进社会的万花筒。在环境描写中，我喜欢的是力透纸背的社会环境，三言两语，道出某种心态，直陈某种现实，才有味道，才有嚼头。《修路》中韩二，捐款未成，才想起自己是在上海打工的而不是工作的大韩庄一员。一语道破韩二内心，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自是个中人品味。
叙述语言绝不啰嗦，简明，能控制节奏，达到“一看就知道是谁的作品”地步。首先是凝练的，该说的必说，不该说的一字不要。我比较喜欢《世说新语》的风格，手法全无，三言两语，寥寥几笔，人物跃然纸上。小小说的事件，有起有伏，靠的是语言，详略自处，隆洼自当。用短句时，连珠般叠用，句句轻敲，滴水穿石，也能起到非凡作用。用长句时，不事雕饰，要素积累，一而再，再而三，效果自然明了。我更推崇穿透岁月的沧桑，轻描淡写的二三句话，恰如白开水，散尽热气，竟是满腹的熨帖。白描到如此境界，引人入胜已是情理之中。其次是穿针引线。好的小说语言绝不拖泥带水，又能提领情节，将情节按作者意图或情节的变化推进。小小说语言的引领成功与否在于到什么地方用什么相应的语言来牵引。一个短句，承上启下，为好。一句环境描写，仿佛置身其间又紧扣情节，出彩。一句看似无关紧要的话横陈其间，品味之后又丝丝入扣，为妙。语言题目的答案很复杂，一靠感觉，长期积累的语感，尤其是对人物、情节的感觉。二是靠阅历和领悟，没有对生活的参悟，就不会有语言的穿透力。三是作者的构思，锤炼是技巧最好的导师。喜欢读王蒙的作品，也喜欢读韩少功的文章，看似平淡，字字在理。所以，语言的事，浸在生活中。
三、叙述的平坦意识
按说，文章喜伏不喜平。尤其是小小说，那么短的篇幅，当然能跌宕再三，引人一惊一叹为好。可我认为，技法太多，必然破坏小说内质。不如顺其自然，一一道来，水到渠成。
首先，平叙是一种基本手法，利于线索展开，情节铺陈。马克。吐温的作品，契科夫的作品，多是平叙开始，从前之至后，按顺序推进。
其次，平叙要出彩。出彩在情节变动，人物命运转折在“点”上展开。“点”是一个“联系点”，也是一个“爆发点”，把人物命运拴在这一点上，扣住这些点，情节就聚拢，推向高潮。所以，平叙出彩往往靠小说的情节展开一面，是时代的，或是人性的，最容易感动人、最能牵动人、最能震撼人的一面。《那一年，桃花笑春风》中，按年龄铺陈，把两个青梅竹马的年轻人的情感涟漪一层层荡开，却再也无法回来。平叙在这里就有效控制了节奏，恰当地处理了主题进展与语言表现速度之间的关系。
最后，平叙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叙述者心中要有丘壑，改起则起，当伏则伏。平叙的是事件，起伏的是情节。
四、人物的亮点意识
我喜欢人物，正如我喜欢棉花地那青青的棉桃，粉红或青黄的花瓣，当然还有洁白的棉花。作品中每一个人物都是我身边的某一个人，极有可能是我的家人，同学。同样，我理所当然认为人性中存在闪光面，这种闪光的人性也被每一个崇尚温暖的人礼赞。
所以，我追求作品中积极的主题，亮色的人物。这也许与我的职业有关系，我是一名教师，面对着十三四岁的孩子，面对着渴求知识却没有课外书读的花季少年，我没有理由批判什么、揭露什么，一些人仿佛这样做才是坚持真理。我需要做的，是告诉他们什么是美，什么是善，怎样去发现。于是，展现人性的温柔、善良，成了我小小说的追求。
良好的职业操守是我刻意表现的一个方面。在我的“教师”中，有理想，有烦恼，有过种种现实的想法，包括当领导、争奖金多少。但是，在面临抉择时，都没有退缩，在乡村的讲台上，默默耕耘。这种亮点，是知识分子记忆中最重的一笔，我不能错过。
农民本色是我一直在挖掘的重点。我一直承认我是个农民，因为我还有承包地，因为我还在农村，热爱农村。农民有优点，也有缺点。但优点、缺点都会成为亮点，在人性得到光明体现时。也许木讷，也许偶尔狡猾，但是在城市的灯火中，他们只是过客，汗味融不进香水，刚刷的牙齿又被路灯染上了红色。楼建起来了，他们像鱼儿一样游走了。过年了，挤着沉重的火车离开城市。他们有血有肉，有情有义。他们会在某个夜晚，拨响我的手机询问孩子的成绩。会带着一根扁担，挑回许多廉价的衣服，那是给孩子的新年礼物。我只能在他们中被感动，被催进，被鼓励，写出更多的原生态农民，写出他们身上更真实的一面，更温馨的一面。这，才是作为农民的我，最欣慰的事。
留守学生是我笔下最温柔的痕迹。蜗居太小，蚁族太累。可是，留守孩子的心里，能放下一个世界。这话，毫不夸张。《一等奖作文》写的是五个留守孩子星期天聚在一起喝酒、看录像、疯跑，喊老师一起学狗叫。这不是荒诞，是真实。他们是中国最勇敢的孩子，在寂寞中成长，在孤独中坚强。“离开了爸爸的严肃，离开了妈妈的唠叨，背着书包，在村庄闲逛。拾起柴火，对着风箱发呆，一碗稀饭，热了两三回，”这首小诗，是学生作文里的话，他们愿意给我看，和我交流，我愿意写他们，我对他们说：“坚强，做中国最棒的一代。”我当然没有理由拒绝这样坚硬而温暖的阳光形象，这个亮点必将随着作品的深入而日渐其善。
人物有了亮点，才鲜活，才会引人注目。一篇文章，人物活了，情节才生动，主题才丰富。
五、结尾的小说意识
小小说的繁荣必将带来小小说的改革、创新。遗憾的是，欧·亨利式的结尾似乎成了金科玉律，各种各样的心思都为了最后一点出彩，抖个大包袱。的确，水到渠成的“真相大白”会让人长舒一口气，出人意料的巧妙结尾也让人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构思缜密。只是，技术主义的泛滥，只会使作者忽略了故事的情节、人物精神世界的展示，精力专注于一个固定的结尾，不能不令人沮丧。长此以往，小小说读者拿起一篇作品，必然会想当然地寻求一个“意外”的结局，这个结局可能荒诞，可能不合常理，但它是“出人意料”，这就是“成功”。我是一个慢行者，我总是在试图还原小小说的“结尾”文体特点，让它成为小说的一部分。
结尾的“小说意识”体现在整体性上。小小说虽小，但是她完整，不论哪一个部分都是小小说的结构，都闪耀着小说的元素。所以，着眼于文章的整体安排，着眼于前后贯通，追求一种浑然天成，才是小小说的发展方向，才有味道。
结尾的“小说意识”体现在主题上。不可否认，我们都习惯了中规中矩的结尾，比如篇末点题，深化主题。但是，结尾毕竟是一个重要部分，情节要有交代，人物要有安排。所以，可以在结尾处理主题，烘托也行，留下空白也行，做个总结也行，让结尾成为意料中的“安排”是一种使命，更是一种追求。追求结尾是小说的结尾，而不是诗歌的结尾。比较欣赏在环境中处理人物的典型神态，一个眼神，一个思考，都让作品戛然而止，余味悠长。
结尾的小说意识呼唤美感。小小说去掉“小”的特点，永远离不开“小说”。比较推崇美丽的结尾，不论美丽的伤感还是沉重、快乐。一个作者，能把小小说的结尾处理的艺术一些、生动一些、意境一些，应当是生活中最美的享受。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一个发人深思的特写，一段精彩的对白，都让人体会到文章结束了，故事没有结束，生活仍在继续。不喜欢猜谜，更不喜欢嵌入式的猜谜，让小小说受伤。大气一点，散淡一点，自然一些，意蕴更深一些，是小小说结尾能经得起推敲的必然之路。
世上千万条路，我们不能都走。选择自己的路，走好，才是目的。我写小小说时间很短，有激情无经验，有勤奋但缺乏思考，很多观点可能很幼稚。我只是经常回忆种棉的时候，那一个个看护、捉虫、掰杈、拾棉的日子，我愿意收获自已的一株棉花，滴着汗水，与众不同的一株，仅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