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山人的艺术似他画上的签字，既像个“哭”字，又像个“笑”字。笑是那种淡淡的惨惨的笑，哭也是那种轻轻的凄凄的哭。其实更多是啼笑皆非，即不哭不笑，是一种严峻的冷漠，内心沸腾的火山被皑皑冰雪覆盖，满腔怒火而强压着不得发泄。不能淋漓地哭，不能痛快地笑，极大的压抑就是极大的苦闷，这种苦闷压抑的最后出路，对社会来说就是爆发民众激烈的反抗，引起社会的动乱；对个人来说就是骤然精神失常，导致身心的疯癫。这就是非哭非笑的悲剧，这种悲剧是八大山人个人的悲剧，也是历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
面对山人的画，不能不感觉到孤寂。山人之画，多一鸟、一石、一鱼，其意皆在寂寞孤凄之感。此“寂”中又包含了一种“不为所化”的倔犟冥顽对抗的姿态。如奇石之冥顽不化。此种对抗自然是对清朝的对抗，这种冥顽不化的、与清朝对抗的姿势是山人从始至终的情感倾向，而这种倾向为早期的画作所明显地透示。在山人漫长的一生中，这种对抗向内沉潜为生命的一种基本态度，即它已不仅仅是对清朝的对抗，它同时更是与自身凄凉的身世、丑恶现实的对抗，又形而上学地与宇宙的寂寥、洪荒、无生气对抗。如作于公元1659年的《玲珑石》，此石向上斜立，粗拙怪异突兀，仿似洪荒混沌之初一寂寥冥顽之石。
孤寂的人仍然在坚守。《荷花小鸟图》，一枝枯荷杆头，独立一小鸟，其嘴尖、眼凶疾而执，直盯盯地望着对面那三两枝茎细叶茂的荷叶、荷花。此种姿势，固然不脱国仇家恨的遗民情怀，但亦非仅如此。此姿态乃更是化做了生命的一种本色，一种执念及气质情操，一种九死不屈、瘦骨铮铮、拙而劣的自我固守，与自己的凄凉身世、与现实乃至宇宙洪荒相对抗的姿态。然一颗尘埃何以对抗？人见及此，多怜其单、伤其悲。山人晚年，此姿态既孤傲而冷，又老成从容而逸。此境界不仅是其艺术亦是其人生所达到的境界。
孤寂的坚守，那是一种冷清清的无奈。山人多一鸟、一石、一鱼之画，其意境又皆在冷凄荒寂，尤其是花鸟画，更显冷瑟之意。山人花鸟鱼石之画，多用枯墨颓笔：一枯柳，一粗石，一枝荷茎，就连荷叶荷花亦多枯墨，这就给人一种荒冷之感。而满幅只一枝花独出，一瘦鸟独立，一怪石突兀，一倦猫匍匐，此在构图布局上既已给人一种孤零零、冷清清的荒冷萧瑟之感。
无奈只能靠从容来克服。山人之古，亦人生境界之老成、无惧、冷逸之态。山人那永远桀骜、毫不妥协的对抗姿势向来是雷打不动。这种姿势年深日久后，便已老到成一种从容、无惧、恬寂对世的姿态。如《荷鸭图》，其水鸟之眼疾、直而执，但伏于石上缩项而牺，故虽与天地之荒寂对抗，与现实人生之凄、丑对抗而无惧，冷寂凄清而老成从容有逸态。若《枯柳孤鸟图》也莫不尽显冷逸从容无惧之态。
人们能够克服一切困苦，那是因为生生不息的生命，这带给山人荒寒的画面一点亮色。山人艺术之秀，指清奇冷艳而有生气。寂而不死，还蕴涵生命的韵律。在山人的画作中，纤秀乃是与枯古相对应的。如荷花之细茎，怪石之下的三两灵动小鱼，危石之旁的秀兰，枯枝上的瘦鸟，或一丛青竹，一棵水仙，一枝独出的蜡梅。凡此种种，皆于荒古枯淡中见清奇纤秀，于寂寥玄漠的宇宙中出生气、见精神。秀代表的是一点宇宙中精真、飞动、不息的精气，是一种对生命精神的追求与固执，它既是一种对抗宇宙人世的脱俗超逸之姿态，又是一种清奇高洁的个性、节操与品质。
艺术家必须证明自己的生命，直接的办法就是在纸上跳动的生长的画笔。
山人之画，若花、鸟、鱼、石者，多夸张怪兀，越到晚年越是笔线粗简浑拙，笔势恣纵，其中有一股强烈的个人意绪充斥彰显着，又有一股浑蒙沉厚的造化之生气运行着，一种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气势奔放着。
生命力的终点是超越，超越痛苦，达到永恒。山人之画，荒古枯寒冷寂，故虽元气流行，意力张弛，却又静极。然山人之画则不独如此，山人之精神、意志亦驰骋于静寂之中。故静亦是贯穿于山人艺术之一基本意境。通观其画，几乎每幅皆静。而在其艺术中，静与驰对举。任意张情骋，生气流贯，外表只一冷寂静逸之态。若鱼石对立之静姿，若栖于枯树瘦枝上鸟之倦寂，若一荷角之细嫩、独行，一枝梅花之横空独出。凡此皆冷寂而静，皆静而有个人意志、宇宙生命元气在张弛间流行，而这亘古不变的宇宙洪荒、永世不息的生命运行，又凝聚成一定姿态，凝聚成刹那即永恒的禅静。
达到超越，始得山人艺术之真精神。这也是山人消解并升华苦闷的方法。不然，人如何可以活下去？如今，江西省南昌市现有八大山人纪念馆，即八大山人曾隐居的青云谱道院。八大山人有多幅画作在里面展览。青云谱道院是山人出家后待得最久的地方，可以算是他的书斋。
书斋是读书修炼的地方，同时也是一个真正的战场。那些画，就是八大山人和绝望争战的遗迹。
耕读结合的巧妙
说起中国传统生活的大背景，概括得最彻底的是“渔樵耕读”。其实渔樵可以和耕合并，一起构成一个农夫的日常生活，实实在在地为了生存而努力。传统文化并不以做一个解决饱暖的农夫为人生理想，所以还有“读”，劳动之余读书，增长知识，颐养心性，体会人生的精神层面。有见识的人并不以大富大贵为傲，因为中国悠久的历史已经把“富贵不长久”说得非常清楚，他们重视耕读传家，把种地之实与读书之虚这两件事结合起来，这样保证家族血脉不断。
清朝末年中兴元勋曾国藩曾多次以“耕读传家”引以为傲。曾国藩生于清仁宗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卒于清穆宗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湖南湘乡人。他的家庭既不是土地主，也不是书香门第，而是中国传统的理想家庭模式：多有田亩，衣食丰足，又教育家人读书着文、咏诗作赋。这种家庭模式把“种地之实”与“读书之虚”结合得很好，对于培养出曾国藩虚实结合的人生品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种家庭一般都有个“从实起步，实上加虚”的过程。曾国藩的祖父不太识字，但务实能力很强，整治得家业兴旺，他的父亲得以有闲读书，只是饱经寒窗之苦，才不过考了个秀才，做了私塾先生。到了曾国藩这一代，总算祖宗积德，一路科考顺利。曾国藩六岁入塾读书，八岁学“五经”，读八股，十四岁赴长沙应童子试，成绩一等，二十二岁中秀才，两年后进入中国著名的学府岳麓书院，同年曾入京会试未中，后刻苦攻读经史，至二十八岁再次入京会试，中进士。从此官运亨通。
曾国藩所做的事功包括：组建湘军，中兴大清。简单说来，就是满清八旗兵不中用了，他回老家招收农民组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过程艰难无比，曾国藩自己就说“屡败屡战”，就是一再战败但还是坚持下去再战。他的成绩有目共睹，在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后，曾国藩掌握了天下的精兵，整个中国南部差不多都在曾氏的影响之下。
曾国藩之所以成为所谓的“圣相”，“圣”就“圣”在他是封建道学的理论家和实践家。曾国藩极为推崇程朱理学，并且深入研究，提出新的理论，认为做学问就是为了恢复人性，就是恢复天地间的“理”和“气”，使人这一正气的凝结物载以封建道德的灵魂。这一点，与程朱理学的思想脉络完全一致，都是为了维护封建道德。
他还特别推崇先秦时期的“内圣外王”的理论，即在思想品德上要加强修养，向圣人靠拢，在实际能力上要有王者风范，能匡时救世。的确，曾国藩身体力行了这一理论，算得上言行一致。
他在训诂学等方面也很有成就。他在学术上的造诣和他的权位结合起来，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再加上他亲手培养了很多学生，提拔了很多士子，因而，他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当时有许多人把他吹捧成所谓的“圣相”。
曾国藩还亲自实践他的理论。他在未回乡组织团练以前，在京中做官时就十分注重修身养性，特别是在“静”字上下工夫。他的生活起居极有规律：早起、静坐、养气、保身、读书、写字等，每日坚持写日记。他的这套做法，连他的老师都很器重，当朝皇帝也多有嘉许。也许正是因为他做出了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所以才官运亨通。
在曾国藩的晚年，甚至在军旅之中，也未曾忘记修身，强调立志、求知、敬恕、忠信、反省、慎独、谨言、有恒、勤俭、谦虚等。其目的，和他的“内圣外王”理论一样，还是“始于修身，终于济世”。
曾国藩始终不忘“半耕半读”，这是一种虚实相间，进可攻、退可守的生活，他一直认为这是最为理想的生活方式，曾国藩在家书中不断告诫子弟，必须以耕为本，以读为先，占住了这两条，家族就可长保富贵，就可立于不败之地。他许多告诫子弟的话，都被家人保存了下来，成为像《颜氏家训》那样为人们所重视的家训律条。
清穆宗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二月，曾国藩在游园时忽觉足麻，被儿子扶进屋中端坐休息，继而无疾而终。他留给了人们以深深的思考：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何以会出现这样一位人物？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二程、朱熹可以当圣人来供奉，可望而不可即，无人会去攀比模仿，就像皇帝也从不同孔子争高下一样；诸葛亮那样的贤相也可供奉在庙里，享受烟火祭祀，当做神来膜拜。可曾国藩不同，他既不可被当做圣贤来敬，也不可被当做神佛来供，他是一个人，一个世俗中的人，一个集世俗的名、利于一身的人，一个可供效尤的真实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