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这是胡绳同志唯一的一本杂文集吧。
书名《在重庆雾中》，一九四六年一月，重庆生生出版社出版。当时只印了一千册，所以见过本书的人不会很多。
这本杂文集包括作者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这三年中所写的部分杂文，计六十五篇，是从二百多篇中选辑起来的。
抗日战争以前，我们从上海出版的文艺刊物《芒种》等杂志上，已经读到过作者写的杂文了。抗战期间，他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时，除了写有关哲学和近代史的专论以外，他又以沈友谷的笔名写了不少配合时势的杂文。还有三言两语式的小杂感，发表在《蚯蚓小眼》专栏里，也署名司马牛。这个笔名主要是夏衍同志的创作，胡和袁水拍也参加了写作。
《在重庆雾中》的书名当然讲的不是自然气候，而是讲压在人民心头的那股政治气候。时值皖南事变以后，但是作者在本书《前记》里还不能明讲，只能说： “人们由前一年春天的不幸事件而紧张的心还没有能放宽。……覆压在人们心头的雾却像是永远不能消散似的。”那么，作者的笔锋所向和胸中的爱憎也就十分明白了。
这是一个大时代的痛苦记录，表现了光明与黑暗，民主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胡绳杂文的风格，更接近于政论，有不少篇幅正面歌颂了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特别是苏联的胜利。我更爱读的是那几篇涉及人物褒贬的杂文，如《赛珍珠的话》，指出赛女士在演说中提出了一个足以模糊人们视线的说法：“不论任何朝代，中国平民恒为其国家之真正统治者。”再有《释“外国也有臭虫”论》，是针对林语堂回国后，讲演中宣扬的一种典型的奴性哲学，即“外国也有黑市，也有人弄权舞弊，也有骈枝机关，人浮于事的混乱局面（美国中央政府职员多至三百万可惊之数），也有吏曹因循成法推诿责任，也有政策不立举棋不定的外交等等……”总而言之，目的是劝人们视而不见国内的政治腐败，并从中得到一种阿Ｑ式的满足。这种“外国也有臭虫”，同“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好”的论调，形式对立，实质却是一致的。胡绳笔下的这类“立此存照”的杂文，决不会因为事过境迁而减少它的艺术魅力。相反地，如果仅仅是在空讲道理，却真的有点不忍卒读了。
还有一篇祝叶圣陶先生五十寿辰的《感激与祝贺》，读来分外亲切。原来当年胡绳也是一位无名的投稿者，而叶先生在退还他的文章中，“用端正的笔迹，改出了其中写错的每一个字，并且很仔细地把全篇之标点符号从新点了一遍。”如今，叶先生已过了他的九十寿辰，他究竟培育了几代作家，又一共有多少人得到过他的教益呢？
解放战争期间，胡绳同志亦曾写过一些政论与杂文，似乎不曾结集，解放后亦未见整理出版过，后来也就没有见他再写杂文了。
一九八四年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