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中提到，这篇故事就是要通过公元189年到公元190年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来说明一个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意义极高的概念：礼法。
为了说明这个概念，我们首先对整个故事做一个总结。在故事的一开始，汉王朝的代表汉灵帝就驾崩了，然后围绕着皇位继承人这个问题，各个派系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先是汉灵帝所托孤的宦官蹇硕被杀，然后是大将军何进和士族集团联合拥立了刘辩为帝。然而，由于朝廷中依然还存在大量的刘协支持者，因此这些支持刘协的人就暗中联合被征召进入雒阳的董卓，又废了汉少帝刘辩，重新立刘协为帝，大将军何进等外戚成员也在这个过程中被诛杀殆尽。之后，支持刘辩的势力就和支持刘协的势力公开决裂，发生了关东联军共同讨伐董卓的事件。在和关东联军发生多次作战后，董卓方面形势越来越差，于是董卓就带领部队，洗劫了雒阳城，并驱赶着雒阳的百姓迁都长安。整个故事也就到此为止。
现在，让我重新审视这个故事。其实这个故事中，矛盾的核心点就在于皇位继承人的问题，而皇位继承人的问题，所代表的本质是权力的结构问题。而在我们中国的传统社会中，这一切的内涵又都以礼法的方式具体表现出来，比如，这个权力结构的框架会和道德绑定，也会和家庭成员的血亲关系绑定。由此，我们发现一个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社会本身的权力划分会和社会中整体的道德框架去做对应，强制性的对应。举一个例子，在中国古代，我们会把统治我们的那个皇帝称作君父，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事实上，只要你是一个思维正常的人，你就会清楚，说皇帝是父亲其实非常荒谬的，因为皇帝的本质是一个社会当中的权力概念，而父亲是一个家庭概念或者是生物层面的概念
那么既然把皇帝比作父亲是一种荒谬的比喻，那么为什么中国古代的这些思想家、统治者们会极力推崇这样的一种对应关系呢？答案就是为了解决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将皇帝比作父亲，是我们中国古人治理社会的一个重要手段，而对于这一系列手段进行归纳和总结所得到的就是礼法。在中国历朝历代都不断的通过礼法这个概念将所有的人划分为无数个等级，然后就由上到下，通过这些隐隐存在的等级去对所有人进行管理和控制。
那么为什么中国人会发明出这样一套治理社会的框架呢？其实，这是根据社会中实际的生存资料获取方式决定的，而这种获取方式，就是农业生产。事实上不仅仅是中国，但凡是在农业文明盛行的区域，都会产生繁琐到令人发指的礼仪文化，例如日本、英国，都产生了极其复杂、极其苛刻的礼仪文化，有些文化还被一些现代商业团体利用，包装成了诸如贵族文化、庄园文化等等。
那么为什么种田为生的人，就这么喜欢创造如此复杂的礼仪文化呢？这其实和农业生产的特点干系巨大。首先，农业生产具有重复性的特点，这个我们都清楚，农业生产往往是以年为周期进行循环的，基本上一个农民在不同年中的同一时间，会做相同的事情，而且，即使在做某一项具体的工作时，他的主要劳动依然是不断的重复，例如插秧、播种，都是反复进行相同的动作，所以农业生产的重复性同时体现为周期性、反复性。其次，农业生产具有群体性的特点，这个也很简单，就是所有的农业生产都是呈现出人口聚集的特性，不会有一个人在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单独从事农业生产，农业生产一定伴随着大量的人口聚集。再次，农业生产必然导致大量的人际矛盾，这一特性其实是在前两个特性的基础上产生的，因为农业生产会导致在一个有边界的时空之中，所有的人都在做相同的事情，这样就非常容易导致某些具体资源的紧张，再加上农业生产本身的聚集效应，那么就会让人际矛盾的数量成倍数增加。
那么为了解决在农业生产中所产生的成千上万的人际矛盾，人类就发明了礼仪，通过一系列繁琐的礼仪体系，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定义，并化解矛盾。可以说，这样的解决方案还是比较有效的，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繁琐的礼仪体系都化解掉了这个社会中大部分的矛盾，成为了整个社会可以正常运行的润滑剂。
然而，许多事情都有两面性，这个礼仪体系虽然对社会有积极的影响、然而她的消极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例如，正是中国古代社会所千方百计构造出来的这个礼法框架，禁锢了国人的思想，让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发展变成了无尽的重复，虽然文明依然在延续，但是社会本身的发展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因为礼法框架与社会统治框架的完美结合，形成了一个对所有被统治者进行反复洗脑的机制。我们翻开中国古代的典籍，会发现过往的那些“大家”们，几乎不会讨论任何实际的问题，而都是在反复的讨论礼仪、道德等一些虚无缥缈的问题。
而礼法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处理的一种方式，她本身并不一定会和人的情感、利益产生直接关系。所以，在东汉末年的这场权力大戏中，透过光鲜亮丽的礼法表面，我们所看到的只有唯利是图，只有不择手段，即使是一个相信礼法的人，也会在反复而残酷的权力斗争中放弃自己的信仰，这就让我们不禁想起了战国时期的惠子所提出的一个哲学理念：方生方死。如果我们将这一理念和礼法解释融合起来就会发现，当礼法这个东西正式产生并被确认的时候，同时也就是她已经终止的时候，就像是社会中许多具象的概念，例如道德、世界等等概念，当他们被确立并且应用的时候，同时就是他们消失的时候。
所以，对于礼的推崇，对于所有人以礼的方式去教化，其最终结果，是礼的概念与人的生活和内心真实想法彻底脱节，彻底变成了一个用来进行社会统治的工具，如果我们把原生的礼比作树上生长的叶子，那么工具化的礼就变成了人们手中的叶子，尽管还保留着叶子的躯壳，然而其本质已经死亡。
所以，雒阳的灰烬也是礼法的灰烬，自此以后，中国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再无宁日，不论是所谓的三国时代，还是后来的晋王朝，都是战乱不断、人心不古，没有人再相信礼法、没有人再相信道德，世人要么互相攻伐、尔虞我诈，要么附庸风雅、享乐至上，一直到后来建立唐朝，中国社会才又呈现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面对这样的历史脉络，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东汉的灭亡到底应当怎样去解读，如果从整个社会发展的层面来看东汉灭亡，又会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
我们都知道，汉朝是在秦朝的基础上建立的，所谓汉承秦制。秦是一个短命王朝，而继承了秦朝的汉却绵延几百年，而在秦朝之前，就是长达几百年的西周、东周乱局。这样的一个历史结构和后来的晋朝到唐朝时期竟然惊人的相似，唐朝继承了隋朝，隋朝也是一个短命的王朝，而在隋朝之前，也是西晋、东晋几百年的乱世。这种几乎完全一样的历史发展结构，似乎隐隐在向我们后人暗示着一些内在的规律和逻辑。
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个历史结构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一个逻辑上的定义和划分，那么我们就可以非常简单的发现其中的一些规律。我们以周到汉为例，第一个阶段就是周王朝的后期，出现了乱局，列国纷争，这段时期我们可以把他定义为一个国家治理体系的普遍探索和试错时期，在这个阶段中，出现的各个国家和政权都广泛的、普遍的参与到国家治理试错这个实践中，因此，在这个阶段，我们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变法、改革，以及各种新思潮的产生。至于说为什么要出现这种普遍性的国家治理模式试错，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之前的国家治理模式失效了，因此就需要实践出一种新的模式来替代。
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秦朝。秦朝存在的意义，就是说在这么多的国家治理试错实践中，出现了一个相对成功的实践模型。于是，这个国家凭借着更加成功的治理模式，在与其他国家和政权对抗的过程中，逐步显现出了优势，并最终消灭了其他的模型，实现了这种治理模型在一定具有边界的空间范围内的普遍应用。
然后就是第三个阶段了，第三个阶段就是汉。为什么秦朝已经是一个成功的实践模型了，反而又会被汉朝取代呢？而且取代秦朝的汉朝，其治理模型却又基本沿用了秦朝的模型。这其实就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反作用力，因为当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在一个极大的范围内被确立并应用之后，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反向作用力，因为任何的社会治理体系不论她是否先进，在开始实施的时候必然会损害社会中许多人的实际利益，就像当初商鞅在秦国进行变法，一样严重损害的了秦国许多贵族的利益，导致商鞅自己最后也被车裂而死。而秦国凭借他自己的治理优势统一了天下，那就要在全天下的范围内都实施它秦朝的那个治理模式，这个反作用力必然比当初商鞅在秦国变法所受到的反作用力大了不知道多少倍。于是，在这样巨大的反作用力下，秦朝的灭亡也就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了。
然而既然这个治理模式，是在长期的实践验证中被证明是相对先进的，那么就导致了一个必然的结果，那就是虽然实施这种治理的主体会被反作用力所消灭，然而这种治理模式的确立却是无法阻止的。所以，汉朝取代秦朝之后，继续沿用了秦朝的治理模式，因为这个时候反作用力已经被化解和消耗了，所以汉朝就绵延了数百年之久。
通过这样一个逻辑推演，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后来的两晋到唐朝会发生几乎同样的事情。然而，在这种逻辑推演模型成立的基础上，就又产生了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汉朝的灭亡并非仅仅是一个朝代的灭亡这么简单，汉朝灭亡的意义和周朝灭亡的意义是相等的，其本质是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实践出来的那个社会治理模型，在沿用到东汉末年的时候，失去作用了。
而这个失去作用的社会治理模型，如果对其进行概括和总结，就可以定义为礼法二字。其实这个礼法治理体系，本质上是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结合的产物，这种模式以儒家思想为表、法家思想为里，形成了一套非常精密和严谨的社会规则的推导体系，也正是因为这种体系非常具有实践性和严密性，所以中国几千年来都一直奉行这种体系，其稳定性可见一斑。
那么这么严谨的一套治理体系，为何在东汉末年的时候失去作用了呢？答案就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治理体系越来越和社会中实际的利益分配脱钩，因为统治阶层逐步发现，只要保证这套体系的存在和运作，那么他们就可以在这套体系的遮掩下更进一步的攫取财富，垄断社会资源。也就是说，由于社会中少数拥有权力的人的贪欲，导致这一套社会治理体系越来越趋向于表面性的存在，所以，在东汉末年的雒阳城内，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系列在这种体系遮掩下的唯利是图和权力争夺，这种礼法体系已经和社会实体的运作发生了整体性的脱节，于是，礼法体系就此失效了。
从东汉末年这套治理体系失效，一直到后来的隋朝，古人们用了几百年的时间，才又探索出了一条新的道路，让原有的这套礼法体系能够继续发挥作用。也就是说，经过两晋几百年时间的探索，我们并没有再实践出什么新的治理体系，而仅仅是对原有的礼法体系进行了一次改良或者是升级。
事实上，之所以两晋时期没有能够呈现出像春秋、战国时期那种学术思潮盛行的状态，是有诸多复杂原因的，这里我们也不做详细讨论，不过简而言之，那就是人类思想的整体发展是需要前提的，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状态，由于两晋时期的中国社会本质上和两周时期并没有太大差别，不论是从面临的地理、气候环境来看，还是从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来看都是如此，所以新的哲学思想的产生也就非常困难了。
因此，在两晋时期，人们对于新的社会治理模型的探索，就不表现为实践出一种新的治理模型，而主要表现为在原有的礼法治理模型上，实践出一种更加有效的改良方式。而最终，在这一次的实践之中，隋朝模型取得了成功。
隋朝的社会治理模型，本质上其实还是秦汉时期的礼法治理模型，只不过对这个模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良，而在隋朝的多个改良举措中，最为核心和重要的一个举措，那就是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科举制度。
为什么说科举制度是隋朝对礼法制度改良的关键所在，那是因为被统治阶层的社会资源诉求，其驱动力是源源不断的。而礼法体系的本质，是抑制或者控制这种驱动力，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下，不可能满足社会中如此广大的群体对于资源的需求，因此必须要有一种层层抑制的控制体系，来保持社会的稳定。然而礼法体系本身并不能够消灭人的需求，他只能是对人的需求进行不断的控制，抑制其增长，所以，一旦这种抑制达到了影响被统治者生存的地步，那么这种抑制体系就会瞬间奔溃，这也就是我们后来经常所说的一句话：官逼民反，其实这句话是有这样的隐含逻辑支撑的。
所以，到了东汉末年，随着社会中统治阶层贪欲的不断增加，礼法体系本身一直处于超负荷的运作状态，一方面统治者在疯狂攫取资源，另一方面被统治者的需求被礼法体系所束缚，受到了极端的压制，甚至威胁到其生存，直到最后，整个社会的信任体系彻底崩溃，礼法体系再也无法承担如此高负荷的运作，轰然倒塌。自此以后的几百年间，人们不再相信礼法，所有的权威都是转瞬即逝，所以也就不能产生一个长期稳定的王朝。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以曹魏政权为例。在曹操去世后，他的儿子曹丕逼迫汉献帝退位，并以禅让的方式将皇权转移到曹氏家族中，曹丕也就成了魏朝的第一任皇帝。然而，这里其实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以曹操之雄才大略、权威盖世都没有能够取代汉朝而自立，曹丕何德何能，竟然能够取汉朝而代之。对于这个问题，很多人都简单解释为，曹操为曹魏政权的建立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其实这种说法在逻辑上并不完全成立，因为只要了解的历史知识再多一点，你就会发现许多的政权或者王朝，会随着一个强大领导人的去世而彻底衰落，政治是瞬息万变的，一定是曹丕在继承曹操的衣钵以后，做对了什么关键的事情，才让他得以终结汉朝。
而曹丕做对的这件关键事情，就是颁布实施了《九品官人法》。关于这个《九品官人法》解释起来也比较复杂，不过简单来说，这个制度的核心就是维护士族阶级的利益，以制度的方式保障这些士族们的后代能够继续成为士族，也就是说官僚子弟能够继续做官。这里我们就都明白了，这个《九品官人法》其实就是汉朝的那个察举制的一个官方正式版，把察举制之中暗藏的利益分配方式摆到台面上来明确了。曹丕正是通过这样的利益分配制度，和士族阶层做了一笔交易，进而获得了士族们的支持，成为了新任皇帝。
然而，曹丕所颁布的这个《九品官人法》，按照我们之前的逻辑推演来看，是标准的逆天而行。因为这个制度不但不考虑如何进一步让利益分配倾向于被统治阶层，反而是进一步维护统治阶层的利益，要继续走汉朝的老路。所以，仅仅几十年以后，曹魏政权就被司马氏所取代，因为这个政权在社会底层的民众心目中，没有一丝一毫值得怀念，不论是后来的高平陵之变，还是司马氏诛杀魏帝曹髦乃至取代魏室，都是那么的波澜不惊。相比起来，汉朝当初的灭亡可以算的上是波澜壮阔了，无数英豪都自发的举起匡扶汉室的大旗，因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汉王朝曾经是先进和美好的。
然而司马氏的晋朝，也没有过几天好日子，基本上晋武帝司马炎死后，晋王朝就一直在半死不活的状态中徘徊，以至于后来政权反复更迭，外族也趁机入侵，中国人在迷茫、黑暗、战乱中度过了几百年。直到后来隋王朝的出现和科举制的确立。
科举制度的确立，是对中国这个礼法治理体系的一个重大补充和支撑。在科举制度出现之前，在帝国政治框架下，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总是得不到很好的解决，那就是皇权和不断扩张的士族权力之间的矛盾。因为，在这个皇权和臣权对抗的模型中，只要我们了解一些数学原理，就会发现如果从长期来看，臣子在和皇帝的对抗中总是占有优势的，原因很简单，臣子相对于皇帝总是属于大多数。所以，不论是西汉还是东汉，以及后来的魏、晋，在王朝的中期、后期，总是出现权臣当道的局面，因为皇帝只有一个，而权臣的来源则有很多，他可以是外戚，也可以是宦官，还可以是其他的皇族成员。总之，一旦某个人成为皇帝，那他就瞬间变成了孤家寡人，从此以后，其他所有人，包括他的亲兄弟，和他之间都只有一种关系，那就是君臣关系。所以，虽然皇帝在政治上具有优势，然而在这种长期的君臣对抗中却没有，一旦某个臣子经过几代人的能量储备，那么他就具备了和皇权对抗的强大实力，如果在遇到一个能力平平、或者说年龄很小的皇帝，那么架空皇权就是必然的了。
而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推导出来一个结论，那就是在王朝的不断延续过程中，士族阶级的能量必然呈现出一个不断扩大的趋势，社会中所有的资源都开始不断向士族阶层集中，这就导致了社会底层的资源严重匮乏的局面。而皇权本身又难以和士族们进行对抗，因此就不可能依靠皇权来对社会中的这些资源进行更加公平的分配。
所以，不论是西汉、东汉，还是魏晋南北朝，士族阶层都是种种动乱的最大导致因素。而西汉、东汉之所以相对稳定，是因为士族阶层在这个时期才刚刚形成，还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社会利益攫取机制。
因此，要解决中国社会动乱的问题，就要解决士族的问题。而科举制度，就是国人在不断探索中摸索出来的一套解决方案。科举制度的最大优势，就在于通过科举制度的实施，可以有效的抑制士族阶层的能量积蓄，让这个社会中除了皇权交接以外，其他所有的权力交接本质上都呈现出了一种流动机制，也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的公平。这样一来，皇权就会在和臣权的长期对抗中不会处于过于被动的状态。
到这里，我们这个故事就基本结束了，大家可以感觉到，这篇故事中对于三国这个时代的历史探究，其本质不是仅仅局限于一些历史事件的真或假，而是通过逻辑演绎的方式发现这个时代在中国整体社会发展和变迁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许多深刻内涵。当然了，从东汉的灭亡到三国时期，在本质上所呈现出的这种原有社会治理模式的失效只是这个时代众多重要含义中的一种，这个时代还有许多其他的重要内涵，我也会在以后的生活中继续去探索并以文字或者其他的方式分享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