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进、袁绍分别以大将军、司隶校尉的名义征召地方军阀进京勤王。他们都是各怀鬼胎,何进想要借此来壮大自己的势力,在雒阳形成各派角力的局面,自己好从中渔利。而袁绍也是想依靠这些袁氏故吏来提升袁氏家族在这场政治变革中的话语权,为以后的权力扩张打好基础。
这次应召进京的地方军阀,除了前面提到的董卓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人:丁原。何进、袁绍为了确保地方军阀进京后局势可控,在进京人选的问题上是煞费苦心,经过通盘考虑后,认为只征召董卓一人进京的方案风险较大,于是又征召了地方军阀丁原一同入京。这个丁原和何进交往甚多,而且他也是出生贫寒,完全是凭借着作战勇猛,身先士卒而步步高升起来的。他曾经从并州招募了几批勇武之士进京,接受大将军何进的领导,在这些人中就有后来的三国名将:张辽。
正是因为这两个人和何进、袁绍家族都有政治渊源,所以这次才会征召他们二人一同进京勤王。同时,征召董卓、丁原同时进京的目的也是为了避免地方军阀进京之后拥兵自重,自成一派。而董卓、丁原同时进京就会互相牵制,降低了在京都雒阳出现军事强人的政治风险。
那么何进、袁绍凭什么就认定董卓和丁原会互相牵制呢,难道董卓和丁原就不能合流,共同组建一个军事政治集团么?这就要好好分析一下这两个人的来历了。
先说董卓,董卓在进洛阳之前担任什么官职呢?答案是并州州牧,这个州牧的官职是汉灵帝临死前册封董卓的,本意是要削去董卓的兵权,然而董卓故意拖延时间不去上任,结果没多久汉灵帝就驾崩了,董卓不仅保住了自己的军队,还获得了带兵进入雒阳勤王的机会。再说丁原,丁原在进入洛阳之前担任的官职是并州刺史。这就有意思了,可能大家不清楚州牧和刺史到底是个什么官职,但是并州却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董卓和丁原在来洛阳之前都是并州这个地方的领导。
这里就要说一下汉朝的行政制度了,汉朝建立之初,实行的行政制度是三级行政制度,即中央、郡(国)、县。也就是说,县的上级是郡国,郡国的上级就是中央了。后来到汉武帝时期,汉朝中央政府为了监察各个郡国,看看这些郡的太守或者是封国的王侯有没有好好工作,有没有搞什么对中央不利的阴谋诡计,就将全国一百五十多个郡国划分在十三个州里,并且向每个州派遣负责一州之内监察工作的官员,这样一来就有了“州”这个概念。然而这个时候的“州”,仅仅是监察范围,而不是行政区划。所以,刺史实际上是一州范围内所有郡国的最高监察长官。例如袁绍担任的那个司隶校尉,其实就是司隶这个地区的刺史,只不过因为司隶是京师所在地,名称不同而已。
那州牧又是怎么来的呢?州牧这个官职在汉朝历史上多次设置,也多次废除,到了东汉末年的时候,天下大乱,发生了黄巾起义。黄巾军作为农民武装力量,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到处流窜,常常是在几个郡国之间到处跑。这就造成一种现象,那就是一郡的太守只关心自己这个郡有没有黄巾军,至于周边的郡,那和自己是一毛钱关系也没有。而黄巾军也发现了太守们的这种想法,于是他们每到一郡就开始大肆的抢夺粮食物资,一旦郡守集结好部队要围剿他们,他们就跑去隔壁郡,而这个郡的郡守是肯定不会率领部队跑去隔壁郡镇压黄巾军的,于是黄巾军总是无法彻底剿灭。因此,为了更好的镇压黄巾起义,中央政府就又设置了州牧这一官职,统领一州的军政大权,这个州范围内的所有郡国都要接受这个州牧的领导,这样就可以更好的镇压这些流窜的黄巾军了。这个时候,汉朝的行政层级就和我们今天的十分类似了,变成中央、州(省级)、郡国(地市)、县级四级了。
然而刺史到了东汉后期也具有了一定的行政权力,不再仅仅是一个监察官员,而是逐渐演化为统领一州军政大权的最高长官,和州牧十分类似。通常情况下,一个州如果设置了刺史,那就不再设置州牧。
再说回董卓和丁原,他们的关系就清楚了,董卓担任并州牧,类似于并州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而丁原担任的刺史则是并州地区的最高监察长官,按照当时的情况,通常都是刺史升官变成州牧,所以董卓的级别是比丁原高的。也就是说董卓可以算是是并州地区的一把手,而丁原是并州地区的二把手。
正是因为董卓和丁原,一个是并州的一把手,一个是并州的二把手,所以何进、袁绍才会百分之百确定,他们搞不到一起,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实际上不要说东汉时期,历史上任何时代,一把手和二把手的矛盾,恐怕都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大家肯定都深有体会,这里就不多做解释了。
虽然何进、袁绍的这种布局和谋划,不可谓不周密,然而世事难料,他们只是考虑到了董卓和丁原搞不到一起,却没有能够预料到这种情况的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其中的一方将另一方完全消灭兼并,从而在京都雒阳出现一个恐怖的军事政治强人!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其实还是和袁家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前文中曾提到过,董卓过去在袁绍的叔父袁隗手下担任掾吏,当时袁隗担任三公之一的司徒,因此可以开府。以当时的情况来看,袁隗和董卓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因为经过了在袁隗府中的历练,董卓便获得了袁隗的推荐,到地方上去任职,而任职的官职正是并州刺史,这件事情发生在熹平年间(公元172年5月至公元178年3月)。这样一来,董卓和并州地区就有了历史渊源,是并州地区的“老领导”,而这样的历史渊源也为不久之后雒阳城内的一场关系重大的军事政变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