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人口的预期寿命也不过45岁，但是到如今，发达国家的人口预期寿命已经超过80岁。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但是，困扰西方社会的一大难题是人口老龄化。随着妇女文盲率的降低、避孕药具的合法化，再加上持续的经济增长，很多西方国家出现了人口出生率的下降。20世纪中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婴儿的出生率曾经有过一次井喷式的增长，这就是所谓的“婴儿潮”，但结果是，那一代人的数量既比其父辈多，也比其子女多。等到生育高峰一代退休的时候，西方国家的老龄人口将会急剧增长。从现在到2035年，大多数欧洲国家65岁以上人口与18～65岁人口的比例将会增加两倍甚至更高。
如果年轻人的人口总是多于老年人，如果经济能够一直保持增长，那么社会保障体系就能顺利地运转下去。但是，如果老年人的人口超过了年轻人，而且一旦退休的人多，干活的人少，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放缓，这时候，社会保障体系就变成了一颗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更为棘手的是，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一国的改革动力也会消失。一个年轻人居多的国家，能够有勇气和魄力作出暂时的牺牲，完成艰难的改革，但一个老年人居多的国家，就很难再作出调整。日本就是这样的例子，在过去20年里，日本走马灯似的换政治领导人，但没有一届政府能够拿出像样的改革方案。而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政府政策，一是征收更高的税收或增加更多的社会保障支出，但这将带来更高的财政赤字；二是减少退休福利，但这在政治上是很难实行的。唯一的希望可能是出现了突破性的生物工程和医疗技术的创新，人们的预期寿命得到大幅度的提高，这将释放出巨大的潜在劳动力，困扰西方国家的老龄化问题很可能会得到缓解。
不过，即使找到了长寿药，各国仍然会面临人口变化带来的社会冲击。人种之间、民族之间的出生率差异极大，出生率较低的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则显著高于发达国家。伊斯兰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大大超过基督教国家。这种人口的涨落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国家的沉浮。
如果发达国家变成了老龄化社会，谁来为这些老年人打工，谁来服兵役？进入老龄化的发达国家必须补充更多的移民。美国吸引了大量的墨西哥移民，而欧洲则吸引了大量的非洲和阿拉伯移民。据估计，到2020年，西班牙裔美国人将占美国总人数的20%。有个笑话说，一个外国游客在靠近墨西哥边境的美国小城买东西，跟小店的老板讲英语，小店的老板马上很不高兴地说：“讲西班牙语！这里是美国！”在英国最流行的男孩名字中，穆罕默德这个名字排名第五。鹿特丹人口的40%信仰伊斯兰教。到2015年，俄罗斯军队中一半以上的士兵会信仰伊斯兰教！
到时候，车臣战争会怎么打呢？
即使欧洲不被“伊斯兰化”，也会被“非洲化”。移民的涌入从经济上给西方国家增加了新鲜的血液，但是在政治上却埋下了内部冲突的地雷。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资本可以周游世界，但劳动力却只能困守家中。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会从全球分工中遭受损失，因为很多工作，尤其是非熟练劳动力的工作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但是这些工人同时又是消费者，他们能够购买到越来越廉价、越来越多样的商品。这种收入分配的变化对政治的影响将是复杂的。当一国国内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最容易成为出气筒的就是外国的劳工和外来的移民。结果，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粹主义很容易抬头。种族之间的隔阂是很难用政策消融的，即使在美国这样号称是“大熔炉”的国家，即使共同生活了200多年的时间，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猜忌乃至敌意都难以化解。美国金融危机引起全球化的退潮，人口老龄化使发达国家在移民政策上举棋不定，国际政治中的文明冲突渗透到国内政治的分歧分化，这会从基础上动摇发达国家赖以立国的社会契约。
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表面上说的是文明的冲突，其实担忧的是人口消长对世界格局的颠覆。人口增长过快的国家往往经济相对落后、政局不稳定。在广大发展中国家，青少年人数激增，城市化的进程将他们召唤到了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他们怀着美好的梦想到了城市，但是却发现自己的容身之地是肮脏破败的贫民窟。人类历史上风云动荡的时候，往往都出现了青少年人口激增的现象。据说，基督教的新教改革就是历史上青年运动的典范之一，而20世纪20年代青少年人数的迅速增长，为法西斯和其他极端主义运动提供了生力军。巴基斯坦的人口将从如今的1.58亿增长到2050年的3.05亿。如果这些国家没有办法为新增劳动力创造出足够的就业岗位，就很容易引起社会动荡。
中国也未能置身局外。为了保证人口的自然增长，每个育龄妇女平均应生育1.7～2.1个孩子，但是，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率总和已经连续10年低于这一水平。中国将会以更快的速度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是“未富先老”。2005年，60岁以上的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11%，到2030年，这一比例就会上升到24%。调整过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刻不容缓。中国的人口变化还会遇到的一个独特问题是男女比例失调。目前全国男女出生比例为117∶100，有的省份甚至高达135∶100。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3 000万～4 000万。
男孩和女孩的社会地位到那时会有一个彻底的改变。到了那时，就不是“女为悦己者容”，而是“男为嫁己者容”了。男孩们需要使出浑身解数，争夺稀缺的女孩资源。可以设想，在社会地位较高的家庭中，男孩子仍然可以找到配偶，比如他们可以从比自己社会地位较低的家庭中娶走女孩，但是在婚姻市场上受到最大歧视的一定是社会地位最低的家庭中的男孩。这些男孩的经济收入最低，甚至可能没有工作；社会地位最低，很可能处处遭人白眼。多么可怕的情况：有那么多穷困的男孩，没有工作、没有钱、没有老婆、没有家庭、没有希望、没有慰藉。社会抛弃了他们，他们就会抛弃这个社会。
狂野地预测一下未来的世界：50年之后，欧洲将是一个伊斯兰世界，美国将有一个讲西班牙语的总统，日本将沦落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中国将会成为男用化妆品的最大消费市场。
扎进西方世界心脏的一根毒刺
大约十多年前，我刚刚到美国读书。开学第一天，学校为我们这些“少数民族”留学生专门开了一堂新生辅导课（Orientation）。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辅导老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跟我们说，到了美国得学会一个“最牛的词”：The powerful D。她说，你们遇到麻烦的时候，比如说停车停在了不该停的地方，警察要给你贴条子，你就说：“D…D…D…”，不等你把这个单词完整地说出来，警察就会乖乖地走人了。什么词的力量如此之大？原来是discrimination，中文意思是歧视。美国人最怕的就是别人说他们种族歧视。
听完之后，我不过是一笑置之。但是，慢慢和美国人接触多了，才发现种族歧视的确是美国最大的禁忌。美国白人喜欢结交黑人朋友，热衷黑人文化，喜欢领养外国小孩，喜欢下外国馆子，喜欢信外国宗教，做这些是因为可以让他们标榜自己是最没有种族主义倾向的人。在美国，言语稍有不慎，就能被定性为“种族歧视”。有一次，我和高年级本科生一起听计量经济学课。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个“∧”符号，兴之所至，开了个玩笑，说：“这多像顶中国小帽子啊。”话音未落，一个华裔学生马上正色问道：“老师，你刚刚说的什么？”那个老师当时脸就吓白了，他赶紧用了足足五分钟时间，反复解释自己没有任何要嘲笑中国人或亚洲人的意思。他是热爱中国文化的，甚至还要举例，说自己的孩子在幼儿园都学汉语。我在下边，又想笑又感慨：当年“文化大革命”革命小将们的气势大概也不过如此吧。
从进步的意义上讲，反对种族歧视，是西方人对自己过去干过的错事和蠢事的反思。一位美国朋友告诉我，美国白人之所以对黑人充满负罪感，是因为黑人的祖先是被白人拐卖过来的，而不是自己主动选择移民的，因此现在的白人感觉要为自己的祖先赎罪。诚哉斯言，不过要说起来，美国白人最应该有负罪感的应该是对印第安人，杀了人家的人，抢了人家的地。遗憾的是，美国人好像并不喜欢反思他们对印第安人的恶。我很想继续和我的美国朋友探讨这一问题，但他已经毫无兴趣了。
这种反思很难说是彻底的，它不仅无助于解决少数民族的问题，无助于提升西方的道德水准，而且还正在使西方变得更加脆弱和无助。民族主义是西方人打开潘多拉盒子之后放出来的第一个恶魔，而当下这种对少数民族的特殊态度，以及西方流行的文化多元主义，就是盒子底部飞出来的天使。遗憾的是，这个软弱的天使没能收回恶魔，相反，她委身嫁给了恶魔。结果，恶魔不仅没有消失，反而继续繁衍生息。
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西欧陷入了小国林立、长年混战的局面。民族主义本来就是在这种支离破碎的政治地图上长出来的毒蘑菇。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天然的产物，而是国家之间为了加强对本国居民的控制，而有意强化出来的意识形态，是“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硬化了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之间的差异，并不断地挑起仇恨与屠杀。正如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引用的一本小说中所说的：“除非我们憎恶非我族类，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正是在长年的征战之中，才最终演化出了民族国家、民族主义。
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原本没有民族主义这种东西，西方征服了世界，也就将民族主义的毒牙种到了各个地方。巴尔干半岛号称“欧洲的火药桶”，这里有异常复杂的民族和宗教。但是，当西方还没有到这里之前，当地的民族认同感相当淡漠，大家都相安无事。当民族主义被传播到这个地区之后，战火才开始绵延不断。非洲的卢旺达，原本相安无事地生活着许多不同的部落。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比利时统治者非要把卢旺达人分成两个民族，一个叫“胡图族”，一个叫“图西族”。电影《卢旺达饭店》中，一个西方记者问当地人这两个民族究竟有什么不同。据说，区分的标准是鼻子的高度和走路的优雅程度。20世纪90年代爆发的卢旺达大屠杀，西方引进的民族主义，又是始作俑者。
如今的文化多元主义，依然在硬化群体之间的差异。尽管这一主义已不像过去的民族主义那样咄咄逼人，而是表现为隐忍和退让，但其基因是一样的。这种观念要求区别对待少数民族，给他们更多的补偿，给他们更多的自由。但是，善良的愿望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美国社会中的黑白界限依然分明，黑人不仅没有感到满意，反而变得越来越愤怒。问题出在哪里？恐怕就是走了岔路。美国的创始人早已经提醒人们要“合众为一”，美国一直号称自己是“大熔炉”，结果呢，这个大熔炉变成了分离器。欧洲的情况比美国更差。
美国是世界上最开放的移民国家之一，源源不断的新移民为美国补充了新鲜的血液，但欧洲已经步入人口老龄化，一步步日薄西山。人口老龄化带来了移民问题，但欧洲在这方面做得更差。一方面，欧洲的民族主义更加严重，尤其是一些激进的种族主义者又沉渣泛起；另一方面，为了遏制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欧洲的文化多元主义更加绥靖，更加软弱。按照现在的人口变化速度，50年之后，欧洲可能会是一个伊斯兰世界。如果欧洲没有认真地思考如何融合和团结不同人群的问题，如何处理不断萎缩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口和潮水般涌来的非洲、中东、中亚人口之间的矛盾，那么，在不久的将来，欧洲将会土崩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