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屋里的童年
我是牛屋里长大的，所以对牛有一种天然的感情，喜欢牛的品质、牛的性格。我额头发际里比别人多长个“旋”，又属金牛座，我一直认为自己是牛托生的。
从我记事起，爷爷一直都是生产队饲养员，也就是一个喂牛的。因为喂牛的活又苦又累，都是老实人干的，所以奶奶和爷爷吵架，总是嚷爷爷是个捣槽底喂牛的。可在我的眼中，爷爷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十多匹牲口被他喂得膘肥体壮，他掰开牲口嘴一瞧，都知道牲口几岁了，哪个牲口啥脾气，他一清二楚，一匹别人不敢使的暴躁的骡子，见了爷爷啥时候都是乖乖的！
我是爷爷的长孙，那个时候村里也没有幼儿园，便跟着爷爷玩，牲口院就成了我的“伊甸园”。院里有个平常垫圈用的黄土堆，我常站在高土堆上数牲口，爷爷喂了两头驴、两头骡子、四匹马、五头牛，这些牲口就像是我的伙伴，感觉我就是个“弼马温”。天落黑了，我就帮爷爷一头头往屋里牵牲口，爷爷喂它们时，常常和它们对话一般。哪个牲口拱槽了，哪个牲口争料了，爷爷都会不断地责骂，我也常拿着小棍子，对有不听话的就敲上两棍子，学着爷爷的口吻教训几声。生产队还有一个饲养员，姓张，他在南面的牛屋喂牲口，年龄和爷爷差不多，我喊他顺爷。爷爷和顺爷都是碎嘴子脾气，因为鸡毛蒜皮的事天天吵架，我也和顺爷结下了“仇”，常替爷爷报复他，趁他不注意把他的帽子扔到房顶上，有时候把他坐的小板凳藏起来。他骂我是爷爷的马驹子。不知什么时候，顺爷得了重病，爷爷带着我去看望他，他俩说了很久的话，就像亲兄弟一般相互叮嘱，没多久顺爷死了，再也没人和爷爷吵架了，爷爷却难受了很长时间，时常提起顺爷，我知道从此再也见不到顺爷了。
牲口屋是生产队的公共俱乐部，一到冬天的晚上，南北两个牲口屋挤满了人，因为牲口屋暖和，遇到寒冬腊月，屋里日夜生着柴火。爷爷烦吵闹，让年轻人都去南屋玩，南屋喂着一头“叫驴”，只要有人进屋，就会儿哇——儿哇的叫上几声，大概是表示欢迎的意思。爷爷这屋都是些老一辈的人，这些人，有的眯着眼躺在草窝里，有的坐在火堆旁烤火，别人有一搭没一搭地瞎聊，爷爷却是忙着喂牲口，一会儿加草拌料，一会儿担水喂牛，牲口喂三遍便喂饱了，这大概就到了晚上九点多。
我冬天都爱在牲口屋跟着爷爷睡，在这里听到好多他们讲的奇闻轶事。爷爷说得最多的是民国三十二年荒景上的事，说他逃荒到陕西的路上如何艰难；但说起给人家扛长工，却有十分的幸福感，说东家如何对他好，农忙时节每天中午蒜面条随便吃，这和在学校里听老师讲的，地主让长工吃糠咽菜不一样。说起马金保饭量大，说他去黄河花园口堵口子的路上，和卖饭的打赌，如果能吃五十碗捞面条，老板不要一分钱，马金保一口气吃了四十五碗还没吃饱，伸手还要端碗，卖饭的老板一看这情景，乞求他说：“客官，算我输了行了吧，剩下的五碗让我卖成钱吧，要不明天做生意都没本了。”他饭量大，干活劲就大，有次下雨抢麦场，一不小心，用桑杈把碾麦用的石鏖子扔到麦垛上。他们也常常说鬼故事，活灵活现，我听着瘆得慌，吓得夜里不敢出门尿尿，没办法半夜起来，就对着卧着的牛脸尿，谁知道牛不但不烦，还伸着舌头接着喝，大概是小孩尿不骚气又咸咸的缘故，最后这个动作成为常态。
我上学放学都经过牲口院，每天都拐进去转一圈看看，我慢慢地长大了，那个喝我尿的老驷牛慢慢老了，我听队长跟爷爷说改明把牛杀了分肉吧。我对这个牛有感情，坚决不让爷爷同意。有天放学不见那头老牛，就连忙跑到生产队后面的保管院，看到老牛已经被杀掉了，牛头卸在地上，两只大牛眼还瞪着。和我朝夕相处的老牛就这样被杀了，我气得快要流泪。晚上生产队的爷们在牲口屋支个大锅，要煮牛骨汤喝，我说这老牛经常喝我的尿哩，你们不嫌骚气！队长说猪还吃你的屎哩，你就不吃猪肉了？
爷爷的牲口屋邻着村口的大路，经常有外乡人投宿，大都是些钉锅的、镶称的、换针线的货郎担，我家人口多，粮食紧，爷爷过得很仔细，吃馍连馍花都不让掉，但遇到这些人，常从家里拿给他们俩馍带上。我很纳闷，问爷爷为啥白给他们吃，爷爷说他逃荒到陕西要饭，正好一家过油，这家人给了他一碗油炸丸子，他一辈子都没忘，做人要有怜悯心呀。
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日子如白驹过隙。童年时候的牲口院湮灭在历史的烟尘中，在牛屋内聊天的老人大都作古了，但记忆中童年的牛屋仍历历在目。在这充满着牛粪味的牛屋里，我懂得了许多道理，勤劳、友爱、善良、回报、仁爱都包含在朴素的故事之中，这是人的立身之本。
我的乡村学涯
我出生在这个村，长在这个村，在这个村读完小学、初中，有整整七年的时光，我称这段时间为“我的乡村学涯”。
听大人讲，20世纪60年代的那个时候，队里的大食堂散伙了，连续三年的天灾人祸过去了，百姓们终于能以食果腹，所以1964年村里出生的孩子特别多。到了1972年春季小学开学，村里小学一年级新生一下子收了两班，从此我们村的小学开始有了一（1）班和一（2）班。
入学的第一天在人生中是难以忘怀的。我的第一任班主任姓王，是个刚嫁过来的媳妇，她丈夫是个在北京当兵的军官，她是我村最漂亮、最洋气的女人，很像电影演员潘虹。她给我们上的第一课是林彪坐着三叉戟跑苏联的事，随着事件的发展，听得我很紧张，故事讲完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和身边一个小女生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吓得两只手出了许多汗。从此我才朦胧知道了什么叫阶级斗争，知道了从小要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幼小的心灵上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在人生的记忆中，小学的五年无疑是最快乐的时光。绿树成行的校园、青砖红瓦的教室，还有高高的篮球架、方方的乒乓球台，在我眼中学校真是一个幸福的伊甸园。学习几乎没压力，书包里只有两本书，语文和算术，课外没作业，平时没考试，更没有什么补习班、特长班，倒是有篮球队、排球队、乒乓球队，有时候还有一支宣传队，学唱革命样板戏。我开始到排球队时人小力弱，练了几个月仍是打球不过栏，于是被淘汰到宣传队。在宣传队因为五音不全，当不了李玉和、郭建光等主要人物，就甘当配角。在《红灯记》里当个特务，到铁梅家里去卖木梳，暗号没对上，被李奶奶慧眼识破，落荒而逃。在《沙家浜》当个兵甲兵乙，台词就一句：“司令结婚，让我来站岗，真他妈霉气。”别看小角色，我是天天晚上去排演，陪着熬到大半夜，白天上课打瞌睡。有一学期我没交作业，老师竟然没发现，即使老师发现了，也不敢批评学生的，那个时候学校批过孔老二、批过师道尊严、批过右倾翻案风，“不学ABC，照样能当接班人”。
我最喜欢的事就是学习和生产劳动相结合。从背得起草篮子、拿得走锄把子、拉得动板车子起，我们就开始和农活相结合了。农忙季节，我们唱着歌、排着队、打着红旗到田间大有作为，帮助生产队掰玉米、插稻秧、割麦子、摘棉花，活像支书手里农活突击队，一群未来庄稼好把式隆重登场。场光地净，人是回到教室了，心却在广阔田野，老师让写一篇《记一次有意义的劳动》作文，同桌抓耳挠腮一个小时竟然只写了三行半，还有两句重复哩！从此我是他专业定制的作文枪手，我给他写作文，他帮我劳动，我们成了一生的朋友。
年龄长大了，个子长高了，我们从一年级眨眼到五年级。支书说：“我们村自己办初中！”他手一指：“初中就建在西岗顶，像《决裂》电影一样，自己动手建初中。”从此我们这两班学生便向荒岗开战了，上午上课，下午干活，平坡托坯拉砖沙，啥活都干。一年内，我们帮助大队硬是建起了四间教室和一个大球场，教室没门窗，学校没院墙，和大自然完全融合在一起。学校建在全村最高的黄土岗上，岗顶上栽满了果树，春天来了，桃花梨花竞相开放，油菜花在岗坡上一片金黄。夏天来了，满眼绿色，凉风习习，生机盎然。秋天来了，果实累累，瓜果飘香。冬天来了，虽然北风怒吼，寒气逼人，但充满活力的我们，遇到皑皑白雪，也会欣喜若狂。我们时常站立在高高的岗顶上欣赏着田野里的庄稼四季变换，看远方的贾鲁河水蜿蜒流淌，看夕阳落下的美丽风光。在这所学校，我们经历了全国人民最痛心的日子——毛主席与世长辞，我们站在他的画像前痛哭流涕。我们也经历了全国人民最高兴的日子——粉碎“四人帮”，敲锣打鼓到街上游行。
我三生有幸，是这所村级中学的第一届学生，在那个时候，在这个美丽的世外桃源般的学校里，我们才开始认真地读点书，学到点东西，知道了什么是化学、什么是物理、什么是代数。我们不再在沟壑边玩耍了，不再在碧绿的麦苗上打滚了，而是在教室中琅琅读书挑灯夜战。因为时代变了，1978年到来了！全国高考制度的恢复，给这所偏僻的中学带来了春雷般的涌动，我们这届学生迎来了崭新年代。学习的灵魂一旦启动，知识的增长如同万马奔腾。看着我们的进步，老师们欣慰地讲：“看这帮孩子，就像上了化肥的庄稼，哗哗地疯长，不可估量啊！”
也就是1978年7月，在这偏僻的乡村，在黄土岗顶的村级中学，石破惊天地走出来了九个学子，当我们一起背着行囊走出村郭时，乡村学涯便永远留在记忆之中。
少年糗事
当我跨过五十岁门槛的时候，觉得自己越发好怀旧了，很想把小时候的事写出来，就算文字平庸得狗都不理，我也愿写下来，以此纪念永远失去的少年时代。
回忆起少年时的所作所为，几乎没有一件值得引以为豪的事情，没有当过班干部，没有戴上过红领巾，除了一张热爱劳动的奖状，其他无论什么奖状也没得到过。我父亲有个最好的朋友，他家有个姑娘和我一样大，她既聪明又漂亮（她后来当上县委领导，当了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几乎囊括了少年时所有的优秀与骄傲。和她相比，我父亲骂我是“马尾巴丝串豆腐——没法提”，好事没有，糗事倒是有几箩筐。
我妈说我天生是个没耳性（记性）的人，再好的东西放到手里，不出三天准是找不到，铅笔、钢笔、小刀丢的没数，丢的太多了，也不敢跟大人要钱再买，怕挨揍。每逢写作业都想法借别人的，常常把作业写的丢三落四，为此女班主任把我的耳朵拧得生疼。过去农村孩子每天都要到田地给猪羊割草，我是草没有多割，铲子却丢了不少，妈妈气得割草不让我带铲子，别人用铲子割我用手薅，手磨得出血。有次学校举办运动会，我参加两百米跑项目，为了跑得快，我脱了长裤，光着双脚穿个裤衩子和人比赛，兴奋得像疯子一样。中午回家吃饭，妈妈一看我穿着裤衩背个书包飞跑回来了，就问我：“你的裤子哩？”哟！这时候，我才猛然想起裤子忘在树杈上了！气得我妈拿着擀面杖撵我半条街，要揍死我这个没耳性的东西。俗话说：三岁看老。我这好丢东西的老毛病，至今也没改过来。
我小时候养过兔子，兔子意外之死让我伤心落泪。为了有两只兔崽，我费尽周折，开始是我最好的朋友（最后他考上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到省电视台工作）承诺我：等他的兔子下窝了，送给我一对。为了这个空头支票，我心甘情愿地帮他挖兔窝，天天晚上背个袋子，给他的兔子去偷生产队的油菜苗，希望兔子快快长大、快快下窝，等了大半年，他的兔崽子满院跑了，可他连个兔毛也不给我，让我失望至极，决心攒钱买一对。为了攒钱我偷过奶奶的鸡蛋、捡过羊屎蛋、拾过废塑料布，把这些东西卖了，终于挣了五角钱，从另外一个同学（在家务农，后来说是三姑娘附身，成为一个假神婆）强取豪夺地买了一对小白兔，不料过了两天他又反悔嫌钱太少了，逼我退回来，我气急败坏地摁着他打了一顿，再也不敢说要了。
兔子弄到手了，我喜欢得要命，给它们挖个兔窝，垫上干草，天天偷偷喂它们最爱吃的萝卜、红薯、玉米，大冬天从雪地里挖油菜、麦苗，那个时候天真冷，我穿着耍筒棉裤耍筒袄[2]，北风从前面进去从后面出来，冻得我夹着头跑。我是天天盼着它们快长大，快快给我下一窝兔崽儿。功夫不负有心人，眼看母兔子的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开始揪毛、垫窝、囤洞了，好朋友告诉我，再有一个月，兔崽子就该出窝了。从此，我是一天看三遍，连做梦都梦见兔崽子乱窜！可是人急兔不急，一个月过去了，我天天爬在兔子窝口往里瞅，就是不见兔崽出来，难道是空窝子，我透心的凉，一连三天懒得喂它们。一天中午放学，我百无聊赖地踢开兔窝盖子，往里一瞅，啊呀！我的妈，兔窝里有了一群雪白雪白的兔崽子，饿得把过去留在窝里的树枝皮也啃得光溜溜的。我一阵阵懊悔，兔宝宝们，原谅我吧，原谅我吧！我兴奋地大声吆喝：“我的兔子终于下崽了！”为了给兔宝宝们一个宽松的环境，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斜着给兔窝挖个通道，通道门口又设计个闸门，每天打开闸门，小兔可以顺着通道到院子里玩耍，我非常得意我这个创造发明，看着蹦蹦跳跳六七个崽孩子，我心花怒放，好不惬意！古人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谁知道有一天下了倾盆大雨，满院积水顺着我设计的所谓的通道，灌满了兔窝，当我发现时候，兔的一家老小，全都淹死了，我此时的心啊，无法形容，只会张开瓢一样的嘴，大哭道：“我的兔子啊……”涕泪交流。
在我左小臂有两个铜钱一样大的疤，别人常问我这疤瘌是咋弄的？我回答说：“唉，说出来真丢人。”大约七八岁的时候，剃头的刘师傅来了，在生产队院子里给大人们剃头。生产队在院子里养了几头猪，其中一头母猪该下崽了，满院子用嘴衔麦秸垫圈，饲养员的孩子是个女娃（后来和假神婆结婚生子），我俩一样大，看着母猪腆着大肚子一点点衔麦草，怪可怜的。她提议帮母猪往圈里抱麦草，母猪好像懂得了我俩的心意，就站在门口往窝里扒。再小的人也比猪强，不一会在门口堆了一大堆麦草。女娃娃对我说：“你去给猪铺铺呗。”我倒是怪听话，傻了吧唧地爬过去给猪平整平整，谁知刚一伸手，母猪可能想着是来偷它的麦秸，大怒，张开大口死命地咬住我的胳膊，左右甩了起来，疼得我嗷嗷大叫，爸爸正剃头，从座上一跃而起，把我从猪嘴中救了出来，此刻我的手臂上鲜血直流，吓得我哭声震天，引来满街人来看。爸爸把我送到村卫生室包扎一番，手臂用纱布袋挎到脖子上，活像一个从战场溃下来的伤兵，连吓带累，回家躺在里床上睡着了，当我一觉醒来的时候，那头猪已经生产了，爷爷抱着我趴在猪圈墙上往里看，只见一群猪崽正在围着母猪吃奶哩。过了十天半个月，胳膊伤口好了，留下了两个小小的伤疤，最后随着我越长越大，像两只眼睛，给我留下永久的纪念。
少年时的糗事真是很多，我常常把这些故事讲给孩子们听，他们羡慕我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快乐的少年时代呢？是啊，和父辈相比，他们的少年充满了苦难和饥饿，同孩子们相比，我们的少年却充满无忧无虑的快乐，糗事虽然很多，但很幸福，真想一觉睡到小时候。
年少时光里的故事
小学上了五年，我始终没当上少先队员，所以每次唱“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胸前”这首歌时，我都忐忑不安，下意识地看看空空荡荡的胸前。对此我耿耿于怀，找女班主任问为什么不让我入少先队？老师瞪着眼对我说“就你那名声？”我名声咋了？不就是生产队看瓜的老聋子来学校抓我这件事么！
我上小学那会儿，农村是大集体的年代，回忆这个年代还真是我一生中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光。上学课外没作业，平时不考试，放假没有补习班，从来不用为学习产生烦恼，放学了挎个草篮子满山遍野地跑，很是惬意。大队在北坡地有个大果园，每个生产队都有菜园，夏季里队队有瓜园。上初中时读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读着如临其境，佩服先生的妙笔生花，但与我在生产队这果园、菜园、瓜园中的乐趣相比，还差得远呐，只是我不会写而已！现在想想其实也很简单，一个“偷”字就能概括，用小时候的话说就是“偷偷地干活”。
五队的菜园子在村北头，两面临路，路边上种有密密的花椒树，花椒树枝密刺长，扎在身上奇痛，像个铁丝网一样保护着菜园。看菜园的是个下放到村里的城里人，五十岁开外的老头，姓张，和五队的人有远亲，也不知道具体犯的啥错误，从单位打了下来劳动改造，他一个人住在菜园的小土屋里，也没亲人来看过他。这个菜园在我活动最频繁的区域内；去北坡割草路过，晚上在打麦场上乘凉时距离最近，所以是我光顾最多的地方。夏天来了，菜园里是一畦又一畦的青菜，青的是辣椒、红的是番茄、高的是茄子、蔓秧子的是黄瓜……看着青翠欲滴的鲜菜，馋得我直流口水。我有贼心没贼胆，始终不敢尝试一下。有一天，一位姓胡的同学小声地约我说：“晚上带你偷偷地干活吧！”好啊！正中下怀。到了晚上，月明星稀，天高云淡，我到约定的地点与胡碰面，让我对他惊万分，老贼和新贼到底不一样啊！我只背个小书包，顶多能装五六个茄子或四五斤辣椒，他竟然挎了一个大荆篮子，能装二三十斤菜，我说你想把菜园都搬你家是吧！他嘿嘿地笑了两声。上了贼船下不来，跟他走吧。我俩在菜园的东面钻进玉米地，低着头向菜园方向穿行。晚上地里很静，他挎着个大篮子，碰得玉米秆哗哗地响，把我吓得心里慌！临近菜园地边，我俩蹲在玉米地边观察一会，见一切正常，便轻轻爬进茄子地里摘茄子。摘茄子不能出声，这可得有技术，他用哑语教我：用手捧着茄子慢慢地向一边拧，一圈两圈……咯叭掉了，悄无声息。我学得好快，没拧几个茄子，书包装满了，我用手比划着要走。他指指番茄地，要我帮他摘番茄，我想去球[3]吧，我得走了，他是个贪心的货。我便撤离“战场”，原路爬回玉米地。我凭感觉独自走着，心里直砰砰响，越害怕越见鬼，听见前面有哗哗啦啦的声音，只仔细观察，隐隐约约看见一个黑影移动，呼哧呼哧地喘粗气，我吓得头发梢都竖了起来，头皮一紧一紧的，斗胆仔细看，娘的，原来是头猪，偷吃庄稼来了！我真不知道胡同学这货咋回来的，心想掉井里才好哩，这么贪心。谁知第二天上学见他，完好无缺，没事人似的。从此，我便拜胡为师，行走江湖，混迹于“三园”。
在北坡地，大队有个果林场，有百十来亩。园中种有苹果、李子、桃、梨、杏……树下种苜蓿、芍药，这是大队的名副其实的后花园。每当春天来了，这里花团锦簇、芳菲不尽，树下的芍药花开得分外妖娆。到了秋天，这里是硕果压满枝头，到了这个时候，园中的一切都是我们小孩子觊觎的对象。每到放学，挎着篮子上地割草就绕着林场转悠，在一起说话也常围绕果子为主题：哪棵杏快黄了、桃子管斗[4]了、梨子进里嘴了。看园人常坐在园的四角，注视着靠近园子的越界行为。胡同学和我观察良久，发现集体行动目标太大，容易发现行踪。于是我俩便单兵作战，“一个人地干活”。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别说人了，看园人稍不注意，我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闪进园中。进了园子便如进了无人之境，躲进茂密的果树林连神仙也找不到，就像孙悟空进了蟠桃园，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吃多少吃多少。没想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有次在苹果树上得意忘形，尽情攀爬摘树上鲜红的顶果，不知咋会捅了树上的马蜂窝，那马蜂窝足有脸盆大，马蜂一轰而起，野马蜂可真厉害，追着人蜇，把我蜇得无处可藏，从树上一头栽下来，好在树底地软，要不非要把屎摔出来不可。马蜂把脸蜇的肿得老高老高，眼睛都睁不开，消肿后我眼角处留下一个绿豆大的小坑坑，这成了我脸上永远的痕迹，老妈说：“古时候，人做贼了，脸上要刺青字，这是老天爷让马蜂给你留下的，看你还匪不匪！”从此看见马蜂我头皮都发麻，怕的近乎疯狂。
我家属于第四生产队，生产队看瓜园的是个光杆老汉，有点驼背，脖子上搭个烟袋锅，老是弯着腰走路，我们喊他叫老聋子。老聋子可能不是天生的聋子，他会看嘴说话，老天爷是公平的，你一个地方失去了，他会在另外一个地方给你补回来。他听力不行，眼力却出奇地发达，我毁就毁在他的好眼力上。他的瓜园南面是条路，东面是红薯地，红薯地东面有条渠，我们从渠里往北走，然后绕到后面下地偷，不怕声音捣鼓得大，再大他也听不见。他种的甜瓜品种多，有的早熟，有的晚熟，有个叫做“落花甜”的瓜，落花就能吃，所以老早就开始偷这块瓜园，让老聋子成天不堪其扰，对我们是恨之入骨，声称“抓住偷瓜贼非打死不可”。中秋来了，他种的西瓜快熟了，我又如法炮制，从北面潜入瓜地，拍拍这个、听听那个，摘了个最大的花皮西瓜，足足有二十多斤。我在红薯地匍匐前进，奋力用手往外滚西瓜。眼看快到渠边了，等着吃瓜的几个小伙伴兴奋异常，竟然站起来手舞足蹈：“快些呀快些呀！”老聋子回头看这群孩子，立刻明白了咋回事，掂个棍从南面撵过来，我一看事情败露，连瓜也不要了，快速逃命，红薯秧子拌腿，我跑着跳得老高。
第二天上午，我正在班里上课，老聋子竟然直奔教室而来，我知道是冲着我来的，吓得跳窗而逃。老师问他为何认定是我偷的瓜？他比划着说：“穿二流子背心、裤衩子、透风鞋。”这双透风鞋（塑料凉鞋）全班绝无仅有，是城里的姥姥给我买的。我就稀罕了，老聋子离我有百十米远，咋能看见我穿双透风鞋！可能是我跑时脚撂的太高，更可能是老聋子眼太尖了！
这事在校园曝光，我得上了“偷瓜王”的“光荣”称号，每当入少先队时，都被一票否决。真实原因是我学习赖，老师都说我是学生混子。每逢我下地割草，爷们见我就说：“嗨，小子，第几队的瓜又可进里嘴了？”还记得我们改编的一首“毛主席语录”——《偷瓜》：下定决心去偷瓜，不怕牺牲往面爬。排除万难偷大的，争取胜利背回家。
少年“杏”事
麦梢黄了，“咣咣咣咕”（杜鹃叫）的歌声在幽静的乡村显得格外动听。每当这个时候，我又想起家乡那满眼碧叶、挂满果子的杏树了。
我老家的地貌在豫东平原有点特殊，四面田野，一马平川，却兀然平地凸起了一个高高的黄土岗。为躲避不断泛滥的黄水，祖辈便在岗上安营扎寨、休养生息。黄土是最适合果树生长的，乡亲们便在房前屋后栽了许多的果树，最多的便是桃树和杏树。记忆中，春夏时节村寨像个绿岛，茅屋隐在其中，炊烟在树丛中袅袅升起。
我家也有个果园，有一亩多地大，种有几棵杏树、几棵梨树、几棵柿子树……我记事起，果树都是很高大了。桃树主干很低，次干蜿蜒曲折，几近匍匐在地面，桃子举手可得。杏树则不一样，主干高大挺拔，树丫茂密，想吃杏子是要费一番工夫的。这个园子是我小时候的伊甸园，每当读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文章，犹如重忆我的童年。在我八九岁时，爷爷为爸爸盖一处房子，这个果园成为我家的新宅基，所有的果树被伐掉了，变成了新房上的檩木、门窗、家具，从此我的伊甸园便消失了，没了自家的杏树。
在所有的水果当中，我最喜欢吃杏子（老家叫Heng），活了五十年，吃遍中国什么果王、果后，至今觉得还是杏最有味道，正合我的心思（写到这，我满嘴都是口水，咽都咽不及）。当春风吹来的时候，我期待的不是洁白如云的杏花，而是落花缤纷后，枝头上留下的绿豆般大小的杏子。爷爷看看树说：“今年是大年。”后来知道所谓的“大年”，就是今年比往年结的多，“小年”就是比去年结的少，树也会歇歇的。过不了十天半月，杏子就会长到弹珠那么大，从这时起，杏子便成为我的口中物了，用手指甲抠开，杏仁还是白白的软软的东西，像个心的形状，包着水，里面的水特苦。青杏对于像我这样特别能抗酸的人，还是可以啃吃，只不过吃的时候要小心翼翼，绝不可大口哙之。一次我连哄带骗，女班花学我猛吃一口，酸得头发抖，两眼紧闭半天，嘴撇的像裤腰样，难看死了。然后再过个半月二十天，杏慢慢长硬核了，由白壳变黑壳，这个时候杏的味道一般人可是承受不了，用土话说“能进里嘴了”！到了农历四月，此时杏色微黄、肉质嫩脆、味道酸中带甜，吃一个止不住想吃第二个，就像吃口辣菜要止不住吃口馍一样，吃不了几个杏，就会有人说：“哟，牙倒了！”实际上牙并没倒，但总感觉给倒了一样，连吃馍都不敢咬。到了杏子真正熟了的时候，虽说软中带甜，我总觉得味道不如半生不熟的地道！
我的伊甸园没了，但我的“杏”趣却丝毫没有减少，好在近门的五老爷家还有几棵不同的杏树。有一棵结的杏特别小，树枝上结得一串一串的，像糖葫芦一样，我叫它“羊屎蛋杏”；有一棵结的特别大，我叫它“鸡蛋杏”；有棵杏树麦梢黄时成熟，我叫它“麦梢黄杏”。这几种我最喜欢吃“麦梢黄杏”，但这棵杏树离他家很近，长在他家大门口的沟边，树干斜着长向沟底。从青杏开始我就经常光顾这棵杏树，偷杏吃，到了“进里嘴”的时候，五老奶便加强了对我的防范，一到我快放学时，就坐在树底下做针线。我知道她是个聋子，绕到她背后爬到树上，摘满口袋再悄悄地下来，神不知鬼不觉。有次太贪心，口袋装的太满，下树时竟咕咕噜噜漏了下来，落在地上乱滚，五老奶抬头一看，气得骂声“你这个猴孙子，看我不打断你的腿”。我从树上呲遛遛下来飞奔而走，她那小脚老婆咋会撵上我！
没办法看住我，五老奶想了个高招，她让儿子从荒沟里砍回一捆“葛针”（一种长满针的植物），用绳子绑到杏树半腰，就像一道铁丝防盗网，天大的本事也别想上去！我实在没办法逾越这道防护墙，瞅着黄杏流口水，心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明着来吧，反正也不说我是个好人。我每天早上背着书包上学，出家门两手拿两块烂砖头，“咣、咣”两下，朝杏子最密集的砸去，快要成熟的杏子哗的一声落了一地。这时只听见五老爷在院里一声长咳嗽，小姑奶（不比我大几岁）从矮墙上探出个头，冲着我喊：“不要脸，又偷我家的杏！”我一边慌张地拾地上的杏，一边咧嘴冲她笑着喊：“这叫偷么？嘿嘿嘿。”
四十年过去了，前几天那个小姑奶来城里找我办事，什么也没带，给我买了一箱子“鸡蛋杏”。我说她净多花钱，她说：“你不是从小就好这一口么？过去的事忘了？”哈哈……我知道她是讽刺我那少年的“杏”事。
放炮有瘾
我天生地喜欢放炮，别的孩子听见炮声吓得哭，我是听见炮声，弯着腰哧溜一下窜过去……去拾炮哩！
别人过年盼吃盼穿，我就盼能得到一挂鞭炮。这应了那句“腊八祭灶，年儿来到，闺女要花，小子要炮”的俗语。
我年少时，正是大集体年代，一个工分八分钱，平常除了能吃个饱饭外，大人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拿出来过年的，爷爷常讲：“年关年关，过年如过关。”但是年还是要过的，我觉得比现在过得还有滋味！即便是在贫困的年代，大人也会想尽办法，把平时节省的东西拿出来，过个体面的新年，再没钱，也要买挂鞭炮放一放，迎迎喜气、崩崩霉气。
在少年的眼中，春节前两天，家总是很祥和的，奶奶、妈妈和姑姑们在厨房进进出出忙碌着，包饺子、蒸花馍，为以后几天的生活做好准备。不知谁家煮肉和过油的香味，在村里弥漫开来，传得很远。除夕晚上，堂屋的桌子上两支红蜡烛闪闪地亮着，比平时亮堂了许多，父亲拆开鞭炮，把它挂在竹竿上，作为明早的开门炮。村庄里不时传来几声零星的炮声，预示着新年的来临。
“少年不识愁滋味”，我是天天盼着过大年。奶奶笑话我是傻孩子，给我讲个故事，说一个皇帝喜欢“过年”，每月初一都过年，结果十二年的皇帝一年都当完了。我盼着过年就是为放炮，当皇帝可以放炮么。
除夕的夜晚是盼望中度过的，盼望着早晨的到来。过去过春节不像现在，看春晚到十二点，放了炮再睡觉，在农村一般是听鸡叫来判断时间，鸡叫三遍，天快要亮了。这时，每家都是男人先起来下好饺子，供桌上摆上祭品，然后放炮迎神。这个时候妇女和小孩是不让起来的，怕乱说话，犯了忌讳。
从村里第一挂鞭炮响起，我就会醒来，听着鞭炮响的方向，判断着谁家的鞭炮长，不为别的，就是等着天亮，到他家拾炮。天刚蒙蒙亮，我便猴急猴急的飞奔而出，到别人家里拾炮，一家两家……从村东窜到村西，瞅地猫似的在炮屑中寻找哑炮。战利品总是装满几个口袋，兴高采烈、满载而归。然后分类归理，大炮、小炮，有稔子的、没稔子的。
吃罢年饭，弄几毛钱压岁钱，便找朋友炫耀战利品了，想着法子如何放炮。先是摆“哧花阵”，把没稔子的小炮从中间掰断，对着围成一圈，然后引燃一个，就会连锁反应，嗤嗤嗤的金花四射！再玩“哧花洞”，带炮稔的，哧哧哧……叭！最让人刺激的是大炮崩洋瓷碗，点上大炮，立即盖上洋瓷碗，嘭的一声，碗崩得老高老高，这种快感无可比拟！最可笑的是大炮崩稀屎，越是这样的游戏越聚人，把一个大炮插进一堆猪屎里，点着稔子，一群人忽啦跑开，咚地一响，猪屎天女散花地飞起来，溅到谁身上谁倒霉！
放炮这事，充满着玄机，几个人一块放雷子炮，稔子点着，等了半天就是不见响，肯定是落稔了，用脚踢踢，然后这个拿起瞅瞅，那个拿着瞅瞅，轮到他瞅瞅时，咚地响了，炸得他满手乌青，哈哈哈……
每年大人给的压岁钱，统统买成各种各样的炮了，口袋里装的左一兜子右一兜子炮，放炮的火星子常常把新棉祆烧了个洞，母亲恼得是一顿暴打，但从来没改过，喜欢放炮的瘾至今没过完！
和父亲的一场抗争
那是三十六年前的事，那年我十四岁，父亲三十五岁。我在曹里高中上高一，父亲在这所高中教毕业班语文，我们既是父子又是师徒。
三十五岁的父亲正当壮年，命运挫折使他郁郁寡欢，内向的性格更加刚毅，他想把满腔的志向放到我身上实现。而十四岁的我，则生性顽愚，心浮气躁，读书如同蜻蜓点水，学习成绩总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父子俩同住在一斗室内，便发生了监学与懒学的对立。他不能瞧见我玩，有空就叮嘱我看书，我如同关在笼子的鸟，身在曹营心在汉，看着同学课余活蹦乱跳地玩，心早就放飞了，哪有心思看书。父子俩就这样无声地对立着，他想着法让我多学会儿，我则想法让自己多玩，像美国动画片《猫和老鼠》。
父亲望子成龙，为我买来许多学习书籍。我则把它们一摞摞地放在课桌上“观赏”，还非常豪爽地“借”给同学。这天晚饭时分，父亲突然问起那些书本，我搪塞说在教室，他命令我拿回来“验货”。我去教室才发现这些书多半不知所踪了，这可如何向爱书如命的父亲交代！正当我呆若木鸡地犯傻时，看见父亲满脸怒气地来到教室，我自知厄运难逃，撒腿便跑，父子俩像猫捉老鼠一样在教室转了两圈，好在教室里没人。当我刚跑出教室门口，父亲在后踢我了一脚。这一脚刚好被一群去教室的同学看到，丢人的是在这群同学中还有女同学！
我跑到学校外的寨墙上，回味着刚才发生的“猫追老鼠”的一幕，觉得太丢人了，这么高一条汉子了，还让父亲撵着揍，真让我无脸见人啊！我气急败坏地想：走，流浪去，像高尔基那样，上人间大学！我便转身向大路走去，带着冲天的豪气！
离校出走，事先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走到大路上问自己，去哪？茫然不知。此时是隆冬季节，天很快黑了下来。我在路上漫无目的地瞎走，慢慢有了主意，先到县城去！
我大步流星地走在朝县城的大路上，凛冽的风吹在我的脸庞，除了满天星辰，周围一片漆黑。向前走十多里，是摆渡口大桥，过了大桥再往前，只有靠感觉走了。我此时有点像堂吉诃德那样，无知无畏地走在原野上。不知什么时候，天空出来一弯月牙挂在东方，借助月光，看到路边一片坟地，坟地边有一片松林，当我走近松林时，呼呼啦啦飞出一群野斑鸠，吓得我头皮发麻，头发梢都竖了起来。此时的心情，已从愤懑中慢慢解脱出来，心中充满害怕和惊慌。
我看北斗星判断着走的大致方向，走着走着忽然前面有说话声，路边停有一辆拉满木材的六零车准备走，我正累得走不动，于是在车刚起步时，便从后面扒了上去。咣咣当当，不知走了多远，也不知车去何方，我心里有点发毛，便在车辆过小铁路减速时溜下来。我又顺小铁路向东奔走，我知道向东走，一定会走到县城的。我不时地趴在铁轨上听听，听到有节奏的叮叮当当声，我知道小火车快要来了，不久小火车果然从后面开了过来，小火车拉着煤，跑的较慢，我便紧跑几步，扒上后面车皮。此刻我是心花怒放，几个小时前的羞耻统统抛到脑后，坐在小火车的煤堆上，甚至还感到一阵的惬意！
从小火车站出来走到县城的大街上，已是下半夜了，繁华的十字街上此时行人稀少，几个做小生意的人龟缩在小摊后面，电石灯在寒风中忽明忽暗，一个老婆在骂大街，骂声在空旷的大街显得特别的清晰。
我此时又渴又饿，身无分文，但也不能露宿街头，便去找在县高中上学的初中同学。当我几经周折，找到睡梦中的同学时，他急急忙忙地起床，对我说：“快、快、快！快和我一块打电话，你咋跑到这？你爸快急疯了！”
我是第二天早上，被李老师、宁老师两个人追到县高中的。我出走一个多小时后，父亲发现我失踪了，他站在高高的寨墙上高声喊我回来，最后一个同学说看到我抹着眼泪向贾鲁河大桥去了，父亲听见以后，情绪一下子崩溃了，吓得站都站不稳，他怕我一时想不开出什么意外！老师们急了，校长急了，立即派几组人马分几路寻找。李、宁两位老师骑车按我走的大致方向一路追寻而来，遇到有灯火的牛房，还要查看一番，当他们蹬着车子，进入县高中校园看到我时，我正端着碗和同学吃早饭哩。李老师瞪着眼对我说：“熊孩子，可逮住你了，让老子飞奔了一夜！”当时是手摇把子电话，宁老师用电话通知学校说把我找到了。
这天上午我被“押着”返回学校，当时的心情真是羞愧难当，有个地缝都想钻去。我瞅一眼沉默无语的父亲，他那种无奈、自责的眼神像针一样扎了我的心一下，我惭愧地低下了头。班主任刘老师来了，他声情并茂地讲述了我出走后的一切，父亲彻夜未眠，两顿饭滴水未进。他越说我越羞愧，开始悄悄流泪，最后止不住失声痛哭，眼泪中有委屈，有伤心，更有内疚。从此父亲更加沉默了，每当遇到我学习不见上进时，他总是紧锁着眉头。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从青年走到中年，从中年走到天命之年，自己有了家，有了孩子，深深体会到了做一个父亲的艰辛。每每想到学生时代的虚度光阴，屡试不第的我让父亲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心情难以言说。
世界上一百位父亲对自己的孩子会有一百种爱法，但有一种内涵是一样永恒的——爱，父爱如山！时值父亲节来临，心里对着痴呆的父亲说：对不起，父亲！
我的高五生活
在三十年前的中国，高考是人生的分水岭，别人用两年时间跨越了它，我却为翻越这道岭蹉跎了五年。刘好文老师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烫剩饭也不少费柴火。我是连烫三年，快把我这锅剩饭烫糊了！
1983年，幸运之神还是没光顾我这个两次拼搏的复读生。我在村外泥泞的路上落魄地盲走，愁绪无法排解。对于这样的结果，我倒不是太沮丧，就是不好向自尊心极强的父亲交代。父亲是位老师，送一批又一批学生进入大学之门，遇上我这个儿子学生，却使他的希望一次又一次破灭，他对我既气恨，但又无可奈何。父亲说：自古华山一条道，要想改变命运，只有高考。于是我又打点书囊，走进高中校园，开始了我的高五生活。
尴尬，这个词用在此时再恰当不过了。走进熟悉而又陌生的校园，两边墙报上写满了被高校录取的名单，名字是熟悉的，大学的名称令人神往。遇到昔日的老师，有点羞愧难当，可刘老师说：“有志不问年老少，王霁少年得志十九岁中状元，陆良浩人老志坚八十三岁中状元，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发奋还来得及。”他哈哈地笑着说着，这句话不知是贬损我还是鼓励我，让我脸红。
复读班是个大杂烩，集纳了上届落榜的学生，就像滤豆浆，精华滤走了，剩下了一堆豆腐渣，添上水继续滤！班里不乏高六、高七甚至高八的“学神”级的人物，大家惺惺相惜，五十步笑百步也不光彩。复习班学习大都是松散型的，历经几次大考锤炼，对书本上的东西似乎都懂，一瓶水不满半瓶水咣当。
对于我这个回炉生，被校长拒之门外，理由很简单：“无可救药，另投高师吧！”还好，我在校园里流浪了几天，被善良的刘老师收编，插到他带的应届班，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他把我安排在教室最后面一个角落里，要我低头思过，痛改前非。于是我在班里有个别样的名字——老复读生。
按说我这个“老生”在应届班应该是出类拔萃的，可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这届学生太厉害了，简直遇到了一群“小金刚”，个个绝顶的聪明，几场测验下来，我就像教室座位一样，成绩总是倒数，真是邪了门。英语差得太远，他们一考九十多，我常蒙个三四十。曹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从零开始吧，我从初中给你补起。”这是我人生当中遇到的第二个贵人，写到这里我的脸就感觉烧得慌。高个子一条，还站在老师旁吃小灶！怕别人笑话，我每天下午，拿着初中课本到校外的麦田里读呀背呀，死记硬背单词，几个月下来，竟然找到了感觉，原来英语的窍门是记单词，过去的一切是沙上垒石，永远也垒不高。其他几门功课也如法炮制，发现所谓卷子上的东西，都在课本上，万变不离其宗，我是舍本求末，败就败在这了。
浮躁是我的痼疾，当成绩刚刚有点起色，便又恢复了本来面目，说话声音出奇的大，冷不丁地在教室角落里来个不同凡响，前面学生齐刷刷向后面看，毛班长总是提醒说：“小声点，小声点！”我咋没觉得？班里有个刺头男生，老想找我的事，把我逼急了，终于短兵相接了，从台上打到台下，又从台下打到台上，桌子掀翻了，帽子也打飞了，终于把他打倒在地，又狠狠跺了一脚。我说：老子学习是个菜货，难道打架也是熊包？没想到这男生，从此像个傻子一样埋头读书，最后考上北京一所重点高校，再后来我们成为不错的朋友，这是后话。
1984年黑色的7月如期而至，我又是匆忙而上，好像什么都没有准备，一切好像都很陌生，我问自己时间哪去了？语文考得马马虎虎，数学卷子发下来，我的老天爷，怎么这样难！一道大题也做不出来，心想：完蛋了，今年又完蛋了，看着表针飞快地转动，就是写不上字，解不开题，急得我直想尿尿。英语是最后一门考试，当我从考场上走了出来，精疲力尽的心一下子轻松了。曹老师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说：嘿嘿，今年大部分没有瞎蒙。
考试后，我是一夜一天没睡觉，过过玩瘾。接着又是一天一夜没起床，过过睡瘾。第三天骑着自行车，带着破行李回家。这天是夏雨霏霏，天气无限的凉爽，我和好友站在一棵大杨树下，看着眼前一望无际的田野，无限感慨，从未有过的轻松和惬意涌上心来。我对好友说：听天由命吧！就是出家当和尚，老子今生再不考了。说罢，我把书扔进沟里，见鬼去吧！
老妈随后给我找人算了一卦，算命先生问了我的生辰八字，用指头掰了半天说：这孩是佛灯火命，命弱，多磨难。今甲子年，属龙，大吉，运气佳，事可成。谢佛祖保佑，这年我终于挤过了独木桥，难忘啊！我的高五生活。
写这篇小文几次搁笔，眼睛不由得湿润，心酸酸的痛，是委屈、愧疚还是怒我不争？让父亲为我伤心蒙羞。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人生历史可能会大不相同。在此深深感谢刘好文老师、曹学强老师培育之恩，曹老师虽与世长辞，三十年后的今天作一祭文，纪念我过去的高中生活，也怀念宽厚仁爱的曹老师！
一段相声的记忆
接到校友的通知，让每位同学写一篇县高中时代的回忆文章，准备结集出版。吹去时间的浮尘，高中时代的记忆慢慢地展现在眼前，那段青春岁月真是让人难以忘怀。让我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学校庆祝1983年元旦的文艺演唱会上，自己登台说了一段相声。
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并不是县高中的嫡传弟子，我是两次高考落榜后，才到县高中复读的。要说我是经过两次“高考打击”的学生，理该卧薪尝胆，闻鸡起舞，苦读圣贤书，挤过独木桥。但是没有耳性的我，还是耐不住青春的躁动，经常溜个大街、看个电影、聚在寝室打扑克，给单调的“三点一线”生活找点刺激。我记得是1983年元旦前夕，学校要搞个全校的文艺汇演，通知各班准备节目，活跃一下学生生活，缓解一下学习的压力。复读班是个大杂烩，年龄参差不齐，来自不同的高中，凝聚力也不强。班主任是教化学的徐老师，他不苟言笑，说起话来有一种特殊的嗓音，对班级管理甚严，经常逮住我们几个不守纪律的学生暴熊一顿，我看见他都离得远远的。看到别的班级为这次文艺汇演准备得很红火，我心里痒痒的也想露上一鼻子灰，翻来覆去想要搞出来个什么别出心裁的节目，那个时候还没有演小品，说相声是个热门，自己不会唱不会跳，心想就说上一段相声“震”他们一下。
说干就干，确定好主题之后，我真的是文思如泉，喷涌而出，用一个晚自习时间就打好了初稿，自己把稿子从头到尾玩味了一番，觉得蛮有味道，禁不住嘿嘿地笑了几声。正当我洋洋得意的充满幻想的时候，徐老师在晚自习的班会上说：“我们复读班不搞什么花里胡哨的文艺演出，全身心复习功课。”一盆冷水泼下来，徐老师把我的“演出计划”给废了。我有个臭味相投的叫建功的好友，人特别的聪明也特别懒，是一个好睡懒觉的主，一有时间便在寝室蒙头大睡，更不想起来上早操，徐老师巡视寝室，轻轻地一声“建功”，（声音带磁性，有很强的穿透力）他如中电一般一弹而起。我们班的英语课代表学徐老师声音特别像，简直惟妙惟肖，常常在建功睡得正香时候，冷不丁地在床前来一句，让他气急败坏。建功白白胖胖的，为了省事理了个光头，就像现在《非诚勿扰》里的主持人，我觉得让他和我一起说相声蛮般配的。既然演出“流产”了，我还是不甘心地把相声稿子给他看了一遍，他看后用手摸着自己硕大的、锃光发亮的脑袋对我说：“你真是个无师自通的天才！”
学校庆祝元旦的文艺汇演如期召开，我们高四级（也可以说是混合级，我就是高五）的学生坐在最边上，看着学弟学妹们的表演，唱的无非是“外婆的澎湖湾”之类的台湾校园歌曲，稚声稚调的上不了档次。刚好建功和我坐在一起，又说起我写的相声，我说：“你敢不敢上？”“你敢上，我就敢上。”他答道。“那稿子你能记住？”“我就随着你胡说呗，把你捧好不得了。”站在我俩旁边有位青年老师，听到我俩的议论，没经过我俩的完全同意，就匆忙把我们说相声的想法报给了主持节目的老师。当我听到下一个节目是复读班的同学说相声时候，我心想：天哪，这玩笑开大了！
开弓没有回头箭了，我硬着头皮往台上走，脑子一片空白，哪有登过这样的舞台，往下面一看，几百双眼睛都好奇地看着我。走到麦克风面前，鞠了一个躬结结巴巴地说：“我们给大家说段相声。”我一看我旁边竟然没有人，建功这个家伙没有跟上来，呆呆地站在下面。我无奈地又说：“我说的可不是单口相声，我的搭档就站在下面，等着大家的掌声哩。”此时台下掌声、笑声一片，同学们认为是我们设计好的路数。气氛上来了，人气聚起来了，接下来说的相声就顺畅了。建功这个人就是聪明，不管我胡侃到哪里，他就能够恰到好处地接上一句。相声的内容说的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用调侃的语言讲了我们学习和生活中有趣的事情，主要的内容是讽刺有些男生给女生起绰号、养老鼠、不讲卫生、学老师的口误等笑话。给女生起绰号是男生寝室文化的一个永恒的话题，什么“小豌豆”、“四喜丸子”、“芦柴棒”、“梵阿琳”等，这些名字听起来特别奇怪，但是能特别形象地代表一个人的突出特征，比如“小豌豆”就是说一个女生的眼睛圆圆的转得特别快，就像个小豌豆一样，这类名字是依据外形起的。“梵阿琳”是小提琴的译音，好像是从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中来的，是看见一个城里的女生拿个小提琴照的明星照，看起来很漂亮，我们就给她起了内涵式的洋外号。这些名字是在男生中流传的，女生听到了常常莫名其妙。“养老鼠”说的是我们寝室的一个男生，天生的异想天开的主，课下问的问题经常把老师难倒，有一次他无聊至极竟然把一只老鼠拴在床腿上，天天是端饭倒水好生伺候老鼠，竟然成为“知己”。直到老师发现，被勒令处死才罢休，要不这只幸运的老鼠可能会在寝室结婚生子了。“不讲卫生”说的是两个男生合伙吃饭，一个男生买馍买菜，另一个则端碗打汤，有一天饭菜俱全，两个人吃得正香，一个男生喝稀饭越喝越觉得味道咸，喝到最后竟然发现碗底有一疙瘩鼻涕，另一个同学指天发誓说，绝对不是我的鼻涕。哈哈哈哈，简直不可思议！老师讲课一般不会有口误，但是在生活中尤其是发火时候，往往口不择语。学校吃饭可是一大景观，下课铃一响，学生蜂拥而出，百米冲刺般地冲到各个窗口，乱得就像无王蜂，这时候伙食管理员拿个电喇叭，高喊道：不要挤不要扛，保证供应，保证供应！但是他的话好像没啥效果，有次改善生活，一个男生的帽子挤得掉进菜缸里。管理员吆喝道：看看，看看，那个女生把帽子都挤进缸里了。女生咋会戴帽子？开玩笑！一个学生自习时间上街溜着玩，被教务主任发现了，赶紧跑了回来。主任在校集大会上批评道：有个学生不遵守纪律，在大街上胡窜，看见我吓得小跑，就像后面跟个疯狗一样，你害怕啥哩！相声说到这里，全场笑得是控制不住了，就连一向严肃的教务主任，也用报纸捂住脸偷笑，脸憋得通红。
二十七年过去，弹指一挥间。遥想当年，风华正茂，指点江山；而如今，两鬓染霜，人已到中年。回忆高中时代，留下如此记忆，算是一个聚会笑料吧。
激情燃烧的岁月
无疑，在我的人生历程中，两年的警校生活是最快乐、最幸福的。
能当一名警察是少年时的一个梦想，母亲说我天生就野，可肚子长个胆[5]。当我接到通知书要上警校时，本家的七老爷高兴得两眼放光，说：好，咱杨家就是要供养出个拿枪杆子的。
走入警校，一切都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和期望。第一个愿望就是快点穿上警服，那个时候警服是上白下蓝，红领章、大盖帽，看着上一届学长神气的样子，羡慕得要死！急迫地问队长：啥时候发警服？队长说：早着哩，先进行入警军训。
入校的前一个月是军训，从立正、稍息开始，先单兵示范，再小班训练，然后再到方队合成，别看简单，百十号人要做到步调一致、整齐划一，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班里有个同学来自光山县一个偏僻的乡村，说起话来也听不大懂，中学没上过体育课，齐步走时胳膊和腿一顺摆，由于家庭贫困，衣服带得少，裤子瘦裹得紧，屁股一扭一扭，想学都学不来，每次汇操，老是拉班里的后腿，让其他班同学笑得要死。踢正步可是硬功夫，几天踢下来，腿疼的不敢打弯，楼梯都爬不上去。还真别不信，一个月下来，军训真是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散漫的学生气少了，威武和雄壮多了，军姿端正了，走起方队脚步咣咣的，喊起号子嗓子亮亮的。
一个月过去，终于等到了发放警服的神圣时刻，学校举行入警仪式，校长把一枚帽徽和一对领章授给每位学生。当同学们穿上崭新的警服，好像陌生相望，责任感与自豪感油然而生，就连走姿最不好的信阳同学，也立马漂亮了许多！我当时写了一首诗《我静静地站在镜前》，写道：我静静地站在镜前/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身影出现/这就是我么/心中充满疑惑/多少个儿时的游戏/多少青春的梦幻/我都把你扮演……今天，我戴上鲜红的国徽/使命烙在心间/向祖国起誓/为了人民的安全/面对邪恶勇往直前。这首诗歌发表在校报上，表达了年轻时的一腔热血。
警校学习生活充满好奇和探索，最感兴趣的是侦察课和军体课，梦想着当刑警、做神探。记忆深刻的一堂课是在野外的一次现场勘查，那是一个阳春三月，苹果树盛开着雪白的花朵，麦田满眼碧绿，吴令起老师在果园和田野里设置好几个模拟警情，我们这组刚好是一个疑似强奸杀人案，我们进行现场勘查，画图纸、找遗留物、固定脚印，然后每个人根据现场情况写作业。与其说这是室外实践课，倒不如说是一次浪漫的郊游，充满朝气的青年男女，自由漫步在春天的田野上，肥大的警服依然罩不住女生那美丽的倩影，这是一道多美的风景线！我的作业很特别，引起吴老师的高度重视，他批语是：阁下写的不像是勘查报告，倒像一篇优美散文，真是一朵奇葩！
练散打和拳击我是不喜欢的，一套拳也没学会。军体教官从我中队挑选身强力壮的人，组成武术队，号称八大金刚，成天早上、晚上加班练，我庆幸自己没选上，心想不累死你们才怪哩。一个叫王什么昭的同学练气功，大冬天光着上身扎个宽腰带，蹲个马步运气，肚子鼓的像个皮球，我暗地里骂他是个神经蛋。
我喜欢射击课和驾驶课，每人发一支五四手枪，腰扎武装带，斜跨牛皮枪套，齐齐站一排练习射击，“从上向下，三点一线，预扣扳机，瞬间击发”。军体老师讲要领，我是心领神会，老教练用枪镜测测我的准确度，说我是个打枪的料，最后击发特别稳。一天，进行实弹射击考核，学校的大卡车拉我们到远郊的军区靶场。靶场可真大，高宽的靶墙前面是片沼泽地，长满了低矮芦苇草，不远处有一个黄土包，可能是军队的弹药库，上面长满荆棘小树。考核开始了，一组八个人，每人五发子弹，指挥员口令洪亮有力：各就各位，上弹夹、上膛、预备、射击。“叭、叭、叭”枪声炒豆子似的乱响。虽经多次演练，大部分女生还是心惊胆战，恨不得把枪扔了。说实话，我心也有点怯，枪到手上后倒平静了，屏住呼吸一枪一枪打完，最后成绩出来了，25米短距离射击5发48环，50米长射5发4中，成绩特优！教官也没我打得好，可惜这一届全省四所警校没有打比赛，如有，我肯定是学校选手。散打的考试我可惨了，在十几平方米的圈子里一对一的打，我是戴着拳击手套乱跑，就是不迎战，教官严厉叱骂，无奈是乱打一通，毫无章法，三分钟时间咋会恁长，精疲力尽了，咋还听不见喊停！最后勉强给个及格分。
最兴奋的是学开偏三轮摩托，那理论上啥都懂了，迫不及待地等上车实践，学校的摩托也就十几辆，都是老掉牙的破摩托，八个人一组，排队演习，限定里程，每人只能在操场转三圈。理论好学实际难，现在发动都是电打火，过去都是一脚蹬，左手据油门，右脚蹬连杆，呼哧呼哧蹬半天也不一定发动着，开得刚刚有感觉，练的时间不够了，真是不过瘾！几个骑摩托选手倒真过瘾，练得骑三轮能过独木桥、钻火圈、换偏轮。骑摩托可是骑老虎，弄不好就要出大事，毕业不久，一个同学骑三轮，一头撞到大树上当场死亡。
在学校发生了好多有趣的事，国保课都是保密教材，学完要收回去的，为防止泄密，老师把刻有“机密”字样的章交给学生，让学生自己把书盖上机密章。老师没料到，我们把机密章盖到信封上，第二天邮政所弄傻了，咋会一下子出来这么多机密信件？机密信要走机要邮政的，当时咋知道这些！邮局掂到一大袋子信告到学校，学校一一拆封，发现好多都是恋爱信，学校规定是不允许谈恋爱的，让那些写恋爱信的吓了一跳，法不责众，此事被老师臭骂了一顿，不了了之。
石同学是我的室友，亲密无间，学校组织游少林寺，我俩逛到塔林，石同学身体强壮，喜欢摄影，非要我给他照一个从断壁上凌空而下、大鹏展翅的相片，准备好后他从三米多高的壁上往下跳，两腿斜向下方，两手展翅，光顾做架式，忘了保护裆部，摔下来疼的嗷嗷叫，半天没起来。洗出来胶圈一看，就是没有这一张大特技，大概是我忘了按快门，提起这事，前几天同学聚会他还不原谅我的重大失误。
警校生星期天的生活是极浪漫的，每到周末，男同学常常结伴出游。那个时候警察耍特权，群众也都认账，警校生学着老警察的样子，站在路边打手势截搭顺风车，兜里确实没钱买票，到了另外一个城市找其他学校同学蹭饭吃。又是一个周六，段队长领着我们四个人原计划到周口玩，夹个公文包，戴个茶色镜，学生是群胆，大模大样地闯入火车站，随人流登上由北向南的客车，冬天六点天都黑了，外面看不到标志，只觉得火车一个劲地向南跑，也不好意思问，疑惑间听见广播讲信阳站旅客下车。乖乖，原来是1次特快，小站不停车，段队忙喊：快下来吧，不下就到武汉了！
走出火车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四个人加起来不到十块钱，这可咋办？老陈鬼点子多，说去信阳师院！于是我们四人向十多公里外的师院走，路上又截一个拉猪娃的“爬山虎”小手扶拖拉机，又累又饿，顾不上恁多了先坐上吧，把一拖斗猪娃蹬的哇哇乱叫唤。到了师院也不知道同学住哪座楼，一层层乱叫，歪打正着终于逮住一个，有了安身落脚之处。第二天起床，老陈提议去找女同学，因为女同学有钱又热情，果不其然，女生见到我们高兴死了，领着我们游山玩水、泛舟南湾水库，玩得痛快淋漓，下午送我们恋恋不舍，又送段队长十块钱。巧的是，返回郑州时乘的还是那辆列车，只是1次变成2次特快了！
青春少不了爱情，看似严厉的校规下面，暗流涌动，一刻也没停止。爱过也被爱过，对爱的人踟蹰不前、犹豫再三，不经意间发现已成为别人的女朋友；对爱我的却又擦不出火花，找不到感觉。曾有过少年维特之烦恼，也曾有豪情万丈之壮志。眨眼两年过去了，来去就这样匆忙，好像刚刚开始，其实已经落幕。来时孤身一人，回时一人孤身。毕业的分别情景令人心酸，当汽车驶离校门时，车窗伸出数不清的手，一个又一个道别，一个叫小于的女生紧握住我的手，泪水涟涟，说声：老杨我会记你一辈子！
我和石同学是最后离校的，在楼顶的平台上，我俩彻夜长谈，没有分配到理想的单位，让我俩多少有点郁闷。我们站在平台上，对着空无一人的操场大声地喊：别了母校！我们打回老家了！
摩托随想
小时候在农村生活，放学后随大人干些小农活。大人常给我开玩笑说着：书读得孬，给你买个左右转，读得好了给你买个前后转，读得再好了，给你买个屁股后面冒烟的。我当时品了好长时间才明白，左右转是拉板车，前后转是骑洋车，屁股后冒烟是开摩托了。同学他爸当兵转业到县法院工作，曾经开着辆绿三轮摩托回家，我摸过那个被称“洋驴子”的铁家伙，前面瞪着一只大眼睛，蛤蟆肚油箱，所以从那时起，我就梦想着自己有辆屁股会冒烟的“洋驴子”。
警校时，对摩托驾驶课特别偏爱，但僧多米少，总是蜻蜓点水骑得不过瘾。20世纪80年代初郑州骑摩托很时髦，夏天的一个周末，和同学到郑州国棉五厂玩，恰是下班时间，一群群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纱女们从厂里嘻嘻喳喳地出来，坐上摩托车，双手搂着男友的腰肢，风一样奔驰在宽阔的中原大道上，长长的披肩发和花花绿绿裙裾高高飞扬，刺耳的摩托声轰鸣而去。我这个农村老大，刺激得两眼发呆！同学嘲笑地对我说：小子，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别把眼珠子瞪出来了！
是啊，面包会有的。毕业后先有了个女朋友，有个周末商量要去乡下看姑姑，县保险公司有辆铃木摩托，我拐弯抹角倒腾了出来，骑着去接女朋友。也真是邪了门，本来想潇洒走一回，没想到她一坐上，摩托都压灭火，死活开不走！没办法，按照骑自行车办法，我先启动跑一段，让她撵着坐上来，结果她跟着跑了一段又一段，从西关口一直跑到城郊，总算成功了，惹得路边干活的人乱笑。没想到，就我这半生不熟的技术，她还敢坐？后来找着了压灭火的原因，原来小日本产的摩托是循环挡，我起步上的是高挡位，不压灭才怪哩。从姑姑家回来就驾轻就熟了，哇哇地沿着公路飞奔起来，路边的大树刷刷地往后倒，温暖的春风吹着面颊，阵阵的花香扑面而来。回到县城找绑在后座上姑姑送的一提蓝豆腐，不知道啥时候跑丢了，就是跑不丢，也会颠簸成豆腐渣了。
后来，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我真拥有了一辆属于自己的摩托车，红色南方125，是四舅送给我的。这个时候我在县委宣传部工作，骑着这辆摩托跑遍了县城、乡镇，背个包到乡下采访、拍新闻照片，好不惬意。从这时起，她从女朋友变成老婆，再也没坐过我的摩托，嫌我太显摆，小女儿倒是超喜欢坐摩托，我常带着她去郊外拉风，度过了她幸福的金色童年。
三十年过去了，我仍然舍不掉摩托情节，一有机会都想练一把，在天山上骑过，在草原上骑过，在海滩上骑过……我想我退休了，啥车也不买，就买辆偏三轮摩托，带着馍游遍全世界。
滚来滚去
老家有个俗语叫做“门里滚”，意思是子承父业，代代相传。爹是位木匠，儿子从小耳濡目染，长大也是木匠。一些特殊技艺传男不传女，保持其家族的独门别技。我在县委宣传部工作时，遇到父亲的朋友，常被说：你这是门里滚呀！
是的，有点“门里滚”的味道。父亲高中毕业回村教小学，不甘平庸的父亲，笔耕不止，是乡里的秀才，先是为乡里写，后转干调到县文教局写，二十七岁进县委，成为县委有名的“三大笔杆子”之一。岁月蹉跎，几经磨难，四十岁被选拔到省报做了记者，最后成了名高级编辑，实现了他人生梦想。天下所有父亲都想给儿子寻一个吃饭的门道，我父亲除了写字外别无所长，所以只能手把手教我写作文，希望我也能从他那里混个吃饭门。
实际上我是很讨厌玩笔杆，挺喜欢玩枪杆子。所以我高考报考了警校，想做一名除暴安良的警察。我毕业分配到县委宣传部工作，全是父亲殚精竭虑的结果，他怕我在公安上跑匪了，要我按照他设计的人生路线走下去。于是我调进县委宣传部。这个时候的部长姓张，是个学医的老牌大学生，宽厚仁慈，说话有点口吃，在分配工作时，看我这个小伙子怪机灵，到通讯组学写报稿吧。县委通讯组连我四个人，一个组长、一个副组长，一个借调的，我们被称县里的“土记者”。十四年前父亲曾在这里工作，也是通讯组。如今儿子也来了，大院还是过去的大院，一切都没有大的改变，连我住的房子也是父亲曾经住过的房子。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没想到十四年后，我也阴差阳错地来了，在这留有少年记忆的大院子里，重复着父亲以前的工作。在我隔壁住的是一个老县委，他几进几出，对县委的人和事摸得门清，他跟我说：在县委这所院子里，数不清的人走进来，又有数不清的人走了出去，在这所大院子里发生过很多风云变幻的故事。
县委是一个县的最高领导机关，在那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年代里，从大院里就是走出一个通信员，也会被称为领导。我这个初出校门到机关的学生，刚到宣传部工作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组长和副组长，两个人都是从高粱棵里钻出来的农民出身的通讯员，学历都不高，但是落满高粱花子的脑袋里，都有两把刷子，十多年的新闻写作生涯，他们都练就了一双新闻眼。组长吴学斌喜爱思考、不言不语地翻报纸，不常动笔写稿子，但是一旦发稿都是重型炮弹，发表在中央级省级报刊显著位置。县委书记常拿着报纸到他办公室喜笑颜开的说：学斌，这篇文章好！遇到县里有重大事情，县里的领导都请他参加会议。张副组长，是个快枪手，也不见他跑着下乡采访，但全县啥事他都知道，农业生产四季歌唱得特别好，天天都在写稿子，一年发三百多篇稿子不在话下，有时一张《河南农村报》一、二、三、四版都有他的稿子。部长看见他常说：纯科，这几天广播里扶沟县的少了，加把劲再吆喝吆喝！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上不接天，下不接地，领导不在乎我，我也不在乎领导，过着无人管无人问、逍遥自在的快乐生活。上班没事瞎转悠，到各个部委收集点简报，晚上约朋友、同学看免票电影、歌舞，夜深人静了听着音乐编稿子，瞎猫碰个死老鼠，十天半个月也会碰上一两篇。有时间，也骑车到乡镇去采访，还真捞点新闻出来，写出来几篇写人物的小通讯，《蘑菇大王李秀红》《乡间土律师》，还专门给我的恩师曹学强写的《情系讲台》发表在《河南日报》等媒体上，宣传部有个葛副部长说我：这货就是个门里滚，搭锯都有沫。
一年过去了，来了一个姓王的新部长，常皱着眉头，不苟言笑，我有些怕他。他过去和父亲共过事，也是写报道出身。有次在部大办公室给我说：“小杨，我给你出个题目，《抓好农村党员教育，提高基层支部战斗力》，你写好给我看看。”部长直接给我出个题，我可不敢含糊，也把我难坏了，真是狗咬刺猬——不知道从哪下嘴。那个时候没电脑，不然，键盘一敲啥都搜出来了。没有办法，只好到组织部查数据，到乡镇村里搞调研，在报纸上、杂志上找资料，憋了半个月写了出来，也不敢交给部长看，希望他忘了这件事。在走廊里，部长遇见我问：“小子，稿子写好么？”没办法，丑媳妇也不能怕见公婆啊！我硬着头皮交了上去，心想等着挨熊罢，我心里忐忑了一个上午。快到下班时，他突然拿着稿子到部办公室，看见我满脸的微笑，当着部里的人夸奖说：“稿子写得还真不错，超过我的想象了，我给你改了改，再让你爸润润色，争取发个大块头。”我接过稿子一看，红笔在稿子上圈来圈去，添的改的红霞霞的，看出来部长真下工夫改了。领导的水平就是高，寥寥数语，就能把观点提炼出来。最后，这篇文章发表在《河南日报》《党的生活》杂志上，当年扶沟县被评为全省党员教育先进县。部长在年终会上说我功不可没，从此我在宣传部被其他人刮目相看了。就是这个王部长，支持我考取了省委党校理论班，脱产学习了两年马列主义，实现了理论上的跨越。也是这个王部长，亲自在宣传部办公室为我主持了隆重婚礼，让我实现了从男孩到男人的跨越。
两年学习归来，宣传部通讯组变成了县委新闻科，吴学斌到广播局当局长了，张组长当副部长了，我这个学成归来的省委党校理论学员，不得不扛起了新闻科的大梁，二十五岁当上了副科长，虽然是芝麻绿豆大的官，但在县里也是个干部了。在县委宣传部干了将近六年，像蚂蚁一样爬了不少的方格子，陪同了许多著名记者编辑采访，穆青写的《三下扶沟》《谁有远见谁养牛》的新闻，我都陪着他采访，跟着他学到了许多东西。虽然我没写出几篇有影响的稿件，但为我以后工作打下了深厚的文字基础。
回过往事，深深感谢父亲，是他把我领到文字的门里，让我滚来滚去，滚出了一个吃饭的门道。
照相
什么东西多了，便不主贵[6]了。比如照相这件事，如今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有一部具有照相功能的手机，照相很容易，于是这件事也就淡然了。
世界上什么时候有照相机，我还真不知道。最早的记忆是看黑白电影，一旦有大人物出场，新闻记者们便蜂拥而上，看见他们手举什么东西砰的一闪，冒一股白烟。我问父亲这是干啥类？父亲说这是照相类，放到眼睛前的是照相机，那个一闪亮的是镁光灯。从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有照相机这玩意儿。
贫困年代，照相可是城里人的事，普通百姓很少会去照相馆照张相。有个笑话有点夸张，说一对农村夫妻进城想照个合影，摄影师问：照几寸的？男的问女的：你带了多少布票？女的说：就带了二尺。男的对摄影师说：照张一尺八的。摄影师惊诧说：最大的只能七寸！又问道：是照全光的还是半光的？夫妻俩面带难色，男的回答说：我脱光照，中，我媳妇还是穿个裤衩吧！哈哈，这是编排农村人的，说明照相可不是常有的事。
在我十八岁之前，照相次数是屈指可数的，但每次都有重大纪念意义。人生第一张照片是我的百日相，是在姥姥家漯河市照的，这次照相当然不记事，这张照片我至今保存着，历经五十年时光侵蚀，虽有所斑驳，但仍然看得清楚大致模样，除了胸前挂着姥姥送的一件宝锁类的银器外，通体一丝不挂，虽然看上去神情有点呆若木鸡，但胖嘟嘟的总体上还是着实可爱。听母亲说，这个时候我还坐不太稳，在布档后面扶着我的后腰。这张人之初照片被老婆称为“裸照”，对于我弥足珍贵，这是我人生的起点，因裸而密藏不能示人。第二张照片是和大弟的合影照，也是在姥姥家照的，他半岁，我四岁半，他坐在一个高腿的座笸上，我站在旁边，摆布停当后，摄影师拿一串铃铛在前面那么一晃荡，砰的灯光一闪便完成照相。照片上大弟弟两眼放光，颇有神采，我胸前竟然捧一本《毛主席语录》，给这张照片印上鲜明的时代烙印。母亲特意让照相馆给照片上了水彩，貌似现在的彩色照片，这张照片好久不见了，大概丢失了。第三张照片是1979年初秋照的，小弟一岁、大弟十一岁，我十五岁。这是一个暑假的上午，雨后的空气特别的清新，黄沙路上存了一洼洼的雨水，田间的禾苗特别的茁壮。我们一家五口，骑洋车十八华里，到张市街上照了一张全家福。这个时候刚刚改革开放，端详照片上的每位亲人，眼睛里都充满对新生活的向往与期待，照片显现出父亲刚毅、母亲勤劳、弟弟聪慧，衣着朴素整洁，散发着泥土的芬芳，又不失浓浓的书香。也是从这时起，父亲带领我们起航，走向了灿烂的新生活。
十八岁以后照相就频繁了，我这个土娃竟迷上了摄影。叔叔是个援藏教师，在拉萨市买了架120海鸥牌相机，相机像个小方盒子，两个镜头，低着头看取景器，不洋气，有点土鳖的味道，一圈胶卷只能照12张照片，所以每次拍照都庄重其事，端坐、整发、面带笑容，生怕浪费一张胶片。在这台相机上，我知道了啥是快门、啥是光圈，学会了冲洗、曝光、显影、定影、上光。暗室操作就在老家老屋，因陋就简，洗出来的照片，不是偏黑就是偏白，但带来的欣喜与乐趣无以言表。
后来，毕业分到县委宣传部工作，自己成为一名县里的土记者，拥有了一部135型日本理光10相机，可以拍35张照片，除了手动调焦距外，其他操作可自动调整，类似现在的傻瓜相机。这台相机在当时确实很先进、很时髦，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快门是卷帘式的。按动快门听见“咔嚓”一声，非常有节奏，我很喜欢这种快感！没想到在一个狂风暴雨之夜，小偷洗劫了我空无一人的家，最使我心痛的，就是偷走了我这台相机。更使我没想到的是，这个盗窃案件竟然在偶然间破获了，警方追回了这台相机！失而复得，弥足珍贵。我背着这台相机走遍了全县的乡镇，拍了许许多多新闻照片。在独立的暗室里，好像没有时间概念，一进去捣鼓就是大半夜，看着一张张相纸在显影液里慢慢显出影像，越来越清晰，有说不出的成就感。
再后来，用彩色胶卷，陪家人到很多地方旅游，拍了好多风景照片，这个时候街上有了自动冲印店，每次送去冲印都要等上三五天，这几天着实难熬，掰着指头算日期，取照片的心情就像第一次相亲，迫不及待地想一睹为快。
一册册厚厚的相集记录了曾经的精彩与浪漫，每次吹去浮尘，翻开相册，黑色的、彩色的相片都会引起一段幸福的往事，有时儿女会指着一幅照片问我：这是你么？这么年轻！这么帅！哈哈哈，是啊，曾经年轻过，也曾经帅过！
盖一所房子
男人一生最大的两件事就是娶一位老婆，和为她建一所房子。办好这两件事，男人就有了今后人生的基点。1988年那年我二十四岁，这两件事几乎同时摆到我面前，找老婆对我来讲，好像不是特别困难的一件事情，顺风顺水，很快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接下来就是要为她盖一所房子，这是件迫在眉睫的事。
二十多年前，县城是没有商品房的，时兴买城郊的宅基自己盖。父亲托人为我买了处宅基，告诉我说钱由他来出，房子由我当家盖，有困难自己想办法。二十四岁的我豪情万丈，对此不屑一顾：“不是盖几间房么？这有什么难的？看看我的本事。”
先联系建筑队，队长是个黑瘦的汉子，他蹲在一个工地上，一边吸烟一边听我讲，用棍在地上画图纸，“三米三开间，四间房，二间小陪房？”不多时，他给我列出了大致的清单：“水泥十吨、白灰十吨，盘圆钢材五百公斤，砖十万块，水泥预制板二百五十多块，木材两方，沙子石子其他东西盖时再说，这些弄好了再找我。”我还没记住，他拔腿干活去了，把我弄得一愣一愣的。
那个时代还是计划和市场双轨制，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又逢上大发展的年代，好像什么东西都紧缺。我利用下班时间骑着自行车在城里漫游，开始了大采购。先去十多公里外的韭圆窑场找窑主，谈价格、定砖量、交定钱、约时间。然后一趟一趟找领导批条子，去金属公司买钢材，去木材公司买木材，去物质公司买水泥，先开票再找车一一拉回，存到一个刚盖好的院子里。跑了一个月，材料准备齐了，看着码放整齐的一垛垛的红砖，就好像看到了我未来的新房子，心里一阵欣喜，几十天东跑西走的劳顿化作乌有。
房屋动工那可是个大事，选在7月的黄道吉日，先请来冯叔等几位德高望重的人放线定位，弄几条香烟给建筑队封礼，摆上几桌请客喝酒，然后在长长的鞭炮声中，房子终于开槽动工了。看着一帮农工开始忙碌，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心想终于可以歇歇了，没想到接下来的事，把我打得晕头转向。
和泥没有水、搅拌没有电、浇地梁没有夹板，垒墙没有架子棍，要钉子、绳子、筛子、扫帚、铁丝……问题接踵而来，工头找我要这要那，就像个催命鬼，我说：“这东西不都是你们准备的嘛？”“卖驴不卖缰，卖杏不卖筐，我们是带个瓦刀来卖力的，啥都是主家弄的。”工头狡黠地给我说。我的天！就是借我十条腿也跑不过来。最后听见他给我说话头皮就发麻，生怕找麻烦，盖个房昨恁多球事！我慌慌张张地像个拾炮的主，顾了东头顾不了西头。
眨眼墙垒了腰来高，工头说再有两天要安门窗，门窗在哪里？我倒忘了这一茬事，赶紧去找做木工姓万的老板，木材给他了，不知做好没有？万老板不在家，找遍院子不见木材也不见门窗。我这可慌了神，几十号人吃马喂，停工可咋办？那个时候没手机，找个人可不容易。白天找不到，晚上找吧。这天夜里刚好下着小雨，我骑着车子向城南五六里的万岗走，出了城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凭着感觉歪歪扭扭地骑，路边岗上到处都是乱坟头，吓得我头发梢都竖起来了，看着前面白白亮亮的路，顺着骑过去，一下子栽到水洼子里，弄了一身泥和水。找着万老板事情有了着落，他教我走夜路的经验：“暗是路、黑是泥、明明亮亮是水渠。你回去按我说的走，保证栽不到水洼里。”看来这货没少走夜路，早给我做好门窗也不害我受这个罪。回到单位住室，头上的水啦啦向下流，衣服湿透了，不知是汗还是雨，我对着空中打了个大大的喷嚏，骂了声奶奶的！
门窗如期送了过来，我一看又少了一样东西，中间没有穿钢筋棍。我和王民哥拉个架子车到钢筋公司买十四圆的钢筋，借了个大嵌子一根一根截，一根一根穿，然后拉着车子送到工地，紧赶慢赶没耽误事，这个时候才发觉，自己一天没吃饭了，饿的前心贴后皮。
砖垛离工地太远，工头让我晚上找人盘过去。实在人总是朋友多，随便喊了几声，来了一大群人。一车一车往里运，天太热了，掏的又是真劲，衣服脱的剩个裤头，月光下每个人汗脊梁亮亮的，感动得我跑到街上买了几个大西瓜，真够朋友呀！第二天吃饭，端碗手指烫的慌，伸手仔细看，十个指头磨得剩下薄薄的一层皮了，不烫才怪哩！
媳妇（当时是女朋友）也上阵了，一有空都给我送饭，夜上陪我看一会儿工地，夏夜的月光下，坐在砖堆上，喝着白开水，这样方式谈恋爱也是别样的感受。
终于上预制板了，房顶要做防水层，为了省钱我带着一个工友，跑到东关外公路站去借沥青，我俩费劲巴力装了两推车。推车前面一个轮，后面两个把手，他推起来看着可容易，我推起来可真难，一歪一歪走不动。他过来教我：“拉独轮车有三要点，弯腰、屁股撒、两条腿走着打八叉。屁股要左右甩起来！”我试试还是不得要领，感叹地说真他妈的难！他笑笑说：“要我写文章才难哩！”烈日下，他戴个破草帽稳稳地走，屁股一甩一甩，小推车有节奏的咣咣行走，我挥汗如雨像个蜗牛，艰难龟行，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推到工地已是夕阳西下。
“盖房修屋，弄断筋骨”。我可是体会到啥滋味了，从放线到完工整整四十天，四十天我就像怀了十个月孩子的孕妇，终于把“他”艰难地生出来了，比着现在富丽堂皇小别墅，“他”长得几乎是粗糙和丑陋，但“他”在我眼中是多么的珍贵，多么的美妙，我赤身躺在房顶的平台上，亲吻着“他”就像吻着自己的儿子。艾青有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说：“为什么我眼中含有热泪，因为这所房子是我造的！”
当镇副的日子里
得知我到城关镇当副书记的消息时，我正和几个宣传部的好友围着煤火炉子喝闲酒，其实是在探听县委常委们研究干部的结果，大家对干部调整都很敏感。
“你小子当官了，今天又是过小年，咱们何不来个一醉方休？”老副部长怂恿道。于是添酒回灯重开宴，哥几个把我灌得一塌糊涂。这个日子是1992年农历腊月二十三，这是我人生道路上一个转折点，从此走上了从政之路，这年我二十八岁。
在古代官系中，县官才是九品芝麻官，我们自侃镇官充其量是个乡丁，但是对于管了几万人的城关镇来讲，当个镇副，在县里大小也算人物了。
第二天骑车到镇府报到，党委办一个守电话的老同志头也不抬地问：找谁？当他明白我来意时，疑惑地看着眼前这个穿风衣打领带、嘴上留着小胡子的年轻人，这就是要来上任的党委副书记？我戏谑对他说：假了包换。
在乡镇工作的人大都是土包子，穿着打扮有个明显的特点，有衣不穿披着，哪有像我这样穿的人，狗模狗样来当官的？还真别不信，刚开始我和那些办事处、居委会、村委会的土鳖们就是搭不上腔、接不上茬，给他们开会布置工作，他们坐在那里打瞌睡，落实工作他们给你打哑谜；你逼得紧了，他们给你出难题；你说得狠了，他们给你撂挑子，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看着其他镇副们干得如鱼得水，赛似活神仙，我就像局外人一样，游离在他们之外坐着冷板凳。
我问一个在镇里有点威望的老王主任：这是为啥哩？他看我半天，狡黠地嘿嘿一笑，露出几颗烟熏的黑牙。他说：老弟呀！我看你可是一条龙，可是强龙不压地头蛇，你来的时间短，不接地气，他们王八蛋欺生哩。在这干，没有几个哥们给你护着驾可不中啊！听他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明白其中的道道。没多久，他给我拉了八个人，鼓楼街的刘胖子、书院街的四哥、刘岗的老信……说是要结异姓兄弟，说到这份上，拜就拜吧，于是就选个黄道吉日像桃园三结义般，不求同生，但求同死！按生辰八字我排行老九，老大比我大二十。老大说：咱兄弟几个大小都是哥们，以后咱们哥几个，工作多拉套，谁也不能给老九找麻烦，今后只要老九说的事，都要干好。
俗话讲：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众人帮。慢慢地我融入那些土鳖当中，着他们一样的衣服，说他们一样的言语，有工作随便在一个小酒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越是重要的事越往死里喝，在结结巴巴、胡言乱语中，把事办了，把工作落实了，从此说话底气足了，办事灵了，也从他们身上学到好多东西。在镇里我管过司法调解，有家在自己宅基地上盖房子，后面住楼房的几家借口遮光，结起伙闹不让前面盖。我主持调解好几次，嘴皮子都磨破了，就是调解不成，没法子了，我让李四去调解。当两伙人在工地上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李四去了。他光听不说话，因为他是个结巴舌子，越急越说不出话来，一旦说出来话来，句句是要点。他听明白缘由后，用步量了一量，然后用脚在地上驱了一道直线，对前家说：“你家往前挪三尺留够滴水，就、就、就压这扎根基吧。”后面的几家仗着人多势众，当然不答应，非得挪够三米才行！其中一个领头人指着老四鼻子说：“嗑瓜子嗑出来个臭虫，你算老几？”一句话激怒了李四，他一把打下伸在眼前的手，满脸通红，越发结巴说：“今天这件事，我……李老四管……定了，你他妈……的，你再敢吱……吧，我……让你筋断骨头折，你……为啥不把房子往后挪六米。”那群人一听是街道主任李四，立即闷了腔，再也不敢胡搅蛮缠，几天调解不好的难事，被李四这个结巴舌子三言二语地解决了。
20世纪90年代，计划生育工作被称为天下第一难，当镇副的第三年，书记、镇长给我做几天工作，我被迫揽下这件瓷器活。孝帽子扣上了就得哭，我像过去生产队长一样，每天站在计生办的院子里给几十号人派活，今天结扎、明天流产、后天集中罚款，啥事都干上了，几场战役下来，手也变硬了、心也学狠了，胆子也大了，在大街上瞅见大肚子娘们，都跟着看看是不是计划生育对象。有天晚上，计生小分队又抓一个怀孕娘们，那家男人光膀子掂个斧子在后面撵，眼看计生小分队要溃不成军落荒而逃了，我硬着头皮迎上去，拦住了他的路，俺俩面对面直视五分钟，连喘气声都听得到，最终还是他败下阵，扔下斧头，流着泪求我保住他的香火。事后，计生办的一群娘们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别看杨镇副像个秀才，遇到事还真够爷们哩。她们不知道，我感觉那五分钟就像三天长，他要是一斧子下来，我不交粮本也差不多了。一年下来，我受够了洋罪，但最大的收获就是再乱的地方不怯场，啥时候都敢胡侃几句。
做镇副干的最有成就的一件事，就是开发了两个别墅小区。镇里有个建筑公司，红火了好几年，到了90年代债台高筑，濒临倒闭。镇长把这个烂摊子交给了我，我天生就是盖房子搞开发的料，心想活人不能被尿憋死吧，于是想尽快法筹钱，征了两块地，规划着在地上开发房产。公司除了几十万债务，就剩下一块牌子、几个职工。我对弟兄们说，咱们咬紧牙关勒紧裤腰带，用头顶也要把这块牌子树起来！万事开头难，就这一年里，我天天泡在工地，春夏秋冬苦干一年，搬树累得腰椎间盘突出，腰疼得脚不敢点地，跑建设局、土地局、电业局、税务局、房管局办手续，求人真难！跑了多少路不知道，光知道自行车外胎一年更换了两次。汗没有白流，罪也没有白受，公司一年赚了五六十万。那个时候，这个数字可是个不小的数字，就在公司刚有起色，日渐走向正规的时候，我又因所谓的工作需要另换岗位了，别人换一个岗位升一次官，我则是五年原地打转转，成为种子书记，镇副的帽子仍然牢牢地戴在头上。1997年，我郁闷地写了副对联，上联是，一年一年又一年；下联是，年年当官没有咱；横批是，再等一年！气得真想撂挑子走人，现在回想起来，要是当时冲冠一怒，我可能也会成为一个腰缠万贯的开发商了！
一个历史的机遇偶然到来，幸运之神无私地眷顾了我，让我光彩地离开了奋斗五个年头的城关镇，走上一个新的人生开端。一个老领导评价我：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谁了解我一肚子的辛酸与无奈呢。十七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五年镇副历经的艰辛让我难以忘怀，它让我相信：磨难有时也是人生的一笔无法取代的财富，因为上帝是公平的。
人争一口气
人在为选择人生道路而犹豫不定的时候，都会产生彷徨。1997年春，这个时候的我，在为自己今后的人生选择而彷徨着。
二十八岁那年，我从县委大院出来，走上城关镇党委副书记位置。然而五年过去了，仍然是原地踏步，更让人沮丧的是看不到突破的迹象。县委大院一起走出的几个同龄人，他们却顺风顺水、日益飞升，此时心里落差不可名状。我为此作对子调侃自己：一年一年又一年，年年当官没有咱。横批：再等一年。有人说这个时期是人生道路上的瓶颈阶段，为突破这个瓶颈，我也为此做过多重的努力，并不能如愿以偿。但两次“下海”的经历增加了一些经商的阅历。一次是帮助四舅在扶沟办一个小轧钢厂，自己在厂中兼职并小有收获。另一次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主管了一个濒临破产的县第二建筑公司，在我的策划和努力下，做房地产开发，公司两年内竟然起死回生，风生水起。然而企业的成功不但没有给我进步带来帮助，反而引起某些人的猜疑，被调整另分配更为艰难的工作。沮丧和屈辱充斥着我这一段的生活，烦闷不可排解。我也明白自己的欠缺，既然从政并不太适合我，为何不另辟途径，干点自己喜欢的事业，去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这自然想到了弃政从商，这种想法当时如果得到家庭的支持，我人生的道路会有不一样的风景……
当我正在彷徨的时候，却迎来了一个机遇与挑战！1997年地委决定：在全区的范围内公开选拔十二名副处级青年领导干部。县委组织部把符合条件的干部召集在一起动员，部长是一个年轻的领导干部，他即席讲话非常有文彩也有鼓动性，他引用了毛主席的一首诗：“人生自信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这两句诗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面对着挑战与机遇，我暗想：人生能有几次搏！既然遇到了机会，那就拼一拼。拼赢了，柳暗花明又一村，不屈自己这块材料。拼输了，马蜂蜇驴球收家伙，砸锅卖铁走江湖。
有几个好一块打牌的年轻人，他们知道我是个贪玩人，看我突然收心静坐，像模像样地拿起书本复习备战时，见面就喊我：“哈，杨副处！”这大概是揶揄我的意思：“你正科还球没希望提拔，还想副处哩，瞎子点灯白费蜡！”我心想老子这次就是要露一手，老杨不是熊包！其实对这次公开选拔我蛮自信的，文化理论基础考试，我绝对有竞争力，高中五年理科、中专两年法律专业、党校本科两年马列基础，文字书写不亚于专业水平，我怕谁？当我埋头苦读时，我才明白勾践卧薪尝胆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从前我记忆力特差，三十多岁的人了，硬着头皮竟然把十五大报告的核心内容背得烂熟。连续一个月苦读，我简直到了入魔的境界，其中的苦乐，只有自己才能体会。
大考如期而至，全区六百多名符合条件的青年干部走上了同一考场，看似平静，却涌动着惊涛骇浪。当我从考场出来的那一刻，我自信地感觉到我能进入下一轮的竞争，因为我没留下遗憾。经过半个月的焦急的等待，结果不出所料，考试成绩全区名列第八，进入第二轮面试！初战告捷，让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因为面试才是对我真正的考验。我作为副职，很少有大场合讲话的历练，加上口舌笨拙，如何应付过去，确是一场考验。
仪表是考官对考生面试的第一印象。老婆在商店咬咬牙花七十四元钱给我买身西服，花三十元钱买了双皮鞋，作为我面试的行头，虽说不太合体，毕竟一身新衣。嘴唇上的小胡子如何处理，我对着镜子真是踌躇半天，最后下定决心剃净了算了，就像剪掉清朝男人脑袋后面的辫子，为了当官忍痛割爱吧！我提着箱子走出家门口，九岁的女儿在后面大声对我说：“爸爸，给我考个副处回来。”我真不知道她为何会说出这句话，但真真切切地说了，我回答说：“好，没问题！”
我是搭长途公共汽车到考点报到的，像过去进京赶考。全封闭的考场、严格的考律让人有点紧张和压抑，我索性什么书都不看了，听天由命吧！终于轮到我进场面试了，面前一群严肃的考官，让我心中一阵慌乱，头脑几乎一片空白，我机械地坐下来，听着主考官的安排。“四道题，前两题是必答题，后两题二选一。时间八分钟，可以开始么？”此时，我的脑子在飞速地旋转，空气像凝固一样，两道必答题并不难，但要在短短几分钟内提炼出观点，并用语言表达出来，感觉力不从心、词不达意，让我越发紧张，断断续续答完第一道题，我竟用了五分钟。主考关切地提醒一句：还有两题，剩下不到三分钟。我明白时间不允许我答完我所想说的一切！我还没把问题答完全，时间就无情地结束了。我无奈地走出室外，等待评委对我的评判，我最后平均得分73.2分。
我走出考场，几个比我早出来的考生在打听着分数，我的分数就在估计的分数线的临界点。我心想：完蛋了，这次真的完蛋了！和我同来参加面试两位党委书记，他们得分都在80分以上，铁定的过关了。我则是生死未卜，命悬一线！这天晚上他们邀请我一块吃饭，席间他俩谈笑风生、把酒临风、喜气洋洋，我则满脸沮丧和懊悔，叹息自己的命运不济！
回到家我百无聊赖，刚好星期天便带着女儿到街上瞎转悠，排解心中的烦闷。人在前途未卜时，常常会相信迷信。我在县医院门口，遇见一个算卦先生，先生是个盲人，问了我生辰八字，然后子丑寅卯的用手掐算了半天，对我说：“客官，你的卦好啊！这半年都没遇到过这样好的卦，你喜事临门，心想事成啊！这卦可要封重金啊！”我对算卦总是半信半疑，但瞎子几句话说得我心花怒放，我掏遍口袋，只找到了五十元。对他说：“谢谢先生吉言，若如所愿，再封百元。”（当时工资也就二百多元）我领着女儿走到邮局门口，突然，挂在腰中的BP机震动了几下，显示是在市委工作的小叔的办公室电话号码。我预感到：好消息来了！要是不入围的话，小叔绝对不会星期天到办公室打电话的！我就近回电问话，叔叔兴奋地说：“入围了，你过分数线0.2分。”我在街上遇到朋友，急忙借了一百元，向算命先生还愿。算命先生说：“看看，我算着你不出今上午必得回来！”引得周围人啧啧称奇。算卦这事，我看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要不为什么这东西会存在几千年而不绝，里面肯定有许多内在的东西，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而已。
接下来是组织考核，从二十四名考生中选出十二名。说实话，我能从开始走到现在是已经很满足了，是否能跳过龙门，已经不抱太多的期望。而我亲人、朋友此时却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他们说：“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离目标只有一步之遥，绝不放弃！”接下来的事情，已无关知识，更重要的是人脉关系和各种力量的平衡，谁能够胜出取决于上级组织的取舍，我唯一能做到的是耐心等待。
天平再次向我倾斜，幸运之神向我招手，我以微弱的优势，从副科直接晋升为县委常委，成为全区最年轻的县委领导干部。我是如何在第一时间得到这个消息的，我真的忘记了，我认为提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结果给我赢来了尊重，一个市级领导干部评价我：不鸣则已，一鸣飞天，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很不愿写这篇小文，写得也很不顺手。因为我不习惯这样自恋般的表达方式。但绕不过去这个经历，毕竟这个事情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是个标志性的节点。在这个节点上，我踏上了漫漫的风雨交加的从政之路！
迷瞪
我从小就迷瞪，因为迷瞪不知挨了多少次打！一生小事迷瞪、大事也迷瞪，为此失去了很多次升官发财的好机会，我常自艾自怜：怨不得别人，谁让自己好迷瞪哩！
今天又着实迷瞪了一次。因公出差到北京，提前两天在网上订了G656的高铁票，下午一点二十八发车，三个小时旅程，四点半到站，再有一个小时到宾馆，稍事休息不耽误吃饭，计划得可谓完美。怕误车，全家人12点安排在郑东新区吃火锅为我送行，一个小时吃毕，送我到郑东高铁站，我取完票离发车还有十分钟，心里十分惬意，一路顺风啊！
我瞅一下进站口，无人排队进站，心想中国人乘飞机还排队，何况坐火车？说明还早着哩，便找个候车座坐下来玩微信。我转发的一条微信引起了很多好友围观，一时间评论甚多，我也是故作深思状发出声声呐喊！一时忘了时间，偶然瞥一下腕表，竟然13点27分！急拉箱子向进站口飞奔，检票员告知：“车已发出，改签吧！”纵使我千呼万唤，火车也不会调头了。我真是个迷瞪，高铁是提前十分钟进站，该进站的都进站了，进站口咋还会有人排队呢？大迷瞪一个。
除了骂自己一顿，没办法，去改签吧！我的天，去北京时间最近的票是下午五点半，离发车还有五个小时。给北京接站的伙计发短信：改签成G522，晚八点半到！回复道：没问题，八点接。这五个小时咋打发？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心想要是再有三个人就好了，可以找个地方打麻将，打牌时间过得快，眨眼都过去了。可惜我是个光杆司令，我拉着箱子在大厅晃来晃去。心不甘嘴不愿，万一有个退票的呢？弄不好捡个漏。又去卖票口撞运气，“去北京的没有票，但去石家庄的有，14点05，要么？”售票员问。我一阵大喜：“要、要……”走一段算一段，只要我登上车，管他三七二十一，撵是撵不下来！
急急忙忙退票，急急忙忙进站，急急忙忙上车，又急急忙忙给朋友发短信：“伙计，实在对不起，又改签成G488了，16点48到北京西，接站。”回复短信曰：“你是百变金刚？”
车到石家庄，呼呼啦啦上了许多人。没办法，给别人让座吧，到两节车厢的交汇处，补票后，席地而坐，闭目养神，掩饰尴尬。
到北京西客站，刚走下车厢，两警察双双敬礼，引同道人侧目而望，两弟弟提箱掂包，嘘寒问暖，热情备至，车厢悲催之气烟消云散。两弟弟领着我径直走进国宾通道，享受总统待遇，顿觉爽快！
古人云：迷瞪自有迷瞪福。我大概属于此类。
智斗
上厕所撒泡尿，手机落在厕所洗手台。当想起时已过三个小时。手机时关时开，偶尔打通后也是不接电话。手机丢了倒不太可惜，里面的通讯号码丢了，损失就大了。用另外的手机发短信吧，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找回来。
于是写了一条短信：朋友，我知道你会看到这条短信，在某某大学工作、学习的人都有很高的素质，捡到别人的手机一定会归还的。其实我的破手机值不了多少钱，如果归还我，我承诺给你一定的酬谢，还能交为朋友。
先表扬，把他架上道德至高点，再用金钱加感情诱导。
果然有效，竟然回了：其实说实话我也不想这样，捡到手机当然要还给你，再说了我们都是同学，而且我也看到了你的通讯录里存了很多的号码，但是当时捡到手机的时候我和一个同学在一起捡到的，我不会那样做的，可他就是不愿还给你。
先表白自己，有同情心。把不道德的事推到别人身上。
看来有门了，接着发：咱们某某大学的学生都是品学兼优的人，不能因为一部手机而丧失道德吧？况且我还有酬谢！
断其道德后路，金钱引诱！
回：好吧！那你先去打钱吧，我不会骗你的，要不然我也没法向他交代。其实我真的不想要这笔钱，但是没钱我也没法向他交代，对不住你了。
引导发生威力，数目太大，心里无法接受，可又不能陷入讨价还价之中，诱其暴露真实身份。
发：你把账号发过来，我下午打过去。
回：农行：622848387……569
哈哈……有了账号，不愁找不到你真实的人，但查账号还是很麻烦的事情。我反复想，要是把钱打过去，他手机一关找不到了，我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又让人耍弄一回？
发：我们还是见个面吧，钱货两清，这样你我都不担心。
沉默……他在权衡。
有了账号，我有了向其谈判的砝码。
发：同学，这是我的工作电话，有特殊功能，如果我下决心找的话，一定会找回来的。
表明态度，你不给我，我也会有特殊的渠道找回。
回：你不怕我扔到河里了？
反抗挣脱，想玩失踪。
我一看急了，别真这样做了！
发：我奉劝你不要这样做，因为你的银行卡号我已经掌握，你懂的……
揪住尾巴，点住穴位，不能跑！
沉默……思想在激烈斗争。
发：同学，我告诉你，捡东西不还，是不当得利。如果故意损害，就是涉嫌犯损害公私财物罪。如果再坚持要钱，涉嫌犯敲诈勒索罪。
晓以利害，后果严重，何去何从，认真判断。
沉默……
发：如果再不回话，我会把这件事情反映到学校保卫处，你知道对你们的影响的……
继续施压，让其崩溃。
回：你是在威胁我么？
口气虽强硬，但已穷途末路。
发：我是在劝告你。你如果现在把手机给我送过来，我们还是朋友，给你酬谢。你认真想想，可别让我做对你不利的事。
指明出路，迷途知返，可以原谅。
沉默……
回：好吧现在那个同学他也不在，那我还你吧。我也不愿留下别人的东西，我去还给你吧。
放弃抵抗，表白自己。
发：我在某处等你，望你守约，我会履行承诺。
十分钟后，在校园的一角，终于见到那个不敢直面的学生，终于把丢了三天的手机找了回来。作为承诺，给他了许给他的酬金，虽然他满脸的羞愧！
路正长，从头越……
走进时，参天枣树的枝丫上，刚刚露出豆一样大的叶蕾，走出时，却是满树的绿色了。在这春意盎然、玉兰盛开的校园里，我度过了美好的“三月天”！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仰慕已久的学府，他为共和国而诞生。在青春年少时，对他曾有过激情与梦想，而今走进来时，已是两鬓染霜，时光磨去了青年的轻狂。
这是一个充满活力、整洁的校园。每天晨曦初开，学子们都会排着方队、迈着矫健的步伐，整齐地走在洒满阳光的道路上，口号阵阵、歌声嘹亮，青春的朝气如滚滚春潮。
我们这群称得上学子们父辈的人，列队从他们身后走过，唰唰唰的脚步声，依稀把我们带回曾经的青年时光，只是比原来了少了些轻狂多了些厚重，少些浮华多了些稳健，五十年的风霜浸染，比他们多了份沧桑与自信。
课堂，有久别一样的陌生感，讲坛上专家学者纵横捭阖，不乏精彩演说，有认同、有共鸣、有碰撞、也有反问，有所收获，也有所感悟，孔子曰：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我们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龄。
收获最多的当然是友谊，这群人从天涯海角、长白山下、东海之滨、雪域高原、中原大地、茫茫草原来到一起，操着不同的口音，有着不同的习俗，但有着一样的职责、一样的追求、一样的信仰，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晋监同学”，我们共同走进了共和国高级警官的行列。
令人欣喜的是认识了一群人民公安大学的学子，他们品学兼优、风华正茂，严格的四年培养，看起来比同龄人更为成熟，和他们言谈话语间，感受他们的睿智与热情，青春与阳光，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公安的希望，他们时刻准备着像雏鹰一样飞向蓝天！
授衔仪式庄严而又神圣，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我们举起右手向国徽宣誓，虽然远去了热血澎湃的年龄，但憨厚的誓言，铿锵之中有着担当。
毛泽东作过这样一首诗：“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是啊，路正远，道正长，而今迈步从头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