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1905～年）古典文学专家、文学翻译家。上海松江人。建国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1957年后，转向古典文学和碑版文物研究。有《吴越金石志》、《金石百咏》。
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文坛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可谓多矣；但这些人物中，能够挺过后来一连串的风风雨雨，并在桑榆之年老骥伏枥，笔耕不辍，依旧堪为文坛或学界之翘楚，且最终走向新千年、新世纪的，则实在是寥寥无几。施蛰存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施蛰存，一生从事文学创作、办刊、翻译、古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等工作，历任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教授，是一位“通才”型文化人。施蛰存一生与书相伴，人生的每一步都投下书的影子，其读书治学之经历与方法无疑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我是读书人。我的职业要我读书，
我的业余工作也要我读书。”
施蛰存一生读过多少书？这是一道算不出结果的加法题。从父亲给六岁的他举行开蒙仪式那年（1910年）算起，施蛰存读书的历史长达近一个世纪。读书，成了他生活乃至生命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一篇题为《为书叹息》的文章里，他说：“我是读书人。我的职业要我读书，我的业余工作也要我读书。”这无疑是他为自己的读书生涯所做的最朴实而又最确切的总结。
施蛰存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父亲也爱读书，家里的藏书就有十二箱，经史子集都有。所以他说，他的中文是家学。如果说，隔壁私塾里的徐老夫子是他的启蒙老师，那么，父亲的十二只书箱应该是第二个老师。正是这两个老师，激发了童年施蛰存对读书的浓厚兴趣。七、八岁的他已经开始跑到外面的书摊和书肆里买书了。在《我的第一本书》一文里，八十高龄的施蛰存回忆道：我买的第一部小说就是金圣叹批本七十回的《水浒传》；第一本古典戏剧书是《蕉帕记》；郭沫若的《女神》是我买的第一部新诗集。《少年维特之烦恼》是我买的第一部新文学出版物的外国小说。五彩斑斓的文学世界使施蛰存流连忘返。进入中学后，施蛰存更加勤奋地在书海中遨游，并且萌生了搞文学、当作家的念头。
由读书到买书、再到走文学道路、自己写书，这本是一条分外艰辛的路，可对施蛰存来说，这条路似乎走得特别自然，特别顺畅；也许，除了兴趣、天分之外，还有一种非由人定的机缘吧。历史往前推进时，似乎充满了这样那样的偶然性，可回过头看去，又会发现，过程与结果之间，有着一条若有若无而又明灭可见的发展之链、必然之链。从小就爱读书的人，未必都能成为大师，但最终成为大师的，却往往是那些从小就被书籍和知识“俘虏”了的人。
“乱翻书”的作家与“见异思迁”的学者
在读书方面，施蛰存的兴趣相当广泛，举凡古今中外关于文学之名著，只要有可能，无不找来一看。上大学他先是学英文专业，于是“钻进了英国文学”，一年之间就通读了英国文学史和大部分英国散文与诗歌。后来，转学至上海大学念中文系，在陈望道、沈雁冰、俞平伯、田汉等老师的影响下，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阅读，并开始了初步的研究。四年级时，又相继转到大同大学和震旦大学读英文和法文，在叶上之、胡宪生等老师的指导下，继续阅读欧洲文学。在读书方面，施蛰存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好胃口”，从不挑肥拣瘦，更不会因噎废食。1928年到1937年，施蛰存在上海做“亭子问作家”，正式走上了文学道路。这十年，他的“职业是书局编辑，业余工作是写小说，翻译外国文学。”除了阅读苏联、东欧和美国的文学作品，还“热衷于明人小品，把公安、竟陵派的几十部诗文集看了一遍。”
在《我治什么“学”》一文里，施蛰存谦虚地说自己“读书没有计划，得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对于法国诗歌，也只是“似懂非懂地乱读了一阵”。事实上，这种“没有计划”的“乱读”，对于学术研究也许是不合宜的，却正是作家的必修课。这种读书状态，使他“知识面广了，眼界开了”，创作灵感纷纭而至，源源不断。短短十年间，施蛰存先后写作和出版了近十种小说集，还有数量不菲的翻译作品，被后来研究现代文学的人，称为“新感觉派主要作家”、“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者”。在总结创作经验时，施蛰存说：“在我写小说的时期，古典文学对我实在没有影响。”但读古代的作品，却对“学习语言文字”、“提高文学写作的基本功”，大有裨益。
“乱翻书”为施蛰存提供了创作的充足营养，却不能在研究工作中大显身手。从30年代末开始，施蛰存的小说创作就自动终止，开始了辗转十多所大学的教书生涯。在教学过程中，他发现，“光是读书，纵然读得很多，全不顶事。”要解答学生的问题，就得深入研究。于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教学相长”、学以致教的读书治学生活开始了。值得注意的是，施蛰存的治学也是“跟着兴趣走”，因而除了涉猎广，还具有钻研深、见性情的个人特色。随着教学工作的变动，他先后钻研过云南古代文献、敦煌变文、史传、宋人笔记及词话、唐诗宋词和金石碑版，其间还翻译了近二百万字的东欧、北欧及苏联小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的研究著作，深入浅出，娓娓道来，一反时下流行的“八股”做法，显得亲切自然，引人入胜。
在谈到读书与治学的关系时，施蛰存说：“任何人不会一上手就研究一门学问，必须有一个逐渐走向研究工作的过程。这个过程，我把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浅尝到博览。对某一门学问开始感到兴趣，渐渐地一本一本找这方面的书看，熟悉了关于这一门学问的各方面情况，这是第一个阶段。……在更广泛的阅读与思考之际，必然会发生问题。碰上了问题，就要自己去解决，这才走上了第二阶段，可以称之为‘入门’。入门之后，你会觉得欲罢不能，索性把一切弄不清楚的问题弄弄清楚。于是不能不展开更深入、更广泛的探索，这样才到达第三个阶段，开始做研究工作了。”这一段话真是读书做学问的经验之谈，凝结着施蛰存一生的求索与智慧。
施蛰存还自称自己做学问是“见异思迁”，并勉励青年学者要“一步一步地走完治学的全程”。其实，施老的“见异思迁”，未尝不昭示着这样一个道理：没有对研究对象的兴趣与热忱，随便找一个课题来做研究工作，是做不出真正的学问来的。对青少年来说，“朗读能巩固记忆”
在具体的读书过程中，施蛰存提出了三种读书法：朗读、背诵和“看书”（默读）。
和鲁迅一样，施蛰存幼年所受的也是“三味书屋”式的私塾教育。长期以来，这种教育模式一直被钉在“封建”、“刻板”、“戕害儿童心灵”的耻辱柱上。在中学语文课本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的寿镜吾老先生被“分析”为封建教育的迂腐代表，三味书屋也成了百草园的对立物，鲁迅对启蒙老师的追怀之情被一笔勾销。然而事实究竟如何呢？八十高龄的施蛰存在回忆自己“甫就小学”，接受这种“读背结合”的语文教育时，意味深长地说：“一本《千字文》，半年就读完而且背熟了。这就意味着我在初上学半年内就认识了一千个字，虽然不很懂得它们的意义，但也并不是毫无所知。现在小学一年级学生，恐怕识不到五百字。因此，我对旧社会中以‘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为小学生启蒙读本的办法，现在也不很反对了。”
何止是“不反对”？施蛰存还曾经说过，读书之乐，在于自己读书，为读书而读书。也正是这种读书之乐，培养了我一生乐读书的习惯，同时也为我后来能用细密的理性分析方法去读书打好了基础。因此他认为养成经常读书习惯、打好读书分析基础的最佳时期在于中学阶段，即十四五岁到二十岁这一段时期。在此期间，恳请中学语文教师，要做好对中学生课外阅读的指导工作。对中学生主要是要善于培养他们爱读书的习惯。后来，八十七岁的施蛰存在一篇题为《看书·读书》的杂文中，还以极大的热情向中小学语文教师“建议”：一、应当多多指导并带领学生朗读，朗读能巩固记忆。二、希望高中语文教师选一些文言文作补充教材，最好是议论文，也希望高中学生多看一些文言文的课外读物，以补充教材的不足。此外，在文字方面，还必须熟悉繁体字。鉴于当前在大、中学生普遍存在的“厚今薄古”现象，施蛰存的呼吁除了出于读书方法本身的考虑，还蕴涵着一个爱国学者勉力维护祖国文化血脉畅通不断的良苦用心。值得欣慰的是，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教育主管部门已经认识到现行语文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终于把增加文言文含量作为下一步教材改革的重要内容了。施蛰存的远见卓识得到了证实和回应。
“朗读”、“背诵”之外，施蛰存也主张“看书”，即默读。他说：如果你能理解“看书”是默读，“读书”是朗读，这才可以理解“看书”也是“读书”。“成年人读书不出声，只是对着书看，这是因为他们很容易通过语言文字获得知识。中学生必须朗读课文”；“过了中年，只能看书（默读）了。”这显然是说，青少年时期“朗读”“背诵”功夫练成了，“看书”的过程中，才能更好地进行“慎思明辨”并学有所成。再深一层推究，“朗读”、“背诵”开始得早，在“看”的过程中获益并爱上读书的时间就会大大提前。如今的中学生对大部头著作往往望而却步，其深层原因恐怕正在于此。
刘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