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契（1915～1995年）哲学家。浙江诸暨人。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建国后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有《冯契文集》。
20世纪末，有一位中国的哲学家受到了国际哲学界的关注。1997年在韩国汉城举行的国际中国哲学会第10届年会，专场讨论了这位哲学家的思想，并对他在两年前去世表示了沉痛的哀悼。自1995年以来，国内外学者已发表了近五十篇研究他的哲学思想的论文。这位哲学家就是冯契。冯契于1915年11月出生在浙江诸暨的一个农民家庭。从普通的农家子弟成为世界注目的哲学家，读书就是他在这条人生道路上的阶梯，并且是伴随其终身的伴侣。
我是赞成陶渊明的“读书不求甚解”的
冯契之所以引起国内外哲学界的重视，是因为他的智慧说理论，对20世纪以来一直困扰人们的科学和人文的冲突这一重大的时代课题，作出了创造性的回答。哲学理论的创立，需要把握时代的脉搏和前人的思想智慧，而这就离不开读书。凡有价值的书籍总是时代风云的记录与前人思想的共同结晶。
冯契建立智慧说理论的过程，也是他从书中汲取智慧的过程。故每当其沉浸在发现哲学学说的快乐时，同时也享受着读书的快乐。冯契曾引用明代哲学家王心斋写的《乐学歌》来表达这种快乐：“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认为王心斋把学和乐视为一物，是很好的见解，虽然“学习不限于读书，但读书确是人生乐事，”“读书的乐趣有许多方面，或增进知识，或提高思想，或陶冶性情，乃至猎取片言只语作谈资，偶获令人莞尔的笑语，都会使读者感到心有所得”。
读书之所以能给人以快乐，是因为它能满足人的某种兴趣。
冯契说：“我的兴趣比较广泛，对经史子集、天文地理都想涉猎一下。涉猎，当然只是浅尝。我是赞成陶渊明的‘读书不求甚解’的。现在全世界的书籍不知有多少卷，其中我感兴趣的，也不知有多少种。生也有涯，知也无涯，只能满足于浅尝辄止了，‘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虽然未达到陶公‘俯仰宇宙’的境界，却也能忽然会心，有所启发，令人大开眼界，而欣然忘餐。”冯契读书的兴趣固然广泛，但他最感兴趣的，则是学哲学。因此，他从哲学专业出发，精读了一些书。
晚年冯契回顾自己读书生涯时，这样说道：“我的专业是哲学，注意的自然是想从某些书中吸取哲人的智慧。智慧和知识有区别。论知识，今天中学生学到的数理化生史地等，比起孔子、老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来，要丰富许多倍。但论智慧，就不能那么说。智慧是对宇宙人生的某种洞见，它和人性自由发展有着内在的联系。孔子、老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其他先哲的著作，正因为其中包含有取之不尽的智慧，所以具有‘永久的魅力’，值得后代人不断地回顾。而且不只是这些哲学名著，在我看来，像《红楼梦》、石涛《画语录》等，也是富于智慧的。那么，怎样来从这些名著中汲取智慧呢？我的办法是按性之所近和时（时代）之所需来选择若干种，实行精读、反复读，并且开动脑筋，细细琢磨。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只有学而且思，才可免于迷惘和危殆；而从积极方面说，熟读深思，把学问思辨结合起来，正是从书中汲取智慧的途径”。
读书要“能入”，更重要的是“能出”
1941年夏，冯契从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进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哲学部，跟随金岳霖学习。在这期间，他给自己开了两个书单：西方从古希腊到维也纳学派，中国从先秦到“五四”，按历史顺序选读各家主要著作，有的精读，有的略读。一旦有心得和疑问，便怀着迫切的心情，找老师请教、讨论。通常，有关西方哲学问题，他去请教金岳霖；有关中国哲学的问题，他去请教冯友兰和汤用彤。同时，他每周六到金岳霖的住处去读书，先是读休谟的著作，后是读布拉德雷的著作。冯契在晚年对这一段紧张、愉快的读书生活，做了生动的描述：“开始读休谟的Treatise时，只有一本书，由我捧着朗读，金先生半闭着眼睛听我读，读到其间，他说：‘打住！’便向我提问，要我回答。往往是这样一个问题，那样一个诘难，使我感到仿佛突然落到荆棘丛中，不知如何才能摆脱困境。于是，他就给我详详细细地分析和批判休谟的思想，从这方面解析，从那方面探讨，又从第三方面考虑，等等，不一定有结论，但把问题引向深入了。金先生对休谟的书真是熟透了。哪一页上有句什么话，有个什么重要概念，他都记得，并且不止一次地提醒我：‘要认真读几本书，不要浮光掠影把书糟蹋了！’他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严密分析的思维方法，给了我极深刻的教育。”
在这期间，冯契还体会到精读几本书，不仅是要“能入”即熟读它们，更重要的是要“能出”即把握住它们的宗旨，从中跳出，将其中的养分化为自己的心得。这一体会，是他经汤用彤的指点悟得的。对此，他曾这样回忆道：“许多哲学名著，过去我浅尝辄止，这时想系统地钻研一下，又觉得难度很大。文献浩如烟海，哲学史上的大家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天才，他们深刻的思想只有通过艰苦的钻研才能把握，但把握了确又易被它的魅力紧紧吸引住，难以钻出来。所以，‘能人’难，‘能出’更难。我跟汤先生谈我的思想顾虑，他说：‘慢慢来，你行的！’在学大乘空宗著作时，他指点我学‘三论’、选读《大般若经》，又回过头来读《肇论》。他问我有什么体会，我说：‘僧肇把般若经和三论的精华都概括出来了。’他说：‘中国人天分高。印度人说那么多，也就是《肇论》那么些思想。’我忽然对如何‘能人能出’的问题有了领会，僧肇就是一个能人又能出的典型”。
要在研读名家著作时，做到能入又能出，在冯契看来，关键在于不迷信它们，不被它们所压倒，并敢于提出不同的见解。他年轻时，就把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引用的但丁的话作为座右铭：“走自己的路，不要管别人说话！”他在作金岳霖研究生时，认真读了金岳霖的《论道》和《知识论》手稿，经常和金岳霖进行讨论，这种讨论不限于金岳霖为其解惑，还包括了他向金岳霖提出自己的观点。金岳霖的著作区分了知识论的态度和元学的态度，认为知识论的裁判者是理智，而元学的裁判者是整个的人；研究知识论可以用客观的、冷静的态度去研究，而研究元学则不一样了，即不仅在研究对象上要求理智的了解，还要求在研究结果上得到情感的满足。冯契以后在谈到其智慧说理论的缘起时说：“我当时觉得，这样区分两种态度是有问题的。金先生问我的意见，我对他说，理智并非‘干燥的光’，认识论也离不开‘整个的人’，我以为应该用Epistemoloy来代替Theoryofknowledge。广义的认识论不应限于知识的理论，而且应该研究智慧的学说。”也就是说，冯契认为在认识论的研究中，要求理智的了解，还能获得情感的满足。对此，金岳霖鼓励他循着自己的思路去探索。
从此，知识和智慧的关系成了冯契一直关心和思索的问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就再也放不下它”。他的智慧说理论的创造由此而开端。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如果冯契在读金岳霖著作时，没有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精神，就不会有日后振聋发聩的智慧说理论的诞生。
冯契在受教于汤用彤时，同样表现出这种精神。
汤用彤是研究魏晋玄学的名家。他从“有无、本末”之辨，指出并说明了由王弼“贵无”到《庄子注》“崇有”，再到僧肇“非有非无”，是玄学发展的主线；同时在佛学般若学中，由道安（本无）、支遁（即色）到僧肇，也经历了类似过程。这是对玄学发展的很有说服力的理论上的梳理。冯契在研读了汤用彤的论著和《庄子注》后，写过一篇读书笔记给汤用彤看，笔记中提出《庄子注》的主旨是“独化于玄冥之境”，亦即“有而无之”，这是试图在王弼“贵无”、裴顾“崇有”之后，综合这一说；因而汤用彤的理论框架还可以作些改进。汤用彤对他这种读书态度倍加称赞。之后，冯契经过进一步的探索，对魏晋哲学发展的线索作了新的梳理，并写入他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中。
他读书从不盲从权威
冯契对待外国学术权威的著作，从不随声附和。他在中国古代哲学史研究领域里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即对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提出了较系统的看法。这与他对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书作独立思考，是分不开的。李约瑟曾说：“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冯契在和友人通信中，谈到读李约瑟著作的体会时说：李约瑟的上述“见解很有启发性，但我在几个主要问题上感到不足或不敢苟同。第一，他贬低了唯物主义传统，说像王充那样过早地批判神学，对科学不利；第二，他把真正的辩证逻辑（如内经）和形而上学（如董仲舒）混为一谈了；第三，他过分夸大了中国和西方哲学思想上的差别，看不到人类认识发展有其共同规律（注意差别是对的，但不能过分夸大）；第四，他没有考察，如何同科学的发展相联系，中国的哲学与逻辑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正因为冯契不盲从李约瑟的权威，所以他能把解答“李约瑟难题”的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冯契在读中外学术名著，包括在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时，从不人云亦云。他对马克思主义有着坚定的信仰，但从不把马克思主义著作当作教条来膜拜。他回忆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情形时说：“我最初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是在‘一二·九’运动中。开始读得很杂，读苏联人写的书，读中国人写的书，包括李达、艾思奇等人的著作，也直接读英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但最使我心悦诚服的，是在抗战期间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我是在山西抗战前线读到的。这本书当时给前线战士带来的兴奋和所起的思想解放作用，没有亲身经历、体验过的人是难以想象出来的。”“记得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完全被吸引住，一口气就读完了，后来又反复地读。《论持久战》特别使我感受到理论的威力，它以理论的彻底性和严密性来说服人，完整地体现了辩证思维的逻辑进程。”“《新民主主义论》，我是到昆明以后才读到的”，当时，诸如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一个农业国家怎样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等问题，困惑着我们许多人，而这本著作“提出了这一系列问题的基本观点，也概括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问题的基本观点”，从哲学的高度“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使得许多疑问、困惑迎刃而解”。
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心悦诚服，并不意味着将它们作为束缚自己思想的绳索。冯契在回忆中还说道：“在我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时候，同时又读了许多中国和外国的哲学著作，有了比较。而且我个人喜欢独立思考，甚至可以说喜欢标新立异。我认为，对任何一种哲学学说不能够迷信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应该如此。首先要理解它，经过自由思考、自由讨论，经过分析比较，作出肯定的选择，这样才是真正的赞成它。”所以，他鄙视当时流行的，流露浓厚教条气息的苏联哲学教科书。冯契的智慧说理论是其以独立思考的态度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产物。他认为要从书中汲取智慧，一是不能匍匐于名家、权威的著作之下，不敢批判和创新。二要注意不能“有了一点见解、心得，便狂妄自大”，而应“要有宽容精神、兼收并蓄的胸怀”，把别人书中的精义融化于自己的思想，使其成为进一步探索的出发点。实践中，他正是这样做的。
在冯契晚年读的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他的同事或学生为请其作序而送来的著作，《冯契文集》中收录了二十多篇这样的序。在这些序里，他都谈到了读这些著作使他受到了哪些启迪，促使他思考了哪些问题。这突出地反映了他在读别人著作时虚怀若谷的精神。
以从书中汲取智慧为乐，已成为冯契的一种人生境界。对于达到此般境界，他说了自己的切身体验：“为要从书中汲取指挥，就要让自己的精神始终保持自由活动的状态，不受任何束缚。书是传播思想的，它能启发人去自己思考，但也能成为束缚框框。所以，善读哲学书者，既要把握其体系，又要克服其体系；既要能人，又要能出。只有自尊其心，运用自己的理性独立思考，才能从熟读精思中取得智慧。这里用得着庄子的话：‘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书是由名言组成的，经过熟读精思咀嚼消化，透过名言而得其精义，窥其洞见；而此洞见仿佛是我的理性固有的，‘得其精义’亦即精神自得。这便达到了‘得意忘言’的境界。汉语‘得意’一词，既指得书中之意、言外之意，又指自得其意、自得其乐。这样的‘得意’，大概就是王心斋所说的‘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了”。从中，也许我们能领悟到什么是冯契读书之乐的境界。
陈卫平华东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