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时曾经从父亲书箱中找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读过，读得饶有兴味，非常投入。有的还读过不止一遍。特别对七十一回本的《水浒传》情有独钟，至今记忆犹新。《红楼梦》是在念初中时读的，因为是名著，不读总觉得缺少了什么似的。但看得似懂非懂，兴味索然，是硬着头皮时断时续地读完的。对它的印象已经十分模糊了。
整个中学时代，我对中国文学深有兴趣，几次获得全校作文比赛的前一二名，还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文章。同学们都认定我会走上研究中国文学的道路，我自己也是这样自许的。高中毕业后，突然感到当时中国文学系的毕业生失业者多，为谋生计，我毅然放弃了文学，报考了国立暨南大学的工商管理系。1948年毕业后，考进中央银行，在经济研究处工作。1949年5月上海解放，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曾在川南行署、西南财委从事金融、商业、调查、编辑等工作。1953年调入西南统计局，以后就没有离开过统计工作岗位，直到1991年离休。由于工作较忙，在财经、统计知识方面也有待于不断充实，整整四十余年中，我几乎与中国文学绝缘了。离休后，我迷恋于中国古代和近代统计思想史的研究，而中国古代的统计思想是散见于各种古籍中的，在爬罗剔抉的过程中，阅读了不少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重新激发了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年届八十了，突发奇想，拟重温中学时代的旧梦，移情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欣赏与研究。首先想到的还是儿时曾经读过的中国四大古典小说。当然，见解不同了。儿时读书，重点在于故事的情节；现在读书，重点在于人物的性格，比如，对《三国演义》中的关羽，过去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现时则颇多微辞了。《四大名著人物散论》，是我重操阔别数十年的文学后，花费了近两年时间完成的。
书中对有关人物的评论，《三国演义》、《西游记》用的是全本。《水浒传》用的是七十一回本。自宋公明全伙投诚朝廷后，除破辽还体现出一点民族精神外，锄田虎、诛王庆、攻方腊都是农民起义军内部的斗争。最后在与方腊的斗争中，虽然以胜利告终，但也打得两败俱伤，只剩下了二十来名兄弟。这期间，无非打打杀杀，对人物性格的描绘，并无多少发展。《红楼梦》用的是曹雪芹原著八十回。后四十回续书，或与原著歧出，就不采用了。世间对小说的版本多有讲究，我读书不多，对版本鲜有考核，还是老老实实地用了坊间常见的普及本。我想这也不至于有碍于对人物的评论吧。
对四大古典小说人物的评论，历来散见于书刊者不少，但我很少拜读。在我印象中，这些著作好像索隐考证、旁征博引者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又兴起了阶级斗争说，甚至连《西游记》这样的神魔小说，也有比附于明代正统、成化和正德年间的农民起义者。而原著对人物性格描绘的展开，反倒不予分析了。这样的评述，当然也有一定作用。但我写这本书，材料只局限于原著，并不牵扯其他有关著作。一是因为个人知识浅薄，工作以来，对这方面的书籍几乎没有接触过。现在再来补课，难免为时已晚，时不我待了。另一方面，我也有一点个人的私见，认为根据原书的描述来评论人物，原汁原味，可能会更接近实际一些。因此，我重在体会原书，无非根据书中的描述，稍加归纳、演绎而已，书中直录原文者不少，而没有展开思索的翅膀，浮想联翩。当然对原书的理解，由于立场、观点的不同，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分歧。但既然以原作的阐述为基础，自然对人物的评价可能会更真切一些。
书命名曰“散论”，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评论到的人物是任意选出来的。论述的对象，一般为书中的主要人物，因为对主要人物，原著着笔较多，材料充实，研究起来空间比较开阔。但也不完全如此。如对《三国演义》中的夏侯惇、曹仁、张辽、司马懿、孙策、太史慈、甘宁等主要或较主要人物，未加论述，而对王允、田丰、陈宫等人，则留有一席之地。对《水浒传》中的公孙胜、秦明、花荣、杨志、索超等人未加探讨，而对张青、王英等人反而论及了。总之，对人物的选择，并无一定的标准，而是随兴之所至，任意选出来的。二是对每个人物来说，并非集中地加以评论，而是一事一议或数事一议，分散地加以探讨的。如关羽与宋江都是分三篇评论的。当然也有比较集中的，如赵云、黄忠、魏延、卢俊义。这是因为对这些人物来说，就某一事情加以评论，似不足以显示对象的某一方面，而集中地加以探讨，多少可以显示出人物的某些面貌。
本书是我脱离文学到重新拣起来的第一本习作。毕竟对文学已久违了六十来年，写起来总有点碍手碍脚的感觉。我现时体力尚健，每日埋首五六小时不会感到疲劳。加以头脑也还比较清晰，往事历历在目，也具有一定的综合分析能力。只要这种状态能够继续维持下去，我仍将专情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不妨套用旧小说中一句耳熟能详的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吧！
莫日达
2007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