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动荡的中国近代史中出现了一位被梁启超称为“国士无双”的人，他，就是伍连德。他从1910年东北鼠疫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这是一位开创了近代中国卫生检疫事业的医生，也是一位卫生检疫史上里程碑意义式的人物。
1910年9月的一天，几名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工作的中国工人突然暴毙身亡。俄国人见状后，心中自知不妙，虽然还不清楚究竟是何种病症，但是基本可以判定他们死于瘟疫。于是，俄国人很快驱逐了剩下的中国工人，并且焚烧了死亡工人居住过的工棚，以及所有工人的衣物和行李。被驱逐的中国工人们于当年9月17日来到距中俄边境不远的满洲里。当时，东北陆路边境口岸还没有建立国境卫生检疫体系，他们在毫无检疫监管的情况下进入满洲里城内。6天后，两名工人相继病亡，自此瘟疫迅速蔓延开来。
3个月后，疫病在东北全境爆发，并向关内蔓延，最终酿成20世纪最大的一次肺鼠疫流行疫情。当时，疫病爆发的中心地区在哈尔滨的傅家甸一带，也就是今天哈尔滨的道外区。由于俄国人在此修筑中东铁路，傅家甸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成为当时哈尔滨人口集中的区域之一。严重时，傅家甸一带每天都死亡100多人，不仅是哈尔滨，就连长春和奉天，奉天即今天的沈阳，也相继出现大规模死亡病例[3]。
东北的疫情很快被上报到清政府，但当时清政府关心的重点不是如何防止疫病流行，而是如何防止疫情传入北京。为了保证北京的安全，清政府派重兵把守山海关，这里是关外通向关内的必经要道，并且，清政府停发了由山海关入关的多条铁路线。在确保北京暂时安全的同时，清政府也积极商讨如何应对疫病。倘若袖手旁观，列强必定会趁机干涉、侵犯主权。在此危急情势之下，军机处、外务部等人员反复磋商如何与外国交涉疫情，从而最大限度地保全中国的利益不受损。果然，俄国政府眼见疫情蔓延，提出要派兵协助防疫。日本，也对东北虎视眈眈，不断增兵大连。清政府已经意识到，有效防控这场瘟疫，关乎到东北的主权。为此，必须要选派一位中国人前往东北抗疫，以打消列强“偷天换日”的野心。
这时，袁世凯推荐了留英医学博士伍连德担此重任。伍连德祖籍广东台山，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早年留学于英国剑桥大学，后来在英国、德国、法国等著名医学院实习并从事研究工作，是一位研究传染病领域的专家。1910年12月，伍连德临危受命，被任命为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这一年，他才32岁。
伍连德抵达东北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弄清楚这场瘟疫究竟是由何病引起的。
他来到哈尔滨傅家甸，仔细查看染病者以及病死人员的症状。他判断，这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鼠疫，但与腺鼠疫不同，这种鼠疫主要通过空气飞沫和气溶胶传播。凡染病者接触过的物品、衣服，以及病死者的尸体，都是极强的传染源，而且一经传入，人体肺部被严重破坏。这个结论在当时闻所未闻，不少人表示怀疑。
东北境内的外国医师也不相信，还是照搬西方传统的鼠疫防治经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灭鼠运动。就连国内的卫生专家也大力呼吁，《大公报》连载刊登了医学家丁福保的《鼠疫病因疗法论》等文章，向读者介绍鼠疫防治知识，文中提出“奖励育猫，或用法剿灭鼠族”。受此影响，不少官府出资购买老鼠，鼓励大家捕鼠灭鼠。
但伍连德却力排众议，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他继续发现，这次肆虐东北的鼠疫，其传染源并非来自老鼠，而且长期活跃于西伯利亚高原的一种动物，名叫旱獭，民间俗称为土拨鼠。它们有着漂亮的皮毛和不菲的市场价格，是远东地区皮毛交易的主要商品之一。那些早期暴毙的中国人，就是被俄国人雇佣获取旱獭的皮毛，而整个捕杀过程未采取任何消毒灭菌措施，以致鼠疫横行，也就出现了前文所述的那一幕。
伍连德将这种感染人体呼吸道和肺部的新发传染病称为肺鼠疫。为了防止病菌经飞沫和气溶胶传播，他采取了严格隔离消毒、焚烧尸体、封锁疫区和交通检疫等措施。但是，不少措施在推行过程中遇到了阻挠。
比如，中国人有办丧事的习俗。亡故之人不能立刻下葬，往往需在家中祭奠三日甚至一个月。这种做法在伍连德看来，无异于是在家中放置一个传染源。他一边请示清政府，一边与当地的乡绅沟通，经过努力，病患尸体才得以统一火化，同时将骨灰深埋地下。此外，为了更好地验证病症，伍连德及其助手需要解剖尸体，这一要求也遭到了人们的反对，经过不断的争取，伍连德得以解剖病患尸体。事后，伍连德也坦言：清政府同意对瘟疫死者进行集体火化，并且正式许可为了解病症而进行尸体解剖，是中国近代医学发展史上的两个标志性事件。
伍连德还积极采用现代防疫手段控制疫情的传播。他利用列车车厢改造的隔离场所帮助病人集中隔离。为了避免医护工作者与病患之间的亲密接触而触发感染，他要求医护工作者与患者接触后，应当勤洗手，并用酒精进行消毒，还发明了棉纱做成的简易口罩，人们亲切地称为“伍氏口罩”。他趁农历春节之际号召人们燃放鞭炮，通过爆竹中的硫磺，从而对全城的空气进行消毒。伍连德在东北的防疫工作得到了西方医学界的认可，据来华调查的医生所说，“东三省防疫事宜成效卓著，疫势可望不日消灭”。伍连德自己也坦言：“我国往时疫病流行，从未闻有防御之者，该次实为中国举办防疫之起点，树公共卫生之基础，厥功甚伟。”
这次肺鼠疫爆发之际，正值中国社会急遽变革和动荡时期，伍连德力挽狂澜，成功应对了疫灾，给近代以来长期处于积贫积弱的中国人赢得了民族自尊。这次疫情的成功应对，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国人不仅亲身体验到西方先进医学的功效，而且在现代公共卫生理念的倡导下，改变了一些传统陋习。譬如，人们开始重视整治城市和居住空间的公共卫生环境，不滥食、不滥捕野生动物，改变停棺不葬的丧葬传统，以及提倡火化、加强卫生消毒等。当时，由中央和地方颁布的卫生防疫法规纷纷出台，仅报纸刊载的公告就多达60余个，东北地区设立的各类卫生防疫机构多达1700余个。
1911年4月3日至4月28日，中国在奉天召开了由英、法、俄、日等11国代表参加的“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伍连德被推举为大会主席，这是近代中国首次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各国的科学家，对东北鼠疫流行及防控情况，以及世界范围内如何防控鼠疫传播等内容进行了研讨，尤其对伍连德在东北抗疫的成功表示祝贺。
伍连德的抗疫功绩并未就此终结，1917年，华北地区爆发鼠疫，伍连德再度“出山”，让我们继续一起了解伍连德抗击疫情的故事吧。
